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評論文物專家王世襄先生的文字中，有這樣幾句話：「《錦灰堆》(王世襄的自選集)這異樣的三卷，在二十世紀末出版，本身就是一種隱喻。二十一世紀可能還會出現個錢鍾書，王世襄是出不了了。」
初聞此語，頗有驚駭之感；然而，在拜讀了王世襄的諸多專著之後，方大開眼界。祇以《錦灰堆》為例，其論述所涉家具、漆器、竹刻、工藝、則例、書畫、雕塑、樂舞、憶往、遊藝、飲食、詩詞等等，真正是中國文化的百贊箱。其中雅到陽春白雪，俗到下里巴人，廣博豐富，別有洞天，令人嘆為觀止！
王世襄說，《錦灰堆》原是元朝名畫家錢選一幅畫的名字，畫的都是些常見的丟棄之物：他的《錦灰堆》駁雜瑣碎，故仿其名子罷了。
其實，名畫《錦灰堆》頗有寓意，既有「世間棄物，余所不棄」的獨到見識，又有萬物「榮則悴，悴則榮，榮悴互為其根，生生不窮」之哲理意味。依此看來，王世襄的《錦灰堆》，又何嘗不是「棄物不棄」呢?
曾幾何時，中國傳統文化皆被棄之為「四舊」；曾幾何時，王世襄祇能「拉上窗簾，圍好燈罩，像做賊似的，閉門寫作」這些「時代的棄物」。終於，斗轉星移。當孕育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傳統文化重新被確認的時候，當國人驚慌地
發現許多民問文化瑰寶面臨失傳的時候，人們終於認識到王世襄的價值所在。
不過，王世襄的傳奇還不僅於此。他如何從大玩家到大學問家？他如何從「視同敝箒」三十年的逆境中走出來──期間他經歷了「三反」冤獄、故宮除名、五七扣帽、文革衝擊──從古稀之年開始，奇蹟般地「長」成一棵結滿豐碩果實、人稱「國寶」的大樹？
解讀王世襄，不能不讀他在《自珍集》裡的序，他說：「大凡受極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尋短見，可能鋌而走險，罪名同為「自絕於人民」，故萬萬不可。我則與荃猷相濡以沫，共同決定堅守自珍。自珍者，更加嚴於律己，規規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僅此雖可獨善其身，卻無補無世，終將虛度此生。故更當平心静氣，不卑不亢，對一己作客觀之剖析，以期發現有何對國家、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全力以赴，不辭十倍之艱苦、辛勞，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當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確之理解與承認……」
這就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仔的脊梁骨！
在採訪王世襄的過程中，操一口京腔的望九老人平和得很，祇有一次，幾乎「動了肝火」。那是因為我問，在「文革」乾坤顛倒、摧殘文化最烈的情況下，他是否懷疑過文化的價值、打算徹底放棄自己的研究？
「沒有！沒有！絕對沒有！中國文化，深入血液！怎麼會懷疑，怎麼會放棄呢！」
王世襄自言「不懂政治」，但他真正懂得生活，懂得生活的永恆之美，懂得續接文化長河就是延續人類生命。他的一生，實在是一齣令人深思、給人啟迪而又興味無窮的精彩戲劇。
可惜，以下的談話，恐怕祇揭起了那精彩大幕的一角。
我從小到大學，全玩了
王辛(以下簡稱問)：您的一生是個傳奇，從大玩家到大學問家，正如楊憲益先生所言：「名士風流天下聞，方言蒼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稱頑主，老大京華輯逸文。」您的「逸文」代表作《錦灰堆》，現已再版五次，受到中國乃至世界的珍視。我想，您這種獨特的成就與您出身世家，書香門弟，從小受到良好的文化藝術熏陶是分不開的。所以很想聽您談談您的家世。
王世讓(以下簡稱答)：我的祖上是從江西遷到福建的，是福州的大家族之一。高祖王慶雲，《清史稿》有他的傳，是前清翰林，曾任陝西、山西巡撫，四川、兩廣總督、工部尚書等職，還著有《石渠餘記》，又名《熙朝紀政》，講清初至道光時期的財政，至今仍是研究清代經濟必須參考的書。我的祖父王仁東曾任內閣中書、江寧道台；伯祖王仁堪，也就是我祖父的哥哥，光緒三年丁丑科狀元，當過鎮江和蘇州知府，是有名的清官。
我父親王繼曾早年留學法國，一度擔任軍機大臣張之洞的秘書，民國後派任駐墨西哥使館公使兼理古巴事務。後來北洋政府孫寶琦執政時，他擔任過國務院秘書長。我的叔叔王允恭是同盟會會員，與黃興一起參加辛亥革命，民國時駐蘇聯使館擔任過武官。
我母親也是大家族，外公思想新派，投資開西醫醫院，把幾個舅舅和我母親一起送到英國留學，那還是十九世紀末。
家裡當然非常重視教育。父親駐墨西哥兩年，回國後算算是「待命公使」，就是隨時有可能出使。考慮到要帶我們出國，所以我從小就學英語，講得很流利。父親不讓我進官場，認為沒有意思。希望我學一門技術，走科技救國之路。他要我學醫，但我從小到大學，全玩兒了。家裡還給我請了很好的古漢語老師，學經學、史學、小學、音韻，但我學不進去，祇喜歡古討詞。直到我母親去世，我才「悔悟」，開始認真讀書。
藝術興趣主要受母親和舅舅們的影響
問：您的藝術興趣也與家族影響有關吧？聽說你的母親是著名魚藻畫家，舅舅是竹刻家，您為母親出版了畫魚專集《濠梁知樂集》四卷；您的專著《竹刻鑒賞》，被稱為「明清以來竹刻藝術精華的薈萃」，是否受到舅父的影響？
答：我在書畫、竹刻等方面的興趣，主要是受我母親和舅舅們的影響。我的大舅金北樓是二十世紀初北方畫壇的領袖人物，母親自幼也學畫，尤其擅魚藻，二舅金東溪、四舅金西崖都是竹刻家。七十年代，我受四舅委託，為他整理了他的專著《刻竹小言》，從此開始研究竹刻，從對古代竹刻源流考證及演變規律，到對不同時期及有代表性作家的刀法風格等進行分析研究，編寫了一系列竹刻藝術的書，《竹刻鑒賞》是其中的一本。
問：作家李輝談到您早年的生活時說：「特殊的知識、生活閱歷，乃至潛移默化的性情影響，是課堂上無論如何也沒有的。從這一角度來說，早年的玩，真正成了他文化修養的深厚基礎。」又說：「早年的生活，最內在的影響恐怕還是在精神方面。」我覺得他的評說很到位，尤其是「潛移默化的性情影響」，對您不可不重要。比如您對文物收藏與研究的不同凡響的癡情與執著，比如您雖出身世家，但卻有極為鮮明的平民意識，這對您在後來長達三十年的逆境中能夠坦然面對人生、執著於自己的興趣愛好並把它們升華為一種文化使命、歷史責任，顯然是很重要的。可否談談您早年的玩家朋友以及他們對您的影響？
答：前輩的影響確實有。比如我父親的同事趙李卿先生，我叫趙老伯，是看著我長大的，小時我最喜歡他，因為他愛蛐蛐，並樂於教我如何識別好壞。每因養蛐蛐受到父母責備，我會說「連趙老伯都養」，好像理由很充足。他也會替我講情，說出一些養蛐蛐有好處的歪理來。趙伯母是我母親的好友，也很喜歡我。至今我還記得她對趙老伯說一句話：「我要死就死在秋天，那時有蛐蛐，你不至於大難過。」
還有古琴家管平湖，愛蟈蟈，如醉如廂。三十年代，先生以賣畫為生，十分拮據，但見一有殘缺、明知活不了幾天的西山「大山青」，名種蟈蟈，個大聲宏，仍不惜花五塊錢買下，當時五塊錢很值錢啊。說是：「哪怕活五天，聽一天花一塊也值得！」後來，五十年代，我同先生同在中國音樂研究所工作，每晚聽他彈《廣陵散》。有一次，我從灰峪捉得「大草白」，在懷里作響，先生聽了連聲稱好，順手拂幾聲琴，說：「你聽，好蟈蟈跟唐琴一弦散音一個味兒。」可見先生愛蟈蟈到何種程度。
母親去世對我震撼很大 從此開始認真讀書
問：諳熟古代繪畫、詩文等等，是研究古代工藝必不可少的文化景背景。從您的著述可知，您對古代藝術各門類都有很深功力，尤其是繪畫，去年出版了您早年寫的《中國畫論研究》，專家認為是二十世紀一部關於中國古代叢論研究的極有份量的學術著作。可見您說早年「盡玩了」多有自謙。
答：剛才談到，一九三九年我母親去世，對我震撼很大，覺得家裡追麼重視我的學習，我愧對他們。於是，我開始研究《畫論》。燕京大學沒有美術系，我在文學院做的算是跨學科題目，學校同意了，三年級獲碩士。我一直到進研究院方開始認其讀書。
《畫論》足我一生中最難寫的一個題目，涉及到美學、歷史、藝術許多學科。研究院畢業時祇寫到宋代，離開學校後父親鼓勵我把書寫完。一九四三年才算把全稿寫完。七十多萬字，但自己總覺得很幼稚，不過羅列材料而已，很不滿意，一直想修改，未能如願。後來又害怕被說成是唯心主義，故封塵了六十年，直到去年才出版，是根據當年的手抄本影印出版的。
戰後任職收復文物機構 追回國寶數千件
問：抗戰勝利後，由梁思成等先生引薦，您曾在中國收復文物機構任職，經手追回數以千計重要文物、善本圖書，其中不少是國之重寶，有的至今被視為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據說您對這段經歷非常珍視，視為一生中所做最重要的兩件大事之一。您為甚麼這樣看重道段經歷？
答：我當時全力以赴，而且確實有重大的收獲。如果沒有道樣做，有的國寶必然會流出海外。多年來，中國被竊奪、偷盜的文物實在太多了。我盡力而又有所收獲，所以會為我的工作而自豪。
思成先生的愛國主義和獻身精神使我感受極深
問：梁思成先生是您最敬重的人物之一。您和他的交往始於何時？他對您的一生有哪些影響？
答：思成先生的父親梁啟超是我伯祖王仁堪的門生。我的長兄王世富和思成是清華同學，同時留美。思成先生長姊梁思順是我母親的好友。思成先生的外甥女周念慈、外甥周同斌是我在燕京大學的同學。因此在中國營造學社南遷之前，我雖和思成先生祇見過幾面，但後來在重慶相遇，彼此一見如故。思成先生長我十幾歲，論文是平輩，論學古建築則是我的啓蒙老師。思成先生的愛國主義、獻身精神，都使我感受極深。
「三反」遭冤獄 被故宮開除公職自謀出路
問：您追尋國寶，是有功之臣，四六年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四八年又由故宮派往美國、加拿大考察博物館一年，後來怎麼會離閉故宮，到民族音樂研究所任職呢？
答：一九五二年，國家各機關開展大規模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盜竊），由於我追回過大量國賓，運動中就成了故宮的重點審查對象，成了「大老虎」。有人說：國民黨沒有不貪污的？你是接收大員，難道沒貪污？我被關押到東岳廟，逼供信，窮追猛打，疲勞轟炸。
有一個叫李連鏜的，喜歡收集小絲繡，譬如繡像、經版和各類荷包之類的束西，當時這類東西很便宜，他買時也給我看過。運動把他逼得沒辦法了，祇好說是偷來的。
我那時對黨充滿崇高敬意，心想毛主席說要實事求是，李連鏜假坦白，我就應該糾正，以免把運動搞亂。你看我那時天真到何種程度。所以我就向組織匯報，說李的那些束西都是買的，不是偷的，因為故宮藏品中沒有這種束西，而且他買後都給我看過。結果說我是破壞運動，單獨開大會批判，甚至還擺出要槍斃我的陣勢。
在東岳廟我被關押了四個月，然後又關到公安局看守所，上手銬腳鐐。在那視我被關了十個月，得了肺病。他們把北京所有的古玩鋪都查了，沒有找到我的問題。家裡的束西全抄走，也查明沒有問題，後來才全部退還。我終於被放了，因為我確實清白無辜，但至今沒有作任何結論或給個說法。
審查結果，沒有貪污盜竊問題，釋放回家，但同時接到文物局、故宮博物院通知，我被解僱，開除公職，令去勞動局登記，自謀出路。這豈不是把追還大量國寶視為嚴重罪行？否則怎會如此處理！就這樣，我在家養病－年後，勉強地接受了民族音樂研究所李元慶、楊蔭瀏所長要我參加工作的邀請。
從此「化淚為苦學」潛心文物研究
問：這樣的打擊對您後來的生活道路一定影響不小？
答：這次侵犯人權和完全錯誤的處理對我的打擊當然很大。一九四八年我獲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到美國考察時，國外幾所大學請我去當助理教授，我沒有考慮，還動員一個學化學的堂弟去學習文物保護，希望他回來搞文物保護。我滿腔熱忱為故宮工作，從抗戰勝利後，我在故宮不搞研究，而去修庫房，做櫃子，整卡片和資料分類等基礎工作，一心想搞成一個現代的博物館，沒有半點私心。結果是這個下場，當時確實萬念俱灰。
五七年反右，又因對我在「三反」時的遭遇說了幾句實話，被劃為右派。幾十年後憶當年，我在詩中寫道：「人事不可知，無端緊牢獄。衹因繳獲多，當道生疑竇，十月證無辜，無辜乃棄逐。蒼天胡不仁？問天堪一哭！欲哭淚已無，化淚為苦學。」現在想起來，這段經歷未必不是因禍得福，因為從此以後，我離閉故宮，倒能潛下心來做我想做的文物研究了。
不後侮四九年回國 天下事總是－分為二
問：你剛才說，四八年美國大學請您去當助理教授，您沒有接受，一心要回國。現在回過頭來想，您對常年的決定後悔嗎？
答：我與人談及《明式家具研究》時說過，該書全稿文字二十五萬，圖六百幅，名詞、術語索引逾一千條，多半是工匠的術語和口語，是我三十年採訪的知識積累；我一九四八年出國如不回來，肯定會寫出許多許多書和文章，比現在可能還要多，但絕對寫不出我現在所寫的。天下事總是－分為二。
問：黃苗子先生曾是您的芳鄰，當年贈您詩一首：「尤愆如山負藐躬，逡巡書硯豈途窮；臨窗燈火君家早，慚愧先生苦用功。」又在《王世襄其人其事》中寫過這樣一段話：論歷代書畫著述和參考書，他比我多；他書畫著述的鑽研，他比我深；論探索學問的廣度，他遠勝於我；論刻苦用功，他也在我之上。那時我一般早上五點就起來讀書寫字，但四點多，暢安書房的台燈，就已透出亮光來了。
這說的就是您離開故宮後，五六十年代「苦學」的情形吧？據說那時您的自家小院芳嘉園十五號，成了京城文人聚會的「世外桃源」，啓功、葉淺予、沈從文、黃永玉、王遜等，都常來談詩論畫，相互借書。
答：我是個書呆子，從不問政治。我到西觀音寺去串門，看盛家倫。聽說黃苗子他們正想搬家，我說我有閑房，到我這兒來。當時已經開始反右了，我的情況也不妙，但我沒有想到這些，這說明我一這個人頭腦簡單。衹不過物以類聚，其實沒有別的甚麼。
「文革」請紅衛兵來抄家 唯－目的是為了保護文物
問：「文革」前您在家收藏明式家俱、佛像、銅器、鎢哨等等，盡是此稀罕文物。「文革」中，據說您竟率先「自我革命」，主動跑到文物局，請文物局的紅衛兵來抄家，把您收藏的這些「四舊」抄走。您當時是怎麼考慮的？是為了保護文物，讓它們有一個暫且的安身之地？還是怕引火燒身，招來更大災禍。
答：我當時唯一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文物。我想文物局的紅衛兵應不會砸毀文物，街道上的紅衛兵肯定會又砸又燒。至於抄去的文物是否日後還會發還，我當時完全無法想象。
中國文化深入血液
問：在當時那種摧殘、破壞、全面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氣氛下，在您隨時可能挨批挨鬥的巨大壓力下您有沒有──哪怕是瞬間，對自己的文物研究產生懷疑？認為應該完全放棄，認為您所收集的珍貴文物真的是「四舊」，是沒有價值的？
答(很激動地)：沒有！沒有！絕對沒有！中國文化，深人血液，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東西抄走了，我照做不誤(指文物研究)。你抄你的，我沒東西(指被抄走的文物)照樣做，我還在繼續研究訪問老工人。不要中國文化，完全是錯誤的跟黑與白那樣分明。
祇要能活一天、就要出成果，直到生命的終結。
問：「文革」中據說您是帶著肺病下幹校的，呆了三年，在那裡放牛、種菜、種水稻，甚麼活都幹過，但您卻樂觀，寫詩：「風雨摧園蔬，根出莖半死。昂首猶作花，誓結豐碩子！」現在回想，在那樣的年月，您一生的努力似乎都將白費，因為那時候，您連一本專著都還沒有機會出版。那麼，您的樂觀是靠甚麼信念支撐呢？
答：我在《自珍集》的序裡說了，說明我這幾十年是怎麼過來的，我的為人我為甚麼這麼埋頭做。我受了那麼大的打擊，有的人會自殺，有的人會鋌而走險，我說這個絕對都不能夠那麼做。我說祇有自、堂堂正正、規規矩矩做人，但僅是這樣還不夠，還得做貢獻，想自己還能做甚麼事兒，對國家有利的，拚命去做。
這樣我相信，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終究會被人承認、認識。後來在幹校，種菜，看到油菜花已經倒地，還在扭著脖子開花，受到激勵，祇要能活一天，就要出成果，直到生命的終結。
古稀之年始出書 迄今著述已達三十多種
問：今年年初，我看到一篇寫您的文章，談到八四年上海博物館開一個科技鑒定會，主持人邀請您參加指導，您寫信解釋沒能成行的原因，說：「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生命已經浪費掉，晚遇明時，倍感欣幸，抱著『誓結豐碩子』的心情想多摘點束西出來。至少可供人參考。」這段話我印象深極了。我想，正是這種非常的力量驅動，改革開放以後，您幾十年的積累一發而不可收，一本一本地寫書出書，至今已出版、再版中文、外文著作三十多種，包括 《明式家具珍賞》、《明式家具研究》、《明式家具萃珍》、《髹飾錄解說 》、《中國古代漆器》、《竹刻鑒賞》、《蟋蟀譜集成》、《北京鴿哨》、《 明代鴿經清代鴿譜》、《中國葫蘆》等等，還有您的自選集《錦灰堆》(三卷)、《錦灰二堆》（兩卷）、《自珍集》；其中《錦灰堆》各方評價極高，稱其為「舊京民俗研究開山之作」，「無一能繼武者」。請您簡單介紹一下《錦灰堆》為其麼題名《錦灰堆》？似乎頗有深意。
答：《錦灰堆》一、二卷是我八十歲以前寫的大部分文章，共一百零五篇：編為：家具、漆器、竹刻、工藝、則例、晝畫、雕塑、樂舞、憶往、遊藝、飲食、雜稿等十二類，共有線圖二百三十四幅，黑白圖四百二十四幅，彩圖二百五十五幅。第三卷是我歷年所作的詩詞－百二十首，由我和老伴手書影印。
《錦灰堆》原是元朝名畫家錢選的一幅畫的畫名，畫的都是吃剩下的東西，蝦尾巴、剝開的蓮蓬、剝下來的筍皮、雞骨頭、螃蟹夾子的殼兒等等，說句白話，就是一堆垃圾。我說我那些文章啊，都很瑣碎，很駁雜，可以探用它作為書名。（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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