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書情觀察 >> 詳細内容
閻崇年:《正説清朝十二帝》撥開迷霧正説清史
http://www.CRNTT.com 2006-09-12 04:06:52
采訪閻崇年這天,京城大雨傾盆。當記者敲開閻老的家門,把包中微濕的一份報紙遞給他時,閻老連説謝謝。這是幾天前的一份《人民日報海外版》,上面刊登了一位在比利時留學的博士生寫的《讀海外版,感覺真好》一文,其中提到海外版連載的閻崇年《正説清朝十二帝》讓他着了迷,連載結束時還讓他“好生落寞了一陣”。
●卧室成了“副書房”
面前的閻老中等個頭,面容清癯,但目光炯炯,聲音洪亮。他很熱情地帶記者先參觀他的家。雖然之前早有心理準備,但是閻老的“副書房”,着實讓記者開了眼。
閻老家31平方米的客廳,書架就占了一半的墻。十幾平方米的書房,書架上堆的、地上摞的、桌子上擺的,全是書。記者只能踮着脚側着身觀看。這時,閻老笑眯眯地邀請記者參觀他的“副書房”,原來這是他的卧室,但實際上除了一張雙人床,都是書。“你看這是什麽?”閻老得意地問,“呵呵,玄關還做了四排書架呀,怪不得我一進門就感覺門道有點窄。您不會連晾臺也不放過吧。”記者打趣道。此言一出,閻老哈哈大笑:“你説對了,那裏光綫好,累的時候,我就换到晾臺繼續寫作。”閻老講了一件趣事:有一次他搬家,因爲書很多,就對搬家公司的人説可以加些錢,在閻老的真誠勸導下,搬家人從50元加到100元,閻老嫌少主動加到200元,結果那次搬家僅搬書就搬了八大車,搬家人苦不堪言。
●讓歷史變得生動起來
閻崇年在央視《百家講壇》録制節目
“您今天又是清晨4點開始工作的吧?”之前在與閻老的電話中,已瞭解到他的作息習慣:早4點起床工作,晚11點休息,多年如一日。没想到閻老哈哈大笑:“今天兩點就起床了,因爲下午要出差,我得把時間給補上。”71歲的老人了,這樣“拼命”,身體哪受得了?閻老擺了擺手説:“最近我參加的活動多了,所以必須抽空補回我的研究時間。每天我有太多的資料要研究,很多的讀者來信要回復,哪裏睡得着啊。”閻老遞給記者一封剛收到的信,這是一位落款“老學生”、身患重病的九旬老人寫的,信中稱贊他所著的《正説清朝十二帝》“卓然大家,博雅精深,平生所未見,亦聞所未聞,老眼生明,茅塞頓開……”
近些年來“戲説”歷史成風,特别是一些清史題材的影視劇尤甚。從努爾哈赤到宣統,無一不在“戲説”。人們爲什麽會突然高度關注起“正説”的歷史來?
閻老認爲:“戲説”的出現,雖然豐富了人們的文化與娱樂生活,但“戲説“太多了,人們分不清歷史和遊戲,常把“戲説”當正史,這對青少年正確瞭解歷史尤其不利。對於清王朝歷史,新中國成立以前,整個政治和史學界基本的調子是“反滿、排滿、仇滿、抑滿”,缺乏公正的評價。新中國成立後,由於不能爲帝王將相歌功頌德的特殊文化氛圍,清史學界又錯過了一次機會。“文革”之後撥亂反正,應該“正説”了,但這時候小説、影視又“戲説”成風了。可以這樣説,人們渴求“正説清史”已有100年了。
電視講壇上講述296年的清朝歷史,容易流於枯燥、冗長和乏味。如何撥開重重歷史的迷霧,破解樁樁歷史疑案,讓歷史變得生動起來,讓平民百姓聽得津津有味?爲此,閻老費了不少腦子,《正説清朝十二帝》其實也正是找到了一個巧妙的吸引人的切入點。“比如講咸豐,我把太平天國作背景,然後從咸豐幾個錯誤講起,45分鐘六個錯誤是不够講的,於是我就選了三個錯———錯坐了皇帝寶座,錯離了皇都北京,錯選了顧命大臣,開場就吸引了大家。”
●“研究清史是我的根本”
艱澀深奥的歷史學,在閻老那裏似乎只是薄薄的一層窗户紙。其實,治史對於史學家來講,尤其要經過千錘百煉。
閻老二十出頭的時候專攻先秦史,一次他拿着自己一篇研究先秦史的論文,請中國科學院的楊向奎教授指教,楊老先生看後連連叫好。幾天後,楊老先生寫來一封信,强烈要求閻先生“改行”轉攻清史,理由是先秦歷史大多依靠關中的地下發掘,身在北京只能吃人家的“殘羹剩飯”。而宫廷建築、清宫檔案集中在北京,并且是未開墾的處女地,丢下一粒種子就能有大收穫。在“閉門”思考了一個月之後,閻老毅然作出抉擇,開始了他42年漫長的清史治學之旅。
42年來閻老潜心於滿學和清史研究,撰著了22部學術著作,可謂著述等身。交談中,閻老走到書房踩上凳子,從書櫃頂上小心翼翼地取下一册書,包的書皮上面工工整整地用鋼筆寫着“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打開一看,原來是宋本清版的《十三經注疏》。閻老説:“那個時候這樣的封皮有僞裝作用,現在已成爲我那段歲月的見证了。”
閻老告訴記者,他的女兒原本想走父親的路,但是閻老堅决不同意,“研究歷史太苦了”,體會到父親的良苦用心,女兒選擇了研究社會學。閻老拿給記者兩本書,一本是女兒寫的,一本是學醫的兒子寫的。“他們都很努力很上進,現在國外也小有成績,當然也是繼承了我能喫苦的優點吧。”
記者請閻老評價一下自己,閻老思考片刻説:“我能喫苦,像農民;我很勇敢,像漁民;我又機變,像商人。一個人必須變,但應該是在變與不變之間。‘變裏有不變,不變裏有變’。對我來講,這次是電視臺把我逼上講壇了,我變了;但是我一輩子研究清史的工作不能變,這是我學術的根本,我要在變與不變中堅守我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