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大家季羨林先生
季羨林先生是名揚四海的東方學者，也是現代中國學貫中西的文化巨擘。他對文化的貢獻，首先當屬他所專攻的當今國際東方顯學之一──印度學及中亞古文字學。此一學科在中國所謂「先生獨關而自立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此外，佛學、九譯之學、中西交通史研究，季先生都有經典者作，故被稱頌為「二十世紀中國東方學之重鎮、印度古學之泰斗、九譯之學之大師、中西交通史之大家」。
值得探究的是，季先生做的雖是出世之學問，卻充滿人世之情懷。他「心擊家園，每作出位之神思；感時憂世，鳴旁通之秘響」。他關注人類命運、東西方文化發展、著力於文藝理論、比較文學，尤其是寫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散文、隨筆、雜記。
可以說，認識季先生，不能不讀他的散文。張中行先生曾言：季先生一身具有三種難能，一是學問精深，二是為人樸厚，三是有深情。而先生的深情，不僅予親人、予師友、予人類，而且給予了大自然、給予了自然界一切有言與無言的生命。宗璞先生說，是季先生描寫夾竹桃的一篇散文，使她「忽然認識季先生之所以為季先生的」。她寫道：「作為夾竹挑知己的季先生，實際上不止寫活了夾竹桃。對海棠的懷念，對牡丹的讚嘆，寫馬纓花令嬰寧笑，寫紫藤蘿使徐渭泣，他對整個大自然都是心有霊犀，相知相通的」。的確，先生對自然的熱愛和非凡的領悟，不僅成為他散文的一大特色，更重要的是，可以從中感受他的赤子童真，感受他對人生、對世界的追尋和理想。
認識季先生，又不能不讀他的《牛棚雜憶》。在這部「因文化劫難、人性泯滅，為回挽人心世道」而作的血淚之書中，先生不僅捧出一面真實的「鏡子」，讓人們認識「文革」「這一場在極端絢麗的面紗下蒙著的極端殘酷的悲劇」，永為警戒，而且，季先生以罕見的真誠，剖露出自己的心路歷程。沒有赤子之心，怎能寫出這樣披肝瀝膽的文字？
總之，無論是作為一代學術大師，還是作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一位傑出的代表人物，季先生的一生都能給人許多啓示和教益。也許，下面的訪談能讓我們走近季先生，聆聽季光生的心聲。（問為本刊特約撰述王辛，答為季羨林先生）
灰色的童年灰色的故鄉
問：記得有篇文章寫您，說您是一位「非常本色的人」、「始終保持了北方原野那份質樸和單純」，能否談談您的故鄉、您的童年？
答：我的家鄉在山東省清平縣（現在併人臨清市）官莊，是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我們家又是貧中之貧，可以說是貧無立錐地。所以，我寫過一篇回隱童年的文章。叫《灰黃漫憶》，說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只有一片灰黃。
我祖父母早亡，父親親兄弟三人，無怙無恃，孤苦伶仃，一個送了人，剩下我父親和另一個叔叔（九叔），食不裹腹，衣不遮體，餓得到棗樹林裡去揀落在地上的干棗來吃。於是兄弟倆逃到濟南去謀生。在濟南，九叔最終站住了腳，我父親則回到農村務農。
從我記事起，我們家年大概只能吃一兩次白麵，平常只能吃紅高粱麵餅子；沒有錢買鹽，把鹽碱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里煮水，腌咸菜。一年到頭，就吃這種咸菜。
我祖父的堂兄是一個舉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們這一支是有錢有地的，她很喜歡我。我三、四歲的時候，每天一睜眼，抬腿就往村里跑（我們家住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見她把手一捲，捲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來的時候，就會有半個白麵饅頭拿在手中，遞給我。我吃起來，彷彿是龍肝鳳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還有比白麵饅頭更好吃的東西了。大概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這就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和最大的快樂了。
記得四、五歲的時候，每到夏秋收割莊稼的時候，我就會被大人領著，走老遠，到別人割過的地里去拾麥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可以揀到一小籃麥穗或者谷穗，回來給母親，打一打，壓點麵，這樣吃頓白的。
有一年，大概我拾的麥子比較多，母親把麥粒磨成麵粉，貼了一鍋死麵餅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來了，吃完飯後，又偷了一塊吃，讓母親看到了，趕著我要打。我當時是赤條條渾身一絲不掛。我逃到房後，往水坑裡一跳，母親沒有法子下來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麵餅子盡情地享受了。
總之，童年的貧困生活，使我終身受用不盡。它有時候能激勵我前進，有時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對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對吃喝從不計較，大概同我小時候的這一些經歷不是沒有一點關係的。
六歲離開父母投奔叔父
問：從您的回憶文章中可知，您六歲離開故土，到了濟南，從濟南走上成材之路。現在回想起來，離開故土，來到濟南，該是您一生一個幸運的轉折吧？
答：我六歲那年，春節前夕，公曆可能是一九一七年吧，離開父母，離開故鄉，被叔父接到濟南去。叔父此時大概日子已經可以了，他們兄弟倆就我一個男孩子，想把我培養成人，將來能光大門楣，就只有去濟南這條路。可以說，這是我一生中最關鍵的轉折點。這當然算是一件好事。可是好事也會有成為壞事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多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從故鄉接到濟南的話，我總能過一個渾渾噩噩但卻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隻腳還要永世不得翻身呢？總之，一個人的生活難免稀奇古怪的。走的路，有時候並不由自己來決定。假如我當年留在家里，走的路是一條貧農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風險決不會大。我今天的路怎樣呢？我廣開了眼界，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人生，獲得了虛名。我曾走過陽光大道，也曾走過木小橋，坎坎坷坷，又頗順順當當，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當年讓我自己選擇道路的話，我究竟要選哪一條呢？真是一言難盡！
問：據知您從小學習英文，上大學之前就開始學習德文，在那個時代，能有這樣的遠見，當屬不易。而且，您對中國古典文學、詩詞歌賦、傳統文化都有很深造詣，看來您從小就在中西文化方面打下基礎？
答：叔父對我期望很大，要求極嚴。到濟南後，我上過大概一年的私塾，就進了新式小學，九歲的時候，在叔父的安排下，課餘開始學英文。小學畢業後，進了中學，叔父又出錢讓我在課後參加了一個古文學習班，讀《左傳》、《戰國策》、《史記》等等，每天連軸轉，一直學習到深夜。叔父還親自給我講課，選了一本《課侄選文》，大數都是些理學的文章。叔父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在顛沛流離中，完全靠自學，獲得了知識的本領。他能作詩、填詞、寫字、刻圖章，尤其是，憑他的出身，他無論如何不應該對宋明理學發生興趣，然而，他不僅發生了興趣，而目興趣極為濃烈。那時候，每當看到他正襟危坐讀《皇清經解》之類十分枯燥的書時，我都覺得滑稽可笑。
至於「遠見」，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說不清楚。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升官發財的。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媚外」則不見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
子欲養而親不待──我的永久的悔
問：讀過您寫的一篇文章《賦得永久的悔》，談您對母親的追念，令人十分感動。我想，這一定是您離開故鄉後的最大遺憾了。
答：我是寫過這樣一篇文章，題目是《光明日報》一位記者出的，所以名之曰「賦得」，但文章是我早就想寫的。的確，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一生中，從鄉下到城里，從國內到國外，從小學、中學、大學到洋研究院，從「志於學」到超過「從心所欲不逾距」，曲曲折折，坷坷坎坎，我的經歷可謂之多；要講後悔的事，那是俯拾即是。但其中最深切、最真實、最難忘、也就是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
我的母親娘家姓趙，她娘家窮得同我家差不多，所以她一字不識，活了一輩子，連個名字都沒有。她娘家在另一個莊上，離我們莊五里地。這五里地，就是我母親畢生所走的最長的距離。
我是母親的獨子，六歲離家後，兩次回家奔葬，呆的時間也很短。後來聽人告訴我，母親經常說：「早知道送出去回不來，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簡短的一句話，含著多少辛酸！多少悲傷！
對於這個情況，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並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時候，逐漸理解了，心中暗暗下決心，一旦大學畢業，找到工作，立即迎養母親。然而，沒等到我大學畢業，母親就離開了我，永遠地走了。古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話正應到我身上了。
一生考場得意十九歲 同時考取清華與北大
問：您在文章中經常提到自己「少無大志」，我想那是自謙，或可說明，您原是被動地接受叔父為您制定的嚴格的基礎教育，有了這樣的基礎，一旦勤奮向學，自然超群拔類，一鳴驚人了。
答：我的確少無大志，小學和初中，成績不能算壞，總在班上前几名。但從來沒有考過甲等第一。對此，我毫不在意，仍然熱衷於釣魚、摸蝦。有意識地認真用功，是上了高中以後。我是一個很容易受環境支配的人。剛上高中，由於受到國文教員的表揚，努了一把力，結果生平第一次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各科成績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成為全校唯一的一個學生，受到山大校長兼山東教育廳廳長、前清狀元王壽彭的嘉獎，他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樣被人一指，我的虛榮心就被抬起來了。從此積極攻讀，高中三年，六次期考，考了六個甲等第一名，成了「六連貫」，自己的虛榮心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不過，這並未改變我少無大志的情況。我照樣鼠目寸光，胸無大志，從未發下宏願，要終身從事科學研究，成為甚麼學者；我夢寐以求的，不過是畢業後考上大學，在當時謀生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搶到一隻飯碗，無災無難，平平庸庸地渡過一生而已。
一九三零年，我高中畢業，又同時考上清華與北大。可以說我一生考場運氣好，一輩子從小學一直考到最高學位，從來沒有失敗過。
陳寅恪學風影響一生
問：您同時考取北大、清華，為何選擇了清華？據知陳寅恪先生是您在清華的老師，您對他非常崇敬，能否談談他對您的影響？
答：一九三零年，我同時考取北大和清華，經過一番思考後，決定入清華。原因並不複雜，據說清華出國留學方便些。當時的「留學熱」並不亞於今日，我自然不能免俗。所以「吾從眾」，在留學的歷史潮流推動下，上了清華。清華當時的校風可以歸納為八個字：清新、活潑、民主、向上。我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學習了四年，影響當然是非同小可的。可以說，如果沒有清華的培養，我大概會是一事無成的。
在清華，我入的是西洋文學系，但是，在所有的課程中，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課，而是一門旁聽課──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與一門選修課──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也就是美學。這兩門課對我以後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我搞－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先生的影響分不開。
寅恪先生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而且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講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也影響了我的一生。
此外，寅恪老師樸素無華，經常掖下夾著一個布包，里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匆匆來上課。不認識他的人，決不會想到，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多數西裝革履、髮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方面，他也給我留下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留德十年 苦攻絕學
問：負笈德國，是您人生的重要一站，您在德國確定了一生的研究方向，專攻印度學、中亞文字學，不知您當時選擇這些「絕學」，有些甚麼深意？
答：留學德國，是我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擇。一九三五年、我的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簽定了一個互派研究生的合同。我當時從清華畢業已一年，在故鄉濟南省立高品中任教，得知這個消息，立刻報名，很快通過了。於是，這一年的夏天，我離別老親、少妻、幼子，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開始長達十年的留學生活。前面談到，在清華時受陳寅恪先生的影響，我就有志於梵學，到了德國，這個願望終於可以實現。我當時日記中這樣寫到：「我又想到我終於非讀梵文不行。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在德國能把想學的幾種文字學好，也就不虛此行了；尤其是梵文，回國後再想學，不但沒有那樣的機會，也沒有那樣的人」。
在哥廷根大學，我選的主系是印度學，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我學習了梵文、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等，還選了不少別的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還意外學到了吐火羅文。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偶然性，它能給人招災，也能給人造福，我學習吐火羅文，就與偶然性有關。
說句老實話，找到哥廷根以前，沒有聽說過甚麼吐火羅文。到了哥廷根以後，讀通了吐火羅文的大師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也還沒有想到學習吐火羅文。原因其實是很簡單的，我要學三個系，已經選了那麼多課程，學了那麼多語言，已經是超負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學外語的才能不能說一點沒有，但是決非語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負荷上再超負荷。而且我還想到，我是中國人，到了外國，我就代表中國。我學習砸了鍋，丟個人的臉是小事，丟國家的臉是大事，決不能掉以輕心。因此，我隨時警告自己：自己的攤子已經鋪得夠大，絕不能再擴大了。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
但是，二戰爆發後，我的導師瓦爾德施米特被微從軍，他的老師，已經退休、年逾古稀的西克教授出來代理他。西克對我這個異域青年寄託極大的希望，一定要把他的絕學傳授給我，要我跟他學習吐火羅文。我想，除了個人感情因素之外，他是以學術為天下公器，想讓印度學和吐火羅文在中國生根開花。
總之，我是學了這種語言，而且把學到的知識帶回了中國。儘管我始終沒有把吐火羅文當作主業，中間還由於種種原因我幾乎三十年沒有搞，只是由於另外一個偶然性，我才重操舊業。但是，這一種語言的研究在中國畢竟算是生了根。中國的吐火羅學，再擴大一點說，中國的印度學，現在可以說是已經奠了基。我們有一批朝氣蓬勃的中國梵文學者，是已故金克木先生和我的學生以及我們的學生的學生，當然，也可以說，是西克教授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他們將肩負起繁榮這一門學問的重任。
問：您剛才談到人生的偶然性，這使我想起人們常說的：機會總是為有準備的人準備的。您沒有清華的準備，就不會想到學梵文；您作為異域學子，如果沒有傑出的表現，德國老教授也不會執意收您為弟子，主動教授吐火羅文。尤其您留德期間，正是二戰時期，處境一定十分艱難。聽說您在德十年，每天都記日記，有人譽之為「一部中國留學生求學奮鬥史」，不知後來可否發表？
答：沒有，沒有時間整理和考慮。
三十五歲任北大教授兼東語系主任
問：據知您留學回國後，三十五歲就當上了北京大學的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又被評為全國可數的一級教授之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等等。回顧這段經歷，不知您有些甚麼感想？
答：二戰結來後，我離開德國，於一九四六年夏輾轉回到闊別十一年的祖國。
通過陳寅恪先生介紹、胡適之先生與傳斯年先生和湯用彤(鍚予)先生的同意，來到北大工作。同時，我寫信給英國劍橋大學，謝絕了劍橋之聘，決定不再回歐洲。按北大當時的規定，從海外得了博士學位回國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華叫做專任講師，須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正教授。可是，大大出我意料，至多不過十天，用彤先生通知我，我被補聘為正教授兼東語系系主任，並且還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導師。前二者我已經不敢當，後一者人數極少，都是飽學宿儒，我一個三十多歲、名不見經傳的毛頭小伙子，竟也濫竽其間，我真是既感光榮，又感惶恐不安。我知道這是前輩師長對我的提攜和愛護，這對我五十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一直起著激勵的作用。
四九年後，我繼續「鴻運亨通」，可以說，剛過不惑之年，一個中國讀書人所能期望的最高榮譽和利益，我都已穩穩地拿到了手中o
但是，我是一個頗有一點自知之明的人。我知道，我之所以能夠如此，與錫予先生不聲不響的提攜是分不開的。
至今我在燕園內外有頗令人滿意的口碑，好像我真是淡薄名利，與人無爭。難道我真就這樣好嗎？我的道德真就這樣高嗎？不，不是的。我雖然不能把自己歸於壞人之列，因為除了替自己考慮之外，我還能考慮別人。但我也決非聖賢，七情六欲，樣樣都有；私心雜念，一應俱全。可是，既然在名利兩個方面，我已達到了頂峰，我還有甚麼可爭呢？
現在回想起來，我的一生，雖也遭逢過大大小小的災難，像十年浩劫那樣中國人民空前的災難，我也不幸「躬逢其盛」，幾乎把一條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覺得自己是幸運的，趕上了許多意外的機遇。
俗話說：「一個禽笆三個樁，－個好漢三個幫」。如果沒有人幫助，一個人會是一事無成的。在這方面，我就遇到了極幸運的機遇。生平幫過我的人無慮數百，要舉出人名的話，我首先要舉出的，在國外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的博士論文
導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另一個是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在國內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如果沒有他同德國簽定德國與清華交換研究生合同的話，我根本到不了德國。另外是胡適之先生，湯用彤先生，尤其是陳寅恪先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就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道路。
總之，我生平要感謝的師輩和友輩頗有幾位，儘管我對我這一生並不完全滿意，但是有了這樣的師友，我可以說是不虛此生了。
《牛棚雜憶》不出對不起子孫後代
問：您剛才談到「文革」遭遇，讀過您的「牛棚雜憶」，給人震憾很大。據說您認為，這本書非出不行，不出對不起子孫後代。您是怎樣考慮的？
答：把文革的遭遇寫出來，我認為，是對後世子孫負責。我們不寫，對不起後世子孫。一個這麼偉大的民族，發生這麼大的悲劇，這是一個空前的悲劇，我希望它絕後啊！從一九三二年我二十一歲時起，我幾乎每年都寫點東西，可是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七年，長達十一年的時間內，竟然一篇東西都沒有。為甚麼會成這個樣子？大家心里都明白。而且，豈是我一個人如此，全國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都如此。由此可見，所謂的文化大革命究竟產生了多麼嚴重的後果，不是清清楚楚的嗎？所以我認為，如果把這一場災難的經過如實寫出來，它將成為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一面鏡子，常在這一面鏡子裡照一照，會有無限的好處，它會告訴我們，其麼事情應當幹，其麼事睛不應當幹。
擁懷「原罪感」四十多年
問：您在《牛棚雜憶》中多次談到「原罪感」這個詞兒，您是甚麼時徹底擺脫了所謂「原罪感」？
答：解放以後，我是有一種「原罪感」。我從德國回國以後，僅僅三年中國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相同，興奮、愉快，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而且，反觀自己，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摘桃派」：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可是我做了甚麼貢獻呢？當國內人民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抗戰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追求自己的名聲事業。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需要改造，我彷佛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誠心誠意地接受對知識分子的改造。背著這樣沉重的「原罪」的十宇架，我經過解放後大大小小的、一個接一個的運動，雖然也有想不通、弄不明白的時候、但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最奇怪的是，經過文革九死一生的災難，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沒有把我的個人遭遇與文化大革命這一場國家的悲劇聯擊在一起，一直懷有「原罪感」。可見我的政治嗅覺是多麼遲鈍。
所以，我在《我的心是一面鏡子》裡說過：我做了四十多年的夢，我懷擁「原罪感」四十多年。
問：文革那段殘酷的經歷，是甚麼信念支持您渡過難關，是否想到會有今天？
答：文革中在揪出來被鬥得暈頭轉向的時候，和文革中許多自殺者一樣，我也準備結束自己的生命。可是，當時，就在我準備出門跳牆逃走、到圓明園的蘆葦叢中自殺的時候，紅衛兵衝進我家，解押我去批鬥。在這場批鬥中，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來，然而我－下子得到了「頓悟」：一個人忍受折磨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我能夠忍受下去！
至於是否想到會有今天，根本沒有。當時已是破罐破摔，牛棚里，大家普遍的想法是到新疆建設兵團那樣的地方去過一輩子，沒想到會平反，會有今天。
不過，雖然活下來了，但是，剛從牛棚出來的時候，我己經雖生猶死，成了一個半白癡。到商店去買束西，不知道怎麼說話；不習慣抬起頭來走路，不習慣同人打交道，幾乎「異化」成「非人」。
而且，正如我在《牛棚雜憶》中談到，現在，我一面「慶幸」自己參加了文化大革命，被關進了牛棚，得到了極為難得的經驗。但另一方面，在我後來「飛黃騰達」到處聽到的都是讚譽溢美之辭之餘，我的心里還偶爾閃過一個念頭：我當時應該自殺；沒有自殺，說明我的人格不過硬，我現在是忍辱負重、苟且偷生。這種想法是非常不妙的。這大概算是我的「文革」後遺症吧。
問：《牛棚雜噫》出版後有甚麼反應？有人給您寫信表示懺悔或其它嗎？此書一版即出八萬冊，目前市面似已買不到，是否還出第二版？
答：《牛棚雜憶》出版後，確有不少人寫信來，表示你說的這類意思，但是寫這本書不是出於個人恩怨，所以一切向前看。這本書已經出了第二版。(未完待續) (本文刊載《中國評論》2001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