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元亨
“事實上世界對客家學研究由來已久”
記者：您是國內客家學研究的名學者，又是名作家。這次專訪的主題，我想能否圍繞您的學術研究與創作活動來展開，幹脆就定名為“讓世界了解客家”，您看可以嗎？
譚元亨（沉吟片刻）：這個題目還可以。我以為標題上還應多加兩個字，即“更加”兩字，“讓世界更加了解客家”，這樣可能更準確一些。因為，世界對客家的了解，已始於前個世紀或者更早的時間。日本就不消說了，在其入侵中國之前，便有專門關於客家人的研究，並作為情報。事實上，他們客家學研究由來已久，卓有成果。美國如著名的哈佛大學，也有專門的客家研究，法國也一樣，我就接待過不止一位這方面的學者與研究人員。可以說，客家人，作為一個大遷徙的民系，在這世界上，是與猶太人一般享有盛名的。中國的民系，獨有客家人不以地域為名，如同猶太人於世界一樣。 所以，客家人的形象，更早早出現於歐美的文學名著之中，例如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A•米切納的《夏威夷》，還有法國不少現代的作品中，也都出現有客家人……
所以，世界是早已知道客家人，並已有所了解。只是了解得不多，而且有某種偏頗，甚至是獵奇，諸如對客家婦女的大腳的描寫等，包括田野調查中的某些取向，直到現在，仍是他們所熱衷的。
我不知道這是否與其“西方中心觀”有關，個別人仍以証明客家人為土著、為不開化人種為興趣。當然，這並不是整個世界對客家的研究都是如此的。
“沒有精神史的研究，客家研究便就是不完整的”
記者：所以從您一涉足客家研究，就不同凡響地致力於客家一部精神史的開拓？
譚元亨 ：不，這也是研究深入之際必然要碰到的一個問題。沒有精神史的研究，客家研究便就是不完整、極不完整的。這畢竟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傳統的民系，一個形而上的民系，精神史應當是這個民系史的重中之重。而人們往往在這一點上缺乏認識，這當然是由於歷史的偏見，也包括地域的偏見。這不僅指西方，甚至包括某些客家人自身，他們對用“客家魂”、“客家聖典”的字眼，竟極盡攻擊詆毀之能事。可抽掉了“魂”，光余個軀殼，這算是怎麼回事呢？把客家與整個中華民族聖典的悠久文明割裂開來，客家還稱得上是客家麼？
記者：這麼說，在精神史的開拓上，也並不像我們所知道的那麼一下子便打開了局面，並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譚元亨 ：內中甘苦，自己知道就行了。今天，你能來我這裡做個專訪，應該說是很高興的事。我總覺得做學問，一不怕坐冷板凳，二不怕人群起而攻之。當然，這個“群”如今已潰不成軍了，正如你剛才所說的，我做的一切，旨在於讓世界更了解客家，更了解客家精神史的一面，去掉已有的偏見，重新去認識這麼個有著豐厚的精神財富的、卻“處處無家處處家”的偉大民系，其意義是非同小可的。
“如果說我有一點貢獻的話，全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記者：從海峽兩岸而言，據我所知，大陸這邊最早的客家研究專門機構，是在上海的華東師大歷史系，並成立了客研所，這是中央部屬院校最引人注目的客家研究舉措，可惜華東遠離客家大本營。因此，如今在客家第一大省的省會廣州，同樣是中央部屬院校的華南理工大學，由您牽頭成立客家文化研究所，在客家的腹地開展客家文化的研究，應該更加具有優勢。我也是客家人，我常聽學術界的朋友說，在客家學研究上，前有羅香林，後有譚元亨，您對此評價是怎麼看的？
譚元亨(笑）：慚愧，慚愧。比起羅香林在客家學研究上的開拓性成果，我的研究只能是微乎其微的，我在很多場合都說過，如果說還能有一點點貢獻的話，那也只能套句老話，全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況且，自九十年代，客家學再度由隱而顯，時間並不長，成果也不能算太多，還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我在其中只是一位成員，肯定會有更多比我出色的。
“台灣客家文學已形成相當規模”
記者：您對海峽那邊台灣客家研究的現狀，有怎樣的評價？
譚元亨 ：平心而論，台灣的客家研究，沒有像大陸斷裂了那麼長的時間，直到九十年代才復興。所以，台灣客家人的自覺意識，每每要強烈得多。僅就客家文學而言，便已形成了相當的規模，有相當一批著名的客家文學家，這也在台灣文壇上充分地顯示了這個有著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的民系的文學實力。 我以為，這個自覺意識的形成很不尋常，有了自覺，方能自為，方能出大成果。
現在，台灣客家研究的活動很多，近日就有關於客家人拓殖台灣的學術研討會，已邀請我參加。而且，他們還爭取到了在學校用客家話講授、編客家鄉土教材的權力。總之，客家研究的各個層面，已基本上全面舖開了，前期的資料性的工作，也做得相當地紮實，我還經常收到他們寄來的大量的資料。有了這麼堅實的基礎，台灣的客家研究有望再上一個台階。
台灣客家人佔全島人口五分之一強，自視為“弱勢族群”，這更激起他們的自尊，這也是一種很強的推動力。應該說，台灣已經形成了客家作家群，並有了自覺的客家文學意識，而在大陸，這都是近年的事。但大陸一旦有了自覺意識，其勢頭更不可阻遏。兩岸的客家文學一旦匯成洪流，應當會為世界所矚目。猶太文學在諾貝爾獎獲獎者中比重之大是眾所周知的，世界關注的客家文學，應該會有自己出色的表現。
“世界認識中國文學需要一個過程”
記者：這些年來，您到過歐、美、南非等多個國家，包括在多個著名大學講學，甚至在巴黎由您主持了有關中國文學日的學術活動，您覺得中國文學在世界有怎樣的影響？
譚元亨：由於歷史的原因，漢語未能作為世界的一種強勢語言，這便造成了中國文學與世界的正常交流一時無法到位。但並不能說，中國不是一個文學大國，自古以來，這個地位從來是不可動搖的。真正有見地的出色的大作家、大學者，都很注重在中國文學中汲取養份，歌德、布萊希特不消說了，包括現在中國很熱的博爾赫斯，他對中國文學、對《聊齋志異》都很有研究，他的名篇中，不難找到中國文學的深刻影響。我們完全沒必要妄自菲薄，以為我們的文學就比人家落後，文學從來就不是與政治、經濟同步的，我相信，不少中國作家，其發表或未發表的作品，未必就比已獲世界各類獎、包括諾貝爾獎的差。
正如當代世界認識中國需要一個過程一樣，認識中國文學也需要一個過程，國外炒得很熱的某些中國作品，只是因為用英文寫的或別的原因，可認真一讀，有的就連文學性也談不上，這是很可悲的。某些人盲目地以為我們這不行、那不行，而把人家並不怎樣的東西視若神明、奉為至寶，也就更讓人悲哀了。
我想，隨著漢語的強勢發展，以及進一步的開放，世界會真正認識中國文學的。正如我在巴黎說的，在文學上，中國並非“發展中國家”。
記者：那麼，客家文學在世界上的地位又如何呢？
譚元亨：其實我已經說了，這有賴於世界對中國文學的真正認識，當然不排除這個可能，對客家文學的率先認識，帶來對中國文學全面的、真正的認識。客家文學畢竟是中國文學中頗有特色並有相當份量的一部分。
“一位沒有思想的作家只能是文字匠而已”
記者：現在回過頭來說說您個人，我看過您的簡歷，您經歷了由學者到作家、又由作家到學者這麼一個演變過程，我很好奇的是，這對於您意味著什麼？您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轉變呢？
譚元亨：似乎很難說出一個“為什麼”，因為我並沒有刻意地這麼去做，用佛家的話說，只是隨緣而已。其實，您也看出，我的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每每是緊密相連的。一部150萬字的《客家魂》三部曲，可以說是眾多客家學理論著作的形象化，在裡邊同樣能讀到包括田野調查的內容，民俗的、文化的東西，當然，更有精神上的。反過來，如《一個大遷徙民系的文化史》，也可以說是眾多客家長篇小說的理論注解。二者是相得益彰、互為輝映的。我以為處於這樣一個大時代，一位沒有思想的作家只能是文字匠而已。
記者：您是一位相當高產的作家，如今已經出版了七、八十種個人專著，有兩千多萬字，這在中國學者和作家中，都是不多見的，您是怎麼支配自己日常的時間以完成這些作品的呢？以後還要一直這樣寫下去嗎？
譚元亨：在高校教書，不比在作協，可以說走就走。所以，上課期間便是相對穩定的寫作時間了，所以我在高校寫得比在作協當專業作家時還多得多，同樣，看的書也多了。我也是這麼不知不覺寫了這麼多的，養成了一種習慣，並非刻意地要追求什麼數字，你可能不知道，我現在庫存的各種書稿，包括翻譯稿，也不會少於這一半，現在還不太急於發出來，有時需要等一等。
對於我來說，首先是積累思想，積累經驗，積累素材，加上我的經歷，在同一代人中可以說是最慘烈的（筆者注：“文革”中譚元亨因一篇文章而受到不公正待遇，三次被關進大牢），我感到這也是一種積累，只問耕耘，不問收獲，更不去跟什麼風，追求什麼效益。正是由於自己注意平時的積累，到時候無論是寫篇論文，寫部著作，腦子裡立即就可以產生很多新的思路來，而不必去重復別人的東西。
“面向文學，背向文壇”
記者：我近年來由於工作的關系，與京滬穗三地的學者都有較多的交往，給我的印象是北京有北京的學者群、上海也一樣，他們的聲音都很響亮，可在我們廣州，似乎就沒那麼引人注目，是給邊緣化了麼？或者有其它什麼原因？
譚元亨：你提的這個問題，是有關京海文化與嶺南文化的影響的問題。其實，自二十世紀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來，恰好是廣東籍的學者、作家，在京滬佔有很大的比重，前不久陳忠實還專門指出了這一條。那時倒不是邊緣化，而是主流化了。今天的改革開放，也同樣有這樣的態勢。廣東也有一個令人注目的學者化作家群，在圈子之外，相當超越地做自己的文章，這倒是另一種意義的“邊緣化”。由於官本位加衙門化，比較大地傷害了廣東的學術地位與文學地位。所以，黃秋耘的“面向文學、背向文壇”一語才會出在這裡。
“過去的文化是歷史，今天的歷史是文化”
記者：看過您的書的人都知道，您涉獵的學科很多，除了客家文化之外，還有建築美學、歷史哲學等等，能談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嗎？
譚元亨：其實歸納起來還是一個，那便是文化。各個專項均與文化相關，美學本身就在向文化靠攏，而“過去的文化是歷史，今天的歷史是文化”，這是許德珩說的。研究客家文化，當是找一個新的切入口或新的角度，重新認識華夏文明，而不局限於已有的定論或來自他人的偏見。一部華夏文明史中，由於過去對客家缺乏真知灼見，甚至被忽略，也就很難說是完整與準確的。
記者：我不問您最喜歡自己哪一部著作，因為您一定會說“下一部”，我想問的是，假如您要編選自己的文集的話，您會收入哪些作品？
譚元亨：你指哪個方面的？
記者：說說您最擅長的，像客家類的。
譚元亨：這可以有《客家魂》三部曲、《客家聖典》、《客家文化之謎》、《客家文化審美導論》、鄧演達、曾生的傳記，還可包括《後知青•女性三部曲》，因為評論已指出這三部實際上寫的也是客屬地的生活，即井崗山地區，如有可能，還可以編一本客家人物論，這已有十幾本了。如果再加上《客家人》、《客家女》等的文學本，則更多了。
記者：如果就您的整個著作而言呢？
譚元亨：理論類，可以有《中國文化史觀》、《南方城市美學》、《客家聖典》、《廣府尋根》、《潘氏三兄弟》；文學類，除《客家魂》外，還有《贗城》、《東方奧斯威辛》、《無效護照》、《聖城遺訓》，還有短篇小說集、中篇小說集、散文選集與雜文選集各一、二種。我早期創作的一批兒童文學作品就不列進去了。這算起來都有二十種了。
“讓作品更有生命力是我始終不渝的追求”
記者：看來，客家類仍是重頭。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有一篇評論說你既非傳統亦非現代，而是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一道橋樑，現在，也很難把你歸類在哪一類作家，既是文化派，又是史詩派，也有說你既是尋根派、又是浪漫派……你是如何把握自己的？
譚元亨：文無定法，我不想把自己歸入哪一派，規定即是終結。不過，貫穿我作品始終的當是“自己的”，包括民族形式、現代觀念的變革，不去重復別人的東西，中國文學的出路在於創新，在於走自己的路。我有專文談過這些。我們無法也不可能脫離中華文化這個大背景。
記者：我專訪您之前，看過一份介紹您的資料，資料上說您的第一部長篇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便印了200多萬冊，這印數可不少呢！但您說自己並非是暢銷書作家，我想問您的是，您的讀者群是怎樣的呢？
譚元亨（笑）：看起來你是有備而來的。說起這個，故事很多，幾年前在書店售書，不少人對我說，我們很小就讀過你的書，看過你的戲。早幾天，我一位同學在北京讀書的女兒說，她一位同學講其母親怎麼愛讀一本書，一說，卻是我寫的，她說，這是我媽媽的同學，人家還不信，特地讓我寄那本書的新版本去。更有意思的是，一位上海姑娘上大學時與一位客家人談戀愛，男的告訴她，你要了解我麼？去讀《客家魂》吧（大笑）。後來，這位姑娘到了廣東，對我講了這個故事；一位老教授甚至說，《客家魂》伴隨她度過一生最艱難痛苦的時期……
我想，正是有這麼一個對我抱有熱切期盼的讀者群，我則應該寫得更好一些。當然，在某種程度上，高文化素質的人是這個讀者群的主體。有一位很有名的老編輯說過，譚元亨的作品需要讀兩遍才行，不趨時、不媚俗、保持自己的個性與高品位、高格調。而讓作品更紮實、更有生命力，是我始終不渝的追求。正如我在前邊回答你的那句話，客家人，首先是一個精神形而上的民系。
附：譚元亨小檔案：
譚元亨，1948年出生於廣東四會，母親是廣東英德客家人。現任華南理工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長、資深教授、美學學科點導師組負責人，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曾為湖南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在文化研究與文學創作上建樹頗多。著述兩千多萬字，出版文史哲類著作近80種，曾赴歐、美等多國講學並主持學術活動，其作品於國際及國內多次獲獎，有的被譯成多種文字。主要代表作有《中國文化史觀》、《客家魂》三部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