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RNTT.com　2006-09-11 10:45:08　範 軍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鄔書林副署長在2005年中國出版業高層論壇上的演講，談到對出版業面臨的新情况、新問題、新機遇和新挑戰要有四個方面的"足够估計"，其中在第四個要有足够估計中論及西方發達國家在出版最新科技信息的内容上佔有優勢時説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原文如下："目前，歐美期刊佔據世界核心期刊的96%以上，反映科技進展的專業出版幾乎被他們壟斷。在這方面，我們還没有形成應有的出版理念，更没有形成出版發行的良性運行機制。在我國没有承諾開放出版的情况下，僅版權貿易就已造成了巨大的出版逆差，如果現階段就放開出版，結果可想而知。從長遠看，如果我們在反映人類思想創造、科學發現、技術進展的專業出版中不佔有一席之地，將有喪失話語權的危險，必將搆成對我國文化安全的威脅。做好這方面的工作，是出版界的重要職責。"這裏，鄔書林副署長是對全國出版業講的，但我認爲更是對大學出版社講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大學出版社在反映科技進展、文化創新的專業出版方面是國家的主力軍，擔負着責無旁貸的重擔。我們這裏所説的專業出版，主要側重於學術出版。大學出版社在專業出版中的重任，我們從國内出版業現狀以及與國外出版的對比中可以得到更清楚的認識。同時，我們也可以從出版歷史的發展中得到某些啓示。

　　　　　　　　　　　　　　　　　一

　　從出版社的分佈來説，我國的大學出版社（主要指圖書出版社）在專業出版領域數量上佔有絶對的優勢。我們現在的科學研究隊伍或機構主要有三個方面的，一是高等學校，二是專門的科研機構，三是大型企業。大型企業一般没有自己的出版機構，而專門的科研院所的出版社也是屈指可數的：中國科學院下屬有科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省市級的只有上海市社會科學院和天津市社會科學院等少數幾家有自己的出版社。相比之下，我國的大學出版社（含教育部直屬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則有上百家，在全國的570多家出版社中是一支重要的出版力量；在專業出版領域，更因其直接依托大學（一般都是國家重點大學），處於學術創新和科學研究的前沿，與專家學者有着更直接、更密切的聯繫，因此在反映思想文化創造和科技進展的專業出版中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理當在專業出版中作出重要的貢獻。

　　除了隸屬於大學和專門研究機構的出版單位外，我國還有四百多家出版社，數量是不少的；但仔細分析可以看出，一大批中央部委所屬的出版社原本就是計劃經濟的産物，從其先天出生到現實運行狀况及發展走勢看，似乎都難以在專業出版領域有大的作爲。一些老牌的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等，一直是比較重視專業出版的，但往往偏重引進西學或傳統文化的積累，真正科技創新與發展的最新成果反映也還是不充分的；由於歷史的與現實的種種原因，這些出版社的出版物側重於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在自然科學領域則或着力不够，或基本不涉及。老牌的出版機構由於市場競争的影響，考慮到經濟方面的因素，最近這些年，對學術出版的興趣也有下降的趨勢。而爲數衆多的隸屬於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地方出版社，包括科技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大多數已經或正在進行集團化改革，成立出版集團後的大型出版機構雖然也提兩個效益並重、社會效益第一等等，但實際操作中更注重市場化、企業化與産業化，其文化屬性和學術使命感從總體看顯然不是加强而是有所减弱了。這在一定程度上，又進一步把大學出版社這一特殊群體推到了專業出版的主戰場或前沿陣地。

　　　　　　　　　　　　　　　　　二

　　從國外優秀的大學出版社的成功經驗來看，重視專業出版並取得突出成就是其長盛不衰的重要法寶。這也爲我國的大學出版社做好專業出版提供了一個極有價值的參照係。

　　談及西方的大學出版社，人們免不了要説劍橋和牛津。作爲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大學出版社，英國的牛津大學社每年出版的書籍、刊物超過4000種，出版物的範圍涉及廣泛，包括各個學術領域的著作、教科書、英語教學專書、工商管理著述、聖經、音樂、兒童書籍、詞典、工具書、期刊等等。牛津大學出版社有四個部門，即"專業書部"、"一般書部"、"教育部"和"國際部"。其中"專業書部"的規模最大，出版學術著作、參考書、辭書及供大學生閲讀的圖書。而近20年來發展迅猛的劍橋大學出版社每年出版2500種新書，150種期刊，在版圖書有20000多種。主要出版學術教育書、期刊、聖經等，業務範圍已經涵蓋英語世界的所有教育學科，醫藥、法律、工程與計算機科學等專業圖書的發行也在不斷地擴大。1980年，劍橋大學管理條理規定："大學應該有大學的出版社，它應該使出版和印刷在各個學科爲知識的獲取、推廣、保存和傳播做出積極貢獻，爲教育、宗教、學術研究的進步做出貢獻，爲文學和優秀作品的推廣做出貢獻。"特别值得重視的是，英國大學出版社的出版物中，期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譽爲英國學術出版乃至整個世界大學出版雙子星座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期刊數量都在150種左右，涵蓋了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各個學科。這些刊物中大多是學術期刊，定位於專業的讀者群，質量上乘，風格莊重，印製精美。期刊是反映學術研究成果的輕騎兵，是傳遞國際尖端技術的重要信息載體。英國的大學出版社重視學術期刊的出版，實質上也是大學的性質、優勢和職能使然。[②]

　　歐美的大學出版社除了牛津社、劍橋社這樣的大型"國際出版社"以外，其規模都不是太大，但它們仍然是世界出版業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最主要的是，身在大學或教育機構，人才薈萃，成果迭出，大學出版社能敏鋭地感受到知識與科學技術的脈搏，因此最能及時反映科學的最新動態。也因爲它們崇尚學術，推重文化，所以那些商業出版社認爲無利可圖，但學術界又十分需要的圖書、期刊，其出版的任務就歷史地落到了大學出版社的肩上。曾經在上個世紀70年代擔任劍橋大學出版社首席執行官的杰弗裏·蓋斯這樣説過："我們的興趣不在於使利潤最大化。我們没有經營者，没有股權人，没有分紅……我們最高的目標是出版學術著作和教育書籍，因爲它們爲人類的知識傳承做出了極有價值的貢獻。"大學出版的職責和使命於此可見一斑。美國大學出版商協會章程則把大學出版社定義爲"大學、學院或者類似機構的學術出版部"。把繁榮學術、服務科學研究作爲大學出版社的天職，專業出版的使命也是顯而易見的。

　　　　　　　　　　　　　　　　　三

　　從我國大學出版社目前的實際狀况來看，以學術爲本位的專業出版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成效也還不明顯。在三大出版領域--教育出版、大衆出版、專業出版中，絶大多數大學出版社基本不涉足或者很少涉足大衆出版，工作的重心龢利潤的主要來源是在教育出版這一塊。

　　按照國際通行的看法，所謂大衆出版，是指與大衆的日常生活、休閒閲讀及文化體驗相關的，屬於大衆消費層次的出版；它也是最活躍、最豐富、最多元的出版。教育出版則是指與學習、教育、培訓有關的出版，在我國它以出版中小學教材教輔及培訓教材爲主，是一種産品最爲規模化、標準化的出版。而專業出版，在國外通常是以職業和行爲爲分類標準，包括財經、法律、科技和醫學四大類。有研究者認爲，"我們所謂的專業出版是是以大學及以上層次的教材和邊緣、冷僻學科的學術書籍爲主要出版物，面向大學或以上層次的讀者，以具備高度專業化的編輯爲主要從業人員的出版，它是最專、最深、最細分的出版。"[③]

　　筆者以爲，從中國的實際情况來看，大學的教材教參出版恐怕列入教育出版領域比較恰當，尤其是一些公共課、熱門專業課的教材。我國現在的在校大學生人數已近2000萬，這是一個數目龐大且購買力旺盛的讀者群，也是各出版單位紛紛角逐的市場。我們傾向於把嚴格意義的學術專著和學術期刊的出版算作專業出版，這可能比較切合中國出版市場實際。按照這樣的劃分來看，我國的大學出版社中的一些大社名社幾乎都是教育出版的大户。在全國所有出版社中發行碼洋雄居榜首、2005年達到20億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在高校教材出版中可謂獨佔鰲頭；它的崛起自有其天時、地利、人和的優越條件，高等教育的超常規發展、大學的連續擴招無疑是其迅速發展的重要契機。在業内普遍被人稱道的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其成功從選題結構來看，也主要是在抓住了教材開發的牛鼻子：《新編大學英語》、《新概念英語》、許國璋《英語》，還有中小學的新課標《英語》教材等等，每一種教材都意味着巨大的市場，巨額的碼洋。此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最近幾年也是异軍突起，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在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中，獲得了與老牌的中小學教材出版重鎮--人民教育出版社幾乎同等的機會，成爲全國基礎教育教材出版的三大家之一（另一家是江蘇教育出版社）。實際上只要稍稍仔細作一點觀察就可以看到，我國大學出版社的發展還主要是吃教育的飯，吃教材的飯。原新聞出版署副署長劉杲《關於制定出版業"十一五"規劃的思考》也指出了幾乎整個出版業吃教育飯的問題，他通過一組數據來説明這個問題：

　　2004年圖書分類銷售金額與上年相比，哲學、社會科學圖書下降6.26%，文化、教育類（含教輔讀物）增長14.76%，文學、藝術類圖書下降0.07%，自然科學、技術類圖書下降4.09%，少年兒童讀物下降29.47%，大中專教材、業餘教育及教參增長15.27%，中小學課本及教參增長1.61%，其他類圖書增長14.01%。請注意，哲學、社會科學類圖書，文學、藝術類圖書，自然科學、技術類圖書，少年兒童讀物，都是銷售下降的；銷售增長的是文化、教育類（含教輔讀物），大中專教材、業餘教育及教參，其他類圖書，而且增長速度是兩位數。我們看到，幾乎整個出版業都在做教育出版。

　　真是一語中的。正如我們前面分析的，我國的大學出版社目前也主要還是依賴教育出版。我們不少大學出版社，雖也有響亮的繁榮學術、致力專業出版的口號或理念，但真正花大氣力做的還不多。這不禁讓我們想起上個世紀頭二三十年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還有稍後一點的開明書店，它們幾乎都是靠教育出版起家的，尤其是靠出版中小學教材奠定事業基礎的。但當它們成爲教材大户、教育出版大户以後，却不忘學術的積累與文化的創新，特别是商務在整理刊刻古籍、引進出版西學著作、推出國人原創性作品等方面可謂不惜血本，成就卓著。我們今天數一數二的出版大户，比起當年的民營出版商來似乎還需要多多努力。可喜的是，現在已經有部分志存高遠的大學出版社明確提出了自己的學術出版戰略和目標。

　　　　　　　　　　　　　　　　　四

　　做好以學術爲根本的專業出版，大學出版社尚須與學術界共同携手，營造良好的學術文化氛圍，杜絶學術泡沫，倡導學術創新。由於國内科技出版特别是科技期刊的出版没有形成科學的現代出版理念，缺乏有效的出版發行運行機制，致使我們的科學技術研究成果主要是自然科學的最新成果没有國際學術界認可的發表和出版陣地。國内的自然科學研究成果只有在國外權威的專業刊物發表，才能得到認可。因此，學術職稱的評定，科研成果的奬勵，乃至博士生導師、兩院院士的評選等等，無不是以國際上認可的專業出版物的發表爲標準的。我們自己專家的研究成果要得到國人的承認，只有"出口轉内銷"這一條路。不少大學都有科研奬勵政策，重奬有科技論文被國外的《SCIE》、《EI》和《TSTP》收録者。即便有論文在《中國科學》等國内權威期刊發表者，也是等而次之。現在自然科學領域的這種情况，也開始在社會科學領域出現。即便是研究中國問題，即便是傳統的中國學術，其最高榮耀不是在《中國社會科學》等刊物發表論文，而是看你的論文是否被國外的《SSCI》收録。可以看出，我們的專業出版不僅得不到國際上的認可，連國内的學術界也並不完全首肯。

　　我國專業出版中的問題既有出版界的責任，也有學術界的責任。真正科學精神的缺失，學術規範意識的澹薄，理論創新的貧弱，泡沫成果的繁盛，虚假學問的泛濫等等，都是十分嚴重的問題。"一位多年來一直關注國内學術動向的國外學者説，除了少數幾位信得過的學者的著作之外，他們如今基本上不再閲讀國内學者的著作了。我國學者的學術著作被國際學術界一些人士視爲質量不高，真令我們感到汗顔和悲哀。"可以説，没有嚴謹學者的學術精品，學術爲本的專業出版將是無米之炊。

　　我們欣喜地看到，近些年來有些優秀的大學出版社在高度重視教育出版的同時，依託所在重點大學，與學術界密切合作，在專業出版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如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發展戰略就清晰地凸顯出大學出版的特殊作用和神聖使命。近幾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明確提出"教材優先，學術爲本，争創一流"的發展戰略，始終把自主組編教材、引進國外優秀教材和推出高水平學術著作放在全部工作的中心位置。法學、中文、對外漢語、物理等學科的教材成龍配套；成系列引進的全美工商管理權威教材、全美MBA經典教材、心理學叢書、語言學叢書和化學譯叢教材等等，品種豐富，質量上乘，社會反響良好。教材和學術著作碼洋占全社總碼洋的將近80%。北大社歷來重視抓學術著作的編輯出版工作，學術著作是其重要品牌。近幾年完成了《全宋詩》和《十三經注疏》（簡體和繁體兩種版本）分别獲得國家圖書奬榮譽奬和提名奬；此外，還推出了《潘光旦文集》、《胡適文集》、《中國經濟思想通史》和《北京大學院士文庫》等一大批有深厚學術文化積澱的論著，在文化積累、學術創新和理論繁榮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出版界如日中天的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在教育出版中斬獲頗多的時候，並没有忘記專業出版的使命。經過策劃，該社與國内外語言學界携手，從歐美11家出版社引進版權，從2000年起用三年時間推出了《當代國外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文庫》，2輯總計112種學術專著，具有時代性、代表性和權威性，受到了國内學術界的一致好評，首印5000套很快售磬，隨後重印6000套，銷售走勢依舊看好，兩個效益皆十分顯著。[⑥]《文庫》的成功也説明瞭專業出版並非就是賠本的買賣。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在受益於教育出版的同時，也以高度的使命感致力於專業出版，已經或即將推出的《中國數學史大係》、《中華藝術通史》、《當代中國史學家文庫》、《現代數學叢書》等等，顯示出大學出版人的高遠追求。

　　　　　　　　　　　　　　　　　五

　　做好專業出版，需要形成相應的專業出版理念，更需要一批有專業精神和文化追求的大學出版人。我覺得，現在有必要重提文化人辦出版。

　　陳明遠在《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中指出，所謂"文化人"是一個現代概念。這個稱呼正式出現於1936年即抗日戰争前夕，但一經出現，馬上就得到全國文化界廣泛的認同。并且新文化界把"文化人"這個概念延伸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甚至更早。他認爲："中國現代文化人，其源蓋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階層，但必須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場、商場'功利之胎，從而獲得現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創造與傳播爲自己的歷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時代士大夫那樣清談'以天下爲任'的高調。"按照這個標準，蔡元培、張元濟等人都是應該納入現代文化人範疇的。

　　中國現代出版史的史實説明，文化人辦出版是出版業積累文化、傳播文明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1897年商務印書館由幾個有教會背景的印刷工人夏瑞芳、鮑氏兄弟等創辦，起初只是一個小小的手工業印刷工場。幾年以後，張元濟加盟其間。正是因爲現代文化人張元濟的到來，才使商務印書館從一個印刷作坊式的小工場逐步成長爲具有國際影響的著名的現代文化企業。所以，有人甚至把張元濟就職於商務的1903年作爲中國現代出版的起點。

　　説到文化人辦出版，人們總是要提到開明書店。王知伊在《開明--文化人辦的書店》一文中説："開明書店是一家文化人辦的書店。……説開明是文化人辦的，不僅因創辦人章錫琛原是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婦女雜誌》的編輯，有文化；而且支持、幫助章錫琛脱離商務後另辦《新女性雜誌》以及開辦這家書店，其後又將書店擴充、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都是文化人。"作者列出了一長串名字，包括胡愈之、周建人、鄭振鐸、吴覺農、夏丏尊、朱光潜、王伯祥、葉聖陶、朱自清、顧均正、吴調孚、宋雲彬，等等。這中間有些人後來直接進入開明工作。開明書店的高檔次、高品位，其産品在服務教育、傳播新知、創新文化方面貢獻突出，無疑是直接得益於葉聖陶、夏丏尊、吴調孚、宋雲彬這些長期供職於開明的文化人的。這也讓我們想到，當年巴金、吴朗西等人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在現代文學出版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爲有了這些默默耕耘、無私奉獻的文化人，才使得文化生活出版社書寫了中國現代文學出版的精彩華章。

　　也許有人會問：難道我們現代大學出版業的主政者還不是文化人？筆者認爲，當今的大學出版社（也包括一些非大學出版社）的社長、總編輯中，有些非常好的文化人，也確實還有一些不是文化人，至少骨子裏不是文化人。是不是文化人，學位、學歷、職稱以及學術頭衔等等並不是衡量的標準；看一個出版人是不是真正的文化人，除了他自身具有的文化素養以外，關鍵看其是否具有文化的理念與理想，是否具有文化本位的思想。如果像中國編輯學會老會長劉杲説的把經濟作爲出版的手段，而孜孜以求的是積累文化、創造文化和傳播文化，始終把文化作爲目的；這樣的出版人就是真正的文化人。否則，或以商爲本，或以官爲本，那就不是真正的文化人。前幾年，國内個别知名出版機構的變故在業内外引起一些風波，原因很多，我以爲關鍵還出在主政這些知名文化出版機構的人偏離了文化的軌道，或者説，我們的更高層領導者把一艘文化的大船交給一個非文化人（骨子裏是商人或官僚）來把舵，出現問題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而一旦出了問題，影響也就不僅僅限於出版界。整個文化界、知識界對一家出版機構的關係，顯示的是對中國學術文化及其命運的關注。

　　我們今天的大學出版要很好地承擔起學術出版、專業出版的重任，關鍵也還是在人，特别是在於要培養自己的有文化理想與追求的文化企業家、現代出版家，而不僅僅是文化商人或者文化官僚。大學出版界在人文精神的重塑、科學精神的弘揚方面，在文化的創新、積累與傳播方面，的確是任重道遠。但我認爲，只要學術界、教育界和出版界共同努力，學術出版是會有自己明媚的春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