“我的眼睛充滿了淚水，抑制不住心靈的震撼，我把收集來的大量素材進行加工、提煉和剪裁，寫成這部小說。我想告訴那些不瞭解歷史或者忘掉了這段歷史的讀者：我們的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和進步，我們過上了前所未有的溫飽生活，為了這溫飽的生活，我們的前輩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無數人的生命和眼淚。我們不該忘記他們！”在《定西孤兒院紀事》的《後記》中，楊顯惠表達了自己的寫作初衷。
記者：從《夾邊溝記事》到《定西孤兒院紀事》，你涉及的都是很近的歷史題材，會有顧慮嗎？
楊顯惠：這個問題我想過，但既然改革開放了，我覺得這是個機會，這個機會你就得抓住。我覺得20年來的改革開放，我們應該從正面評價，我就這樣給自己壯膽。我覺得社會整個進步了，不會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寫一篇文章會遭到批判。
記者：為什麼你的題材只是集中在甘肅？
楊顯惠：文學就是寫一個，反映一片。通過一個人物的命運，能反映一群人的命運；通過這麼一個孤兒院，反映了所有孤兒院的命運。別的省那時也成立了孤兒院。希望(讀者)看到定西的事情，想到自己的地區。
記者：你曾經說過，中國缺少憤怒的作家，這是中國文學的悲哀。面對孤兒們的故事，你有過憤怒嗎？
楊顯惠：我最初寫《夾邊溝記事》的時候，有憤怒的感情，你可以看出來。但我寫到《定西孤兒院紀事》的時候，我已經沒有憤怒了。在這樣的歷史面前，需要冷靜。因為冷靜，你才能夠把它反映出來。憤怒往往會情緒化，表面化。
記者：迄今為止，用文學集中反映這段歷史的，只有你一個。
楊顯惠：我一直很寂寞。我的寫作一直是屬於苦難寫作。過去這些年，它的發表和出版都是比較難的。這個我心裏有預期。我不在意，不在意！我是從一個農工走過來的，我不在乎寂寞，我不在乎這個。
記者：作為一個作家，你希望你被人記住的是什麼？
楊顯惠：我希望被人記住，這是一個說實話的作家。這就行了。說實話的作家過去不多，以後我認為會越來越多。我們這2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證明了說實話並沒有什麼困難，沒有障礙。我覺得說實話這條路行的通。
走到歷史深處——訪《定西孤兒院紀事》作者楊顯惠
楊顯惠的朋友賽妮亞評價他作品的意義，“歷史是‘秦始皇的兵馬俑’，你不挖，它永遠不出來。殊不知，有多少埋葬在萬丈深淵的歷史暗角，我們永不知曉，有多少冰雪背後的哭泣引人深思。”
“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敍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為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一切，沒有想起一切，沒有猜到一切。”1970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的史詩般巨著《古拉格群島》以這樣沉痛的題辭開篇。楊顯惠所著的《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紀事》等系列，曾被人稱作是中國的“古拉格群島”，正如同當年索爾仁尼琴英勇地探索真相一樣，楊顯惠走入了一段並不遙遠的歷史，真實記錄了人類關於饑餓和死亡的悲劇。
與楊顯惠約定電話訪問的時候，他正在甘肅玉門鎮的飲馬農場為他的下一部作品進行訪問。為了核實一個材料，酷暑天，61歲的他一天內翻越了好幾個沙包窩，回到場部已經是晚上，第二天一早他還要趕往酒泉，從那裏返回蘭州。雖然很疲憊，楊顯惠堅持要“守信”，如約打來了電話。電話裏，楊顯惠一口濃郁的西北口音，熱情爽直，一下就拉近了人際距離。
當記者表示看完《定西孤兒院紀事》後，曾為書中記述的慘烈痛哭了一場，楊顯惠說，“你只是‘哭了一場’，我可是一直邊擦眼淚邊寫。”楊顯惠告訴記者，他愛人不喜歡文學，平時只喜歡看電視連續劇。他的書她從來不看，只是稿子寫完了，她就幫著列印出來。一天，她列印完《姐姐》那篇稿子，哭了，紅著眼睛告訴楊賢慧，“這篇感覺寫得好！”
開掘出“人性的真相”
《定西孤兒院紀事》最早在《上海文學》連載。當在2006年第六期連載結束的時候，《上海文學》主編，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忍不住給楊顯惠寫信，信中說：“我不敢想，如果審讀第七期的清樣時沒有讀到您的文章，心裏不知會感到何等的寂寞。”陳思和後來回憶：“我記得曾經有一個深夜，燈下閱讀清樣，讀到一篇‘紀事’的文稿，言及災民饑餓之極的種種慘狀，頓時毛骨悚然，心胸作痛，自有透不過氣來的感受。那篇‘紀事’，是我惟一沒有發表出來的，不是寫得過分，而是我感情上承載不起這樣沉重的生活現實。”
北京大學中文系邵燕君博士主持的網上沙龍一直在跟蹤追評《上海文學》，邵燕君認為，楊顯惠的作品“像一條路徑引導讀者從當下閱讀的現實空間走向故事空間，也就是從人間走向地獄。通常是在故事進入到三分之一以後，繩索才慢慢地抽緊，慘烈的情景一幕幕地出現，讀者的心在驚愕中一點點地下沉，直到受到那重重的一擊。”而令邵燕君讚歎的是，不管有多高的心理預期，楊顯惠的作品每篇都能震動人心，“一次次衝破讀者的心理疆界。它們的作用不僅在於揭露‘歷史的真相’，也從不同角度開掘出‘人性的真相’，具有相當的普適性和超越性。”
1990年，為寫作《夾邊溝記事》，楊顯惠來到自己曾經上山下鄉的甘肅飲馬農場，一邊掛職副場長，一邊搜集素材。在那裏，他遇到了定西孤兒院的幾十個孤兒，聽他們講述了自己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全國性的“大饑荒”中成為孤兒的故事。楊顯惠十分震驚，因為這段歷史並不遙遠，但他不知道，很多人也不知道。
故事發生地——定西專區是甘肅省1958年到1960年饑荒的重災區，災難的三年過去後，定西專區當時緊急成立了一個專署兒童福利院，接納了幾百孤兒。同期，定西專區的各縣、鎮、重災縣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兒童福利院或是“幼稚園”。這些大大小小的兒童福利院收容了大約五千左右的孤兒，由國家進行救助。孤兒們長大後，當時的甘肅生產建設兵團又把這批孤兒招工，兵團人員調換頻繁，有一部分孤兒就來到了飲馬農場。
他採訪到無數令他震撼的細節，有一家人7口人，只有一個孩子還活著。那個時候已經開始搶救人命，救濟糧下來了，食堂也恢復了，這個孩子每天拿了一個罐去領糧食，問你家裏幾口人，他說7口，他打了7個人的麵糊糊回來，一個人喝掉。而他家裏餓死的6口人，就在炕上擺著。
一個人的歷史追述
2003年，在初步瞭解孤兒的故事後，楊顯惠開始著手寫作《定西孤兒院紀事》。他托人轉告陳思和，如果《上海文學》準備連載，他就有信心寫下去，因為每寫一篇，他都要多次採訪當事人，而每個人的回憶都很痛苦，採訪難度很大。如果雜誌開始連載前面幾篇，就能夠給當事人一些鼓勵和勇氣。陳思和同意了，楊顯惠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時間和精力。
楊顯惠定居天津塘沽，1988年入天津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楊顯惠告訴記者，自己一共採訪了150多人，跑了甘肅五六個縣。稿酬只能支付旅費的三分之一，天津作協還陸續支持了1萬多塊錢。“我覺得中國社會歷史上曾經發生過這麼重大的問題，我們的文學沒有表現出來，不應該。我就是花上10萬塊錢，跑上它4年我覺得也是值得的。虧點錢就虧點錢吧，我願意花這些錢。”他說。
尋訪也是困難重重，“有時候你追蹤一個人或者一件事，弄了半個月，最後發現你的籃子是空的。你從這個縣跑到那個縣，從這個村跑到那個村找這個人，可能你沒找到，也很可能你找到了人家不談，或者人家應付幾句把你打發了。”楊顯惠把尋訪的過程比喻為漁民撒網，下了十次網，九次都是空的。“但偶然你又堅持了一天，就可能有很大的收穫。”
楊顯惠介紹，訪問10個人，就會有三四個人拒絕他，“種種原因不願意說，可能述說帶來痛苦，可能另外有顧慮，說了領導要批評，說你思想落後，說你反動。”有的孤兒如今雖然下崗或者退休了，但是對當年的運動還心有餘悸，害怕給自己的子女造成麻煩。楊顯惠給他們做工作，“我說，要抓也先抓我呀，要槍斃也是首先是我楊顯惠，不會輪到你。另外我是寫小說，不寫真人真事。”慢慢的，有人開始不那麼抗拒了。
最難的是如何讓倖存的孤兒們說真心話，當時最小的孤兒不過一兩歲，有的人進孤兒院的時候還在吃奶。楊顯惠往往通過熟人找到孤兒家裏，或者把他們請到飯館裏面，有時邊喝酒邊採訪。他曾經請農場當年倖存的孤兒們一道吃飯、喝酒，幾十個人在一塊聊，一頓飯花了一千多塊錢。楊顯惠跟現在仍然在當農工的孤兒們說，“我1965年上山下鄉到了兵團，每天就是在這裏挖渠，修田，種小麥，收割。”把他當作自己人，孤兒們慢慢對楊顯惠放鬆了戒備，更多的孤兒則被楊顯惠感動，“你跑這麼遠的路到他家裏去，坐在炕頭上，你跟他一塊抽煙，跟他一塊吃他家的農村湯麵條，他的想法就跟你講了”。也有孤兒主動願意講，因為他們認為這段歷史是個大事件，而這個經歷影響了他的一生，孤兒說，我們的文化水準不行，行的話我自己都寫了。
當年的倖存者們一個一個地開口了。有些人很冷靜，慢慢地一邊琢磨一邊說，有些人說著說著大哭起來，有些人則默默地掉淚。楊顯惠也常常聽得淚流滿面，但是他更多的時候，需要調停氣氛，他往往很快地談起另外一個話題，比如問誰誰誰這些年你見過沒有，有個地方你去過沒有，等當事人把情緒緩過來，接著再聊。
除了尋訪孤兒，楊顯惠也曾試圖查找官方資料。他告訴記者，如今，甘肅定西各縣都在重修縣誌，他翻看了所有能夠找到的縣誌，除了個別縣隻字不提外，大部分縣都簡要提到了這段人口減少的歷史：或者說遇到了暫時的經濟困難，或者說工作當中出現了失誤，原因是“浮誇風”和“自然災害”。
書目分類 出版社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