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劉墉:畫家,也是當今臺灣著名的暢銷書作家之一。
1949年生於臺北。曾在世界各地舉辦畫展30餘次。他將自己的人生感受傾注於文字,作品暢銷臺灣30年。10年來他在內地出版了《肯定自己》、《創造自己》、《超越自己》、《我不是教你詐》等數十種圖書,銷售量超過300萬冊。
目前,劉墉已在內地捐建了26所希望小學,他自稱將捐建50所希望小學。近日,由接力出版社推出最新作品《愛不厭詐》。
劉墉語錄
我曾經把白雪形容為白皚皚,顯示自己多有學養。後期的作品我刻意要擺脫那些掛礙,更願意直觀地把白雪描寫成像是一床白被單。
我認為藝術本身帶有遊戲性,沈三白的《浮生六記》寫蚊子飛來飛去,然後他“徐噴以煙”,以為是“群鶴舞空”。
我想讀者跟作者的關係好像馬車和駕馭者之間的關係,駕馭者趕著馬車往前跑,馬也在拉著駕馭者跑。作家是不能迎合讀者的,應該讓讀者隨著你的成長一起走。
多少年來我又是一個不愛應酬的人,經常疏離人群。我願意這樣把自己心靈的底片保留得很乾淨,這樣它就很敏銳很容易感光,使得我能從側面觀察人世間的眾生相。
用陰柔的眼光觀察生活
記者:《愛又何必矜持》、《成長是一種美麗的疼痛》等一系列作品標題就是生活真理,你似乎對講述真理特別有熱情,你認為這種講述的意義何在?
劉墉:實際上,很多事情你覺得是這樣其實根本不是這樣,我所寫的都是一些逆向思考的書。
我舉例說明,外國的女士到中國總要先定制兩件旗袍,兩天之後她們都不穿了,都等到回國後再拿出來穿。這種情況看來有些奇怪,這個時候通過對生活的逆向思考,就能發現它其實是合乎人性的,因為在中國到餐館就餐,她們發現服務員都穿旗袍。許多東西存在于我們心理的底層,需要我們到生活裏發現,我是把那些發現擺到桌面上來。
記者:你的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非常熱衷於用細微的生活瑣事講述道理,而對生活瑣事細膩的觀察和體驗往往是女人的強項。
劉墉:你的觀察是對的,我常常用陰柔的眼光觀察生活,在我的文章裏也常常有陰柔的筆觸。前幾天,我太太看了我一篇談感恩的文章,她說這樣一個題材另外一個女作家用了陽剛的筆觸,而我卻反而用了陰柔的筆觸。
我是獨子,從小經常一個人獨處,沒有人可以交流就和小貓、花草,或者自己和自己講話。當你跟朋友遊戲的機會少,你心靈的遊戲就會增加。多少年來我又是一個不愛應酬的人,經常疏離人群。我願意這樣把自己心靈的底片保留得很乾淨,這樣它就很敏銳很容易感光,使得我能從側面觀察人世間的眾生相。
記者:是否可以這樣說,對瑣碎生活敏銳的觀察力為你的創作提供了可能性?
劉墉:我覺得創作上意識到自己的能力和特質並不好,禪宗講當你覺得它是一張白紙的時候,它已經變得不那麼純粹。我不假設也不命定自己有哪一方面的才能,我認為藝術本身帶有遊戲性,沈三白的《浮生六記》寫蚊子飛來飛去,然後他“徐噴以煙”,以為是“群鶴舞空”。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記者:創作有兩種狀態,一種是冷靜旁觀用犀利的眼光剖析生活,另一種是自己直面生活用感知的方式完成創作。你更偏愛哪種創作狀態?
劉墉:我寫作不以形式為優先,不以文以載道為優先,更看重心靈直觀的感覺。感受和思考的結果直接寫出來,直指人心在我看來是最重要的。我看見山就告訴讀者山,我希望的是我們能夠一起爬上山。在山上看到另外一座山更高更美,我就走下山,再去爬另外一座山。我一次次走下山,但每次都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爬上去。
記者:作為畫家、學者應該說你是有學養的作家,但是在你的作品裏卻看不到明顯的學養的痕跡。
劉墉:羅素講過,那些用拗口的辭彙寫文章的人都應該去關監牢,我覺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最重要的。我以為這個時代不是一個吊書袋的時代,我們只要說自己的感受就行了。
我也曾經把白雪形容為白皚皚,顯示自己多有學養。後期的作品我刻意要擺脫那些掛礙,更願意直觀地把白雪描寫成像是一床白被單。
越老越像小孩
記者:你的作品裏有很大一部分是愛的指導手冊,愛被寫成了人生最最重要的東西,你在生活中也是這樣認為嗎?
劉墉:對,我把愛當成天地中最重要的東西。如果說有天公地母,有一個最高的主宰,其中一定有愛。大象這麼笨重的動物為什麼能夠繁衍到今天,因為它們很團結。一隻小象陷到沼澤裏,一群大象一起把它拉上來。同伴死去,它們會銜著象牙哀鳴。如果沒有對世界和宇宙的愛,沒有男女之愛,沒有父愛母愛,沒有愛的存在,藝術是不會產生的。
記者:真正的愛首先應該自然,愛不是可以討論,可以設計,可以把玩的,愛應該是靜水深流、不著痕跡。
劉墉:晚霞很美但不能說它很藝術,玫瑰花叢很美但不能說它很藝術。但玫瑰花插成花籃就可以說它很藝術,晚霞攤在天邊好像是病人被麻醉在手術臺上,這個感覺也很藝術。你可以說愛應該是一種本能,愛可以停留在化學或者肉體的層次,但你關照愛的態度應該到哲學的層面。
我最近讀一些科學類書,才知道人類吃的藥品60%是從植物裏萃取出來的。愛擺在那裏你分析它才能發現它的精華,為自己找到處理問題的工具。當然理論絕對不等於實踐,但有了理論的指導,實踐就少走一些彎路。何況理論並不會阻止愛的進行。
記者:有人說你的作品就像一個棒棒糖,很好吃很甜,可是一個老人去吃就很可笑。
劉墉:他只吃到了我做的甜點,沒有吃到前面的正餐。我關於文藝理論的書和一些比較專業的書在內地沒有出版,很多讀者只看到我那些比較輕薄短小的文章。
但是反過來講,可能我的棒棒糖里加了藥也是不可小覷的。就像張愛玲的作品我們可以說它是蝴蝶鴛鴦,但同時它也是很有分量的作品。很多作家需要經過時間的淘洗才能完整地呈現出來。現在讀者瞭解的我不是一個完整的我。
記者:你今年已經55歲了,“棒棒糖”作品還會寫多久?會不會老了也不再敢吃“棒棒糖”了?
劉墉:不存在不敢吃“棒棒糖”,人會越老越像小孩,越來越勇敢。但我對生活的敏感不可能保持到老,有一天我會老去,哪天寫不動了一點不稀奇。所以,我現在寫得很多,每天不負我心,不負我生,積極地活著,能寫就寫。
55歲歸於豁達
記者:你曾經說過你的作品有營養,希望自己能夠帶領讀者一起前進。你覺得你的作品可以提供哪些方面的營養?
劉墉:不知道,我想沒有可以直接吃進去的營養,它要讀者自己去發掘,更準確地說叫浸潤。每個人的吸收能力和感受能力不同,受到的浸潤自然不同。如果大家能明確地說出一本書哪里好,哪里壞,那這本書的層次是不高的,看完了能浸潤心靈才是最好的。
記者:一本書如果暢銷10年就能稱為一種文化現象,你的書從臺灣開始已經暢銷了整整30年,你認為這種文化現象說明瞭什麼?
劉墉:看我的書,父母常常對孩子說,我要說的話都在裏面了。我覺得讀者的共鳴很重要。比如,有一次在北京的某個大學演講,演講最後兒子伴奏我唱歌。我唱大家比較熟悉的《阿里山的姑娘》就特別受歡迎,沒聽過的歌曲無論唱得多好,也不會有那麼熱烈的歡迎。
我想讀者跟作者的關係好像馬車和駕馭者之間的關係,駕馭者趕著馬車往前跑,馬也在拉著駕馭者跑。作家是不能迎合讀者的,應該讓讀者隨著你的成長一起走。我的作品藝術理論、小說、勵志、寫情、寫處事分別交互出現,不斷發生變化。我常常打破自己舊有的格式,寫過離大家生活很近的書,也寫過比較冷門的書。不斷變化能夠使讀者不斷地有新的期待。
記者:9歲喪父,13歲家中失火,16歲又因病休學,經歷過這麼多磨難,你卻描述自己可以看著失火後的灰燼露出笑容,這似乎讓人難以理解。
劉墉:一個人如果不能欣賞悲劇的美,就無法在精神上健全起來。我相信很多藝術家都有這個能力,當悲劇發生在他身上,他可以跳開來看。西方詩論裏談到詩起於沉靜之中得來的趣味。你當下的感覺是一回事,你沉靜得來的趣味才是詩歌。
家裏失火,我的貓被燒死了,我很傷心,夜裏跑到廢墟上叫貓的名字。我舅舅指著廢墟裏的一塊東西說,那就是你的貓,它回不來了。但所有的悲哀最終都應該歸於豁達,55歲,我應該走到了豁達的境界。有人說,當苦難過去,苦難就成為冠冕,我相信。
現場採訪手記
實際上和劉墉的交談始終沒有進入真正的交流,他總是在表揚完你的問題提得好之後,思路又扯到他自己的主題,像脫韁野馬一樣難以束縛。
劉墉的談吐和他的文章之間既有契合又有反差。相同的是他說話也善舉實例,一個觀點總是伴隨著數個事例來說明,像極了他的文風。不同的是他的談話一直在吊書袋子,由於對古文的陌生,我不得不捨棄一些他使用古文的表述。劉墉既善於讚揚別人也善於表白自己,略帶誇張,但也頗為真誠。為了真誠我妄圖用我整理的文字,掩蓋住交流的障礙,讓談話與問話構成一種合乎邏輯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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