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費逵（1886—1941），複姓陸費，字伯鴻，浙江桐鄉人。自他1912年創辦中華書局之日起，直到他1941年在香港病逝前的近30年時間裏，一直總攬中華書局業務，未曾易主。這期間國內局勢動盪不安，中華書局也是幾度風雨，幾經磨難，但最終都化險為夷，並發展成為國內最大的兩家民營出版企業之一。一個出版機構的成功，與主持人的性行才學、膽識氣魄，有著極大關係，這無需多說。我這裏感興趣的，則是他管理企業的方式，既充盈著個性化魅力，同時又是那樣的運作良好。
作為國內頂尖級的出版企業，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一樣，都有一套現代的企業組織制度。股份制經營，公司化運作，總經理之下，分設眾多部門，維持著出版流程的正常運轉。但在具體的管理方式上，兩家又有一些差別。商務印書館稱得上是分工嚴格，責任明確。王雲五職掌帥印期間，一度試圖推行科學管理法，以量化的方式分定責任，追求效率，強化標準，雖然不克成功，卻反映出經營者的一種管理思想。中華書局在管理上，則給人一個“大家庭”的印象，陸費逵充當一家之主，局內許多事情都是他“一言堂”。然而幾十年來，這個“大家庭”卻是和睦共處，團結一致，運作有效，因私人利益發生齟齬的事很少發生。時任中華書局編譯所所長的舒新城，在1936年1月13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現在中國系過渡時代，本有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三種形態並存。本公司原是在封建社會將開始崩潰時代產生的，最初之範圍甚小，組織甚簡，各種事務，多由總經理直接處理，各級人員亦多由直接指揮，遂形成家庭性質之集團。所謂事權，並無嚴格的界限，大家習慣了，亦怡然相處，縱有事務處理或人員指揮之許可權不清楚，彼此不甚介意，甚至於不問。二十餘年來，大家為此種習慣所陶鑄，無形中形成一種習慣法。凡與此習慣相應者心理上自然有一種安頓，事務上也不感棘手。現在幹部人員之最大部分都過此種習慣的生活，所以大家相處很好。[1]
可見管理好一個企業，模式決非只有一種，但各有各的竅門是肯定的。陸費逵的家庭式管理之所以卓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陸費逵的個人魅力和無私奉獻精神。細說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待人處事爽直和藹。中華書局老職工吳鐵聲在文章中曾憶及這樣一件事，說到張相主管中華書局教科書部時，因教育部新課程標準屢屢更新，中華書局的教科書多次隨之改動。為了搶佔市場，時間至關緊要，編輯人員往往夜以繼日趕編課本，陸費逵也不時打電話向張先生詢問，知道某書尚未完成，陸費逵就哈哈大笑，掛上電話。[2]這則小事很好地反映了陸費逵在待人接物上的通達爽朗。中華書局初創時，陸費逵常與同事共起居共操作，打成一片。他對公司同人，不論公私信件，致人均稱某先生或某兄或某弟(對學生)，自稱弟或兄；同人致彼亦只稱伯鴻先生而不稱總經理。[3]陸費逵的平實和易作風，使他贏得了公司同人的愛戴和擁護，從而在他周圍形成了一種企業發展不可缺少的核心凝聚力。
第二，遇事明，處事敏。陸費逵身為中華書局總經理，並沒有做甩手大掌櫃；雖然不是事無巨細，身必躬親，但在大事上心中自有一本明細賬：什麼事如何去做，什麼人適合做什麼事，什麼事做得是否得當，什麼人留用可否，與下屬談起，往往可以說出一二三四，語必中的，深得手下佩服。[4]陸費逵任總經理職30年，文書案牘均由本人親自草擬，不喜他人代勞，所以他身邊從來沒有專職秘書。幾千人的大企業，能如此這般調度自如，沒有明敏的辦事魄力是絕對辦不到的。
第三，用人信人，敢擔責任。陸費逵對下屬一旦委以重任則深信不疑，如果下級有了錯誤，他則勇於承擔責任。舒新城、張相、金兆梓、沈頤、高時顯、丁輔之、俞複、唐駝等人先後入局擔任部門領導工作，他們在社會上均有一定的影響，能長時間追隨陸費逵左右，當與此很有關係。
第四，無私奉獻，一心為公。陸費逵身居書局要職，卻從來不以權謀私。他生活儉樸，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居室也很簡陋。據舒新城日記記載，1936年陸費逵的月薪也不過300元，與書局一般中層幹部相當。中華書局資本數百萬，員工數千人，如此一個大企業，作為30年總經理的陸費逵身後所遺，甚至不如一尋常之商賈，其清風亮節，令人感歎。
在同人眼中，陸費逵這個家長不妨說是開明的、樸實的、睿智的、可親的，是值得信賴和依靠的，所以管理起企業來，就少了扡格，多了潤滑，這是人格力量輔助的結果。1917年6月，中華書局發生了它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一次危機——“民六危機”，書局幾近破產的邊緣。作為書局業務總負責人的陸費逵自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想必當時，他的日子一定不會好過。恰在這時，好友范靜生主持教育部，邀請他到教育部幫忙，又有外舅高子益要他到外交上任事，新聞報館老闆汪漢溪邀他任總主筆，還有其他方面殷勤勸駕，均被他敬謝不與。[5]若從個人前途考慮，陸費逵本可以借此機會脫身，另就大業，憑他個人的能力也當有所成就；但他抱定有始有終的宗旨，不想中途離開由他一手創辦而其時正陷於困難境地的中華書局，大有與書局共存亡的氣概。主持人這種敬業愛業的精神，對書局員工一定不無薰染，在激勵企業員工團結奮進的同時，也提升著企業管理的向心力。
陸費逵說：“我們希望國家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為大。”[6]正是基於這種書業與國家文化前途關係的深刻認識，支配著他在書業道路上兀兀終年，服務書業達38年之久。也正是基於對這種關係的深刻理解，使他感到出版人文化責任之重大。他在《書業商之修養》一文中寫道：
書業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寶貴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齷齪的。此兩者之判別，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譬如，吾人如用盡頭腦和心血，出一部有價值的書，貢獻於社會，則社會上的人們，讀了此書之後，在無形中所獲的利益，定非淺鮮；反是，如以誨淫誨盜的書籍，貢獻於世，則其比提刀殺人，還要厲害，蓋殺人不過殺一人，惡書之害，甚於洪水猛獸，不知要害多少人。所以我們當刊行一種書的時候，心地必須純潔，思想必須高尚，然後才可以將最有價值的結晶品，貢獻於世；否則，不但于道德方面要抱缺憾，即自己良心方面亦受責罰。[7]
拿陸費逵的話與中華書局的出版物進行比照，所言所行應是問心無愧的。主持者的道德境界和文化使命感，不僅僅是個人的一種價值追求，它還可外化為一種集體推動力量，在引導企業完成形象自塑的同時，有助於培養企業員工對文化身份歸屬的自我認同，由此產生的文化自豪感帶來企業凝聚力，凝聚力又促進管理效率。中華書局長盛不衰的原因，蓋在此乎？
注釋：
[1]舒新城：《舒新城日記》，《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
[2]吳鐵聲：《我所知道的中華人》，見《回憶中華書局》（上冊），28頁。
[3]舒新城：《陸費伯鴻先生生平述略》，見：鄭子展：《陸費伯鴻先生年譜》，內部資料，16頁。
[4]金兆梓：《追憶陸費伯鴻先生》，見鄭子展：《陸費伯鴻先生年譜》，內部資料，27頁。
[5]鄭子展：《陸費伯鴻先生年譜》，內部資料，54頁，1946年
[6]陸費逵：《書業商會二十周年紀念冊序》，《進德季刊》，第3卷2期，1924。
[7]陸費逵：《書業商之修養》，《中華書局月報》，1923年第7期 。
来源：《光明日報》
書目分類 出版社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