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的現代生命力，高度依賴於一個國家的當前綜合實力尤其是經濟實力，否則只能被當作博物館的藏品， “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但是這種傳統文化的當代生命力往往不是刻意宣揚和塑造就可以得到廣泛認同的，而是在經濟實力得到了持續而迅速的發展之後才被人們發現的。更具體地說，是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被某個經濟發展時期或者經濟發展模式啟動，從而形成扶助經濟發展的良性助力。
例如，日本的家族主義曾經被公認為不利於現代自由民主觀念的傳統文化因素，但是日本在大工業時代對於西方的超越，使西方管理學者認識到了日本的家族主義所包含的有利於大工業生產的積極因素。傳統文化的因素在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模式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日本第一”的光環中就有家族主義的能量。管理學者們認識到，特定的傳統文化因素在某些時候，對於促進經濟活動具有非常重要的、甚至是難以替代的作用。
那麼，當日本經濟學者稱讚中國大陸的持續發展已經分別打破了由日本和四小龍當年創下的持續增長的世界紀錄、而且很可能繼續高速增長十年的時候，我們有必要探討這種經濟發展的成功，有無某些特定的傳統文化因素、傳統社會心態在發揮著潛在的助動力。或者說，為甚麼當世界很多後發經濟體都採取開放的姿態並以類似的優惠政策積極吸引投資、發展經濟，且那些國家的普通勞動力成本並不高於中國，但是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卻能夠在近十年獨樹一幟以致舉世矚目？到底是哪些傳統文化因素會在這個經濟發展階段被充分啟動，成為促進甚至刺激經濟發展的重要能源？
很明顯，日漸開放的中國大陸與外部世界的接觸深刻而廣泛，在加入WTO 之後，大陸企業必然面對著外來企業管理模式的更多衝擊，因此需要對影響本土企業管理的基本文化特質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而對已經進入和準備進入中國大陸這個當今世界最大的新興市場的西方跨國公司來說，同樣面對著如何適應當地管理文化的問題；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傳統文化積澱深厚、多元文化交匯混存的國家而言，更是如此。雖然從微觀的角度也就是對企業個體來說，未必一定考慮與實行跨文化管理，但是從宏觀的角度看，文化的差異必然表現在組織形態、管理體制、管理方式、決策掌控等諸多方面，因此在實際操作中必定有著調適的客觀需要，而這與西方管理學理論中的“權變理論”無疑也是相合的。
筆者在本書雖然著重分析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觀念對於私營企業管理所帶來的不利影響，但是絕不認為這種傳統文化特質一無是處；恰恰相反，筆者認為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觀念所包含鼓勵競爭、肯定私慾、肯定個人努力成就的內在因素，乃是西方管理學者所誤認為“儒家思想適合經濟發展”的主要文化特質，並為中國大陸向市場經濟順利轉化、強化競爭打造世界工廠提供了必要的傳統社會心態。
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說“世界沒有大同”（洪財隆譯，《克魯曼驚奇》，先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經濟全球化的動力也主要是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更合理配置，因此不同經濟體之間在爭取更合理配置以獲取更大利益的時候，相互之間的介入必然存在。這樣，當後發經濟體與先發經濟體之間相互接觸的時候，後發經濟體就面臨著較先進經濟發展模式的衝擊；而對於先發經濟體特別是那些已經進入或者正在準備進入中國這個古老的文化大國、新興的巨型市場的眾多跨國公司來說，也面臨著進入後發經濟體市場時與當地傳統文化特質相互妥協的問題。
本人在這裡選擇宗法宗族思想觀念作為影響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管理方式的研究基點，並非鬥膽否認儒家思想對中國民眾思維和行為模式的強大影響，因為儒家思想泱泱乎傳承數仟年，乃是影響中國人思維和行為的最主要文化思想體系。一定程度上說，孔孟之儒是早期宗法文化的集大成者，只是古典儒家與始於宋代的宋儒、兩漢魏晉隋唐大型宗法宗族及其思想觀念與普及型宗法宗族及其思想觀念出現了較多的差異；但是無論早期的漢唐宗法宗族思想觀念還是始於宋代的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觀念，無疑都大量吸收了儒家倫理。
最為重要的是，由於儒學的利他價值取向和宗法宗族的利己追求，存在著價值觀念的根本性差異；而深受宗法宗族思想觀念影響的家族運作方式，更容易對實際的企業運作產生影響。因此，研究宗法宗族思想觀念對企業管理的影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領域。
但是有的西方學者，可能是出於對中國儒學思想的推崇，或者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瞭解有著某種局限，比較主觀地將一些難以用傳統儒家思想加以解釋的現象，如利己、高度威權、維護家庭和家族利益等特徵，命名為“後儒家假說”、“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從學術探討的角度來說，這種“命名”是不夠精確或者說頗為值得商榷的。因為儒家思想的基本取向是“利他”的，而如果將“利己”解釋為“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就等於說儒家思想巳同時具備了截然相反的兩種價值取向；對於一個延續千年、影響廣泛的思想體系來說，這種假說是不可能成立的。
而實際上，提出這種觀點的西方學者所羅列的主要特徵或者說論據，都是屬於普及型宗法宗族的運作方式以及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觀念。而由於古典儒學本身就是宗法文化的集大成者，後世的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觀念中也大量吸納儒家思想，想要非常清晰地對兩者加以剖離，是非常困難的。儒學思想與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觀念的扭結，是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需要對兩者都有所瞭解才有可能加以剖絲抽繭式的分離。但是由於宗法制度早在中世紀的歐洲就已經失去了任何社會意義，因此要讓生活在現代的西方學者充分瞭解宗法宗族這種在中國已經失去政權支持、主要依賴慣性傳承對中國人社會產生深刻影響的傳統文化特質，當然是難上加難的。更何況西方學者往往是緣起於關注日本經濟的發展而對日本儒學產生認識的，但是日本儒學與中國儒學屬於“同源不同流”，前者含有更多的古典儒學的成分，中國儒學在宋代以後的發展已經與古典儒學具有很大不同；與之相對應，受漢唐大型宗法宗族深刻影響的日本家族形態，由於朱熹等宋代大儒在設計、推動普及型宗法之後，中國國力漸弱導致文化輸出和移植成活能力大大下降，普及型宗法像宋儒對日本的影響不及古典儒學一樣，對日本家族形態及其觀念的影響遠不及兩漢魏晉隋唐宗法，也具有“同源不同流”的特徵。這樣，西方學者從日本、韓國的儒學來解構中國的儒學以及與之相關的宗法宗族思想觀念，出現一定的偏差甚至牽強附會就是很自然的了。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國家，並非祇有提倡利他的儒家思想對中國民眾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產生影響。宗法宗族及其思想觀念幾千年間不斷地有理論、有實踐、有發展地貫穿整個封建社會，即使在上個世紀中葉還在一些地方保存著相當完整的宗法宗族形態，宗法宗族思想觀念的利己傾向、鼓勵競爭、維護家族利益對中國普通民眾的影響極其廣泛；且二十多年的大陸對意識形態放寬導致部分農村地區宗法勢力復熾，因此宗法宗族思想觀念對當今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模式產生影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很明顯，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競爭力加強特別是私營企業實力的提高、中國企業陸續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研究何種傳統文化特質更多地影響了中國大陸私營企業的管理習慣，瞭解宗法宗族思想觀念特別是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觀念對於中國民眾的思維和行為模式的影響，無論對於將直接面臨國際競爭的中國私營企業以及其他性質的企業來說，還是對於大規模進入中國大陸的跨國公司來說，都是具有一定的實際意義的。
東亞的經濟奇蹟起源於東方，但是獲得高度肯定卻還是有賴於代表現代最先進文明的西方世界的認同，這本身就是文化力高度依賴於經濟力的明證。但是對於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來說，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豐富多彩，中國學者能夠成為通人的也是鳳毛麟角，對於其歷史發展過程中根本就沒有過宗法國家形態和綿延數仟年的宗法宗族思想觀念、宗法制度早在中世紀就失去了任何意義且挾有文化優勢心態的歐美學者來說，能夠承認儒學的價值已經是難能可貴，對融合了大量儒家思想觀念的宗法宗族思想觀念產生誤判既是非常容易、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這種產自東方的奇蹟和來自西方的誤區，正說明我們需要順勢推動世界對於東方傳統文化的再認識。文化力對於經濟力的高度依賴，使得東方文化在一個多世紀以來備受貶抑；當日本、四小龍以及中國大陸相繼創造經濟成長奇蹟，綜合經濟實力受到世界高度關注的今天，重新建立世界對東方文化的瞭解和尊重，此其時矣。
即使因為本人學淺才疏，書中的觀點最終不能被多數人認同，從學術探討的角度來說，也就有了一定的價值，至少為他人排除了一個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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