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品質好壞，關鍵是出版機構內是否具有一批優秀的出版人才。出版人才不是與生俱來的，他需要“伯樂”去發現，並在此基礎上加以培養，然後放在合適的位置予以重用，才能充分施展才能。我國近代著名出版家張元濟先生就是這樣一名“伯樂”。
張元濟自1902年加入商務印書館起，在出版領域勤勤懇懇工作幾十年，把自己的畢生精力奉獻給了我國的出版事業，堅持不懈地對我國古代文化“瑰寶”——古籍進行整理、校刊和出版，使之得以保存流傳，並出版了許多優秀的教科書、工具書、科學著作，使商務印書館由一個極簡陋的小印刷所發展為享譽中外的著名出版機構。這些成就當然與張元濟自身的才能、遠見卓識及苦心經營是分不開的，但更主要的是他網羅和培養的一大批人才，在他的提拔和重用下，人盡其才，為商務發展、為當時中國的出版事業作出了貢獻。
張元濟自始至終十分“愛才”。因為重視人才，他很留意去發現人才、網羅人才，還致力於培養人才。他的出版人才思想中處處閃爍著真知灼見，即使在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來看，仍有許多可取之處。這進一步反映出張元濟先生的遠見卓識。以下就張元濟先生的出版人才思想作一探討。
慧眼識人
張元濟決定投身出版事業、加入商務印書館時，已認識到搞現代出版事業，首要的便是有一批高素質的人才。他的抱負是“為中國實業造一模範”，並提出“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的出版方針，這就需要諸多人才的共同努力才能做到。因此他求賢若渴、惟才是舉。從他給汪康年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求才的心切：“滬上為新學樞紐之所，倘有貫通中西文字，兼知他項西學，而言行不苛，足膺講席者，願歲以五百金為聘，公其為我留意。”⑴
他在組建編譯所時便開始了物色人才，並將他們網羅到商務，使商務逐漸建立起了一支過硬的編輯隊伍。甚至在他1926年退休之時，念念不忘的仍是商務的人才問題：“……不能不進用人才。人才何限，其已在公司成效昭著者，固宜急為拔擢。勿以其匪我親故而減其信任之誠。其有宜於公司而尚未為吾所得者，更宜善為網羅。勿以其索未習狎而參以嫉忌之見。此為公司存亡成敗所關。”⑵在他的“慧眼”下，一大批優秀人才來到了商務，並在商務發揮出了應有作用。胡愈之，從上虞農村來到上海報考商務，他的作文經張元濟過目看出他的才氣，錄用為編譯所練習生；丁文江，原是一個名不見傳的中學生物教員，張元濟慧眼識珠，請他編寫《動物學》；惲鐵樵，其優秀的譯作和小說創作才能為張元濟所賞識，被聘為《小說月報》主編。此類例子舉不勝舉。
漸漸地，商務編譯所形成了人才濟濟、事業繁榮的局面。編譯所各部門的負責人高夢旦(國文部)、杜亞泉(理化數學部)、鄺富灼(英文部)等均是在該學科中有所建樹的人。杜亞泉是中國最早受西學教育的科學家；國文部的蔣維喬和莊俞都是有經驗的教育家；陸爾奎、方毅(叔遠)在國文字典方面有專長；林志烜(仲樞，清翰林)擅長古書選校；黃藹農精於書畫古物鑒定選印等。英文部人才更多，有顏惠慶(駿人)、蔣夢麟(兆賢)、郭秉文(鴻聲)、黃士複、江鐵、徐潤全、甘作霖、吳繼呆、張叔良(世鎏)、周越然等；此外，尚有壽孝天(數學)、傅遠森(史地)、餘雲岫(醫學)等；各種雜誌方面又有胡愈之、茅盾、葉聖陶、周建人、錢智修(經宇)、章錫琛等。正是有了這麼多的各類人才及其盡心盡力的工作，使編譯所的工作大有起色(能夠自己從事編譯工作，很少向外“買稿”)，接連不斷出版了一大批在讀者中信譽很高的出版物，使商務在社會上的聲望日漸提高，同時也給商務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資產在短短幾年之中由5萬上升到千百萬。
善於用人
如果只會搜羅人才卻不會使用，不能使其充分施展所有才華、發揮最佳效能，不但是人才的極大浪費，而且會給企業帶來極大的負擔和不穩定因素。怎樣使用人才也是一門藝術。張元濟便是熟練掌握這門藝術的人。
張先生對於如何用人，有自己一套獨特的理論。他的用人觀主要可概括為如下幾點：
(一)主張用新人
張元濟認為：用人能不能推陳出新是一個企業或盛或衰的根本。因為“公司事業日益進步，往過來續，理有必然。五年前之人才未必宜於今日，則十年前之人才更不宜於今日。即今日最適用之人，五年十年之後，亦必不能適用也。事實如此，無可抗違。此人物之有生死，而時代之所以有新舊也”⑶。因此他主張用新人。
他所指的“新”人的“新”包括兩方面：第一指年齡小。年輕人身強力壯、精力充沛，多胸懷大志，受過新知識的薰陶，接受能力強，能夠勝任繁忙的工作，效率高而且不太計較報酬。第二指思想“新”。他認為，新人，接受的是新知識、新思想，知識豐富全面，頭腦靈活，能跟得上時代步伐，善與學術界、政界交涉，易與社會溝通。而若多用“冗老”，他認為至少存在四大弊端，一則年輕人易受壓制難以提升，必然會影響其工作熱情；二則有一定年齡及資格的人，認為其職位待遇已有了可靠保證，辦事缺乏效率且不再盡心盡力；三則公司中，年老無用的人越多，則耗費越發厲害，所以他主張“退無用之人”、“進有用之人”，他認為“進一有用之人，可退三四無用之人”⑷；四則年齡大的人多思想守舊、安於現狀、拒絕變革，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不利於公司的發展。因此他主張儲才必先汰冗。這種思想從他於1918年5月29日致高鳳池的信中可見一斑：“就用人說，為公司全局計，為吾輩退步計，不能不急於儲才。……故欲儲才，不能不先汰冗。……以所省贍養無用之人之款，移以培植新來有用之人，公司不致多所耗費。”⑸他身先士卒地做到了這一點。早在1918年他就想退休，認為老年人不管經驗多麼豐富，都應讓路給青年人，以使公司能有更大發展和充滿朝氣。居位不退是不明智的，他希望有更好、更適應新潮流的人在他退休之後湧現出來。他很清楚形勢“故人墓木已拱，而元濟精力亦愈衰矣……當此新舊遞嬗，思想猛進，一日千里，即勉竭其所知所能，亦不足以赴之。元濟再四思維，與其勉強敷衍，徒負踵決肘見之羞。何如早避賢路，猶有改弦更張之望。”並懇切告誡商務：“現在時勢不同，思想解放，無論何事斷不能墨守一二十年前陳腐之見解”⑹。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掀起“文學革命”。後於北大任教，繼續在報刊上發文抨擊舊文化，提倡新文化，被復古派視為“過激黨”。而張元濟卻看中了他的才學和敏銳的思想，一心聘他入商務任編譯所長，想通過他來“革新”編譯所，使之適應時代發展。胡婉拒後，張又提出在京設立商務第二編譯所，專辦新事，由胡適主持。胡又謝絕，最終胡考察過商務後，推王雲五以自代。
商務創辦的主要雜誌《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教育雜誌》、《婦女雜誌》等，一直是社會先導的刊物。1919年前後，隨著時勢的發展、新文化運動的進行，社會提倡新思想和白話文，這些雜誌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如《東方雜誌》編輯、當時有名的理化學者杜亞泉，由於思想守舊，對於社會的進步不理解，寫了許多指責白話文和新思想的文章。與社會潮流格格不入，引起陳獨秀的抨擊。張元濟將其撤離，雜誌開始使用白話文。後於1921年由留法歸來的青年胡愈之任編輯。隨後，張又對這些雜誌進行了一系列革新。任用文學研究會成員茅盾為《小說月報》編輯，茅盾上任後引入了有創造性的現代文學作品和西方近代作品的白話文譯作，一些有關現代文學的文學批評和分析論文受到高度讚賞，奠定了《小說月報》在中國現代文壇上的重要地位。其他雜誌也換用了年輕、進步的編輯，並給予他們在題材和語言文體方面廣泛的權力。如《教育雜誌》的李石岑在社論和文章中使用白話文；《學生雜誌》楊賢江大膽批評軍閥政治和軍閥控制的學校，贏得進步人士支持；章錫琛和周建人在編輯的《婦女雜誌》上撰寫和翻譯了大批關於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的文章。
商務的財務一度極為混亂，制度鬆懈、宕賬嚴重。張元濟提出財務主管張桂華雖為商務創辦人之一，有功於公司，但其不精通財務會計，才華不足兼守舊，建議另聘留英歸來、專攻金融的徐新六主持財務。因遭高鳳池反對未果。經過堅持鬥爭，1921年張元濟終於聘請到年輕的英國留學生楊端六管理財務，使商務的財務管理提高到新的水準，成為當時上海第一家使用現代會計制度的華商企業。
他“主張用少年人”，但是對於年老之人，還是分別對待的。年紀雖大、但做事得力之人，仍繼續留用。如商務北京分館的總經理，雖然已上了年紀，但為人精明幹練，辦事能力很強，又不因循守舊，是張元濟得力的助手。因此一直被張委以重任，並不因其年老而考慮撤換；對年老而無用之人，則酌情將其辭退。辭退的時候，“與公司休戚相關者，當別論。其僅著有勞績者，可于辭退之時酌加酬贈”⑺。
張元濟用“新”人的思想實際上也反映了他自己在觀念上的開放，樂於接受新思想，能跟得上時代的步伐。
(二)不輕易用相識之人，尤不輕易用高層領導人子弟
在用人觀上，張元濟與公司另一負責人高鳳池之間一直存在很大分歧。高鳳池除了主張用舊人外，還主張用商務老高級職員的子弟及相識之人。這顯然是一種做“家族式生意”的舊式商人風格。對於相識之人，張的看法是“宜不論識與不識，但取其已有之經驗而試之”⑻。決不因是熟人而放棄用人原則。同時張認為用老高級職員的子弟是搞裙帶關係，若這類年輕人進公司，即使他們受過良好教育，也會仗著父兄的關係謀著高位厚祿，不知其父兄當初創業的艱難，自然看問題簡單，花錢大手大腳，不安心努力工作。別人對他們就是有意見，礙於其父兄面子也不敢提，更有一批阿諛奉承之人前呼後擁。這樣一來，影響到公司員工士氣，人浮於事，最終會毀掉整個公司。因此，出於為公司考慮，他主張不輕易任用重要職員子弟。即使聘用，也應讓其先在其他公司做事，多經受些磨煉，等其有了經驗資格，閱歷較深，知道甘苦，的確有了辦事的能力和經驗時，再由公司延聘，那時公司倒寧可出重金聘請。這樣做，對公司，對他個人均有利。為此之故，他拒絕了高級職員王亨統(蓮溪)之子入公司，甚至連素來相交頗好的商務創辦人之一鮑咸昌的兒子進商務印刷所也加以拒絕。並以身作則，言行一致，多年以後，他的兒子張樹年留美歸來想進商務也被他堅拒。
(三)人盡其用
知人善任、人盡其用是張元濟用人的特點。他對聘進館的人才，均能妥善安置，放在合適的崗位上委以重任。當年胡適推薦才學兼備的王雲五入館，張讓其擔任編譯所副所長重職，不久又提升其為所長，並給他充分的權力，讓他放手去幹。後來王雲五任總經理後，公佈新管理方法，在商務引起軒然大波。當商務內外反對王的改革措施時，張元濟作為董事長未出面干預，並批准王雲五先對事與物的管理方面進行改革。說明張元濟對王在管理上的改革是支持的。事實證明王雲五確實是高效率的行政領導和機敏的商人，為商務帶來了經濟上的收益。再如，陳叔通于1915年被張元濟專門聘入商務工作，幫張建立了一個統一的機構——總務處，協調原來各自為政的編譯、印刷、發行三所關係。
對於新人，張元濟則給其先安排一個職位，在工作中發現其所長，然後加以提升或調用，使之充分發揮作用。沈德鴻(茅盾)1916年進館時僅為一月薪二十四元的試辦者，工作是為函授學校批改英文作業。不久，茅盾就《辭源》的缺點寫了封信給張元濟，提出修改意見，並建議《辭源》逐年修改，增收政治、經濟、科學新條目等。張元濟就從這200多字的函劄中看到了這位年輕人的才華、博學和勤奮，第二天就調茅盾到編譯所國文部與孫毓修合編《童話》等書稿，從此開始了他的編輯生涯。
孫毓修入商務後主編《少年雜誌》，並負責撰寫“童話叢書”。孫是版本目錄學大師繆荃孫的弟子，本人也嗜好收藏古籍。張元濟在開展影印出版古籍珍本工作時將其調來做助手，孫出色地完成了工作，為《涵芬樓秘笈》、《四部叢刊•初編》等幾部古籍大叢書的出版作出了貢獻。
張元濟在用人上有魄力、有遠見，惟才是舉，只求于公司發展有利，不為人言所動。商務辦的雜誌《繡像小說》是中國最早的小說雜誌之一。小說一向為傳統文人輕視，但隨著社會及語言文化的發展，小說以其詼諧嘲諷的文字、淺顯易懂的語言及更易深入人心為大眾所喜愛。張元濟因賞識李伯元的活潑文筆而聘他做《繡像小說》的編輯，並不理會李被人譏為“花界提調”一事。
致力出人
出版行業是出書又出人，此話不假。商務湧現和培養了大批人才。許多曾在商務工作過的人原先默默無聞，後來都成了社會知名的學者專家。現代的許多出版家，不少是從商務出來的。曾任商務《教育雜誌》編輯兼交通科長、後又任出版部長等職的陸費逵，創建了中華書局；曾與陸費逵同事的沈知方於1917年創辦了世界書局；曾任商務《東方雜誌》、《婦女雜誌》編輯的章錫琛於1926年創辦了開明書店。葉聖陶在《我和商務印書館》一文中說，中華的“編輯、印刷、發行的骨幹，大都是從商務出來的，後來成立的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情形也大體如此。解放以後，在新中國的出版事業中，經過商務培養的人仍舊是重要的力量。”⑼
商務是如何造就這些人才的?張元濟對此功不可沒，他知道培養人才和怎樣培養人才。商務對人才進行培養，主要有三條途徑：利用商務創建的涵芬樓及後來的東方圖書館；辦各類職業學校；在工作實踐中培養。
(一)創建圖書館
早在張元濟擔任編譯所工作時，就深感資料對於編書工作的重要。為了給編譯人員查找資料及自修提供方便，他極為重視對圖書的收集。先是建立資料室，後來經他多方努力，購得幾家藏書樓的收藏，於1909年定名涵芬樓，又于1926年成立對社會開放的東方圖書館。至“一•二八”被毀之前，藏書達46．3萬冊，圖片、照片5萬余幅，單地方誌就有2641種，25682冊，涉及22個省及一些邊遠地區。這些藏書為職工的進修及業務提高創造了有利條件，許多原先文化不高的青年職工在此通過自學得到深造，為以後的發展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如胡愈之進館時只有初二的文化，他的書都是在商務讀的。這期間學到的知識為他以後的成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商務的許多人才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不斷成長起來，後來成為社會知名的專家和學者。張明養說過：“(商務)是一個培育人才的大學校。……一個培育人才的大學校，至少要具備兩個不可缺少的條件。一是擁有學有專長的熱情的導師，二是具有做調研工作所必需的圖書資料設備。除了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外，商務編譯所在這兩方面都有它獨特的有利條件。”⑽
(二)開辦各類職業學校
商務除了向社會延聘人才外，還辦了各類職業學校，著手自己培養人才，擇優錄用。如商務附設的商業補習學校，共辦七屆，畢業學員318人。由於教育針對性強，加上在工作中實習，大部分都能逐漸成為骨幹，任各分支館經理、分廠廠長、司賬、門市主任等；小部分任總館協理、襄理、主任、秘書等職務。此外還辦過印刷技工藝徒學校、儀器標本實習所、新式會計員講習所等，學生經公開招考，經過短期訓練，培養為公司適用的業務人員。並且還從公司歷年所辦的小學師範講習所、師範講習所、國語講習所、圖書館學講習所、尚公小學校等輔助社會的教育事業中，吸收部分學生為職員或練習生。
商務平時還注重對青年職工進行培訓。工余給他們補習書法、算術、珠算、圖書館學、語文和有關學科專門知識。許多職工經培訓和長期實踐鍛煉，成為編輯出版方面的人才。
不僅如此，商務還有遠見地將職工送出去進修，如將黃警頑送到明誠學院進修圖書版本、目錄學。甚至資助職工出國留學或考察，如王雲五在就任商務總經理前，要求出國考察。商務為他出具費用，張元濟開具了許多介紹信。王雲五先後參觀考察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瑞士、德國、荷蘭、義大利等國，吸取了各國先進、科學的企業管理經驗，制定出了自己的一套科學管理法，實施後頗見成效。商務還曾資助胡愈之留學法國、派印刷技術工人去日本學習先進技術等等。
(三)在工作實踐中培養人才
對商務職工來說，最好的人才培養方法莫過於在實際工作中學習、業務實踐中鍛煉，從中學到更多的知識。不少人由此成為著名的專家、學者。如胡愈之1914年入商務編譯所時僅為理化部一名編輯練習生。做練習生，什麼事都幹。《東方雜誌》需要刊登一些外文資料，他不得不學習日語、英語，翻譯小文章供雜誌用；參加編寫小冊子、辭典的索引，提高了著譯能力。在工作實踐中，他熟悉了編輯業務，掌握了編輯應具備的知識，提高了業務水準。因工作需要，他又瞭解到了出版工作的全過程。
張元濟在對人才的使用上，不僅善於用其所長，還善於養其所長。他委任版本目錄學大師繆荃孫的弟子孫毓修從事影印出版珍本古籍的工作。在具體的工作過程中，孫一方面投入地進行古籍校勘，一方面出於興趣，對平時難見的珍本進行研究。在完成這幾部古籍大叢書的編輯出版工作的同時，他也寫下了很有價值的版本目錄學研究著作。
結束語
身為一名前清翰林，張元濟卻具有開放、超前的思想及現代企業人才意識，為我國近現代出版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令人欽佩。
在出版業興旺發達的今天，年出書種數已超過10萬，之中充斥著不少低劣圖書，真正的好書所占比例並不理想。1992年，國家新聞出版署對圖書的品質提出了量化要求，將1／10000作為圖書差錯率的上限，並對不合格圖書規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但從新聞出版署1993年至今組織的5次圖書品質檢查來看，被檢查的129種圖書，優質品、良好品加起來僅僅9種，還不到被查圖書總數的7％，不合格品卻多達95種，占被查圖書總數的73．6％⑾，當前的圖書品質令人擔憂。
造成當前圖書品質差的原因，除了其他因素外，出版人才的匱乏當是主要原因。出版高品質的書，需要高素質的出版人才，這是出版企業增強競爭力的必要條件。民國時期商務所出的圖書品質極好，差錯率低於1／130000⑿，這主要是因為商務有一大批專家人才在把守品質關。而生活在物質文明、科學技術極為發達的今天的一些出版機構負責人卻只追求短期經濟效益，不但不吸收人才，即使已有人才也任其流失，毫不惋惜，當引起重視。
張元濟先生雖然已離世近四十年了，但他的出版人才思想仍值得我們今天借鑒。
注：
（1）《張元濟致汪康年(穰卿)》，見《張元濟書劄》，商務印書館1981版，第11頁。
（2）《張元濟為辭商務印書館監理職致商務印書館董事會信》，見《張元濟書劄》， 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63頁。
（3）《張元濟致高風池(翰卿)》，見《張元濟書劄》，商務印書館1981版，第190頁。
（4）同（3）：184頁。
（5）同（3）：188頁。
（6）同（2）。
（7）同（3）：188頁。
（8）同（3）：184頁。
（9）葉聖陶：《我和商務印書館》，見《商務印書館九十年》，商務印書館1987版，第302頁。
（10）張明養：《懷念和感激——紀念商務印書館建館八十五周年》，見《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年》，商務印書館1992版，第292-293頁。
（11）丁丁等：《“無錯不成書”將至何時》，見1997．9．2《光明日報》。
（12）同（11）。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資訊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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