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札記——關於我國部分法律制定情況的介紹(1982-2004年)》一書主要以顧昂然的工作報告、講話、法制講座、報刊文章等結集而成，共70萬字。邏輯上則以作者親身參與制定的憲法為核心，立法為總規範，基本涵蓋了1982年至2004年期間涉及國家機構、民事、刑事、行政、經濟、訴訟法等我國基本法律框架大部分法律制定情況和主要問題的介紹。另外，作者在全國人大50年的工作經歷，也賦予該書極強的可讀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書截取作者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要負責人(副主任、主任)二十多年間，其立法思想較為成熟時期的文稿，兼具較強的法律專業性與生動簡潔的文字可讀性。作者從立法、析法、普法的獨特視角，透徹全面的文字表述，既為法史研究者提供了理論擷英的資料，又為實務部門追本溯源探究立法精神，用好用活法律指引了方向。
作者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取得的顯著成就概括如下：“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125件法律，對56件法律進行了修改，通過了7件法律解釋，初步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到現在，我國已經有現行法律200多件，國務院制定通過的現行行政法規6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通過的地方性法規8000多件”。
在對治國安邦的總章程憲法進行講座時，作者引用毛澤東同志的一段話形象生動地概括了什麼是憲法，憲法的地位和作用。同時在談到如何看待加強党對立法工作的領導與法制工作的關係這個問題時，作者指出：“加強党對立法工作的領導不是代替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立法權，不是不要發揮國家權力機關的作用。”談行政處罰法時，作者在對如何正確處理政府機構行使權力與規範權力之間關係時首先提出問題：“行政機關保障法律的執行靠什麼？是不是僅僅靠處罰或者主要是靠處罰？”回答是明確且斷然的：“不是。行政處罰是行政機關保障法律實施的重要手段，但決不是基本手段，更不是唯一的手段，對此要有清醒的、正確的認識。”在刑法及刑事訴訟方面，作者特別提及承上啟下起草制定的歷史背景，對解讀現行刑法立法精神，針對具體國情應用刑事法律具有重要意義。就整體民事立法方面，作者回顧道：“由於民法涉及面廣，內容複雜，在改革開放初期，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條件還不成熟。經過20年來的努力，先後制定了民法通則、合同法、擔保法等民事法律。同時還在一大批其他法律中作出了有關民事規範的法律規定，這些法律，共同形成我國的民事法律制度，對保護公民、法人的民事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訴訟程式和非訴訟程式方面，作者談到，我國已經制定了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海事訴訟特別程式法、引渡法以及仲裁法等。從總體上看，我國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經基本做到有法可依。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立法。作者從195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至今，一直在全國人大工作，親身經歷並見證了全國人大的立法過程。一句話：立法法是規範立法活動的基本法律，制定立法法是法制建設上的一件大事，對立法活動加以規範，加強立法，提高立法品質，實現到2010年形成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任務有著重要意義。道出了老立法人的肺腑之言和真切感受。
作為一名老立法人，顧昂然的文稿並沒有囿于單純的立法技術層面，而是多次從立法思維的高度談到立法問題。更難能可貴的是，文稿通篇透露著法律謙抑精神，認識到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並不是所有矛盾都可以依靠法律解決得了的。這與目前有些人遇到問題和矛盾就振臂高呼“立法”，好像法律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偏激態度形成冷靜鮮明的對比。
書中在立法中始終秉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在針對屢為西方社會藉口人權來詬病的死刑存廢問題上，沒有回避，而是以數字和經驗教訓來說話。又如在關於輕刑化、重刑化問題，根據多年工作經驗，能夠平衡各方意見提出為各方所接受的指導原則，即從實際出發，不能只看書本，只看國外。閃現立法智慧，主動為決策者作法律參謀，從依法治國的高度談立法是該書的一大特點。在談到刑法修改問題時，強調把刑法修改擺到日程上來，指“擺到領導的日程上來”，認為刑法的修改涉及一系列重大的問題。收集多方意見，尤其是公眾和弱勢群體意見，從長治久安角度談立法是該書又一特色。認為“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維護人民的利益，應當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立法札記》一書，涉及多部法律的立法精神、立法重點、立法過程、立法背景。作者在文中客觀評議法律前沿問題，準確把握立法精神，文字簡潔，分析入理，透露出從實踐中來的學者功力。
《立法札記——關於我國部分法律制定情況的介紹(1982-2004年)》 顧昂然著 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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