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RNTT.com　2006-09-25 03:58:40　王建輝

　　20世紀上半，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並世而立，是中國近代以來兩家最重要的出版業，就時間延續之長、市場佔有份額之大，影響社會之巨，没有第三家可比。倘若將這兩家出版業作一比較，如果能有一個類比的話，可以説恰似中國近代教育和文化史上的北大與清華。又假如説北大與清華還不好分出軒輊，那商務與中華則可以説如同競賽中的冠軍和亞軍。

异同之比較

　　這兩家並世而立的出版業，既有其同也有其异，异與同是相比較而存在的。

　　先説同。

　　商務與中華都在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中心創立，大上海商業化的社會土壤培育了它們，雖然在它們身上還可以看得到若干封建殘餘的成分，但它們都逐漸成爲資本主義性質的民營大出版企業。而近代教育的興起又讓它們成了新式教科書的製造所，甚至可以説它們都由教科書的編寫與發行起家，教科書不僅成爲主營業務，也成爲其主持人强國富民的理想所寄。商務與中華的發行所在福州路上比鄰而居，它們是中國最大的出版業，具有完整的産業鏈，包括編輯、印刷、發行、分館（局），甚至學校以及圖書資料，其組織結構、經營格局、生産規模，也大同小异，它們的企業定位又同樣是那樣的準確。

　　從成立起，商務與中華就成爲高校以外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聚集的兩個中心，於是它們也就成了由中國近代一批文化人主持的一個安身立命的企業，也是一種安心立命的事業，張元濟的“扶助教育爲已任”，“故向書林努力來”的矢志，陸費逵的“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却比任何行業大些”的自我體認，確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核心精神是何其相似乃爾。“教育救國”“出版救國”成了轉型爲新知識分子的那一代出版人的一種新傳統。商務人和中華人成爲20世紀上半中國近代出版人的代表，成爲社會文化思潮的有力推動者。就對於近代中國文化走向的貢獻而言，商務與中華是任何其他的業態比不了的。

　　商務與中華在發展的歷程中，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都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但它們百折而不回。商務早經1914年前後的橡膠風波和夏瑞芳遇刺而不倒，後經1931年“一二八”國難而復興，中華也經歷了“民六危機”而起死回生。在民族危亡之際，他們更是自覺承擔起民族文化傳承的重任，遷移後方繼續開展業務。他們走出困境的毅力，克服困難的勇氣，乃是現代出版的一筆寶貴財富。

　　商務是中國近代出版的“工作母機”，在經營和人才等許多方面，中華大體也就只能是“拷貝”商務。時間下行，越百年和千年，這就是抹不去的出版之同，繞不了的歷史之同。

　　次説异。

　　這兩家出版業是不同時代的進步産物。就兩家出版機構的産生來説，都具有時代的代表性，它們都是時代的産物。不過從兩家先後成立的時間上看，一個産生於變法前一年， 一個成立於革命後一年，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説，一個是維新思潮的産物，一個是辛亥革命的産物，它們折射了不同的時代意義。商務的主要代表人張元濟是維新變法的邊緣參與者，因變法失利而南下與主持商務的夏瑞芳結識並結合，中華的代表人物陸費逵是辛亥革命的非主要參與者，青年時代就接受了維新思想和革命思想，參加革命團體日知會，從事革命活動，他預料到革命將要發生，並成功成立了以發行適應民國需要的教科書爲業務的中華書局。

　　商務的早期主持人張元濟等由維新而入出版，張由翰林而入於商，中華的開創者與主持人陸費逵少年即參加革命黨，由自學而入文化殿堂，這一點對於兩家後來的發展不能不有很大的指向上的制約。這一點决定了這樣一種格局：雖然商務也有趨新的一面，但在大部分時間裏，商務偏向於保守，以“在商言商”爲其貫穿始終的經營宗旨，後來者王雲五也多少要“蕭規曹隨”。中華的當家人陸費逵對民國建立後的政治，在認識上比張元濟敏感，似乎中華出的書在政治方面比商務也要開放一些。中華相對趨於革新，在出版物的指向上也體現出這一特點。

　　在經營格局上，雖然編、印、發體系大體相同，但中華在印刷方面後來居上，其機器設備更爲先進，承接了大部分的彩印業務。中華還在報上刊出過廣告，題曰《中華書局之印刷何以最精美》。王雲五的商務在三十年代放棄了印刷後，中華的印刷更是取得了優勢。這也導致了兩家在後期經營格局上的不同面目。於是有研究者指出，商務與中華兩家的發展道路有所不同或正相反，商務以印刷起家而發展到以出版爲主，中華以出版起家而發展到以印刷爲主。

　　在外部公關上，中華和商務都注重疏通與官方的關係，但中華具有更多的官方色彩，帶一點官督民辦的色彩，中華的股份，後來很注重走官方的路子，孔祥熙更任過中華書局董事會主席，中華能將印鈔拿到手裏，就和它官方路子走通了大有關係。

　　在内部管理上，商務偏重於嚴，中華偏向於和。自張元濟時代起，商務就制訂了許多制度，以嚴管著稱，細緻到查看各分館考勤表，還起用楊端六制訂現代會計制度，張本人更立得直坐得正，不循私情。王雲五也推行過科學管理法，據説此公每日到館，必定大咳三聲，聲若洪鐘節節高，被稱爲“平昇三級”，到館之後，“只消咳嗽一回，能使300多位職員鴉雀無聲”。商務在管理方式上確乎是制度嚴密，執行嚴格。在當時的書業同人心目中，“商務的組織真很嚴密而精良，非常佩服”。中華在内部氛圍上比較寬鬆一點，陸費逵平實親和，陸本人在談中華員工待遇時，也説員工遲到早退“並不計時扣薪”。新任總編輯舒新城明顯地感受到了：“我常想這樣的事業環境，似乎不是現在一般社會所能有，而我在中華，曾親切地享受了十幾個月。” 舒還有一段日記：“本公司原是在封建社會將開始崩潰時代産生的，最初之範圍甚小，組織甚簡，各種事務，多由總經理直接處理，各級人員亦多由其直接指揮，遂形成家庭性質之集團。所謂事權，並無嚴格的界限，大家習慣了，亦怡然相處，縱有事務處理或人員指揮之權限不清楚，彼此不甚介意，甚至於不問，二十餘年來，大家爲此種習慣所陶鑄，無形中形成一種習慣法。凡與此習慣法相應者心理上自然有一種安頓，事務上亦不感棘手。現在幹部人員之最大部分都過此習慣的生活，所以大家相處很好。” 錢歌川也回憶，中華書局在陸費伯鴻先生領導下，無形中形成了一種傳統，我們無論走到何處，只要有中華書局的地方，就一定可獲得照顧。

　　同是共有的價值，异是自具面目。异與同不是絶對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是普遍的法則，也是商務與中華的生命法則。同是價值，也是風采，异也是價值，也是風采。

競争加合作

　　商務與中華是近代出版業兩個最大的競争對手。中華在創辦的過程中就充分顯示出它是時代的産物，也是競争的産物，其起點之高，是後來的出版業很少有的，它一上來就直接瞄準和盯住商務，搶佔高地，并且確實在很短的時間内便形成了對先行者的全面衝擊。

　　對陸費逵創辦新的出版機構，商務高層雖然有所防備，但還是被他打了個措手不及，以後兩家在所有的出版領域都形成全面競争的態勢。在出版物領域，雙方的教科書、工具書、古籍、雜誌各不相讓，你印《四部叢刊》，我就出《四部備要》，你出《辭海》我則有《辭源》是最有名的競争，商務創辦了有名的《東方雜誌》、《教育雜誌》，中華在創業之初就有相應的八大雜誌與之對峙；在出版環節，在印刷方面，在發行方面，兩家競争格局確然形成，雙方更在全國以至海外争相建立分局分館，各達數十處之多。雖然在總體上説商務占優，但在某些方面中華也處强，如前説彩色印刷方面。王雲五也曾説他的競争對手，在一切方面都不肯放過。 這種同業競争是中國近代出版的重彩戲，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近代出版的前行。當時人就有論説：“我國教科書因有競争之故，乃大進步。”也確實如此，商務的教科書在中華出現之前，由於一家獨大不大注意修訂，中華的出現逼迫它正視提高教科書的質量。不僅如此，兩家競争，也降低了教科書的價格，讓學生和家長得到了實惠。

　　競争中的手法也是多種多樣的。商務在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確實具有難以移易的領先性，中華的基本策略則是“跟進”。商務每開創於前，中華必跟進於後，而且跟進速度之快，幾乎没有太多的時間差。跟進，不是跟風和跟潮，也不是簡單的“模仿”，而是在模仿中創新與超越，你有我也有，你有我更優。中華的跟進也是一種眼光，其一，要選擇適當的跟進目標，建立後發優勢；其二，在中華跟進之後，其他的出版者基本上不可能再跟進。這是中華的高明。中華的跟進，既提供了一種書業運作範式，也確實促進了近代出版業的共同發展。

　　競争的關鍵是質量，舊中國的圖書質量以商務、以中華爲最，不能不是競争的結果。中華書局輯印《四部備要》，敢於懸賞挑錯，説明他們對於自家圖書質量的自信。競争還得依賴多種營銷手段，兩家市場運作的手段可謂是現代出版業的老祖宗，如提高服務質量，如讓利銷售，如大打廣告仗。以廣告爲例，雙方爲推廣自己的教科書，曾大登其廣告，一兩個月内就在《申報》這樣的大報，各自竟刊出六七次之多, 滬上最大報紙《申報》於是成爲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圖書宣傳競争的主戰場。在競争中，爲了維護已方利益，雙方甚至不惜對簿公堂。如1919年中華出版的譯作《日本人之支那問題》一書中，將已與日資脱離的商務仍作爲日資合股，譯本未作説明，商務便發起訴訟，結果中華賠付1萬元名譽損失費。

　　但競争者之間也有合作，有合作的競争才能真正促進競争。合作有多種方式。一是在危機中尋求合併。1917年中華遭遇“民六危機”，兩家曾進行過合併的談判，雖未成，但談判持續近半年之久。幸得當年主事之人，未將兩家合併，才有後來中國的出版活劇。二是針對第三方的競争而建搆合作體系，以鞏固現有格局。爲對付新起的世界書局在教科書方面發起的衝擊波，兩家一度共同出資建立了國民書局來推銷廉價教科書。但世界書局還是没被擠出教科書市場，國民書局不久却因資本送完而停業。三是爲了自身利益協調，雙方采取合作。1921年底，中華與商務這對老對手間就簽訂了關於銷售小學教科書的協議，計二十一條，内容包括發售折扣、回傭、贈品、對分局補貼限制以及違約罰款等。 四是在以弱抗强方面形成合作。如向國家有關當局争取教科書政策和用紙方面，兩家也常常能達成合謀。1938年鄒韜奮以生活書店名義發起中性出版社聯合抗議，抗議國民黨政府的圖書審查辦法，中華的陸費逵和商務的王雲五首先簽名響應。

　　賢俊之士常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慨，但歷史常常就是瑜亮並世而同輝。競争與合作是商務與中華並世同輝的保障。

冠軍與亞軍

　　商務是近代出版的一座豐碑，中華無疑是又一座豐碑。

　　就時間的長短而言，商務與中華是現代中國歷史最爲悠久的兩家出版社，商務行世早，到1949年，商務52年，中華歷37年。就出版物的品種、數量以及營業規模來看，也以商務爲最，中華次之。商務資本達到500萬元，1902-1950年上半，商務共出書15116種。從幾個重要年份看，商務年出新書量約占全國一半。1936年商務爲4938册。中華書局的圖書出版在這一年，也達到空前絶後的最高峰，種數1118，册數2279。1937年“擴充資本，一次增足爲400萬元”，年營業額約爲1000萬元。

　　商務開其端，中華承其緒。在中國出版史上，商務多是導夫先路者，但中華也並不僅是一個平庸的跟風者，他也有自己的創造，前面説過，他的出版物永遠都可以與商務媲美，中華的彩印（包括印鈔）更超出商務，成爲亞洲之最。不僅如此，他還有自己的經營之道，還有自己的文化自覺。

　　商務是老大，中華便只能是老二。在商務和中華的有關文件和函件中，往往也將商務和中華互稱或自稱爲甲和乙，是不是也含有這種老大與老二認同的意味，也未可知。

　　在中國，人們對於冠軍，一向都很重視，往往會給予許多的光環。對於亞軍，關注的目光却不是很多。但亞軍的意義不容低估。一方面，有了亞軍的存在，冠軍才具有風采，冠亞軍本來就互爲依存的條件，互爲促進的酵素，何况中華還是一個出色的跟跑者。另一方面，亞軍本身也具有内在的價值。在中國出版史上，商務作爲出版的冠軍與中華作爲亞軍，都有自己的席位，商務有商務的貢獻，中華有中華的價值，它們都成爲中國近代出版史不可缺少的部分。商務以夏瑞芳、張元濟、高夢旦、王雲五們的業績，滋潤了中國近代出版史，中華則以陸費逵、舒新城們的功勞，豐富了近代中國的文化多樣，提供了一個構建後發優勢永遠進取的競争模式。商務與中華兩者，都以他們的數以千計數以萬計的出版物及其讀者，影響了近世社會的閲讀風尚，灌溉了中國近代的文化園地。

　　不可以想像，缺少中華的近代出版會是什麽格局！

　　近世中國向有“商、中、世、大、開”五大出版社之説，商、中不言而喻，“世”是指世界書局，“大”爲大東書局，“開”乃開明書店。在中華之後，還有世界、大東、開明等，也是名垂青史的出版機構。但平心而論，學界對於中華以及世、大、開的研究還相對不足，對於這樣一種歷史的欠缺，應該予以彌補。以歷史的眼光而論，我們既爲出版的冠軍喝彩，也爲出版的亞軍鼓掌，或許還應該向季軍們致意。

　　（本文作者係湖北長江出版集團黨委書記、總經理，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