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距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還有好幾年，但文匯出版社年初即開始編纂30卷本“海派文化叢書”——這是上海開埠以來通過圖書對海派文化最大規模的一次全面展示。
近日，叢書第一輯的六本《上海婚俗》、《上海方言》、《上海女人》、《牆•呼嘯》、《海派書畫——百年輝煌背後的人文精神和經濟形態》、《戲出海上——海派戲劇的前世今生》上市，文匯出版社總編輯桂國強說：“一兩本介紹上海文化的書難以滿足人們的需求，所以我們計畫這三四年時間出30本書，這30本書要反映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這套書將採取類似于餘秋雨的大散文寫法，我們儘量在學者裏面選擇熟悉散文的專家和比較有文化含量的作家進行寫作。
上海人是海派文化最生動、最具體、最形象的體現
“吳儂軟語伴隨著上海人的親鄉情結，蕩漾在那些有濃厚鄉土情的上海話民歌、童謠、繞口令、順口溜、謎語、老古閒話、文藝作品裏，總是繚繞在民眾的閭裏巷間。”上海大學教授錢乃榮的《上海方言》，區分了從南宋起形成的“老上海話”和在近代都市化過程中形成的具有上海城市特色的“新上海話”。
錢乃榮教授說，大量的外來文化使上海話出現了大量的新名詞，如博物館、圖書館、電影院、沙發、白蘭地、馬路、輪船、火車、自來水等都是上海的翻譯詞。現在普通話的很多書面語詞匯最早都是從上海報刊、上海話引入的。草根化、全民性是海派文化的特點。
既然海派文化是群眾文化的代表，那麼生長在海派文化裏的上海人便得到世人的廣泛關注，上海人的婚姻是最顯眼的。鄧偉志、胡申生合著的《上海婚俗》，從上海傳統婚俗的式微、近代婚俗變革的爭論、自由戀愛的出現與發展、擇偶觀的嬗變、離婚與再婚等方面來介紹上海婚俗的演變及其海派文化的特色。
談到上海婚俗，自然繞不開上海女人。馬尚龍的《上海女人》，別開生面地描述著有關上海女人的亞文化。王安憶小說《長恨歌》裏的王琦瑤就是上海女人的“形象大使”，王琦瑤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兒，她的心是上海弄堂的心。
《上海女人》還展現著現實中的上海女人，展現著她們收拾妥當、走出弄堂時的風貌，展現著她們與這座繁華的都市融為一體時的動人情景。
“海派文化叢書”主編李倫新說：“我認為上海人是海派文化最生動、最具體、最形象的體現，所以我讓上海男人寫《上海女人》，讓上海女人寫《上海男人》，裏面就有新意。”
“海派”起源於書畫、濫觴於戲劇
在中國近現代藝術史上，海派書畫佔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以任伯年、吳昌碩為代表的海派書畫藝術，展現了海派書畫藝術的輝煌成就和巨大影響。王琪森的《海派書畫》列舉了大量的海派書畫家，分析了他們各自的藝術特徵和藝術成就，探討了沈曾植、張謇、陳三立、康有為、李瑞清等這批晚清高官、大吏們在筆墨創作、風格打造、流派傳承上的傑出貢獻。他們還培養、薰陶了張大千、劉海粟、徐悲鴻等一大批大師級的書畫家。
如果說“海派”一詞起源於書畫，那麼它就濫觴於戲劇。胡曉軍、蘇毅謹的《戲出海上》，將上海近現代戲劇藝術的概貌串聯在一起，勾勒出海派戲劇及其各劇種、劇碼、演員的印象和見解。
在書畫和戲劇之外，人們對上海的最初印象還是借助外灘的那些西式建築來獲得的。王唯銘的《牆•呼嘯》一逐一還原那些帶有濃厚海派文化印記的上海建築，追逐那些建築的百年歷程及其種種讓人心動的細節。
海派文化姓“海”
李倫新對筆者說：海派文化姓海，她是在大批來滬的移民之間、移民與本地居民之間相互影響、碰撞、磨合和融匯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八面來風”似的國內外移民哺育了海派文化的成長，上海曾被譽為“東方巴黎”；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上海產生了更大一波的移民潮，再次成為東西文化的交流中心，造就了上海這個“東方明珠”。
雖然海派文化集中於上海，但是它的輻射力卻是全國性的。
李倫新說：“我們認為海派文化姓‘海’，海派文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表現。海派文化中的文學、電影、戲曲、書畫是最具代表性的，因為這四個方面有很好的傳承。上海文化不一定都是海派文化，但是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中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對於海派文化的評價，需要放在不同的時期，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海派的文化的特殊性越來越明確了。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分支，但是海派文化有弊有寶，如果能夠充分地發揮它的優勢，我相信中國文化的振興就會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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