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白紙門》（春風文藝出版社2007年出版），無疑是關仁山小說創作歷程中的一次轉折，而這轉折為他帶來小說寫作的新高度。經過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不斷努力，關仁山為自己的創作找到了一片新天地。
《白紙門》是一部不容易被輕易貼上標籤的小說，一部佈滿了衝突又意指和諧的書。發生在渤海灣一個叫雪蓮灣的小鎮上的故事，並不是一首田園詩，也不是一種推衍理念的寓言，而是一出具有濃郁地方風情、植根于現實、連結著歷史的鄉村戲劇。這部佈滿了衝突的書，骨子裏是要尋找一種生存的和諧。這裏既有人與自然的衝突，也有人與人的衝突，但作家本人的立足點，是要表達對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這樣說的原因，是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到關仁山所欲表現的衝突並不鮮血淋漓。他更傾向於把衝突與和諧交融在一起，實現對於故事的平衡感的追求。紅藻、蟹亂的出現是人與自然衝突的象徵，但其中又不乏漁民與大海之間的相互依賴。人與人的衝突也每每是生存與發展中生活與情感必須要面對的紛爭與糾纏。因了這樣的緣故，我們可以感覺到，小說家關仁山並沒有急著去評判物是人非的紛紜變幻。一種處於十字路口的價值觀，一種基於現實的道德感，並不意味著他放棄了“原則”，而是暗示出作家更注重小說的質感，能夠通過現實生活以及從中引發出的故事將這一切呈現，讓人在對矛盾的理解中尋找最終的答案。
這是一部傳統與現代雜糅的書。一個海邊小鎮的現代生活，必定會是傳統與現代相交叉的奇異形態，這樣的形態在當代小說裏並不鮮見。《白紙門》在表現這種雜糅共存的狀態時，使用了非常具有標識性的描寫方法。傳統在這部小說裏可以轉換為民俗，民俗的標識物是雪蓮灣家家都會有的白紙門、偶爾為人“算命”的“十三咳”等等；現代性的標識是工業污染造成的“海壞了”的結局，是“外商”的進入及“泥療”的開發等等。小說裏到處可以看到那些傳統民俗民風和“迷信”的穿插，這些因素並不僅僅是一種標識，它們與人物命運、故事走向密切相關，而且會影響到故事與人物命運的基調與結局。這些因素的出現強化了這部小說的本土化特徵，延伸了小說的縱深感，增添小說故事的神秘色彩。而小說後半部展開的一系列發展、致富的故事，又讓人物故事保持現實感和當下性，二者既有衝突，又有交融，構成了小說歷史與現實的立體景觀。
這是一部野性與“文化”交匯的書。小說以七奶奶、疙瘩爺、麥蘭子這個家族為軸心，展開了一幅雪蓮灣的全景圖。疙瘩爺讓人想起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他與海的愛恨情仇，體現了一種野性之美。小說的另外一個男性人物大雄則是這種野性在現代社會下的延續和遭遇。小說中的年輕女性麥蘭子在愛情選擇上的反復，把“文化”和野性的較量提到了人性極致的高度。麥蘭子先是心慕裴校長，那是她對以識文斷字為標誌的“文化”的內心嚮往，而她最終與大雄的結合，又把價值的法碼重新回歸到對野性的欣賞與承認上。麥蘭子從始至終對大雄的“文化”改造要求，使這兩種不可相融的價值觀在小說裏交匯成一個非常複雜的、變動的不穩定形態。小說在這一點上也體現了作家更注重呈現而不直接跳出來評判優劣的機敏。
這是一部網狀結構與散點流溢互相呼應的書。“白紙門”是貫穿小說始終的意象，也使小說在結構上形成一種天然的網狀與封套模式。小說的開頭是白紙門，結尾最後一節，又是白紙門，作家的匠心可見一斑。傳統與現代、野性與“文化”在書中相對均勻地分佈，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同時呈現，使小說的立體感、流動性大大增強，在網狀結構與散點映現的故事框架中，作家適度地展開衝突性的情節，推衍和寓意一個追求和諧的主題，讓這部小說讀來具有格外靈動的感覺和印象。就此而言，關仁山創作時對小說性的把握和追求，對藝術性的執著與嘗試，讓人讀來十分清爽，印象深刻。
《白紙門》裏，七奶奶代表著以“迷信”為名目的民俗與傳統，疙瘩爺則是野性與力量的化身，大雄是原始力量在現代社會複雜環境下跌跌撞撞的形象，裴校長則是一種“文化”表徵。而所有這些因素，可以說在麥蘭子一個人物身上得到了“綜合”。麥蘭子是所有這些力量的接納者，她是小說裏最複雜、最多重、最可分析的人物，是雪蓮灣從傳統走向現代，從野性邁向文明的進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正因此，這個搶眼的、最值得玩味的人物，在性格和行為上時有互相抵牾之處，因為作家賦予了她太多內涵，所以她的言行和心理有時因承受太多而變得模糊。但她的確是小說最關鍵的人物，基於善良的本色，她承載著所有原始的、傳統的、現代的、文化的意義與內涵。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人物，是打開這部小說的一把“鑰匙”。
如今的文場上，各種各樣的腳印疊加交錯，每一位小說家都有自己認定的道路，每一條道路上都有成功者與失敗者，也都能見出真誠與虛假，真功夫與假招式。關仁山的《白紙門》既體現了一位作家執著向前的動力，也能看出他再尋天地的決心。（來源: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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