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在書店看到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推出的《中國人的精神（貳）》一書，先是甚感迷惑，因為從來不曾得知辜鴻銘還有過又一部以《中國人的精神》為名的著作。開卷方知，這部所謂《中國人的精神（貳）》，其實不過是將辜氏《尊王篇》和《清流傳》兩部譯著進行的“再包裝”而已。如此這般忽悠讀者的拙劣手法，已讓人感到相當不快。待閱其編排和內容，見其粗製濫造，且對篳路藍縷的先驅譯者竟採取“故作不知，掩耳盜鈴”的無賴損招，更是平添惡感。於是將書買下，連同去年所購由同一出版社所出的《中國人的精神》中英文對照本，一併加以審核。
筆者之所以購買此兩書，因為家中藏有1996年黃興濤和宋小慶翻譯的《中國人的精神》一書首譯本和2001年的重印本，另存有黃興濤主持翻譯的厚重的兩卷本《辜鴻銘文集》（均為海南出版社出版）。兩相對讀之下，不禁感慨四端：既為抄襲者“恥”，複為原譯者“憤”，更為出版社“憐”和出版業“歎”。關於《中國人的精神》
先來看看署名“陳高華譯”的《中國人的精神》一書，該書出版於2005年10月。但凡是較難一點的詩歌翻譯，尤其是拉丁、法文和德文的詩歌，都一律照抄黃興濤的譯本，且一字不漏。其他的地方也可看出是在黃興濤等人的譯本基礎上直接進行“來料加工”，其在文字上略施花招，不僅多屬無謂，反而破壞了原譯的嚴整和流暢。尤其可歎的是，這位“譯者”毫無中國近代歷史常識，為了在一些人名翻譯上造成不同于黃譯的假像，直如吃錯藥一般，故意把一些通行的固定譯名改得面目全非。例如，義和團運動期間被殺的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被生硬地改譯為“科特勒”，著名法國漢學家儒蓮被改為“于連”，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和大臣毛奇莫名其妙地被改譯為“威爾海姆”和“莫爾特克”，甚至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都改譯成“陳尤金”，清末的“外務部尚書”則被改為“外務部長”，“海關總稅務司”被改為“海關檢查長”，等等，不一而足（可參見該書第8、13、17、24、204頁）。而且這種改動前後還並不統一，甚至一篇之中也是混亂不堪，如附錄“群盲崇拜教或戰爭與戰爭的出路”中反復出現的熱愛中國文化的劍橋大學教授迪金遜（Lowes Dickinson），這位新“譯者”譯作“狄金森”原也未嘗不可，但這篇附錄中卻忽而“狄金森”，忽而又“迪克遜”，完全是隨意亂用（參見226、232、233、239等頁）。前文提及的法國漢學家儒蓮在正文中被改為“于連”，而後面所附的注釋卻仍然是“儒蓮”；英國歷史名家弗勞德（James Anthony Froude）被故意改為“佛祿德”，而後面的注釋部分竟然又回到“弗勞德”！凡此種種，實在不能不讓讀者懷疑，此譯編很可能不是一人所為，而是多人胡亂東抄西湊而成的“偽劣品”。
說到譯著後面的注釋，就更不能不為原譯者生“憤”了。黃興濤等人的譯本包含了很多精心的注釋，尤其是那些考證性的注釋，如理雅各弄錯了《皇清經解》完成的時間，翟理斯《古今姓氏族譜》一書的內容介紹，以及那些古文詞句的對譯之類，都是真正的專家功夫。沒想到這些在專業圈子裏都難能可貴的注釋，如今竟被人要麼全盤照抄，要麼隨意胡亂刪減，不僅從不注明來源，且抄錯的地方比比皆是。如影響辜鴻銘很深的馬修•阿諾德，黃興濤等原譯者曾在注釋中介紹說“他對近代資本主義文明十分厭惡”，新“譯者”所做的注釋卻是“[他]批評對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厭惡”（該書254頁），令人啼笑皆非。另有的地方，在黃氏原譯本中屬於未能校出的古文排印錯誤，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厚”字被誤寫成了“屬”字，這位“陳高華”竟然也亦步亦趨，錯得毫無差別（該書第111頁）。這如果不是盲目抄襲，誰能有更好的解釋？關於《中國人的精神（貳）》
其實，事情倘若僅限於此，筆者可能還懶得搭理。但這時又見到了《中國人的精神（貳）》，發現其抄襲之行徑更為放肆，實在已無法容忍而不發一言。筆者相信，任何一個喜愛辜鴻銘和珍惜乾淨學術環境的讀書人，對此種行徑若再姑息遷就，不起而揭露，則自己的良心都不免覺得難安。
《中國人的精神（貳）》標明出版時間為2006年10月，署名為“杜川譯”。此“杜川”連前此那般作“穿插改字”般掩人耳目之舉的耐心也全部失卻，許多部分乾脆就整章整節、完完全全照抄黃興濤等人所譯《辜鴻銘文集》（上）。據粗略估計，《中國人的精神（貳）》全書22萬字，大約90%甚至以上，都直接抄自《辜鴻銘文集》中的《尊王篇》和《中國牛津運動故事》（即《清流傳》）兩部分。
以《清流傳》為例，其“卷首引語”、“再版記言”、“導論”、第三章“滿州貴族重新掌權”的第三段以後文字，第四章“空位期：中國三頭執政”、“尾聲”，以及附錄“已故皇太后”和“中國皇太后”等，都是全盤照搬黃譯，很多地方甚至一字未改，如《中國的皇太后：一個公正的評價》等部分。《已故皇太后》一文僅改了四個字（一是在標題“已故皇太后”前加了“關於”兩字，一是在開頭的稱呼“先生”前加上了“編輯”兩字）。“尾聲”部分僅改兩字（也就是將“末了”二字改為“最後”），第四章也僅有個別文字的改動（如把“文人學士”改為“儒生”等）。《尊王篇》中的情形大致相同，如“中國問題的近期劄記”的“之三”到“之五”及“跋”，附錄“文明與無政府狀態”和“美國海軍將軍艾文斯致辜鴻銘的信”等，均屬全盤、完整地抄襲黃譯。
該兩書中其他篇章節目中，或大或小、間隔抄襲的段落也舉不勝舉。即使有些改動的部分，也大多是在黃譯的基礎上，採取以下三類變相抄襲伎倆而成。其一是改“馬鈴薯”為“土豆”、“大英帝國”為“不列顛帝國”、“東西”為“玩意兒”之屬；其二是隔幾行故意添幾字之屬（如句前加“依我看”，或“某地正在出售人肉”被無端改為“某地一些城市的菜市場上正在出售人肉”（見《中國人的精神（貳）》，第103頁），或“端王的兒子”之後被莫名其妙地加上“愛新覺羅•溥傀”）；第三是前後故意顛倒順序之屬。特別是最後一類，對譯文的語氣和順暢性影響最壞。
此兩書最後的注釋部分約2萬餘字，除兩個小注外，也都抄自黃譯，且大都一字不改。此外，其中有關“比肯斯菲爾德”的注釋還彼此重複矛盾。而黃氏譯本中原有的一些重要注釋，如《清流傳》第二章最後一個反映辜鴻銘憲政思想的千字長注，竟被新“譯者”全部刪掉。
黃興濤等人所譯的《尊王篇》和《清流傳》中，一共有長短不一的三十首詩。這些詩翻譯起來十分不易，而黃譯總的說來譯得相當漂亮。對這些譯詩，“杜川”在《中國人的精神（貳）》中也一首不落、一字未易地加以了“吸收”。實際上，筆者最初懷疑“杜川”抄襲，就是《尊王篇》篇頭那首長長的，占兩頁篇幅的《懷念赫爾曼•布德勒（已故德國駐廣州領事）》一詩引起的（可將該書第1-3頁此詩與黃興濤等譯《辜鴻銘文集》（上）第3-6頁此詩相對照）。正是這首既優美又富有哲理、令人沉思的詩歌，以及《清流傳》中那些幽默而諧趣的譯詩，才使我在似曾相識之餘，頓時想起了《辜鴻銘文集》。
在對勘譯本的過程中，筆者還發現，《中國人的精神（貳）》的“譯者”甚至可能連辜氏的英文原作也從未見過，而只是將《辜鴻銘文集》中的有關內容掃描以後，加以簡單處理而成。這從黃興濤等人譯本中的幾首詩歌被新“譯本”混為一般文字，甚至黃譯對《尊王篇》和《清流傳》等的介紹部分也被新“譯本”混為正文等表現中，可以推見一斑。
當然，黃譯本身並非完美無缺。僅就校對而言，其筆誤和舛錯之處也是有的。如《尊王篇》的“近期劄記之五”中辜氏將“義和團”民比作法國的“無套褲漢”，在《辜鴻銘文集》中就被粗心地誤作“長套褲漢”；《清流傳》第三章認為英國人不應當講中國人“如魔鬼般無情之類混話”，其中“混話”二字也被誤寫成了“混活”，等等。奇怪的是，這類極為明顯的簡單錯誤，休說只要稍微看看英文原文，哪怕只要略微耐心地對讀黃譯上下文，本來都完全可以加以矯正，而“杜川”先生竟然也毫不覺察，一併繼承下來（見《中國人的精神（貳）》，第114、199頁）。由此可見，說《中國人的精神（貳）》抄襲《辜鴻銘文集》可能還未必十分到位，對其中許多部分，更為恰當的說法，或許應該是“複製”或“掃描”後的“粗劣加工”。
在對讀陝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國人的精神》和《中國人的精神（貳）》時，筆者還有一個發現，那就是凡“陳高華”改過的黃譯人名，“杜川”卻都又一律還原為黃氏譯法，雖前後矛盾如此，而責任編輯卻為同一人。
筆者曾經善意地想像，這兩本所謂新譯的出現，可能純屬非法書商的盜竊行為，與陝西師大出版社無關。但當我通過朋友直接諮詢該社領導的時候，他們卻明確地說，這兩書不僅是他們出版社所出，而且是“重頭”成果，並且讓我拿出抄襲的證據來――這曾讓我先是氣惱，後是悲哀了好一陣。
以上所述，就是我的證據――也是我作為一個普通讀者的強烈抗議。我想我應當建議被公然抄襲的譯者，對此種惡行毫不猶豫地訴諸法律。同時，我也真切感到，譯著版權究竟如何才能切實地進行保護的問題，確實也已到了不能不引起國內出版界和法律界高度重視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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