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持萬
是我學術與人生的思路
黄天驥，１９３５年出生於廣東省廣州市，１９５６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留校任教。
現爲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員會會員；中國戲曲學會副會長；廣東省文史館名譽館員。曾任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届學科評議組成員；廣東省學位委員會委員。
名師啓業 薪傳戲曲
黄天驥：其實我不算什麽。我知道在國内搞我們這個學科，在我這個年紀的有一輩人，都出了很多成果，大家平時來往也比較多，學術上的風格、思路比較接近，所以也比較相投。比起他們幾位我就差了，無非是在崗位上工作時間稍微長一些，對學科比較瞭解。我是廣州人……
記者：您出身於典型的西關家庭。
黄天驥：對。我中學到大學，一直都在廣州。１９５２年考入中山大學中文系讀書之後，我有幸深受幾位老師的影響——在戲曲方面受教於王季思教授和董每戡教授，在詩詞方面受詹安泰教授影響良多。所謂大樹底下好乘凉，我受到這幾位先生思路上學問上的影響，得益於此，對自己的學科慢慢有了瞭解，其實比起我的老師這一輩，我並不算什麽。
大學三年級時，我把學年論文《陶潜作品的人民性特徵》投到了《文學遺産》，過了兩個月，收到編輯部來來信，信末只署“編者”，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當時《文學遺産》主編陳翔鶴先生寫的。信裏把我批評了一通，説“字迹非常潦草，以後讀書寫字，都要認真”。不久論文發表，給我的鼓勵是相當大的，加上小時候祖父教我背唐詩宋詞，對古代文學也一直有興趣，就此走上了這條道路。
記者：用白話讀古詩，叶韵較準，特别好聽。
黄天驥：説起白話叶韵，我想起我們曾參與編《新三字經》給小學生當輔助讀物，後來反響出乎意料的大，本來是爲廣東省編的讀物，發行到了全國。一些北方的學者指摘説有的地方不壓韵，其實那是按照白話的韵來編的，編的時候没有考慮到會影響到全國。
畢業留校之後，學校對我一直都很注意培養，給我壓了很多教學任務和科研任務。有了壓力，就逼得自己要做些事情。文化大革命以後，我跟隨王季思先生一起工作，編選全國教材《中國戲曲選》，做一些項目，這中間自己受到了鍛煉。校勘注釋，這都是古代文學研究中最基本的功底，過去我的老師是這麽教導我的，現在我同樣也這樣要求我的學生。這一來我們繼承老一輩的學術成果，注意學科隊伍的建設，在自身前進的同時也帶動年輕一輩的教師進步。我們中文系古代文學這個學科，特别是戲曲這個方向，我們的隊伍是比較齊整的。如果説我在中山大學起的作用，除了教學之外，無非是努力做一個橋樑——把前一輩的好處繼承下來，也注意組織好隊伍，使戲曲史、我們的古代戲曲研究不斷綫，在不同的年齡段都有慢慢做出成就的老師。
後來我被選入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和學位委員會，情勢逼得自己必須要掌握學科動態和前沿成果，這也客觀上起了開拓自身眼界和研究方法的作用。
從政十年 貫通人情
記者：很多教授都很排斥做行政工作，認爲那樣很侵佔自身的學術研究時間，您是怎麽看待自己這“從政十年”的？
黄天驥：我在１９８４年左右擔任了中文系係主任的工作，後來又接任了中山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差不多搞行政工作有十年。在這個過程中自身的教學科研工作不可能不受到影響，但是不是就一定不好呢？我覺得，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學習、鑽研、做行政……有些地方是不能截然分開。
大學畢業以後到文革以前，我都是一個單純的業務教師。文革之後也只當了很短暫的一陣教研室副組長，其實就等於是秘書。我們畢業那時候都是被批“白專”的，就是被認爲只搞學術不問政治。其實怎麽可能不問政治呢？哪有一個人學文學、學社會科學不關心國家的？特别是我們這輩人，如果學社會科學而不關心社會，絶對學不好。
我當然知道擔任行政工作會影響學術研究，但是當歷史的責任落到某一個人的身上，或者這一輩人的肩膀上，你不做誰做？總要有人做嘛。要做就當然要付出時間，但是如果你把它們間的關係位置擺正了，其實也不見得對自己思考問題的方法没有幫助。科學研究和行政工作間有一個内部的聯繫，是可以溝通的。研究古人，是我這個學科要研究的，古人不是人嗎？反過來要把行政工作做好，絶不是上報圖表、寫寫總結的工作。我當係主任、當研究生院的常務副院長，其實就是要做人的工作。從瞭解人、分析人來講，研究古人和研究今人，其實是相通的。
比如説我們瞭解到一個古人，他在過去所處的歷史年代遇到了多少的難題、他的思想爲什麽在作品裏是如此的反映……不從過去的歷史、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去探索作者的内心世界，如何能把他的作品講深講透？親自去做過人的思想工作，和光看書本是不一樣的，雖然兩者不能説是一回事，但也不是全然没有相通的地方，就要看主事者的心態怎麽擺，自己怎麽看待這個事情。
我當了係主任之後在《文學評論》發表了一篇論文《研究吴梅村》。吴梅村這個人很復雜，過去都説他是漢奸，當然他投降清朝這一點，是大節有虧，但是他從明朝的探花到清朝出來做官，内心的鬥争，選擇的痛苦，這就是人的思想的復雜性的表現了，如果不深入瞭解他的内心世界，不可能寫得好這篇文章。如果在文革以前我做年輕教師的時候寫這個論文，我肯定没有８０年代對這個人的認識這麽細和深。這個論文寫了以後反響很好，現在對吴梅村的評價基本上就是我那個文章裏的思路。這就是我做了人的工作，研究了現代人的思想之後再回頭來看吴梅村，就不再會用簡單化的態度認爲黑就黑、白就白、好就好、壞就壞。
從事行政工作之後我文章可能寫少了，但是文章質量並不見得低了，甚至有些方面還深刻一些。
上面是説觀念性的問題，文學史的研究，還要注意規律性的問題。過去我在没有擔任行政工作以前，我都是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去研究：研究湯顯祖，就是湯顯祖；研究《桃花扇》，就是《桃花扇》……而我後來的思路，與過去不同。行政工作的一些規律，對我的思路很有啓發。
我歷來很主張，做學問要從微觀的東西裏推導出宏觀的規律，把微觀的剖析與宏觀的研究結合起來。
以一持萬 遊刃詩文
記者：那也就是荀子所説的“以淺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萬。”
黄天驥：對，這是我學術思想稍稍成熟之後的思路，在没擔任係主任以前，也許我就是一篇一篇文章去寫，一個個案一個個案去分析，等到後來，我可能就不會單一的去看待問題了，而會注目其間的規律性的東西。搞行政工作，不是解决某一個人的問題就可以了，而是要通過分析産生這種情緒的原因，從個别出發，解决一大類人的共同問題。搞學問也是這樣，寫論文，不該是爲瞭解决某個字、某個詞、某個人的問題。最近我寫了一篇論文《鬧熱的牡丹亭》，是我和博士生一起寫的。
記者：“鬧熱”的《牡丹亭》？
黄天驥：《牡丹亭》表面上看是不鬧熱的，所以你感到很奇怪。這個話是怎麽來的呢？是《長生殿》的作者洪异在《長生殿·例言》中説有人稱《長生殿》是“一部鬧熱《牡丹亭》”，他頗“以爲知言”。《長生殿》自然是很鬧熱的，但這個言外之意就是，《牡丹亭》是不鬧熱的，幽怨凄楚的一個劇本。杜麗娘的性格是幽怨的，但整個《牡丹亭》的表演是鬧熱的。我舉例給你聽：《閨塾》、《冥判》……你如果把這個戲當作戲劇搬上舞臺立起來來看，那熱鬧得很呢。特别是《冥判》，把民俗的東西也搬上了舞臺，這些内容與情節主綫是游離的，我們今天如果把這個戲搬上舞臺，這些部分肯定是要删掉，但是明代這些是一起要演的，演出起來場景是非常鬧熱的。那麽我爲什麽要研究這個“鬧熱”？我不是僅僅爲了研究《牡丹亭》，我從《牡丹亭》這個“一”，插入了整個明代戲曲這個“萬”，其實整個明代的戲曲，都是鬧熱的，通過大量文本的分析，來看整個中國的古代戲曲。從元雜劇開始就追求一個“雜”，把各種的技藝都穿插在裏面表演，追求一個鬧熱的欣賞效果，這個是中國戲曲的共性。這個共性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傳統就是這樣的，就像打火鍋一樣，把什麽東西都放進去。
記者：這個特點在孤立閲讀劇本的時候就很難發現，僅僅從文本出發，得到的閲讀效果其實是遠離了當時戲劇演出的效果，也脱離了當時舞臺表演的實際情况。
黄天驥：對。我還主張，讀曲文要用看詩的角度，讀詩的時候要用分析戲劇的眼光。
記者：一般認爲，戲劇的感情是鋪陳的外露的，詩歌的感情是含蓄的内斂的，欣賞分析的時候，方法應該是也有區别的……
黄天驥：還是舉《牡丹亭》中的例子。步步嬌“裊晴絲吹來閑庭院，摇漾春如綫”，那不就是描述春天裏院子的情景嗎？春天裏一條蜘蛛的絲被風吹下來裊裊地飄着，春光就像綫那麽細細一條。如果是從戲劇的角度來看，就是這麽多了。要是從詩歌的角度來看呢？這兩句講得是景，其實寫的是情，那春絲的顫動，就是杜麗娘心理微妙的顫動。就等於“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的那個情思，“晴絲”其實就是“情絲”。像讀小説一樣看劇本是不行的，不是抓住主題綫索就行了，還必須意識到裏面的曲文是詩，這才能剖析清楚人物心理的細微變化。這就是我説“讀曲的時候要用讀詩的眼光”的意思。
反過頭來，讀詩的時候也要用看戲劇的眼光，如果只是去看用詞煉字好不好、意境是否高妙、感情如何真摯，而不抓住詩中隱藏的人物内心世界的衝突，也是不行的。比如唐詩裏有崔顥的一首《長干行》，很簡單的五言絶句。“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横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但仔細分析，這是個戲劇場面。一個年輕姑娘，在瞿塘峽附近整天撑船，很無聊，忽然見到一個年輕人來，很高興地去搭話：“你家住在什麽地方啊？”對方可能不好意思，没有回答，這個女孩子意識到了自己的冒昧，趕緊補充：“我家住在横塘。”人家更不理解了，素不相識你爲什麽要告訴我你住在哪兒呢？女孩子趕緊説：“没什麽没什麽，只是隨便問問，也許我們還是同鄉呢。”其實女孩子對他已經有點意思了。這些東西你不用戲劇的眼光去看是看不出來的。
記者：這其實也是“以一持萬”。
黄天驥：這也是“以一持萬”，這個“持”就是貫通，能以淺近的分析，把握、闡明博大精深的道理；能從微觀的辨析，進入宏觀的研究；能貫通各種研究方法達到通曉幽微的目的，這大概是學術研究可以參照的方向。總之，工作和學習、行政和業務、戲劇和詩歌、宏觀和微觀，中間都有可以通的地方，重要的是如何去找這個結合點，允執厥中的平衡點。不一定一直能够做到，但值得努力去做。
在中山大學中文系接待室見到黄天驥先生，比預定的時間稍微早了一點。
黄先生看起來比資料中顯示的年紀要年輕許多，整個采訪過程中，他一再强調“我無非是這樣而已”、“我是這麽想的，但自己也不一定能够做到”、“我只是努力去當一座橋樑”……其實，正如他一再引述的荀子那段斷語“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作；張法而度之，則闇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
《冷暖集》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深淺集》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俯仰集》廣東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中國戲曲選》（與王季思等合作）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元雜劇選》（與王季思等合作）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李笠翁喜劇選》（與王季思等合作）嶽麓書社１９８６年版；
《元明散曲精華》（與羅錫詩合作）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元明清散曲精選》（與康保成合作）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元明詞三百首》（與李恒義合作），嶽麓書社１９９７年版；
《中國文學史》（宋元卷分卷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版；
《全元戲曲》（參編），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黄天驥自選集》，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出版；
《詩詞創作發凡》，廣東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出版。
★主持教育部屬下“２１１”工程重點建設項目“中國古代文學與傳統文化”（包括２５個子項目），起止時間爲１９９７～２００１；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古代戲曲形態研究”，起止時間爲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
●《中國戲曲選》１９８７年獲高教部教材一等奬；
●《全元戲曲》，２００１年獲國家古籍整理規劃小組全國古籍整理一等奬；
●《中國文學史》（宋元卷分卷主編），２００１年獲北京市第三届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
●《納蘭性德和他的詞》，１９８５年獲廣東省社科優秀成果二等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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