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RNTT.com　2006-09-28 04:56:18　中國圖書商報

 　　用堅守與創新打造品牌

　　董秀玉三聯書店前總經理：

　　做學術出版，我認爲最重要的是思路明確、結搆合理和不斷的堅守和創新。

　　並不是學術書不能贏利，關鍵是如何將學術書越出越好。只要是好書，就一定會有讀者。 

　　做學術出版，我認爲最重要的是思路明確、結搆合理和不斷的堅守和創新。三聯的學術出版，自１９８６年從人民出版社獨立建制出來就有着這方面的傳統。獨立建制後，我們堅持以此爲基點，一直在堅守和發展着這個方向。我們的思路是專攻現當代，堅持人文精神和思想智慧，堅持經典和一流，同時也兼及學術普及的延伸。結構上，我們明確思路：著譯並重，以原創爲主；新老並重，以推動新人新著爲己任；專著與文集兼顧，以精爲要。

　　因此，１９８６年三聯剛一恢復，爲延續學術傳統、打開大門、開闊思路，我們出版了“現代西方學術文庫”，延續了近十年，出版了５０個品種；九十年代中期，爲適應時代發展需要，我們又推出“學術前沿”叢書，旨在貼近時代與社會，突出問題性、前沿性和經典性（或代表性）。十年間該系列已出版３７種，目前仍在繼續；其後，２１世紀初，我們又推出一套“西學源流”叢書，冀望梳理西方的學術思想源流，展現它們之間的思想衝突、變异和發展，提倡健康閲讀，去蕪取精，吸取於我們有益的思想。這個計劃出版１００種，又是一個巨大而有長遠意義的大工程。另外，我們還有“憲政譯叢”、“法蘭西思想文庫”等等較小套的學術著作，其編輯思想也是很明晰的。

　　原創著作方面，三聯一方面逐套出版陳寅恪、錢鐘書、錢穆、吴宓、黄仁宇等等老一代學者的文集；同時積極推動以青年學者爲主、富有創見的《三聯哈佛學術叢書》；又抓住卓有成就的一批中年學術帶頭人，出版了數百種他們的學術精品系列。

　　正因爲有思路、有結構、有堅持，選書又堅持經典和一流，作者和讀者就會真誠地給予支持和信任。出散了、出亂了，就會使讀者無所適從，更難以保持其忠誠度。

　　對於學術書的贏利問題，我只能説：相當艱苦，但是值得。三聯那麽多的學術書（所占比例達到過全品種的７３％），極少有虧本的，但也都是微利。只有少數如老學者的文集，幾乎都有較大贏利。其中黄仁宇的書更是特例，幾近暢銷書，那是因爲他的新視角、新思路，也是因爲他的書介於學術與普及書之間的關係。我自己的感受是，並不是學術書不能贏利，關鍵是如何將學術書越出越好。只要是好書，就一定會有讀者。當年三聯出過一本研究因明學的理論著作，這實在是偏門，我們自己也不懂。但專家們論证肯定其質量不錯，可以出版，但讀者不會多。既然有價值，同類書又幾乎没有，於是我們就决定出版。本準備這書虧本的，却没想居然還能重印，不虧反贏。讓我感到中國的好書知音真是很多，這是中國出版人的幸運。當然，有極個别的冷門專業，出版困難會大些，這也是事實。但品牌、一流、堅守，都是取得讀者信任的基本點，也應該是我們贏利的基本點。爲瞭解决學術書太過專業、也太過小衆的問題，做學術普及書的問題也是我們一直在積極推動着的。定位於“大作家的小作品”，比如“文化生活譯叢”、“讀本”、“二十講”、“大學講壇”等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從來不認爲出版可以不考慮贏利，或有了贏利就難以保住品牌。相反，我認爲出版必須贏利，因爲贏利才能發展，一個不能發展的企業是没有生命力、没有出路的。但必須先是好書，再去設法營銷、贏利；而絶不是不管書好不好，贏利就出，覺得無利就不出。那會埋没多少好書啊。要知道，唯有好書才能有品牌，也唯有品牌，才能爲贏利帶來長遠的保障。

　　對於“文化自覺”的問題我也向談談我的想法。品牌並非只有學術書才有。我很敬重金麗紅，她是專做大衆出版的，做得非常優秀，也做出了品牌。在三聯我常講，我們學術的、中級知識讀物和大衆讀物都要做，但都必須是一流的，堅持這點，才會有品牌。當時做“金庸作品集”，就因爲我認爲這是一流的、可以進入文學殿堂的作品。當時也有機會做别的，但就不敢再做了，我只要第一。做濫了，就一定保不住品牌、留不住讀者對我們的信任。雖然市場的誘惑實在太大，但如果不堅定，守不住，很容易就會被錢推着走，推得我們遠離出版工作的本義。在今年上半年的“大學的人文教育論壇”上，楊振寧先生提到了費孝通先生倡導的“文化自覺”。教授們提出大學的根本任務是傳授知識和培養優秀的學生。那麽作爲出版人，我們的“文化自覺”和出版自覺，不也是我們的根本嗎！

　　外部環境已爲學術出版提供繁榮的可能

　　謝壽光社科文獻出版社社長：

　　中圖法對整個學術圖書的出版、消費都産生了一些不好的影響。 

　　首先，什麽是學術圖書出版？我現在只能下一個比較泛的定義：學術出版屬於專業出版的領域，它應該是專業出版的一個重要方面或者是一個專門領域。學術出版的産品又是什麽？學術産品就是學術研究成果的基本載體或者是基本的實現方式之一。學術出版滿足了人們對原創性、前沿性知識消費的需求。它的消費對象應當是在大學本科畢業以上的讀者。要特别强調的是，原創性、前沿性應當是學術圖書的最基本特徵。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很多編著類的圖書只是從學術向大衆轉化的産品，或者是普及性的讀物。學術圖書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各個知識領域最高端的部分都屬於學術出版的領域。但學術出版的主要部分應該是哲學、人文、社會科學。誰在消費學術産品？我們經常提讀者對象，似乎總想越多人看越好，實際上這恰恰錯了。人人都可以要的書人人都可以不要。從生産過程來看，出版者是一個中間環節，學術産品從生産到消費，出版者是這個環節上的一個經營者，是連接生産者和消費者的橋樑，是整個生態鏈條中的一部分。不能指望你出版的學術書所有人都會看，真正有需求的總是小衆。

　　第二，當前中國學術出版的客觀環境如何？這主要指生産過程和消費環境。今天中國學術出版的外部環境可以看做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已經具備了大繁榮和大發展的客觀背景。這是我的判斷，主要有五點理由：第一個理由是中國已經進入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期，整個社會對於哲學、人文、社會科學學科有巨大的需求。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中國的學術出版在二三十年代有一個很繁榮的時期，真正的學術大家都是在那個時代産生的。從解放到改革開放十幾年，那個時候學術出版是以政治理論性圖書來取代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出版。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出版雖然還是有一些，但不是主流。從十一届三中全會到現在，學術出版獲得了長足發展，甚至到近幾年學術性圖書開始有學術泡沫或是泛濫了，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説明有巨大的學術出版需求。在８０年代、９０年代前半期之前，中國社會更關心的是技術層面、操作層面的問題。全面進入小康建設時代之後，人們更爲關心的是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需求。在信息社會，面對海量信息每個人的工作、生活都離不開人文社會科學專家的指導。這是一個大背景，説明整個社會對學術出版已經進入巨大需求的時候了；第二個理由，中國經過２０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爲世界關注的中心，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學術也有巨大的需求。現在國際學術界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如果不談中國好像就非主流了；第三個理由是學術圖書消費群體的迅速擴大。中産階層的壯大以及大學的擴招，特别是研究生的擴招形成了龐大的學術圖書消費群體。根據我的觀察，真正消費圖書、買書的是研究生或者説是準備報考研究生的人，而今年就有一百多萬人報考研究生；第四個理由，中央政府以及各級地方政府，特别是黨中央２００４年做出關於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决定即３號文件，體現了中央對哲學社會科學的高度重視。大量研究經費投向哲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國的學術生産能力被急劇放大；第五個理由，其他傳媒業，特别是包括網絡傳媒在内的數字化産品對學術圖書的出版起到了一定的正面推動。可能有很多人會反對我的觀點。新技術和其他媒體反映的深度内容對學術圖書其實是造成了很大擠壓的，但這也説明學術問題已經引起其他媒體的高度興趣，在這個時候出版社作爲資源最大的擁有者是佔有極大優勢的。關鍵是如何應對，怎麽和數字媒體、其他平面媒體互動形成合力。

　　第三，作爲學術圖書的出版者，我想就繁榮發展學術圖書提出幾點建議。首先，一定要認真分析當前我國中國學術圖書出版的現狀。現在的情况可以簡單概括爲亂、濫、散。中國學術出版者應該找準自己的定位，扮演好經營者的角色；其次，要建立一支高素質、龐大的學術圖書出版專業隊伍。做學術出版的人一定要是一個在人文社會科學某一專業學科領域的專家或專業工作者。要不然連基本的話語權都没有；再有，行業主管部門對於學術圖書的出版要進行分類指導，包括書號問題。學術圖書是一個長銷書，但重版、再版的週期非常長，有的書可能出了十年之後再重印一次，所以要有大量的書號支撑。行業主管部門還應該制定一些準入標準，規定哪一類的書、哪一方面的學術産品允許進入經營。專業分工的劃分要靠市場選擇，强的越强，弱的通過自然方式就可以淘汰出局。現在很多高校對專門的學術出版單位和一般的出版單位在考核標準、評定職稱、出版資助額等方面是有差别的。這樣，被人家認定的專門的學術出版單位就有優勢了。對於這種現象行業主管部門應該給予一定的指導，並制定一些準入標準；另外，要建立學術圖書的分類標準、質量標準和評價體系。目前制約中國學術出版發展的最大的問題是《中國圖書分類法》。它是一個比較陳舊的關於知識分類的標準，並被不恰當地引用到學術出版領域和整個圖書出版領域，造成了很多問題。它的Ｃ類社會科學總類無所不包，把社會學、人口學、心理學等全部包括在裏面。國家對圖書文化産業是有資助的，凡被分爲Ｃ類的就不允許退税，這直接制約着社會學等諸多學科的發展。關於圖書産品的質量標準，我們現在只有一個就是關於差錯率的，編校質量的問題現在通過計算機黑碼校對技術基本可以解决。但大量的鈔襲和重復問題怎麽評價？社科文獻社就規定，不要只聽作者説，要看這本書的研究背景、文獻檢索、參考文獻、注解是不是用得第一手資料？如果不是這個稿子就可以不要。還有評價體系的問題。國家圖書奬在奬項的設置上是不是可以進一步改進呢？中國恰恰缺少一本有影響的學術書摘類的刊物，誰能够在這個問題上下點功夫，將是一個非常有市場前景、名利雙收的事；最後，開展對學術圖書出版這一專門領域的研究。我們確實研究太少了，包括編輯研究、出版研究等這些刊物上很少有對這一專門領域進行專業探討的。我覺得學術圖書出版可以進入大學專門課程，甚至可以作爲研究生的碩士論文或者是博士論文題目來做。 

　　學術出版應貫徹“可持續發展”的觀念

　　顧  青中華書局副總編輯：

　　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立足長遠發展，遏止短期行爲；追求高水平、守住基本綫；探索運作規律，搆築盈利模式。 

　　中華書局從１９５８年開始成爲專業古籍出版社，出版範圍是古籍整理和古代文史哲方面的學術著作，出版理念就是“弘揚傳統、服務學術”，所以，學術出版是中華書局的本業，至今堅持了近５０年，而且還要繼續下去。

　　如何看待學術出版的現狀？我想可以歸納成“温度逐步回暖，春天遠未到來”。當前，學術出版的大環境正在逐步往好的方向發展，比如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國家對文化教育事業日益重視，資金投入不斷增加，整個社會對學術文化産品的需求日益旺盛等等，這都是一些利好因素。但是，當前學術界的現狀却令人憂慮，學術管理體制的混亂，學術評價體系的荒謬，數量考核代替質量要求，還有不良學術風氣的影響等等。目前彌漫在學術研究領域的銅臭氣、浮躁氣、功利心，都是學術研究的大敵。所以，如果我們把學術成果的發佈視作學術産品的生産的話，那麽，産品的總量的確是大大增加了，但優秀的高質量的産品還是不多。相應的，目前學術出版的總的品種是激增的，但上乘之作還是很少。

　　鑒於學術出版的現狀，我們提出，學術出版應該貫徹“可持續發展”的觀念。怎麽做到學術出版的“可持續發展”呢？

　　第一， 立足長遠發展，遏止短期行爲。學術出版要立足長遠發展，必須有長期的發展規劃。當前最重要的是要避免短期行爲對學術出版的損害。現在各個學校、各個研究機構的研究出版經費很多，大家也都在争取各類資助；各高校申報博士點、基地、重點學科等等，都需要出成果。於是，各種所謂的學術成果就紛紛冒了出來，而真正原創的好作品實在不多。出版這些作品，雖然能短期賺一些錢，但不能够傳世，也就是一版一次，以後再也不印了。我們一直在關注學術生態平衡的問題。如果貪圖資助而出版一些學術“垃圾書”，就會打破學術生態平衡，這個社會對學術的尊重、對學者的信仰也就隨之破碎，一旦學術失去了崇高，學術出版的價值就從根子上被挖掉了，即便你出了好書人家也不信任你了。所以，出版社要可持續發展的話，必須維護自己的形象，短期行爲盡量少做，能不做最好。

　　第二，追求高水平、守住基準綫。我自己從事學術出版近２０年。回憶起來，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古籍和學術出版是非常艱難的。當時我們考慮的是第一版能不能少賠一點，重印再版時争取盈利。現在情况好一些了，只要我們經營得當，篇幅較小的學術著作在第一版是能够盈利的，雖然不多。但無論在什麽時候，中華書局一直要求編輯：要守住基準綫。這包括選題的確定、研究成果的水平、編校的質量等一系列的要求。中華書局對於古籍學術圖書有一整套完善的質量保障體系。這不僅僅是一個編輯出版理念，更是所有編輯必須遵守的操作規範。一句話，在中華書局出學術書，懸格要高。

　　同時，我們面臨另外一個困惑是學術書出版成本太高。由於難度大，質量要求高，所以編輯排校的週期就很長，有的書能做八年、十年，成本投入非常大，從經濟角度來説，是極其不合算的。但要維持住學術出版的理念和尊嚴，讓書能够傳世，就只能這麽做。

　　這裏還有一個人才問題。這一點我們很羡慕三聯書店。三聯的編輯人數不多，但經過長期培養個個都很出色。中華書局這幾年新入局的編輯比較多，雖然學歷很高，但普遍年輕，經驗不足，合格的學術編輯還比較少。目前我們正着力培養，但畢竟需要時間。

　　第三，探索運作規律，搆築盈利模式。學術出版與大衆出版、教育出版是截然不同的，具有自身的運作規律。同時，學術圖書中的不同學科、不同種類的圖書，其運作規律也是不一樣的。認清這些規律，搆築起各類圖書的盈利模式，是學術出版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盈利模式包括專業渠道的建設、出版方式、經銷策略等等。我今天想討論的主要是其中的定價策略問題。優秀的學術著作的定價始終高不上去，這是一直困擾我們的問題。

　　可以舉個例子，我們出版的《張政火良文史論集》是國學大師張政火良先生的論文集。張先生一生寫的文章並不多，而且此前從來没有出過書，他一生卓越的學術貢獻就集中在這一本書中。精裝１６開一册，定價爲１９８元。我覺得很低，但很多學界的人説書價太高了。後來在北京國際書展上，出版界一位同仁對我説，張先生的書，定１９８０元都不高，因爲這是學術大師一輩子的貢獻。

　　學術著作的價格一定要能够體現學術的質量。希望大家在各種場合都來宣傳學術著作優質優價的原則。學術著作不光要在學術質量上、而且也要在定價上體現出知識的尊嚴、人類智慧的尊嚴。什麽時候學術圖書的消費者對書價能考慮質量的因素，什麽時候學術圖書能够依靠本身的質量和市場行爲自我良性地發展，而不是靠資助才能够生存，也就是説，實現了可持續發展，那學術出版的春天才算真正到來了。

　　亞學術出版：學術和大衆之間的一架橋樑

　　周蔚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總編輯）：

　　我們始終在考慮怎麽在學術出版和大衆出版之間嫁接一座橋樑，扭轉出學術著作就一定賠錢的狀况，在這方面國内很多出版社也有一些先例。

　　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學術出版是公共物品，學術出版帶有公益性或者公共物品出版的性質。從具體的單位來説，生産學術著作出版者私人成本大於社會成本，私人收益小於社會收益。因此，國家要加大這塊的投入，尤其是對出版進行資助。如果僅靠一個企業、一個出版單位自己來養學術出版是非常困難的。

　　就出版本身而言，做學術出版需要一種定力，需要堅守學術出版人應該堅守的一種品格、理念、信念，堅守學術的净土，堅守出版業的精神家園，如果没有這種堅守的話就很難形成有影響力的品牌。在市場大潮下，在經濟核算統率出版社一切環節的情况下怎樣堅守這種理念，對出版人、出版社的領導者來説都是考驗。人大社一直把學術出版作爲我們的三個支撑點之一，同時教材出版作爲人大社的長項也可以返哺學術出版。人大社今年召開了５０年社慶大會，人民大學紀寶成校長提了八個字--“學術沃土，思想摇籃”，我想這也可以理解爲對人大社的要求和我們的追求。

　　現在學術出版面臨着很多困難，怎樣來應對這些問題？一方面，高精尖、陽春白雪的東西我們是要堅持的，另一方面我們或許可以探討另外的出路，比如亞學術出版。我們始終在考慮怎麽在學術出版和大衆出版之間嫁接一座橋樑，扭轉出學術著作就一定賠錢的模式，在這方面國内很多出版社也有一些先例。人大社前幾年引進出版的《策略思維》是一本關於博弈論的書，這本書在美國作爲學術著作發行了２５萬册，我們引進出版之後也連續重印了三次，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説，亞學術出版可能會成爲我們探討學術出版的另外一個思路。

　　我想簡單講一下什麽是亞學術出版。亞學術出版是指由學者寫的，具有較高學術含量、學術價值，用大衆化的語言來闡釋和表達的出版物。亞學術出版類似於社會科學界的科普出版，但又有差异，比如現在市場上很流行的“百家講壇”等。這類圖書有幾個特點：首先是由學者撰寫，從學術角度出發的；第二個特點是所闡述的問題是學術性的，使用的知識工具有很深的思想背景和學術含量、深入淺出的闡述觀點；第三，亞學術出版探討的問題是介於學術前沿和大衆關注熱點之間，是二者的結合點，比如經濟管理理論、博弈理論等。前幾年出版的博弈論、定位理論、核心競争力理論、流程再造理論等方面的著作都是一些一流管理大家們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但是闡述的方式都能被大衆讀懂。這種書有很深的思想，能够引領思潮，同時又有很廣的讀者面；第四，亞學術著作是用大衆化、通俗化的、非學術性的方式來表達，使人喜聞樂見。

　　如何發展亞學術出版呢？亞學術出版有很多優勢，但也有很多劣勢，有點高不成低不就。很多一流學者不願意寫這些東西，但一般人又寫不了。另外，這類圖書也没有什麽資助，很多人覺得它不是學術，所以運作起來難度很大。就如何操作的問題，我有一些想法。首先，要找到亞學術著作的切入點，這是對編輯、出版社眼光的考驗，要求比較高。像前幾年北大社出版的《社會科學是什麽》這類書的策劃編輯眼光就很獨特，雖然當時社會上已經有很多類似的東西，但他們選擇了新的切入點；第二，每本書都要找行業裏最有影響的人去寫，把基礎理論和前沿概念都結合起來。角度的選擇也非常重要，要在讀者關心熱點和作者研究之間找到一個契合點；第三，找到合適的作者。作者可能有很多很好的創意，但有一些可能寫不了，這是需要做工作的；第四，找出獨特的寫作方式。比如把文字和圖片結合起來，一定要把好的内容通過好的表達方式展現出來；第五，借鑒好的營銷方式。這類出版物的營銷方式和過去有很大差异，應該借鑒一些暢銷書的宣傳和營銷方式，來進行推動，使學術著作能够影響更多的人。

　　學術書不是賣紙，而是賣知識

　　王明毅（商務印書館譯作編輯室副主任）：

　　學術書定價的時候一定要徵求編輯部門的意見，有一些小册子的定價不一定比一些很厚的書便宜。


　　學術出版繁榮的説法，在我看來有些模糊，我至今對其没有一個清楚的概念。假如象通常認爲的那樣，指的是學術著作的品種和碼洋增長了，投身於學術著作出版的出版社增加了，那麽，我要説這是一個不合適的説法。按照這種標準衡量，時下的學術出版的確有些“繁榮”，但這種“繁榮”是一種虚假的繁榮，且不説個中含有多少泡沫，它能“繁榮”多久是個很大的問題。從各國出版業來看，學術著作的大熱狀况實際上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一本學術專著賣得個洛陽紙貴，並不能反映學術出版的真實面貌，很可能恰恰説明我們提供的閲讀資源的稀缺，以至於人們飢不擇食，不管適合不適合，抓住一本是一本，没有選擇餘地。（上世紀８０年代一部《存在與時間》動輒賣上個幾萬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過那樣的情况一去不復返了。）我認爲，學術著作是一種小衆讀物，維持一個穩定的讀者群才是正常的情况。假如非得要説有學術出版的繁榮的話，我想是不是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考慮：一是學術出版物的原創性加强了，而鈔襲和低劣的作品相應减少；二是圖書的重印率增加了，經典或準經典的學術著作增多了。

　　我想談一下圖書定價的問題。我始終認爲學術圖書跟其他圖書不一樣，學術圖書堅决不能賣紙，它賣的是知識含量、賣的是思想。國外有些書很薄但賣得很貴，有些書很厚但賣得很便宜。我以前還不理解，後來理解了，關鍵就是内容含量。我們在做學術書的過程中就經常遇到這樣的情况，一些外版書的版權價格，經常是薄薄的小册子比１０００頁的書還貴，這就是含金量的差异。這種做法是可以供我們借鑒的。學術書定價的時候一定要徵求編輯部門的意見，有一些小册子的定價不一定比一些很厚的書便宜。所以我們就堅守一點，我們不是賣紙，而是賣知識。

　　另外，我還想談談原創和引進的問題。並不是所有的學科都可以搞原創，但也不是所有的學科都可以搞引進。比如現在漢學熱，於是大家就都把海外漢學引進來，只要是一個海外學者寫的關於中國博學的東西就都引進來。我個人覺得參差不齊，有些書不值得引進來，實際上國内社科院出的一些書比他們的好多了。有些學科則恰恰相反。比如世界歷史的許多領域，現在我們自己在很多方面没有能力再搞原創，因爲學科正處在建設時期，這時只能把國外的經典和國外一手的資料介紹過來。但現在總有人在東抄西抄地寫一些低水平的東西，我非常不理解，這或許與我們有關部門制定的學術評價機制有關。這些領域還有一個問題是，現在翻譯作品是不被看作是成果的，這非常不公平，我對這一點感到極其憤慨。所以我們要呼吁一下翻譯作品的學術評價機制問題。

　　商務印書館雖然是一家老牌的學術出版社，最近，我們也制定新的規劃，我們不久要陸續開始分科地規劃，我們希望能從學科建設上多做一些工作，介紹一些西學最基本的東西。從學科建設角度來講，應該還是有一定影響的。

　　學術出版商、學術書店需要開展更多合作

　　章雨芹（北京風入鬆圖書有限公司總經理）：

　　對於學術圖書我有一個總體的感受：目前學術圖書市場需求量很大，學術出版發展空間也很多，學術圖書銷售的前景也很好。我想這可以從學術書店的發展歷程來印证：１９９５年風入鬆書店成立時，作爲一家專業學術書店，它的出現在業内引起很大震動和反響。當時北京都没有一家像樣的大規模的學術書店，更不用説全國了，很多媒體都做了大規模的宣傳。但當時也引起了很多擔憂：對於一家新興的學術書店來説，它的需求量有限，讀者群也是特定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但從風入鬆書店成立之後，全國各地陸陸續續開始出現了一批學術書店，正是這樣一批學術書店的出現讓很多出版社敢出學術書，甚至教育出版社也敢出學術書了，當時整個學術出版呈現一種欣欣向榮的狀態。２０００年以後學術圖書的出版有些下滑，不過這兩年又呈上昇的趨勢。作爲一家學術書店，我們一直確立的是雙目標，既要把書店當做一個文化事業來做，同時也要追求經濟效益。如果僅僅追求經濟效益的話要好做得多，但如果只看重經濟效益的話就做不了學術，我們也没有今天發展。從學術書店十年的發展歷程來看，是促進了出版社出版學術圖書的。再看一下風入鬆書店的銷售情况。我們是從零售起步的，以做零售爲主。後來北京出現了西單圖書大厦等很多大賣場，對我們的圖書銷售有一定的影響，但總體來看，學術圖書的消費群體還是在增大。雖然我們的銷售情况有一點下降，但就整個書業界來説，能保持平穩就是一種增長，而且可以進一步擴展。比如圖書館團購的市場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人都非常看好。我接觸過南昌一個中等學校，他們撥款幾百萬用於圖書館購書，由此可見這塊市場的巨大份額。我們今年也做了很多調整，來適應這種變化。另外，海外團購這一塊也在增長，趨勢也很好，今年比去年增長一倍，估計明年還要增長。所以我認爲學術圖書的銷售前景還是比較好的。

　　對於出版社來説，應該也要認清形勢，抓住機遇，改變經營格局。書店屬於下游，風入鬆書店原來以零售爲主，現在零售和團購並重，甚至從明年開始團購量還要加大。所以説市場的需求在哪裏我們就要從哪裏加强。我想談的是，學術社和學術店怎麽聯手合作實現一體化？現在是出版社發書，到時候結帳，只是一種單純的業務關係。但出版社和書店應該有一個整體的銷售觀念，希望出版社在策劃銷售策略時能够把書店一起考慮進去。真正實現銷售是指學術圖書到了最終消費者的手裏，並不是説發給書店後出版社就完成任務了。希望出版社能够把銷售渠道策略、促銷策略做得更細、更好，聯手開展學術書的促銷活動。當然，很多出版社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也在這方面做了一些改進，但是目前學術圖書的促銷活動開展得不是很好，方式很單一。比如我們搞了很多文化講座、學術論壇、研討會、文化沙龍、簽售活動等等，對學術圖書的介紹、推廣還是起了積極的作用，但還應該有更多的形式來吸引讀者。特别是社店聯合來做，可能宣傳的力度會更大一些，在學術圖書的策劃、推廣、宣傳上，我們幾個方面都要多下一點功夫，把出版與銷售結合起來，打破以前的單一的模式，盡量創新。

　　出學術書、賣學術書都是非常難的，我也一直用“堅守”這個詞。這種堅守是文化的堅守、理念的堅守、品位的堅守，我們之所以得到這麽多出版社、媒體長久的認同就在於此。我想這也不在於我們的銷售量有多少，况且我們的銷售量也並不大，但品位在這裏。整個社會還是很崇尚文化的，這一點我特别有感受，學術書的出版、零售對於社會、歷史、民族來説都是非常有價值、有意義的。所以學術社、學術店要有長遠的目標，貴在堅守，不斷求索。

　　關於學術出版的一些思考

　　茅院生（法律出版社法學學術分社社長） ：

　　關於學術出版我想結合自己的一些思考提幾個問題向大家請教。第一，學術是什麽？根據《辭海》的定義，學術是系統的專門的知識。以現在的觀點看，這樣的定義過於狹窄。根據《韋伯斯特國際大辭典（第三版）》給出的定義，學術不僅指專門的學問和知識，也指學者的品質與特性。在此意義上，這個詞可以被用來指“真誠追求真理所包含的一切活動和態度。”因此，學術是追求真理的一項活動。學術是一個出版社品牌的根基，是一個國家、民族的精神根基。學術的目的首先不是爲了錢，盈利應該是一個需要重視的環節，但以盈利爲前提來探討學術的話可能是個錯誤的導向。學術出版是出版社代表社會選擇思想。一切爲了思想，這才是做學術出版應該堅持的（這也是法律社學術出版分社所追求的理念）。

    　其次，學術的品格是什麽？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分析：第一，學術一定是獨立的，獨立性是學術的基本品格；第二，學術一定不是孤芳自賞。學術的創造可能屬於小衆，但學術的目標一定是一小部分先知先覺者爲了大衆而獻出的智慧，其根本是爲了大衆；第三，學術應該具有前瞻性。即使是總結性的學術也應該具有批判和分析，或者説是對未來潜在的總結；第四，學術的生命力一定是專業化、品牌化的創造。各個出版社都以做學術、出版學術、繁榮學術作爲己任，學術的編輯一定是專業化的，學術出版也一定是專業化的，不是所有的出版社對所有的學術出版領域都能做，只有專業化才能體現學術所追求的思想。

　　再次， 學術出版的標準是什麽？應該從四個方面考量：第一，這個出版物一定要提出問題，也就是提出了思想。如果没有提出問題的話這本書一定不是學術書；第二，一定是對問題進行了梳理，而且有答案，或者是給出了建議；第三，問題的提出和結論之間一定是采用科學的演繹體系，如果問題的提出和回答之間没有任何邏輯演繹和推理歸納，我們就不可能將之確定爲學術；第四，所運用的邏輯體系一定要建立在真實、考究的資料基礎之上。這四個方面是我們考核、衡量一個學術出版物的基本形式標準。除了形式標準，其實質標準更需探討。這是我們向讀者和作者負責任的一個基本要求，没有標準的工作是很難創造出價值的。

　　第四，學術出版真的繁榮了嗎？我認爲學術出版没有繁榮，學術繁榮的春天也没有到來。現在所謂的學術出版物從數量上的確可以稱之爲繁榮，但對這個“繁榮”我是要質疑的。首先，“繁榮”是基於知識的批量生産，就像造冰箱、彩電一樣，學術的生産成爲一個批量生産的過程。學術的批量生産有其一定的社會背景，教育的標準化生産及其評價機制是學術批量化生産的重要原因。博士、碩士在大量擴招，博士要想畢業必須在核心期刊上發表三篇以上的文章，教授的評定，課題的申請均以出版物的多少作爲量化標準，所以就會出現日産三四萬字的專家教授，知識的生産走向批量化。另外，以政府爲主導的整個社會對學術價值更加尊重，這就促使社會各個階層都以能够與學術沾上關係爲榮，學術著作也成爲身份的標籤和營銷的手段，甚至一些學者型的官員、官員型的學者也需要通過學術出版來提高他的身價。在這樣一些背景下，人人争做“學術”，才有了現在看起來的學術數量“繁榮”。

　　第五，學術圖書的市場真的擴大了嗎？從法律出版社近三年來的情况來看，以同一作者撰寫的連續出版物來進行分析的話，三年以前的出版物可以印到５０００册，然後全部賣掉，而現在印３０００册，幾年之後還會剩下一些。就我們自己的情况來看，學術出版物的印刷數量平均下降了２０００册左右。推而廣之，其他學術讀物在市場上的銷售是否也會下降？如下降，其原因到底是什麽？我想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首先，學術出版繁榮的泡沫化使讀者對學術圖書失去了信任，導致一方面很多讀者説無書可買，另一方面出版社的書在庫房裏賣不出去。第二，信息獲取渠道多元化。紙質出版物在讀者使用過程中並不是首選的出版物，尤其是法律類，主要是靠提供數據庫來實現盈利；第三，學術出版的目的和學術本身價值的不統一，促使學術出版物其内在的本質價值弱化。很多出版社認爲學術出版現在能够賺錢，所以也來做學術出版。但一旦我們把學術出版物當做賺錢的手段和目標時，大部分時候會和學術目標價值發生矛盾，會使學術出版物本身的價值弱化（大家可以關注一下現在學術出版物的選題、裝幀、定價、營銷等方面，研究一下出版物外在和内在的統一問題會有所感觸）。學術出版物在當今的出版活動中很多已偏離了讀者的價值取向。

　　最後，學術編輯在學術出版中的角色定位是什麽？學術圖書編輯一定不只是一個加工者，學術編輯要具備很高的專業素質，應當是某一個領域的專家，要具備與作者對話的能力，只有如此纔可能有思想的交流、思想的判斷、思想的提昇，也才能實現學術的一切爲了思想的目標。 

　　先確定自身的理念再言學術出版

　　舒  煒（三聯書店學術編輯室主任）：

　　好書是無限的，最重要的是精選。出什麽書要看出版社的眼光、態度、選擇，提倡什麽？追求什麽？

　　學術出版是很嚴肅、很謹慎的事，一定要確定自身的出版理念。舉個例子説明一下：１９９５年三聯開始醖釀出版“學術前沿”，但直到１９９７年底才開始出這套書，中間整整積極醖釀了將近三年的時間。當時主持工作的董秀玉先生出版學術書非常慎重。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跟學者和各方面的人座談，開了４～５次會，而不是一拍腦袋就出版。比如書目怎麽定，這裏有一個確立理念的問題。這些書放在一起意味着什麽？好書是無限的，最重要的是精選。出什麽書要看出版社的眼光、態度、選擇，提倡什麽？追求什麽？在選擇的過程中你的想法、理念、要追求的東西也是一步步清晰起來的。此外，叢書的裝幀、設計風格也都討論了很多次，裏面還有一些技術性的限制，包括版權、翻譯情况等。三聯做的事情，確實是三聯自己想做的事情、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而不是跟風，或者是完全爲了商業目的、完全爲了操作。現在的學術出版確實有些情况很不樂觀，各種各樣的名目都有，主旨很不清楚，目前的學術出版已經比較混亂了。在這樣一個市場化、商品化、大衆化的時代，我們尤其有必要重新檢討一下學術出版理念本身的嚴肅性。

　　做足小衆出版

　　劉瑞琳（廣西師大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北京貝貝特出版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平庸學術書在浪費出版資源，降低我們的出版水平的同時，也擾亂了圖書市場。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在其成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都是以出版教育類圖書爲主。２０００年在北京成立北京貝貝特出版顧問有限公司，以人文社科類圖書的策劃發行爲主。２００４年正式掛牌成立的上海貝貝特也做學術圖書的策劃、發行。近幾年來，社本部的學術書以珍稀文獻和大學人文系列等圖書影響最大，積累最多。跟三聯、商務、中華書局以及其他一些學術圖書出版的大社相比，北京貝貝特的學術圖書出版剛剛起步，規模還不够大，積累也不够多。

　　總體來看，由北京貝貝特策劃的學術圖書學科性並不强，但我們比較注重大文化的概念，更願意做學術普及化、學術社會化的工作。在注重圖書的學術價值、思想含量的同時，我們還注重圖書的現實影響、人文關懷。從市場的角度來考慮，今天的讀者對學術書的要求與從前已有很大不同，這給出版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注重書的耐讀也要注重書的好讀，既應該追求内容之精也應該追求形式之美。如果我們的學術書在形式上也都能做到比較雅致、比較人性化，時代感較强，讀者自然更加喜歡。

　　學術圖書的發行是個大問題。目前學術圖書走的都是大衆圖書的發行路子。就像人們常説的，想買的買不到，想賣的賣不出去，這種現象在學術圖書市場上表現最明顯。圖書品種增多，銷售期大大縮短，經營和銷售的各個環節都極其粗放，這種圖書市場的現狀對學術圖書的發行尤其不利。學術圖書的特點决定了它需要長遠的精細化的經營。難道學術圖書的發行真的只此一路别無他途了嗎？應該有，但需要我們去探討，去建立，去經營，而這種銷售渠道的建設對於學術書未來的出路和發展也至關重要。學術書總體來説是一種小衆出版，要把小衆出版的空間盡量做足，我們纔可能争取到一點利潤空間，所以在這個領域堅持“减量精耕”非常重要。

　　學術圖書的出版規範，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在學術圖書出版非常熱鬧、混亂的表象下，很多僞學術書、垃圾書在泛濫，識别這些書並不難，出版學術圖書的名社、大社都不會出這種書，但一些平庸的學術書在這些社中也有很多。平庸學術書在浪費出版資源，降低我們的出版水平的同時，也擾亂了圖書市場。這就給我們這些從業者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如何鑒别這些平庸的學術書。剛才有很多人談到準入和評價體系的問題，我想舉個例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多年來一直堅持專家評審制度，該社要出版的每一本學術書都必須要經過兩個專家的審定，這兩個專家是在全球範圍内選定的學術權威，這兩位專家如果意見一致同意就可以出版了，如果兩位專家意見不一致就再找一個專家評審。長期堅持這個評審制度，會確保學術圖書的質量，有利於建立出版社的品牌。藉助專家的眼光，提高學術書出版的水平，我認爲評審制度是一個可以借鑒的好辦法。

　　以學術圖書出版爲核心的書業模式

　　肖自强（中國圖書商報·閲讀週刊執行主編）：

　　我認爲文化讀物、歷史讀物、知識讀物必須是有品質的；没品質的文化讀物、歷史讀物、知識讀物是没有合法性的。

　　不少好的學者不但具備學術研究能力，而且具備良好的教學能力和讀物寫作能力，後兩種能力是可以作爲出版資源開發的。 

　　我是一個做學術思想書評的編輯，和學術編輯交往比較多。我主要想談三個問題，但只能説是一些零碎觀察的集合。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學術圖書出版。

　　好的學術圖書出版，至少有三個建基。第一是基於對時代的某種洞察。董秀玉先生對北京三聯書店“西方現代學術文庫”、“學術前沿”和“學術源流”三套叢書前後變遷的講述，就是在分析時代變化的基礎上進行的。第二是基於對人類學術源流的考察。第三是基於“大群”成長的思考。“大群”是國學大師錢穆的用語。它可能是國家，可能是民族，也可能是社區。之所以提出“大群”成長的問題，是因爲學術圖書出版最後的目標和標準，就是有助於“大群”的成長。僅僅參與個體成長的圖書，不足以表明其一定的永恒性，盡管“大群”成長也是通過“個體”成長實現的。這三個考察如果少了一項，學術出版就可能做得不太好。

　　在這個基礎上我再把學術圖書出版分爲兩類，一類是問題性的，一個是積累性的。所謂“問題性的”，即學術圖書出版成爲對時代問題的經典性應對。只有具有“經典性應對”的維度，我們才能走出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困境。北京三聯書店的“西方現代學術文庫”、“憲政譯叢”、“學術前沿”和譯林出版社的“人文與社會譯叢”等，是屬於這一類的。换言之，通過出版時機及産品組合，使學術著作産生問題化、思想化的效果。所謂“積累性的”，即學術圖書出版成爲人類文明的一種積累。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和中華書局的古籍出版，就屬於此類。既然是一種積累，就不能是猴子掰包谷，掰一個丢一個。已版學術圖書能不能不斷重印，是積累性學術圖書出版的一個標準。一部著作不能重印，不能就説它没有參與人類文明的積累，但可以説它作爲一種出版形態、一種整體形態，已經不屬於人類積累物，已經消失在歷史中，换言之，它參與積累，但本身不是一種形態性積累。我們必須在區分出版物的存在性意義與觀點的功能性意義的基礎上，來理解學術圖書的積累性。

　　三個建基與兩種分類之間的組合可以多樣，但不能超出下面兩種狀况。問題性學術圖書出版至少要具備前兩個建基。第一個建基可以保证對時代問題的把握，第二個建基可以保证對時代問題的應對是經典的。積累性學術圖書出版至少要具備後兩個建基。第二個建基可以保证一定的人類文明積累，第三個建基可以保證人類文明的某種積累，對學術圖書出版所置身的某種“大群”的成長的切實參與。學術圖書出版的兩種分類，同時是一個相互交叉、相互轉化的關係。比如“漢譯世界名著”中不少的著作，在不同的時代不斷地參與對時代問題的經典應對。這往往也是這種圖書在一定時期的營銷增長點。

　　我個人認爲“亞學術書”的提法，以某種方式揭示了目前中國圖書出版的某種悲哀。文化讀物就是文化讀物，爲什麽一定要跟學術挨上邊，才能保证品質呢？這表明我們目前一般的文化讀物、歷史讀物、知識讀物，粗制濫造過於嚴重、過於普遍，以至於人們習以爲常，認爲文化讀物、歷史讀物、知識讀物就是這個模樣；以至於主張好的文化讀物、歷史讀物、知識讀物的人，不得不另外起一個名字，以區别於粗制濫造的文化讀物、歷史讀物、知識讀物。我認爲文化讀物、歷史讀物、知識讀物必須是有品質的；没品質的文化讀物、歷史讀物、知識讀物是没有合法性的。因此“亞學術書”的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會掩蓋粗制濫造的文化讀物、歷史讀物、知識讀物的合法性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以學術圖書出版爲核心的書業模式。

　　現在單一的産業形態越來越少。在這種情况下談論學術圖書出版，應該以另一種方式進行。我提出“以學術圖書出版爲核心的書業模式”的談論方式。

　　小説家餘華願意把自己所有的作品交給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其實已經涉及我所説的“核心”。對“以學術圖書出版爲核心”做何理解，關係到非單一性産業形態的定性問題。前面提到“積累性”和“經典性”，這本身要求此類圖書成爲出版社的一種積累，而不是出一種丢一種。所謂“丢”，有兩種，一種是版權“丢”，一種是重印價值“丢”。不“丢”的圖書，就成爲出版社的“本版書”、“重印書”。看一個出版社是否有核心性積累，就看該出版社重印書的品種數量和重印次數。學術圖書出版對“本版書”的追求，比任何類别的圖書出版都必須强烈得多。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以學術圖書出版爲核心”這一結構。近幾年很多新起的出版公司、出版社，不是靠開發新産品，而是靠搶奪其他出版社已版圖書的版權來上規模和穩定利潤，其結果是把出版生態，特别是學術圖書出版生態破壞了。圖書盗版和返款拖欠，本來已經嚴重影響出版社對“本版書”的追求，出版社之間的惡性競争更加劇這種狀况的惡化。

　　有“核心”，就有“外圍”。如果實現了上述的“核心”狀態，我們就可以談論“外圍”。所謂“外圍”，在此是指“衍生産品”。我認爲有三條“衍生”綫。

　　第一條是以“圖書”爲中心。一部好的原創性學術著作，往往首先是指其内容的獨特性。這獨特性的内容，應該同時成爲出版社的獨家資源，並對它做立體性開發。人文學科的獨特性内容，可以開發出同主題的或相關的文化讀物、歷史讀物和知識讀物，比如北京三聯的“文化生活譯叢”，其中很多主題與其他學術思想圖書，具有很强的相關性。社會科學的獨特性内容，可以開發出權威性社會數據類圖書和實用指導類書等，比如社科文獻出版社的皮書系列，就是將中國社科院的學者在學術研究中所獲得的權威數據以報告的形式發佈。

　　第二條是以學者爲中心。不少好的學者不但具備學術研究能力，而且具備良好的教學能力和讀物寫作能力，後兩種能力是可以作爲出版資源開發的。北京三聯書店在這方面有所開發，比如“讀書文叢”，但也許是受定位的制約，開發得不够充分。以學者爲中心，可開發出的産品，有以大學生爲對象的文化讀物，有教材，有指南類讀物，有學術入門讀物（中華書局就出版了很多這種讀物），等等。

　　第三條是以讀者爲中心。爲什麽以讀者爲中心？因爲學術圖書出版還有一個渠道整合的問題。對學術著作具有一定閲讀興趣的讀者，基本上搆成一種讀者類别。根據這種類别的讀者的閲讀趣味，量身定做其他讀物，至少在渠道利用上是有意義的。更何况這類讀者的不同閲讀趣味之間的相關性，也是比較高的。比如爲這類讀者出版相應的生活讀物、人文旅遊讀物，等等。

　　簡而言之，這三個衍生綫，分别是對獨特的内容資源、獨特的作者資源和獨特的渠道資源的立體開發龢利用。另外還有一個品牌資源的立體開發問題，但由於它可以覆蓋的圖書品種很多，談下去就把問題泛化了。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學術圖書産品形態的開發問題。

　　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我主要談兩點。首先是關於學術經典翻譯出版的産品形態問題。現在懂一點外語的人越來越多，你能做一點翻譯，他也能做一點翻譯，學術翻譯因此失去規範和自律，而出版社又大搞低水平的搶時間、上規模的翻譯出版競争，這些都會使學術翻譯出版越來越亂。但與其把問題歸在亂上，還不如説這是對學術翻譯出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的學術翻譯出版，包括國外經典翻譯，大多是獨白式譯本，即一對一的翻譯。對一部原著的理解，包括名物、觀點、史實等，其實都有很多的争論，甚至因爲這些争論産生不同的學派。獨白式譯本則將這些争論全部抹煞，譯者的一家理解成爲獨斷、專斷。我主張對學術翻譯做注釋，注釋包括名物考據、字形詞源、觀點源流、史實真僞、翻譯分歧等，種種有代表性的争論被附於注釋中。我把這種翻譯文本稱爲復調式譯本。這是處理一切經典的適當方法。這種出版模式也因此是跨文化傳播的適當方法。更重要的是，這種出版模式的可復製性極低，這能催生出版社真正的獨家的競争力；其次是關於中國傳統典籍出版的産品形態問題。我主張在傳統典籍出版上增加一種出版方式，即將傳統典籍當成現代讀物來出版，當成與現代的我們的共時物來出版。最近劉小楓在華夏出版社主編的“政治哲學文庫”中，把清代學者皮錫瑞的《王制箋》放進來。這可以説是運用中國古代經典來應對時代問題的一種問題性學術圖書出版。我們思考一個時代問題，常常會出版國外很多古代的經典作品，以供參考，但是在出版上很少想到把中國古代經典著作也納入進來。這種局面是必須改變的。

　　學術出版更需要經營

　　施宏俊（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 ：

　　很多行業紀律是通過演化把一些品牌和一些不合格的東西用市場的方式淘汰的，而不是用限制的方式，這應該是未來的一個方向。


　　對於學術圖書的出版，我想談一下自己的幾點思考：

　　第一，關於學術圖書的定位問題。對學術書來講，定位是很重要的，因爲這會涉及到我們怎麽來看學術書。規範的書業分類没有把學術書單獨作爲一個大類來分，從大類來分是專業、大衆、教育三大部分。分類問題引發的可能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學術圖書爲什麽要出版。以前對學術圖書的分類是作者的生産驅動分類，現在更多是從消費者的需求驅動來對圖書進行分類。如果從三大類的角度來分，學術圖書跟專業書是不重合的，或者説從現代圖書産業的分類來説專業書的核心是ＳＴＭ，即科學、技術、醫藥。我們通常所説的學術書一部分是屬於專業書，但更多還不是。例如，教育類圖書裏有很大一塊是參考書，而不是通用教材、課本，我想國内的學術書很多是屬於參考書的範疇，很多大學出版社、社科類出版社做的學術書也多是針對大學參考讀物來做的。同時，大衆圖書（ｔｒａｄｅｔｉｔｌｅｓ）也有一部分是學術書，這些學術書主要是放在大大小小的一般圖書賣場裏銷售的。因此，學術書的定義和分類是一個很復雜並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

　　其次，是關於出版理念的問題。做學術書一定要有熱情、有追求，這樣纔可能去堅守，纔可能做好。一些國外的出版社，尤其是獨立出版社，他們出版學術圖書也是有自己的堅守的。如果完全按照市場化來做的話可能很多人不願意做，甚至不願意做出版這個行當。正是因爲有熱情、有出版理念，纔可能堅持下來。

　　第三，學術圖書的盈利模式與現狀分析的問題。我個人對現狀的分析是很悲觀的。北京世紀文景公司是獨立運作的，今年策劃的圖書有１３０種，其中７０％都是學術書。但我感覺這幾年學術出版的環境很差。像北京的冬季書市、地壇書市都没有把學術書當成學術書來賣，包括商務的學術書。如果５塊錢可以買一本原來是２０塊錢的學術書，這就是很糟糕的情况，説明這個市場有大問題了。經常是市場逼着出版社清倉，不然虧損就更大。另外，退貨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幾年學術圖書的真實退貨率估計是２０％左右。這是一個什麽概念呢？學術書的製作成本至少是２０％，編輯成本１０％，版税和稿費１０％，發行成本超過５％，如果把退貨２０％打進去的話，就根本没法做學術書了。

　　第四，定價問題。現在國内的學術書定價偏低，而不是低一點點。現在的定價對我們來説不但是没有利潤的問題，而且是壓抑了作者的創造性的問題。而在這一塊如果没有力量培育作者，也會壓低編輯成本。一旦把知識産權價值低估了，把編輯的勞動價值低估了，出來的東西就肯定會有問題。所以定價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五，在資源方面，我們目前也存在一定的問題。現在很多出版社没有把學術書作爲一項重要的資源來經營。怎麽經營作者？作者不是一次性簽約的概念。做學術書可以看做是爲作者提供平臺，但也有一個輔助性的功能，就是在爲你的參考書、教材做輔助性的準備。應該把作者看成“你的人”。記得餘華在《活着》前言中説：“我以前的小説放在上海文藝社出，我以後的書也要放在上海文藝社出。”如果學術書也能這樣的話，可能是一個希望。學術出版如果在版權資源方面有很好的經營的話，在參考書、教材這方面也會有很多作爲，否則，商業模式就還是有問題。所以，對於一個出版社來説要考慮到很多運作模式上的問題。雖然我個人感覺目前學術出版的形勢有點悲觀，但還是有很多人不斷地去做，這説明大家還是有這樣一個理想，還是看好這塊市場的，而並不是没有任何意義。

　　第六，行業規範的問題。現在除了傳統上的一些出版學術書的出版社之外，一些教育出版社也都進入這一領域，我想這是一個好事情，因爲行業的紀律是慢慢演化出來的，而不僅僅是從上至下規範出來的。很多紀律是通過演化把一些品牌和一些不合格的東西用市場的方式淘汰的，而不是用限制的方式，這應該是未來的一個方向。越是很緊張的行當越没有活力，越是死氣沉沉，越是開放的話，就越會有優秀的人、優秀的機構冒出來，雖然這中間會有一些成本的付出。

　　最後，我想談談我們自己的情况。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包括我現在所在的北京世紀文景公司，目前作爲重點來建設的一套書是２００５年５月份開始出的“世紀人文系列叢書”，這套書的一個根本想法是想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的出版理念比較鮮明地體現出來，那就是“努力成爲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文化脊梁”。這套書分兩個大類，一個是“世紀文庫”、“袖珍經典”、“世紀前沿”等意在學術積累和學術建設的圖書；一個是開放人文書係（包括“大學經典”、“人物”、“科學人文”等叢書），意在爲大學和通識教育提供參考讀物。爲了推出這套書，２００１年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就開始準備，目前出版了一百多種，以後世紀出版集團下的１３家出版機構每年還要推一百種。第一批圖書出版後在學界的反響很好，市場情况也相當良好，大部分圖書都在重印中。

　　學術的尊嚴和精神的魅力

　　高秀芹（北京大學出版社總編室主任） ：

　　目前學術出版看起來很繁榮，但是真正有知識含量、真正原創的東西却越來越少了很多出版社是在走重復包裝的路子，就像給圖書穿上一件漂亮的衣服，但内容上並没有創新。 

　　對於學術圖書出版，北大出版社堅持的理念是學術的尊嚴、精神的魅力。我們自己提出的辦社宗旨是學術爲本、教材優先、争創一流。從社領導到整個編輯，一直認爲學術是北大出版安身立命根本，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進入世界學術的前沿。我個人認爲，用碼洋來評價一個出版社也許不太合適。三聯的“碼洋”未必最大，但是對整個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發展却有着巨大的影響。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碼洋可能也比國内很多出版社都小，但是一説哈佛就代表着一種高度，這種高度也是北大出版社想追求的一種東西。自１９７９年北大出版社恢復建制以來，北大社共出了兩千多種學術書，讀者的反映也比較好，并且有５００種圖書輸出了版權，這個比例是很可觀的。

　　目前學術出版看起來很繁榮，但是真正有知識含量、真正原創的東西却越來越少了很多出版社是在走重復包裝的路子，就像給圖書穿上一件漂亮的衣服，但内容上並没有創新。北大出版社一直在堅持原創的東西，力求對文化傳承、學術積累做一些貢獻。另一方面，我們也非常注重開發在學科發展方面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圍遶這兩點我們主要在三個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第一，堅守學術的原創性。在國外的出版界中，大學出版社意味着學術出版社。北大出版社因爲依託有着一流學者和學術創新能力的北大，一直注重組織高水準的原創性專著，努力把北大的學術優勢和師資優勢轉化爲出版優勢。比如陳平原教授主編的《學術史叢書》，匯集了在文史哲研究方面的最好的一批學者的代表作，代表了各個學科的高度。這套書的規模剛開始很小，一年就出一兩種或者是三四種，出了十幾年也就是十七八種的樣子，但是成功率非常高。對於學術出版來説，多少年以後如果這些書還在本學科領域内佔據着一定的位置，還在被引用，就是好的學術書。

　　第二，在翻譯作品的出版方面，北大社始終也在追求精益求精，只有那些有學術價值的我們才去做，比如《鏡與燈》、《文化與社會》等。現在我們將很多翻譯著作重新整合爲“未名譯庫”，這是一套涵蓋學術、文化、宗教、藝術等各個領域的經典和前沿理論的翻譯文庫。學術不是製造，而是水到渠成，要傾心等待，慢慢地拿出來。大衆出版可以人爲地策劃，但學術出版有時只能等待，而不是策劃。當然這個等待是非常積極的，要去領受、觀察、學習，慢慢地培育，然後再推出去。

　　第三，在典籍整理方面我們在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工作，重新提供一些對現實的解釋和對學科研究的資料，不允許浮躁和急功近利。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我們開始對《全宋詩》的整理工作，在十幾年的時間裏共出版《全宋詩》７２卷，是《全唐詩》的十倍。現在我們投入很大的力量來整理出版《儒藏》，這將是一個更大的文化工程。

　　除了以上三個方面外，北大出版社也在學術普及上也有意識地做了一些工作，請一流的學者來寫作文化普及讀物，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