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野草》中如此寫道：“願我的文章速朽”；又說：“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然而，期待“速朽”、希望世人“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的魯迅，卻永垂不朽，成為許多中國人沉潛心底、搖撼不動的精神燈塔。這是一種值得欣慰的敬仰和愛戴，但爭執也往往因此而起。
近日，金庸武俠名著《天龍八部》、《雪山飛狐》等的節選片段出現在了課改後的北京語文泛讀備選篇目中。與此同時，魯迅、朱自清等名家的作品數量逐漸減少。這引起了社會的廣泛爭議，甚至發出了“金庸取代魯迅”的擔憂。
如果按照魯迅先生的意思，“金庸取代魯迅”大概是他求之不得的。但顯然，在他的崇敬者那裏，這勢必是一種令人無法容忍的文化挑釁。我們都很容易體諒和理解這種感情——魯迅代表了一個時代的良心和脊樑，在後世的研究中，他的偉大性甚至神性被再三勾勒和刻畫。而一旦魯迅被神聖化，任何企圖改變他容貌的努力，似乎都成了有關“僭越”的重大事端。
金庸的挑戰者地位無疑讓事情變得尤其複雜，不僅因為金庸的“粉絲”和重量級不讓魯迅，更因為他是個寫武俠小說的，與魯迅的深沉氣質迥然有別。前者讓金庸有能力顛覆魯迅的地位，這構成了一種迫在眉睫的“侵略性”；而後者標誌著“娛樂精神”對深沉思想的勝利，這又被認為是精神高度的“矮化”。於是，北京課改的一次技術性調整，不可避免地引來非議。
其實，把金庸的武俠小說單純理解為“娛樂”，未免失之於粗暴和輕率。我看過四川一位學者對金庸小說的政治學解讀，在感歎其博大精深的歷史感之外，更深有感觸其力透紙背的現代性，對中國文明進步的啟示錄意義雖潤物無聲卻昭然若揭。這堅定了我的想法，文化無高下，魯迅和雜文和金庸的武俠，都是我們不可多得的精神財富。很多時候，文體本身是有遮蔽性和誤導性的，完全看我們怎樣去解讀、是否有解讀的能力。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人文底蘊和精神高點。魯迅、朱自清等名家在閱讀視野中的稀釋和淡化，不是他們的作品失去了光輝，而是時代永遠需要為人們輸送新鮮血液。如果我們拋開魯迅與金庸之爭，就會看到在北京課改中《許三觀賣血記》替掉了《陳煥生進城》，海子詩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則替掉了《孔雀東南飛》，奇怪的是，為什麼沒有因此產生余華取代高曉聲、海子取代“焦仲卿妻”的擔憂？看上去，所謂文化云云都是假相，真正的問題還是不合時宜的偶像崇拜。
布羅代爾在《法蘭西的特性》中說，歷史從來就是在道路的兩旁生根發芽的。從此意義上講，我願意把魯迅比作“道路”，而把金庸比作道路兩旁的“風景”——只有“道路”和“風景”相得益彰，才能成就歷史，也才能成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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