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
李明華是哲學博士。作爲學養深厚的學者，他並未囿於書齋，而是始終對現實社會抱有深情關注，他的目光貫穿歷史與未來。跟隨思想者的脚步，我們或許可以聆聽到智慧的清音。
人物簡歷：
李明華 1949年3月出生於湖北武漢。中共黨員。198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哲學係。1982年至1987年在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工作，先後任《江漢論壇》編輯、副主編。1987年考入武漢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1990年到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工作，組建哲學文化研究所。 現任廣州市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兼任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廣東哲學學會副會長，廣東省倫理學會副會長，廣東省文化學會副會長，廣東省精神文明學會副會長，廣東炎黄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嶺南文化研究院副院長，廣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廣州市社科規劃領導小組學術委員會委員，廣州炎黄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開放時代》雜誌社社長，中山大學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會哲學和歷史哲學，社會認識論，文化哲學。
主要著作：
《時代演進與價值選擇》（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社會歷史的思維空間》（廣州出版社1997年出版），《歷史决定論的現代詮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文化如風文明似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現代思維方式探略》（作者之一，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經濟人與道德人》（副主編，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嶺南文化》（副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鄧小平倫理思想研究》（副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共11部。在全國和省級報刊上發表學術論文150餘篇，並在《文化中國》（加拿大）、《美中社會與文化》（美國）、《東西方哲學》（美國）等國外學術刊物上發表過論文。其中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歷史决定論的三種形式》等4篇論文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著作、論文的觀點多次被《中國哲學年鑒》、《中國當代哲學史》、中國社科院《哲學動態》收入。獲全國、省、市優秀成果奬共22項。
文化，城市的名片
文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的靈魂，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内驅力和凝聚力。城市的現代化，不僅僅是經濟指標的現代化，同時也是精神文化和思想觀念的現代化。在當代，任何城市的發展戰略，都離不開文化戰略。
記者：作爲一位優秀的文化哲學研究者，你曾最早提出了“文化廣州”的概念，並被寫進了政府文件。
李明華：從1994年開始，我就在一些會議上呼吁，我們不但要建設“經濟廣州”，而且要建設“文化廣州”。後來終於寫進了政府文件。2001年8月，廣州市召開第六次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市領導要作主題報告。我參與了報告的起草工作，在報告中，我把“文化廣州”寫進去了，後來很多報刊用了這個詞，“文化廣州”的提法得到了政府領導和廣大市民的認同，成爲大家的共識。
近些年來，我研究的課題都是比較宏觀，主要是對文化哲學、文化思想、文化發展戰略考慮比較多一點，而且比較偏重於思想文化、理論文化和學術文化。
記者：你曾經在一篇文章裏提到，城市是文化的集散地，而文化則是城市的一張名片。
李明華：我覺得我們現在談文化，往往不够全面。其表現之一，是只注重邊緣的、世俗的文化形式，這些文化形式當然很重要，比如象飲食文化、茶文化、流行文化、酒文化、服飾文化等等。我有個看法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出來，一個城市的文化品位，特别在現代社會，更重要的是依賴它的一些主幹的文化形式來支撑的，我所説的主幹文化，一個是教育，一個是科技文化，還有一些比較高層次的文化，比如説交響樂，建築，博物館，學術思想等等。科技教育、思想文化、理論文化的勃興，才能把一個城市的文化權威烘托出來。如果我們片面地把邊緣的文化形式强調到一個不適當的高度，就不可能把文化提高到很高的層次。一些大衆文化、通俗文化、民間文化曾經在歷史上比較早的階段起過主導作用，如圖騰文化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曾是社會的主導文化形式。但在現代社會就不同了。以宗教文化爲例，它是一種比較廣泛的大衆文化，古代的一些宗教聖地是非常著名的，它往往使這些地方成爲文化中心。但現代的宗教文化中心，雖然也是以宗教爲特色，却一定會有宗教的研究機構、學院、教育或出版物，不是那種以很原始、很簡單、很粗俗的形式出現的，而是以一種非常精緻的、經過包裝的、深入研究的形態出現，呈現出系統化、理論化、學術化的風貌。
記者：那麽鑄造“文化廣州”的品牌，有哪些問題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李明華：“大都市以文化論輸贏”這是一條現代化都市發展戰略原則，廣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藴和豐富的歷史傳統資源，在現代中國足以鑄造一個“文化廣州”的品牌。但是我們對歷史文化資源的挖掘、弘揚、開發還遠遠不够，文化廣州的意識還遠遠没有深入人心，我們關於文化建設的氣魄還遠遠不如北京上海等城市。與此相聯繫的是，廣州的文化輻射力還遠遠没有得到發揮。我們重視歷史文化資源，一方面是對傳統資源的深情珍愛，是對鄉土歷史的温馨懷戀，同時也是因爲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在知識經濟時代，在信息時代，文化就是一種生産力，而且是一種最强大的生産力。我們的高新技術産業需要文化，我們的網絡經濟需要文化，我們的旅遊業需要文化，我們的生態改造需要文化。
思想文化和學術文化標誌着深度和高度
思想文化和學術文化獨立於市場和商業之外，具有社會批判的實踐能力，也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航向標。
記者：對城市文化的組合來説，高雅文化和大衆文化各得其所也許是文化發展的良性表現。不過正如你所談到的，主幹的文化形式應該是一個城市文化的支撑。
李明華：我認爲學術文化和教育文化是一個城市文化的支撑。前面我在談這個問題時，編造了一個詞，“主幹的文化形式”，另外一些文化形式我稱做是“邊緣的文化形式”。後者類似酒文化、茶文化、服飾文化、飲食文化，當然可作爲一個地方和城市的特色。比如巴黎的服飾文化享譽世界，但支撑它的文化一定是它的盧浮宫和它的高等教育，它的深厚的文化底藴。這些很深層的歷史文化積澱，把它的文化品位烘托出來了。
對於大衆文化龢民間文化要不要弘揚？當然要。民間文化也有大師，象鐘敬文。民俗文化的代表作品《水滸傳》、《西遊記》品位都非常高，這些都是非常優秀的文化珍品。我認爲廣州作爲一個有特色的文化城市，應該大力發展民間的文化形式，如粤劇粤曲、廣彩、廣雕等，要弘揚、扶持和推廣。必須有地方特色，包括服飾、飲食等大衆文化。忽視“邊緣的文化形式”，也是一種片面。
記者：但這種文化形式會不會跟嶺南文化的平民性有關係，局限了嶺南文化向高層次發展？
李明華：也可以這麽説。這種特色發展到極端的時候，也許會影響文化更深入的發展。一種文化發展有没有後勁、底藴，它的前瞻性、層次、視野非常重要，爲什麽我們説北京、上海是文化大都市，而不好説廣州是文化大都市？這個區别不在於有無地方特色，北京的皇城根文化，上海的海派文化，廣州的平民市井文化各有特色，但是北京没有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上海没有復旦、交大、同濟、華東師大等院校，文化的檔次能上去嗎？北京集中了各界知識精英，上海數量衆多的院士，把文化檔次提上去了。京、滬作爲文化大都市的基本點立足的東西不是它的地方特色，不是它的邊緣文化形式，而是它的主幹文化形式。廣東要建設文化大省，廣州要建成文化大都市，必須在這些方面下大氣力。當你的主幹文化形成之後，其他的文化形式會跟着提高檔次。
記者：這才真正會有文化意義上的競争力？
李明華：對。信息時報：你認爲構建文化創新體系特别需要發展高等教育和思想文化、學術文化？李明華：文化的各個門類是個生態系統，其中思想文化、學術文化，標誌着社會文化的深度和高度。一般説來，思想文化和學術文化獨立於市場和商業之外，具有社會批判的實踐能力，也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航向標。中外文化發達的區域或城市，不論是以高雅文化著稱還是以大衆文化爲主格調的，其思想文化與學術研究的根基都十分厚實。廣東的文化建設，從建構完整的文化體系的意義上認識，不能僅停留在民俗的大衆的文化層面，而忽略作爲主幹文化形式存在的學術文化和思想文化的發展。學術和思想文化的興盛，非一朝一夕之功。它與高等教育有密切關係，廣東高等教育的發展，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文化的地域性和時代性
鷹擊長空，魚翔淺底，不能説鷹就比魚高明到哪裏去。但談到時代性就不一樣。
記者：你一直在做哲學和文化的深層研究，且對嶺南文化的深入研究得到公認。最近聽説你關於文化發展的實踐性有新的觀點，可以談談嗎？
李明華：城市的文化形態，有一個空間性、層次性和機制問題。文化發展的空間性，象廣州這樣的城市，有着顯著的地域性，關於地域性文化，我曾經有個觀點在多次會議上强調過，單純的地域性並無高低之分。嶺南文化和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三秦文化相比，没有高低之分。中國所有的地域文化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它們都是中華文化大花園中的一枝，正是因爲有了這不同的花朵，中華文化大花園才絢麗多彩。
但是文化不僅有地域性，還有時代性。有人説齊魯文化應該比嶺南文化先進，我認爲不能這樣説。我打個比喻，鷹擊長空，魚翔淺底，不能説鷹就比魚高明到哪裏去。它們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間。但談到時代性就不一樣，哪種文化更多地接受現代的高科技的成果，吸收了人類最新智慧的文化成果，就是時代性，也就是所謂的先進文化。從這個意義上，我反而覺得嶺南文化吸收現代的因素和養分更多一些。廣東的軟件業在全國走的很前，良好的高科技發展環境吸引了很多人才。城市的文化生態如生活方式跟發達國家比較接近，比如度假、飲食的方式，家庭關係、人際關係比較先進一點。
另外，文化還有層次性。一個城市如果老是發展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是不够的，還必須發展高雅文化。廣州最近幾年高雅文化受到重視，全世界很多國家的高雅藝術團體都到廣州來演出。
再一個就是文化發展的機制，應該有一個比較好的競争機制和人才培養機制。
新的生態文明觀：呼唤人與自然的倫理
在人與自然的關係發生革命性變革的今天，人類的道德關懷對象完全應該擴展到整個自然界。
記者：你近期非常關注和提倡的生態文明觀，今天的文明觀與工業時代的文明觀有什麽不同？
李明華：近幾年來我比較重視生態文化研究，我主持的一個課題《人在原野》已經完成，大概九十月份出版。這本書的副標題是“闡述一種新文明觀”，即生態文明觀。工業時代的文明觀認爲人的本質力量是可以戰勝自然的，認爲人可以把握到自然的規律，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工業文明時代是征服自然的時代，人對自然的鬥争凱歌行進。但是人類因此受到巨大懲罰。生態文明是人和自然融爲一體的文明，就是人和自然没有誰高誰低的問題，人不能奴役自然，也不能爲自然立法。人是自然界長期發展演化的産物，自然是人類的母親，人類不能征服和戰勝自己的母親。
我們的課題“人在原野”，它的意思一是人回歸到原野，你本來是從荒原裏自然裏産生出來的，要改變與自然對立的觀念；第二是人融入大自然，與大自然融爲一體，共生共榮。
記者：也就是提倡人與自然的平等的觀念。
李明華：是的。這裏面主要是價值觀的問題。過去人們認爲，大自然能够滿足人的需求，所以它是有價值的，如果它不能滿足人的需求，它就是没有價值的。這是哲學上關於價值的解釋。那麽在人類産生之前，大自然談不上滿足人類，是否大自然就没有價值？法國著名思想家蒙田説過，蒼穹的令人讚嘆的無窮運動，日月星辰永恒的光芒，遼闊無邊的起伏海洋，難道都是爲了人的利益和人的方便而存在，爲了人而千百年生生不息嗎？第二個問題，人類之所以認爲大自然要成爲人的奴隸（這是工業文明時代的文明觀的重要觀點），是因爲人是自然界最高等的動物，是會思維的、有自我意識的、具有創造性的動物，所以他在整個地球、在整個自然界是最高等的，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所以他可以爲自然立法。但是根據現代生態哲學研究，有很多理由可以駁斥這種論點。在人類産生之前，自然界就是有價值的，現代系統論也證明瞭這一點，自然界有自己的權利，這是一條理由。
另外一條理由是，人們的道德關懷對象是逐步擴大的，這是人類進步和社會進步的歷史事實。在奴隸社會，奴隸不是人，只有自由人才是人，迫害奴隸不存在道德問題。隨着社會發展，奴隸解放了，他們争取到平等的地位。婦女過去也是不當人看的，不是道德關懷對象，没有人的價值。還有種族問題，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以前，美國黑人是没有社會地位的。經過馬丁路德金的黑人解放運動，才有了美國憲法修正案，黑人在法律上才有了平等的地位。在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我們的價值取向和道德關懷對象，能不能從人類擴大到動物和植物，給予他們道德上的關懷，這是生態文明觀的一個重要觀點。“生態倫理學”就是研究這個問題的。在工業文明時代，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在内，他們認爲人類是可以掌握自然規律，繼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當然馬恩也認爲，如果我們不按自然規律辦事，破壞了自然的平衡的話，人類是要遭到報復的。但是在那個時代，人類還認識不到“爲了免於報復而保護自然”是遠遠不够的，這種自然觀是有歷史局限性的。
記者：你在文章裏談到工業文明時代的文明有内在的局限和缺陷，所以無法從根本上解决全球性的、整體性的生態危機。
李明華：工業文明時代的自然觀的缺陷在我們今天看來是十分明顯的。當時馬恩的思想當然是比較先進的，他們深刻地看到人類若毫無顧忌地破壞自然的平衡，自然界會懲罰報復人類。但是在人和自然的關係上，如果我們不來一個價值觀的革命，只要我們還在堅持“征服自然”的觀點，不管人類如何善待自然，終歸改變不了奴役自然、掠奪自然的行爲。人善待自然，出發點不應該是害怕自然界的報復，從根本上講，人是不能征服自然的。我們是自然之子，我們在茫茫大海中，在莽莽草原上，你會覺得人是很渺小的。在整個宇宙中人類更小了。我們没辦法征服自然。
記者：那麽人和自然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李明華：新的生態文明觀把人和自然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尊重自然，回報自然，達到與自然的和諧與共生共榮。這就要求人類抛棄統治自然、主宰自然的觀念，確立面向人類未來、面向子孫後代、維護生態平衡的觀念，遵循大自然規律，促進大自然按其自身規律向前發展。
這是一個觀念的根本變化，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的一種突破。人類中心説必然要導致自然爲你服務，把自然資源作爲你的四肢、工具和財産，想怎樣就怎樣。資源的浪費，特别是那些不可再生資源的枯竭，是對子孫後代的剥奪和犯罪。我們要有代際關懷，要堅持可持續發展。
記者：你關注這個問題好象挺長時間了？
李明華：1996年，國務院牽頭搞了《中國21世紀議程》，規劃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廣州也開始籌備。當時提綱出來了，内容很詳細，關於經濟發展、人口、教育、資源、農業等等，我看到提綱之後，感到缺了人的觀念這一塊，如果没有文明觀的變革，所有的東西都會落空。所以我向市政府有關部門提出，是否加上一條，關於可持續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關於人的文明觀。這個建議提出後馬上被采納，於是由我牽頭組織人寫這一部分。《廣州21世紀議程》第17章“可持續發展與精神文明建設”，就是關於文明觀的研究成果。研究生態文明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後來讀了幾十本關於生態哲學、生態倫理學的著作，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蕾切爾·卡森的《寂静的春天》，這本書的影響是劃時代的，它導致了美國建立了環保署，制定了環保政策。
經濟的强勢才能帶來文化的强勢
密納發的猫頭鷹在黄昏時起飛，高盧的雄鷄於黎明報曉；東方智慧之神，在世紀的鐘聲中跨越歷史之峰。
記者：作爲一個學術成就顯著的學者，和新實踐論學説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你爲何樂於參與社會進程和社會實踐發展？
李明華：本來我是搞哲學的，按照恩格斯的説法，哲學是高高懸浮於經濟基礎之上的，即是在空中的，是一種思辨的學問。我1990年來到廣州，覺得這裏確實是一片改革的熱土，到處生機勃勃的，關起門來搞哲學是很難搞的。我的個性也是比較關注現實，我到處走，珠三角很多地方我都去過。從各地發展情况來看，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就覺得，從文化這點切入，來跟現實接軌，深入到現實當中去，這是很好的課題。文化在現代是一種非常强大的生産力，文化如跟勞動者相結合，跟生産工具相結合，發揮出的力量不可低估。所以很多歷史學家和戰略家都説，一個地方或一個城市的發展戰略一定要立足於文化戰略。
記者：1998年到1999年，你在哈佛做了一年的訪問學者，您受到的最大啓發是什麽？
李明華：受到的啓發很多，我正在寫一本書，叫《哈佛觀察》。其中有一點我深深體會到，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的歷史悠久不能表明他的文化優勢。美國的歷史不到300年，但它有文化强勢。文化强勢和文化弱勢的轉化是靠經濟的强盛。人家問我在美國呆了一年，最深刻的體會是什麽，我説一句話，發展是硬道理。這不是説官話。這是非常深刻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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