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態度是職業道德的構成因素之一。它從本質上講就是勞動態度。它是職業勞動者對社會、對其他生產參加者履行各種勞動義務的基礎。職業態度具有經濟學和倫理學的意義，它不僅揭示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的客觀狀況，他們參加社會生產的方式，同時也揭示他們的主觀態度。人們的勞動態度是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這些因素可分為客觀的和主觀的兩大類。客觀因素又包括一般社會因素和特殊因素兩種。屬於一般社會因素的，有社會關係和國家的整個社會政治制度。屬於特殊因素的，有社會職業群體的具體勞動環境和條件以及具體勞動的內容等。決定人們勞動態度的主觀因素包括勞動者的生理心理特點（性別、年齡、能力、愛好）、受制於社會的特點（文化發展水準、教育程度、專業技術水準）、個人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其中，與勞動有關的價值觀念對勞動態度有著特殊的影響。
我們現在提倡加強社會主義出版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精神建設，就一方面要從一般社會因素和特殊因素上為出版人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另一方面要著力加強對出版人價值觀念的教育，不斷改善職業態度，提升思想覺悟和人生境界。我覺得這裏價值觀的教育是培養出版人優良的職業態度的核心的核心。
職業倫理學研究結果證明，先進生產者的勞動態度指標最高，因為他們瞭解和認可自身工作的社會價值。從出版工作的角度來看，一個出版人積極性的高低和完成勞動職責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價值觀念——他看重的是什麼（如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提高生產技能，創造發明，還是只關心小家庭的安樂、個人的發展、一切向錢看，等等）。現代傑出的編輯出版家葉聖陶先生的業績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葉聖老是著名的教育家、文學家和編輯出版家，也曾擔任過出版總署副署長、教育部副部長等高官。但他本人一直以做編輯出版工作為榮。他經常說，自己是一個編輯。比如他就說過，“我的職業第一是編輯，第二是教員”。又說他自己“最適合的是當個責任編輯”。葉聖老把編輯出版工作看著是一項神聖而光榮的事業，這和他對編輯出版工作的社會價值的認識是分不開的。他認為編輯出版工作是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出版物是教育工具，編輯出版工作者是教師。在他看來，編輯出版工作者和人民教師一樣，也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因此，作為一個編輯出版工作者就應具有崇高的道德、高尚的人格和豐富的知識。而編輯出版工作就是一種以影響和改變人們觀念作為自己基本目的的精神生產，是為了培養“有益於社會的人”。出版人就“不光為賺錢”，更應“考慮社會效益”，“有所為有所不為”。
有了對編輯出版工作社會價值的正確認識，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職業態度。這種態度既體現在對作者、對讀者方面，也體現在具體的工作過程和環節中。先來看如何對待讀者的問題。在出版工作中，忠實地為讀者服務，直接體現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葉聖老在一生的編輯出版生涯中，有著一個執著追求的目標，那就是：為讀者服務。在解放前的進步出版活動中，他堅守這個信念，從一點一滴的小事做起，在讀者中樹立了敬業、誠實、守信的形象。他這種一心為了讀者的精神我們從他寫作的上百則圖書廣告中就可見一斑（見《葉聖陶集》）。建國以後，他認為認定社會主義的出版方向，為的就是為整個讀者群服務。他一再呼籲，編輯印刷環節要重視提高出版物的品質，同時特別強調發行工作要使讀者滿意。
與葉聖老類似，作為編輯家的巴金認為“編輯是作家和讀者之間的橋樑”，並說：“搞好作者和讀者的關係也就是我的奮鬥的項目之一”。在編輯出版的實際工作中，巴金十分珍重讀者，認為得罪了讀者，他們“不買我編的書，我就無法編下去”。在《隨想錄》中，他曾以《把心交給讀者》為題，談了他和讀者的關係以及對出版人與讀者關係的看法。這些對我們今天處理好與讀者的關係都是很有啟發的。
對作者的態度是出版人職業態度的一個具體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內容。劉杲同志在《淺議社會主義編輯職業道德建設》一文講到了十個“如何對待”，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對待作者”。他說：“編輯要熱誠地為作者服務，以更好地發揮作者的積極性，向讀者提供高品質的圖書。為了這個目標，從選題、提綱到撰寫、修改，從體例、規範到資料、輔文，編輯對作者要相見以誠，充分尊重作者，同時盡力幫助作者。”確實，一個出版工作者對作者的態度如何，直接反映其職業態度的好壞、職業精神的高下。
在處理和作者的關係方面，文學編輯家巴金也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他指出：“編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編輯同作家應當成為密切合作的朋友。”他在《真話集》中撰文批評說：“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種不應有的感覺，對方好像是衙門。在這方面我有敏感，總覺得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出現了出版官。”他認為，編輯也好，作家也罷，都不過是一種職業，一個工作崗位，彼此應互相尊重，商討切磋，共同促進。巴金主張編輯加工文稿時，“有權不必濫用，修改別人文章不論大刪小改，總是徵求作者同意”。對待作者態度的另一方面是要熱心扶持，樂於奉獻。還是說巴金。當年，他獨具慧眼，推出了名不見經傳、年僅25歲的曹雨的《雷雨》，成就一段文壇佳話。知道這段編輯軼事的作家蕭乾曾打算寫文章介紹此事，意在教育“新的一代編輯們能更及時更認真地看一切來稿”。巴金始終認為，編輯的成就在於發現新人新作。他為此而披肝瀝膽：“近十三年來我的大部分光陰都消耗在這個純義務性的工作上面……”他所說的這個“純義務性工作”便是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總編輯。巴金更為可貴的，還在於他為了進步的文學事業、出版事業，無私地奉獻自己大量的時間、精力和才智。他為作者改稿、校稿，甚至抄寫稿件，撰寫廣告辭，是經常的。比如，他就曾在抗戰顛沛流離之時幫助早謝而多難的女作家羅淑整理、抄寫了一本本遺著，收入他編輯的《文學叢刊》和《翻譯小文庫》出版。他還為田濤編過《荒》，為素不相識且已離開人世的鄭文光編過短篇小說集《大姊》，為魯彥遍過遺著《魯彥短篇小說集》，為繆崇群遍過遺著《碑下隨筆》，等等。巴金之所以這樣認真執著地為這些早逝的作家花費精力，編輯出版他們的遺著，主要是“不忍心讓作者的心血這樣腐爛下去”。巴金和作者共同珍惜“心血”的結晶，因而他在編輯出版事業中永遠保持旺盛的精力、高度負責的精神。現在講，態度決定一切。這種態度和精神正是巴金編輯出版事業取得成功的內在條件之一。
出版人職業態度的物化成果是出版物。那麼，職業態度也具體體現在編輯出版的過程之中。對編輯出版工作本身的態度，也就是出版人職業態度的具體呈現。我們知道，保證出版物的品質，既是編輯出版的工作責任，也是出版人職業道德的要求。產品的品質是勞動者的刻意追求，又是勞動者的職業榮譽。編輯出版工作也是這樣的。從選題策劃，到編輯加工，到裝幀設計，再印製發行，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步驟，都要一絲不苟、精益求精。自覺地保證出版物的內容品質、形式水準、服務水準，是出版人職業道德的體現。我們講職業態度不是一句空話，它最後應落腳在出版物內容的高品質，形式的有創意，服務的高水準，要讓作者滿意，讓讀者稱心，對國家有益，對社會有益，要實現兩個效益的有機統一。
我們今天常講：“細節決定成敗。”“細節見證品質。”的確，出版人的職業態度往往是通過工作細節、具體而微的工作流程展現出來的。葉聖陶在談到出版物質量時就曾建議：“我們必須在每一個工作階段上，從著作、編輯、審稿、整稿、發稿、印刷、版式、校對、裝幀以及重版等方面建立起嚴密的檢查制度，建立責任制，加強工作紀律。”這是從編輯出版管理的角度提的建議。若從出版工作者主體的角度看，那就是要自覺加強職業道德修養，樹立認真負責、精益求精的職業態度，並把它們落到實處。事實上，葉聖老也是對編輯工作高度負責的楷模。比如他對編輯的語言文字就高度重視，並在自己的編輯實踐中嚴把語言文字關。他認為，“語言是新聞出版工作者的工具，也可以說是武器。”“編書和寫家信不同，寫家信有差錯，受害人少。編書、寫文章有差錯，使讀者受害，即使是小錯，也成了大事。”當編輯的，“應該把自己負責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拿到天平上衡量一下他的輕重。”他強調“出版事業首先要抓緊撰著編輯這一環，不憚斟酌再三，不厭屢易其稿，務求做到盡可能完善”。他還說：我們“對於出版的每一本書刊，對書刊中的每一個詞句，每一幅畫片，每一個標點符號，都要採取極端負責的態度”。葉聖老從事編輯出版工作六十年，我們從他曾經編輯過的圖書期刊中可以知道，他所要求別人的，正是他自己已經做了的。
與葉聖老一樣，巴金從事編輯出版工作也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的，他們在職業態度上可說是如出一轍。巴金很謙虛，他曾說：“抗戰初期我看見茅盾同志批改過的稿件，才感到做一個責任編輯應當付出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巴金悔恨自己的字“還是歪歪斜斜，字字出格”，等等。從這裏我們可以想見巴金是怎樣認真負責的職業態度和敬業精神，也間接瞭解到作為編輯家的茅盾的可貴的職業態度和職業精神。
事實證明，一個出版人的職業態度是建立在他的職業價值目標和理想基礎上的。我們今天從事編輯出版工作，理當在崇高職業價值目標和理想的引導下，向老一輩的出版家學習，樹立良好的社會主義出版職業態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服務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為任何沉重負擔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得到的將不是可憐的，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億萬人，我們的事業雖然並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發揮作用，當我們離開人世之後，高尚的人們將在我們的骨灰上灑下熱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7頁）我們深信，出版工作正是這樣值得我們為之驕傲、也值得為之奉獻的崇高職業。
（據《大學出版》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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