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董鼎山先生以西方文學、文化隨筆著稱。他1945年畢業于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系。1947年赴美，1989年退休於紐約市立大學資深研究教授任上，為英美文學兼亞洲資料專家。曾任紐約華人文藝協會理事兼副會長、海外中國文藝復興協會副會長。
近年來他在中國內地、港、台等地出版的中文著作有十多種，不久前在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的《紐約客閒話》，以他獨特的眼光，敏銳而犀利的文筆，為我們描畫了歐美文化、新聞、出版等諸多方面的色譜，宛若一幅後現代的拼貼畫，光怪迷離。
1.問：董先生，您好。從資料看，您1922年出生於浙江的一個大家族，據說祖父輩曾捐贈鉅資修建寺院。四十年代，您以“令狐慧”的筆名寫小說，您的翩翩風采和文字在當時迷倒了不少妙齡女子呢。
答：（笑）前一次回國，與沈寂、徐開壘等老友在一起小聚。席間有人提及一本名為《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說》的新書，作者是現代文學館的吳福輝。書中提到了許多老友，有前輩如施蟄存、葉靈鳳、杜衡、徐 等；稍後的有張愛玲、蘇青 等。我把書頁翻閱了一下，驚跳地發現了“令狐慧”這個名字。那時的作品膚淺幼稚得很，不想也被人當作文學作品討論，這是我所完全意料不到的，文學的存在價值由此可見。我真是又驚又喜。後來我的弟弟董樂山在社會科學院的資料室也發現了“令狐慧”的文章，特地拷貝了一份寄給我。
2.問：您在很多文章裏自稱是“老報人”，在美國密蘇裏大學也是在新聞學院裏修了碩士。您很懷念那段時光是吧。
答：我是于1945年抗戰勝利後初次踏入新聞事業的。我把那二年目為我的生活最愉快的時刻。想當年，上海的新雅酒店，有一個圓桌子是留給我們專用的。每天下午，朋友們（作家、記者、演員、藝人等）進出不停，交換資訊、意見和文稿。那時，我也與沈寂、何為等人在柯靈手下學寫散文，就發表在他的副刊上。其他投稿者如黃裳、劉以 等後來都出了名。
3.問：請談一談您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看法。
答：十餘年前，我收到由國內雜誌社轉來的一封信。這位先生說，“晚輩認為敝作已達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標準，請先生代為譯出發表，獲獎後一定將一部分獎金贈與先生”云云。令人哭笑不得。
我認為創作是心靈抒發的自然行為，如果作家一心一意注視著諾貝爾文學獎目標，其作品的獲獎機會更是微乎其微。我常常聽人說，我們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歷史，與他國競爭諾貝爾文學獎綽綽有餘。這樣的說法是牛頭不對馬嘴。作家的創作成就完全是個人的，怎能靠民族文化歷史？ 諾貝爾文學獎關注純文學，可是它不一定會忽視貼近現實生活的文學。美國獲獎者約翰•斯坦貝克的作品便是一例。另外的例子是前蘇聯的索爾仁尼琴。最近是例子是南非的女作家娜婷•戈迪默與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莫瑞森。她們的作品都是為被壓迫者仗言。瑞典皇家學會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所審閱和綜合評價的是一位作家一生的成就，而不是零碎的作品。 文筆優美的創作藝術當然是必要的條件，但是內容必須言之有物，對人類心靈世界的探究有所貢獻。
4.問：國內有不少優秀的作家出國發展，您作為有代表性的華人作家與學者，您是靠稿費生活的嗎？
答：我是靠做教授的退休金過日子的。在我少年初試寫作時，記得好象只有周作人與魯迅兄弟可以靠寫作享受相當舒適的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當時我們那些有意進入文學領域的，都心甘情願過一輩子的“亭子間”生活，清楚寫作是一種命運註定的貧困生涯。
美國作家的處境也差不多，暢銷作家成為百萬富翁的現象是罕有的。詹姆斯•威爾科克斯出版五、六本小說後仍清貧得有時不敢坐地鐵，可省去一元二毛五，衣著破爛，常到供應無家可歸者的食堂去吃一頓免費餐。不料，《紐約客》那篇文章起了很大的影響，突然間，各書店報告，威爾科克斯的存書都被一購而空。
5.您經常在紐約很多重要的書評報刊發表文章，甚至在主要是辦給政府要人看的雜誌《新領袖》上寫文章，酬金一定不菲？
答：正相反，《新領袖》沒有一分酬金，他們只是把要我評價的那本大書送給了我。但我仍然願意為他們寫書評。因為這本讀物主要是供諸如基辛格這一類的人物閱讀的。我評撰的關於中國文化的一些書評，我想會有一些影響力。 我在美國寫書評，往往要化一個星期甚至更長的時間讀原著，然後再化一定時間寫成800字左右的書評。這是對讀者也是對評論家自己負責任的做法。稿酬通常在300美金到1000美金之間。這在美國，實在是一份低回報的工作。
6.您自1947年留學美國，轉眼已是半個多世紀了。您那一代的留學生與現在的留學生相比，有什麼不同嗎。另外對您來說，寫作是以英文還是漢語更為自由？ 答：1949年新中國成立，海外的留學生無不歡欣鼓舞。1952年，周恩來總理召集留學生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很多人都在那時回國了。而我恰好生了一場大病就沒有回去。五十年代開始，我這個中國中產階級出生的留學生再也沒有家裏經濟支援了，就和很多窮苦的留學生一樣靠洗碗打工養活自己和交學費。要說與現在的留學生不同的是，那時在美國的華人比較少而已。
78年時，中美恢復建交，我馬上退掉了去瑞典探望岳父母的機票，攜我的歐洲太太美國女兒回到上海。整整31年的飄泊，突然被告知可以回國，其心情難於言表。
也就在那時，與老友馮亦代等人喝酒暢敘。他邀我為正在籌備中的《讀書》雜誌撰稿。我應允了，但提出條件，他必須先替我潤稿。有多少次我在寫作時忘記了一句成語或一個字的筆劃。有時，我寫了一個生澀的字後越看越不象，塗改後更是不象，最後不得不找字典確認一下。起初是我對祖國文字的生疏，現在則是老年人的記憶力在作祟。
7.據說中國的四大古典名著都已經有英譯本在海外發行，但銷路沒有預期的好，您認為不利的因素是什麼？
答：《西遊記》、《水滸》、《紅樓夢》的英譯本比較早。賽珍珠曾將《水 滸》翻譯成四海之內兼兄弟》。《紅樓夢》曾有一本自德意本轉譯的英譯本，但是最權威的當然是楊憲益夫婦的譯本。《西遊記》曾有過英國學者亞瑟•魏利的節譯本。數年前《西遊記》全文由芝加哥大學的一位姓余的華裔教授譯出。問世後，曾引起讀書界的轟動。 《三國演義》最近由紐約大學中國文學教授莫斯•羅伯茨花了好幾年的工夫譯出長達1096頁，售價100美元。
我想美國幾個設有東亞學系或中國文化專科的大學圖書館必會買來收藏，但我難以想像普通的外國讀者甘願破鈔去閱讀這幾本極難消化的中國小說。就《三國演義》來說，人物眾多，情節複雜。中國讀者熟悉的曹操、關羽、劉備、諸葛亮這類名字，但試想書中成千上百的姓名拼音英譯，外國讀者怎麼找得出頭緒？
相反，清淡，言之有物的雜文、隨筆會有一定的外國讀者。（來源：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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