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99年版《辭海》對學術的定義非常簡單，就是"指較為專門，有系統的學問"。這個定義頗為精練，給人留下很多評判的空間。那麼推論開來，學術出版也就是介紹或研究專門學問的作品的出版活動了。兩者的結合，把它們各自的本質特性放在一起，用目前時髦的話講，便是"知識經濟"了。這裏便產生了一對矛盾，即學術本質上的專業性、受眾面的狹窄與目前出版活動不得不服膺的經濟效益潛規則之間的矛盾。正是這對矛盾在學術人群和出版界多年來形成了對學術出版的某種思維定勢。
對於學術出版的某些思維定勢
學術人群和出版人群對學術出版的某些思維定勢，可以簡單地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兩方面的群體都認為出版學術作品大多是無利可圖的，因而如果某種學術作品能夠得到一個出版機會，作者可能要感恩戴德，出版者或許也會認為是做了件功德無量的事。這是從經濟利益角度進行的思維；二，出版者會認為學術作品出版是有意義的，但對其學術價值的認可或者認證、能否按照正常的出版程式接納出版則抱遲疑態度；而在學術群體一方，則大家普遍認為自己的學術成果都是非常有價值的，因而肯定是值得出版的；三，出版學術作品，因為了第一種思維，學術作品的創作者認為自己出些資金，或者放棄稿費權利，或者包銷部分或者全部圖書等可以接受或者理解，出版者則認為接受並出版學術作品已經是作了很大的貢獻，其他方面則雙方都應該承擔些責任。例外是對於那些國家級或有很大影響意義的作品出版者根據自身能力會樂意接受出版。於是便有了時下學術出版中很多作者和出版者之間默契的潛規則，學術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越來越多地受到了經濟杠杆而非學術價值本身的制約調控。這顯然是跟學術出版的真正意義相悖的，因為學術出版的核心和前提應該是學術價值本身而非其他。
學術出版的核心和前提是學術價值本身
出版的使命是傳播知識，積累文化，開啟民智，貢獻文明。從這個角度來看學術出版，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判定，它的核心和前提就是學術價值本身。任何一部學術作品的出版，出版者衡量並決定取捨時，首要的評判標準應該是作品自身的學術價值及其可能產生的學術影響。但這個標準在當今實際出版活動中早已經被大大異化了。經濟意義上的標準我們在上文中其實已經提到。站在出版者的立場上，在時下出版業競爭之激烈、生存之艱難的狀況下，對學術出版中經濟因素的影響我們也很能夠給與理解，況且學術出版還受到整個社會學術環境的影響。當整個社會環境充滿了對學術的趨同和支持時，學術創作和學術價值才能得到充分的接受和認可，而學術出版也才會相應地進發出其應有的生命力來。而從學術作品本身來看，其真正價值如何評判，實在不是作為承擔學術出版任務的出版社所能夠科學完整地下結論的。近年某些學術人群個體的學術信用的缺失，無疑為學術出版的前景雪上加霜。
大學應是最能體現學術精神和價值的空間
學術活動與學術出版很大程度上都離不開大學這個空間。在當今中國，最能體現學術精神和氣氛的空間應當非大學莫屬。在大學這個環境裏，學術作品的創作數量是最多的，而大學也是學術人群最集中的地方。大學，用當年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話講，應該是"大師之謂，非大樓之謂"，即應該是出學問家的地方，同時也因為了這些學問家，大學便理所當然地應該充滿學術氣息，展現學術精神，樹立學術風範，鼓勵學術創作，推進學術出版，並進而成為影響整個社會學術環境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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