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次書業觀察論壇上，三聯書店前總編輯董秀玉在回顧過去10年國內人文出版狀況時認為，這10年是一個“非正常發展期”，“整個文化產業陷入娛樂化的泥潭”。她同時反問：“我們不好說大崩潰就在前面，但每天都有700多種新書上架，我們生產出來的到底是書還是紙？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
近年來，由於對中國文壇的激烈批評，德國漢學家顧彬已成為媒體關注的一個焦點，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每一次發言都要引起不小的震動。有評論家認為顧彬對當代文壇的批評只是“盲人摸象”，然而除了顧彬這番“盲人摸象”的言論，我們沒有看到哪位國內評論家告訴我們大象究竟是什麼樣子。
顧彬對國內作家最近的一次批評是關於作家寫劇本。那些已經幹起編劇行當的作家們對顧彬表示不滿。他們緊緊抓住顧彬的一句“劇本不是文學”大做文章，並且將老舍、張愛玲、契訶夫甚至莎士比亞拿出來說事兒。
顯然，顧彬在這裏所說的“劇本”實際所指是那些出於商業目的的劇本寫作。那些對著媒體宣佈“今年要賺一千萬”的編劇們心裏其實很清楚，他們為了商業目的所寫下的那些劇本離文學有多遠。
其實，寫作從來都是在嚴肅主題和商業目的之間搖擺的。誠然，今天所說的嚴肅主題，從形式上看已經脫離了過去我們習慣的宏大敍事，隨著以解構為特徵的後現代主義風氣的浸淫，追求閱讀的快感已成為一種寫作潮流。然而，我們反觀後現代主義產生的源頭，就會發現在其誕生地的歐美文壇，後現代並沒有被曲解為寫作功用上的意義消解，而只是體現為表現手法的不同。
2006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帕慕克就是最典型的一例。這是一部與我們習慣印象中的“名著”風格迥異的作品，“她尖叫道：‘哎呀，這條狗光著身子！’就暈死了過去。”如此誇張詼諧的句子，多少有些“大話”的味道。但不可否認的是，帕慕克對寫作的追求並沒有僅僅停留在這種閱讀快感上，他在任何一部作品中，都觸及到一個嚴肅甚至沉重的主題。
在敍述方式的輕鬆上，年輕的作家們走得更遠。2006年上榜《時代》雜誌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100人的唯一一位英國人是年輕女作家紮迪•史密斯，她上榜的理由是：“融睿智與影響於一體，她能透徹地感悟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
一位年方“而立”的女作家，是否正能“透徹地感悟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紮迪用作品做了回答。被譽為天才作家的紮迪早在18歲時就完成了基本寫作技巧訓練，隨後閉門長達兩年，完成了處女作《白牙》。《白牙》用詼諧幽默的筆風講述了一個關於英國移民的沉重話題，出版當年便入圍了柳丁小說獎和美國全國書評獎，並一舉奪得了英聯邦作家處女作獎等獎項。紮迪本人也因此成為“種族、年輕、女性”的代言人。2005年，紮迪的第三部長篇小說《論美》與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海邊的卡夫卡》等作品一起入選了《紐約時報》評出的年度十佳圖書。
在德國，一批成長于1989年柏林牆倒塌之後的年輕作家，放棄了沉重的歷史負擔，拒絕宏大敍事，“融入歐洲潮流，銜接美洲時尚”，文風輕鬆，生活化、平民化成為這批年輕作家的重要特徵。他們便是人們習慣上所稱的德國“89後”。
文風的詼諧輕鬆幾乎已成為一種趨勢。甚至有評論者認為，以前所謂嚴肅高端小說與純粹愉悅讀者的低俗小說之間的界線已經越來越模糊，二者的融合正在成為全世界小說家寫作的潮流。
文學的“泛娛樂化”已經勢不可擋。無論是出於自覺還是不自覺，中國的年輕作家也正在經歷這樣的過程。然而更多的娛樂並非體現在文本上，而是作品之外的娛樂化操作。炒作、作秀、抄襲、口水仗……在作家、媒體、書商、出版社與讀者的合力下，一切有利於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手段都被加諸於日趨市場化的文學。
如今的年輕作家們，傳統的臍帶早已被剪斷，上世紀80年代作家視為母乳的西方思潮對他們也已經喪失了影響力。所謂“全球化語境中的漢語寫作問題”，曾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引起國內許多學者的高度關注。然而如今，隨著我們自己的文學日趨市場化，我們都以為那些問題已經沒有討論的必要了，似乎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所有的批評在面對市場的時候都是乏力的，嚴肅的批評慢慢在大眾的嘲諷聲中悄然退場。
所謂文學的“泛娛樂化”，應該體現為一種寫作風格上的轉變，而不是在作品出版、發行等環節人為製造的娛樂化事件。
來源: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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