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RNTT.com　2006-10-05 04:12:47　陳明遠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也就是京師大學堂在北京成立前一年，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影響深遠的商務印書館在上海成立。它的創辦者本是幾個印刷工人，戊戌維新後由於張元濟、蔡元培等文化人的加人，在清末民初迅速發展爲我國文化人的出版陣地，成爲現代中國最大的出版企業。

　　商務印書館--文化人的出版陣地

　　京師大學堂帶有濃厚的封建王朝官場習氣的烙印，而商務印書館則帶有新進的資本主義民間商業的色彩。它本來只是一個小小的手工業印刷工場，創辦人是夏瑞芳、鮑氏兄弟和高鳳池等，原爲西文報館的排字工人。他們集資銀圓3750圓辦廠，以500銀圓爲一股，起初只能印刷一些簡單的印刷品。

　　1901年他們預見到科舉制度必將廢除，及早編印了新式學堂的各種教材，得到了新教材的印製和發行權，利潤大增。爲了迎合新潮流，也開始編譯《華英初階》、《華英進階》等一類英文讀本，同時還翻譯了一些日文書，由於譯筆粗糙，出版後無人問津。爲提高譯述水平，經多方聯絡商討之後，由南洋公學譯書院張元濟推薦蔡元培擔任商務編譯所所長。

　　不久《蘇報》案發生，革命黨人章太炎、鄒容被捕；蔡因有牽連，被迫逃亡青島。夏瑞芳就聘請張元濟擔任編譯所所長，時在1903年。此後張元濟主持編輯了我國第一部小學教科書，並大力提倡漢譯科學技術和哲學社會科學名著，又創辦東方圖書館等等。

　　1902-1916年間，中國新創文學報刊57種，其中29種以“小説”命名的報刊中，上海占22種。商務印書館1902-1920年間，出版圖書3522種，其中文學類(以小説爲主)846種，占四分之一。

　　1903年商務印書館聘請李伯元主編《綉像小説》，並開始出版“林譯小説叢書”、“説部叢書”等。當時許多文化名人，如林紓、樑啓超、蔡元培……都與商務印書館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

　　林紓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在文壇走俏一時，此後他又譯述並出版西方小説181部，每部約爲20萬字左右。其中一些小説，既發表又出版，發表時也有稿費。鄭逸梅等回憶説，林譯小説“在清末民初很受讀者歡迎。他的譯稿，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十幾年間，共達一百四十種。……稿費也特别優厚。當時一般的稿費每千字二至三圓，林譯小説的稿酬，則以千字六圓計算，而且是譯出一部便收購一部的。”(據《藏暉室札記》，載《新青年》第3卷第5號；轉引自《中國近代文學史論文集·小説卷》第688頁。)每部書稿酬1200銀圓左右(合今人民幣6萬元)，這樣，林紓十幾年間的稿酬收入高達20萬銀圓以上(合今人民幣1000萬元以上)。

　　商務印書館1910年出版《小説月報》，聞名全國。

　　南洋公學與商務印書館的親緣

　　1898年，南洋公學籌建譯書院，選譯東洋、西洋的名著印行，供學生和國内人士閲讀。出版西學書籍是“成才之助”，强調“興學之要在譯書”。9月，戊戌政變失敗，以康有爲、樑啓超等爲首的新黨，有些被西太后逮捕殺害了，有些逃往日本，有的新黨則逃往上海租界，其中一位張元濟(菊生)，於1898年10月逃難來到了上海南洋公學。

　　1899年南洋公學在上海虹口正式成立譯書院，由張元濟擔任譯書院院長，負責編輯近代中國最早的教科書。當時一批逃亡到上海的新黨，通過張元濟的介紹借住在商務印書館樓上，其中有吴稚暉等。當時社會上學習科學和英文的要求迫切，加上張元濟編輯經驗豐富，這就促進了商務印書館編譯工作的進展。例如英漢對照的四卷本《華英國學文編》，是我國最早的英漢對照讀物。在1899年至1900年間商務出版物迎合了社會的需要，好多書銷路很廣。同時新黨也借此宣傳“變法維新”。

　　張元濟先生受聘主持譯書院工作不久，南洋公學總理(教務長)何嗣煜去世，張元濟接任了南洋公學第二任總理，兼管譯書院，月薪爲銀洋350圓(合今人民幣約2萬元)。譯書院逐步擴大，還聘請了外國人做譯員，開辦了“東文學堂”，同時組織翻譯出版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的書籍，如亞當·斯密的《原富》等。嚴復的譯述，全套幾十本都是由譯書院首先刻印發行的。南洋公學譯書院也由此聞名全國。

　　1901年商務印書館原發起人邀請張元濟、印錫璋等合資，成立有限公司，議定原發起人每股照原數昇爲7倍，折合銀洋26250圓，加上新股23750圓，共計資本5萬銀圓(約合今人民幣350萬元)。

　　張元濟加入商務印書館後，先在長康裏設立編譯所，請幾位先生翻譯西洋東洋的科學書籍，由蔡元培兼任編譯所所長。不久高夢旦亦由張元濟約來幫忙。

　　因出版經營有方，盈利不少，逐步添置了機器。

　　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了幾十年，由編譯所長，而經理、監理、董事長，同夏瑞芳、鮑咸昌、高翰卿、高夢旦等一起慘淡經營，逐步將一個小小的印刷工場發展成爲現代中國最大的出版企業。

　　清朝末年，全國圖書的營業額每年約爲400多萬銀圓，其中商務印書館約爲150萬銀圓，占三分之一。

　　民國初年，全國書籍營業額約爲1000萬元，而商務印書館約爲400萬銀圓，占五分之二。

　　1902年商務出版的書籍僅爲15種27册，到1914年增加到293種634册，在13年間增加了大約20倍。

　　1902年1月4日(辛丑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一本雜誌《外交報》，主編是張元濟。1904年出版《東方雜誌》，創刊時主持編輯的是日本人，其中有好多文章是由日本人寫的。

　　商務與作者的經濟關係

　　商務印書館與中國現代文學淵源長久。1903年，商務聘請李伯元主編《綉像小説》半月刊，共出三年72期，該刊成爲晚清的四大文學刊物之一。也是從1903年起，商務開始出版“説部叢書”，1904年創辦《東方雜誌》，1901年創辦《教育雜誌》，1910年出版《小説月報》，名噪一時。1921年《小説月報》改版成爲新文學運動刊物之後，續出《小説世界》，將原《小説月報》的通俗文學作家繼續網羅在商務的招牌下。商務印書館大力推出這些文學書刊，繁榮文學市場，對晚清和五四文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反過來，文學市場也給了商務印書館巨大的名聲和經濟利益的回報。

　　在書籍的稿酬方面，商務印書館有着比較靈活的規定，其標準視著者的知名度、學識水平、書稿質量和發行量等各方面情况而定。如：樑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書的版税爲40％，是最高的。

　　一些教科書和工具書的編譯費，常是一次性付酬，不采取版税制。

　　1912年丁文江編著的《動物學》一書，酬金爲400圓，秦蘅茫編的《代數》、《幾何》，稿酬共700圓，景陽編的《三角》，稿酬400圓。

　　1913年1月，鬱少華修訂《英華新字典》，連校對在内一年完成，酬金750圓，分五期支付，先付150圓，然後每次校對交字付150圓，再三次排校畢付清。

　　1916年3月，範雲麓編《春季單級國文》十二册教科書，並編《學生自習字典》一本，酬金合2400圓。

　　魯迅發表的第一篇小説

　　1913年4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説月報》第4期第1號首版第一篇，發表了署名“周倬”的一篇文言小説《懷舊》，文中有十來處圈點，文末加了評語：“實處可致力，空處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誤，機靈人所固有，非難事也。曾見青年才解握管，便講詞章，卒致滿紙短汀，無有是處，極宜以此等文字藥之。--焦木附志。”焦木即編者惲鐵樵，“周倬”是誰呢?當時社會上誰都不知道。

　　整整21年以後，魯迅本人才在通信中表明，這是他的第一篇小説。1934年5月6日，魯迅致楊霽雲的信中寫道：

　　現在都説我的第一篇小説是《狂人日記》，其實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東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説，登在了《小説林》(?)上……内容是講私塾裏的事情的，後有惲鐵樵的評語，還得了幾本小説，算是奬品。

　　時過境遷，這麽長久，魯迅難免對細節記不清楚的，因爲當時並不是他經手把稿件投到《小説月報》去的。魯迅逝世以後，周作人對這件事作了具體的説明：魯迅“辛亥(按即1911年)冬天在家裏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小説)，以東鄰的富翁爲模特兒，寫革命前夜的事情，頗富於諷刺的色彩”，“未有題名……由我加了一個題目與署名，寄給《小説月報》，那時還是小册，係惲鐵樵編輯，承其復信，大加稱賞，登在卷首。”(引自知堂《關於魯迅》一文)

　　這篇經周作人加了“題目與署名”的魯迅的第一篇小説，在1912年12月6日寄《小説月報》，12日就收到復信，28日收到稿費5塊銀圓，並於1913年4月出版的《小説月報》第4卷第1號上登載。

　　商務印書館付給樑啓超的優厚稿酬

　　民國初立，北洋政府便通過法令，發還樑啓超、康有爲被查抄的家産。之後，樑啓超以共和黨黨首身份加入北洋政府，任財政總長和製幣署署長。

　　1912年12月，樑啓超在天津創辦半月刊《庸言報》。12月18日，他在家信中説，“《庸言報》第一號印一萬份，頃已罄，而續定者尚數千，大約明年二三月間，可望至二萬份，果爾則家計粗足自給矣。若至二萬份，年亦僅餘五六萬金耳，一萬份則僅不虧本，蓋開銷總在五六萬金内外也。”(見《樑啓超年譜長編》第661頁)不僅有很大的社會效益，而且經濟收入達5萬多銀圓。

　　後來，樑啓超到歐洲考察，其間决心退出政界，宣稱以教育文化爲業，走教育救國之路，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上。

　　樑啓超跟商務印書館的來往也很密切。根據1922年10月他和商務印書館經理張元濟的通信，樑著《中國歷史研究法》等書版税爲40％；而樑啓超在《東方雜誌》上發表文章的稿酬爲千字20圓。8日樑啓超致函張元濟説，他遵照約定將他關於佛學的稿件寄上，請按信上的要求在《東方雜誌》刊登。信又説：

　　一、《歷史研究法》請即照夢兄(陳注：指高夢旦)來書，再版印三千部(此書此間尚存千數百册，擬日内移交津館代銷何如?)其辦法仍照從前“自印包售”、“六折算帳”，印費請先墊付，在售價内扣除，書價三節結算。(陳注：三節指端午、中秋、春節)

　　二、《歷史研究法》第三期書價(第一次之六千册)定本年秋節交清，前此除一次由律館交來若干，二次由菊兄代付君勱千圓，餘數若干，希飭算撥付。(陳注：菊兄指張元濟，君勱指張君勱)

　　張元濟回信説，他將遵照樑啓超的要求，將文章“先登雜誌，既印單行，已示夢旦，一切當遵辦”；同時説，“前訂撰文之約，即自本月爲始。……千字二十圓乞勿爲人道及，播揚於外，人人援例要求甚難應付”(見《樑啓超年譜長編》第965頁)。

　　北京大學和商務印書館的出版合同

　　在蔡元培主持北大的幾年中，北京大學與商務印書館進行了廣泛的合作：由商務印刷、發行《北京大學月刊》，出版北大教授的專著及通俗教育叢書，由華法教育會人員修訂商務教科書，代北大訂購外文書籍，以及請北大教授兼爲商務采集標本等等。

　　通過這些合作，北大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出版的便利，而商務印書館則獲得了最高學府權威學者的支持，提高了出版物的水平，進一步提高了它在國内外出版界的地位與聲望。

　　1919年初，蔡元培代表著作人(北京大學)、張元濟代表發行人(商務印書館)正式簽訂《北京大學月刊》出版合同，規定：

　　(一)編輯事務，由著作人任之，印刷、發行事務，由發行人任之。

　　(二)用三開本。每年十册，每册以十萬字爲率，約一百頁，每册定價三角。所有製版、印刷、工料及廣告等費，由發行人代墊。

　　(三)銷數不滿二千部時，所有損耗，由發行人擔任。如滿一年後，尚銷不足數，發行人得將雜誌中可以單行者，另印單行本，以冀扺補。銷數滿二千部以後，如有餘利者，著作人得十分之六，發行人得十分之四。

　　(四)外間廣告，由著作人經手者，照廣告定價，以十分之五付給發行人。其由發行人招致者，概爲發行人所有。

　　(五)稿本用紙，每行字數，須與版式一律。如用夾注、或説明、或另行、或括弧、或插圖、或附表、及所用圈點符號，均照排印之式，一律繕成正稿。圖稿務須按照適定尺寸，繪成正稿，以便即用原稿雕刻、影照。如果有排印爲難之處，發行人得酌量更改。著作人稿本，須於兩個月以前，寄交發行人。

　　(六)紙價漲落無常，估計成本，照市價計算。出版時，發行人應寄五十册交著作人。

　　北京大學教授撰寫的講義和專著，大多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如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陳大齊的《心理學大綱》，徐寶璜的《新聞學大意》，陶孟和的《社會與教育》，胡鈞的《中國財政史講義》，陳映璜的《人類學》等等，有的列爲“北京大學叢書”，有的由蔡元培具函介紹。如1919年12月，經蔡元培介紹，商務印書館曾以200銀圓代價購印了劉半農的《中國文法通論》。

　　商務印書館職員的經濟狀况

　　商務印書館職員的薪金逐步提高。民國初期，國内大學畢業生極少，一般相當於高中文化者人館，通常試用半年，合格後才正式録用，起點月薪30銀圓；此後慣例每年增加10圓(此時1銀圓約合今人民幣50元)。

　　民國初年的薪金標準

　　1912年12月，張於貞、周衡甫、李心蓮初來商務印書館時，試用期月薪

　　24圓，“半年後得力再增加”。考核轉正後，月薪30銀圓；第二年40圓，等等。

　　據包天笑回憶，1912年他在寶山路商務編譯所半天工作(每日下午1-5點，星期日休息)，擔任小學圖文教科書的編輯，月薪40銀圓。當時編輯共約40名。

　　就連沈雁冰(茅盾)由北京大學預科初到商務印書館時，也是一樣的待遇。1916年8月沈雁冰進入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起初月薪只有24銀圓，1917年定爲30銀圓。以後每年晋昇10圓或20圓。1921年爲100圓。

　　其他資歷稍高者，待遇也高些。1912年6月，許志毅、凌文之初到商務印書館，月薪各60圓。10月凌文之向館方説，有人邀請他任教員，月薪80圓，“爲家累計，不能不棄少就多。”館方同意明年(兩個月後)增加薪水，“論其能力亦尚值得”。

　　1916年2月邵長光願離政界到商務印書館服務，商訂月薪由160圓至200圓。3月邵培芝到館，月薪180圓。8月平海瀾到英文部任編譯，月薪100圓。楊仲達來館，起點月薪160圓。1916年9月留美博士蔣夢麟(即後來繼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者)尚未歸國，經介紹到商務印書館，一開始就定月薪200圓。1919年2月周越然來館，月薪180圓。10月謝福生定月薪200圓。

　　20世紀20年代的薪金標準

　　1921年周建人由胡適推薦到商務印書館，月薪60圓。

　　據唐鳴時回憶，1921年國内大學畢業生到商務印書館工作，起點月薪爲60銀圓，以後一般每年增加10圓或20圓。資深編輯的月薪可達100-200銀圓(此時1銀圓約合今人民幣40元)。

　　商務印書館曾慕名希望胡適到館服務(或兼職)。商務監理張元濟的日記1919年4月8日載：“托伯恒轉託陳筱莊約胡適之，月薪300圓。”胡適婉言謝絶商務印書館的好意，表示要繼續爲北京大學效力。

　　1921年9月，陳獨秀回到上海後，商務印書館想要聘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由沈雁冰出面，商議月薪爲300圓。

　　據陶希聖文章説，他進入商務編譯所是在1923年：“各人的薪水互不相知，各人的進退聽之當局。我初進所，月薪銀圓八十圓(當時米一石只得五圓)。滿一年之年終，當局給予書面通知'臺端月薪加爲一百圓'；再過一年加爲一百二十圓。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起來了，商務印書館三所一處職工大罷工，向當局提出十九條要求。自此以後當局不得任意開除職工，而待遇公開。一九二五年八月，商務印書館通告同人，普遍加薪。最低工資十圓的工人，加三圓；原工資十至二十圓者，加百分之二十；原工資二十至三十圓者，加百分之十五；原工資三十至五十圓者，加百分之十；學徒練習生滿一年加一圓，滿二年加二圓，等等。即如編輯人員，年終普遍加薪，按比例至少增加二圓七角五分，或加七圓五角，多的可加十七圓五角等等。”

　　當時商務編譯所的職員共約200人。

　　20世紀30年代的薪金標準

　　到30年代，商務印書館的待遇又有提高。國内的大學畢業生，月薪起點爲80圓(此時1銀圓約合今人民幣30 35元)。

　　又據高夢旦記録，20-30年代商務編譯所校對者月薪50銀圓，鈔録員月薪30銀圓。

　　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往往以學歷定待遇。第一等是留學歐美的畢業生，月薪高達200-250圓；第二等是留學日本的畢業生，月薪可達120-150圓；這都高於國内的大學畢業生。不過，根據工作的成績，薪金可以逐年提昇。

　　“經濟自立”的覺醒

　　當時的作家、編輯、學者們跟出版商之間也産生許多復雜的矛盾。

　　文學研究會的創始人之一鄭振鐸，20年代在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説月報》，月薪100銀圓(相當於今人民幣4000元)。他在上海閘北租賃了一所大房子，一半自己居住，一半作爲文學研究會的活動場所，或開會、或談天、或聽留聲機。聚會多數在晚上或節假日。

　　1923年1月初，有次交談時鄭振鐸感慨説：“我們替商務印書館工作，一個月才拿百圓左右，可是出一本書，印書館裏就可以賺幾十萬圓，何苦來!還不如自己集資辦一個書店!”

　　大家表示同意，又討論了幾次，决定每人每月從薪金裏提出10銀圓，儲存銀行生利；集資到一定數目時，便可自己出書。當時約集10個人，有鄭振鐸、葉聖陶、沈雁冰、周予同、王伯祥、胡愈之、顧頡剛、謝六逸、陳達夫、常燕生，由顧頡剛任會計。

　　周予同爲此社起名爲“樸社”，因爲他聽了錢玄同的課，非常欣賞清代的“檏學”。接着俞平伯、吴維清、潘家洵、郭紹虞、陳乃干、朱自清、陳萬裏、耿濟之、吴頌皋等入社。

　　顧頡剛1923年2月20日在通信中説出了他們(以及中國新興知識階層)的“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理想：

　　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終身於著述，不受資本家的壓制、社會上的摧殘。我們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資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個可靠的境遇就終身没有樂趣了!

　　這代表了當時中國知識階層在“經濟自立”問題上的覺醒。

　　1924年胡適和陳獨秀决定跟商務印書館合作出版《努力週刊》，由《新青年》同人高一涵任編者。當時在《晨報》上刊登了廣告，準備辦成系列性的刊物，還要出版《努力月刊》。但是這個廣告没有兑現，讀者來信詢問其中的究竟。

　　《晨報副刊》1924年8月28日發表瞭高一涵的答復説：《努力月刊》之所以胎死腹中，是因爲跟商務印書館老闆有分歧，生意經没有談妥：“叫我們出來爲三圓錢五圓錢去替那些持商務印書館股票的人挣紅利，老實説心中總有一點痛!所以我……不得不暗地裏抱着不合作主義了。”

　　此答復見報以後，胡適趕緊出面在《晨報副刊》9月2日澄清説：他當初和陳獨秀决定讓商務印書館出版《努力》，一方面是商務經理們主動要求，另一方面是他們的條件比較合適。商務不僅給作者們支付稿酬，使得“窮作家”能有些補貼；商務還决定：雜誌如有2000份以外的銷量，編輯部有版税二成和廣告二成的提成，從而幫助辛苦的編輯同人。最後胡適説：“以一個幾百萬資本的大公司，破例的經營這三個銅子的生意，是謀挣紅利嗎?”

　　每年年終的“花紅”

　　除了月薪，商務印書館職員每年還可分一些花紅。不過，花紅等級很多，差别很大。

　　20年代初，商務的一些股東們得到了如下的花紅(據張静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第456頁)：

　　　姓名 　　職務 　　1921年 　1922年 　1923年　　1924年

　　鮑仲言 　　總經理　　8000圓 　9000圓 　7000圓 　6750圓

　　高翰卿 　　監理 　　8000 　　8000 　　7000 　　5950

　　張元濟 　　監理 　　8000 　　8000 　　7000 　　5950

　　李拔可 　　經理 　　6000 　　7000 　　7500 　　6370

　　王顯華 　　經理 　　6000 　　7000 　　8500 　　7225

　　高夢旦 　　所長 　　6800 　　7000 　　6500 　　5525

　　王雲五 　　所長 　　8000 　　4000 　　5000 　　4250

　　而一般職工所得“花紅”大約爲一個月的薪金(職員)或工資(工人)。這有時稱爲“每年的第十三個月的年終分紅”。

　　商務印書館的勞資糾紛

　　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6號“勞動節紀念號”發表的廖維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經濟生活》一文中列舉上海印刷業工資情况説--

　　有月工與包工之分，月工是按每月所訂定的工資發給，都在十五圓以下，包工是休息日和生意清淡時没有工資，他們的工資更少。

　　綜合上海幾十家(包括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工錢分三等：頭目二十圓至五十圓；下手十圓至三十圓；學徒一圓至十圓。女工只有折書、訂書二種。折書：洋裝(即洋紙)折一頁的，每千頁二十文；二頁的每千頁五十文；三頁的每千頁七十文；四頁的每千頁九十文。本裝(即本國紙)每千頁七文，也有每千頁九文的。釘書：本裝一本五文，洋裝稍高。折書最快的，每月可得十幾圓的工錢，普通每月可得五六圓，初學者，每月只得二三圓。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提高了勞動者的覺悟。8月22日商務印書館職工會發佈了“總罷工宣言”，要求提高經濟待遇，舉行了第一次大罷工。罷工宣言指出：“館中亦每年有所謂花紅者，在幾個當局，確實可以稱爲花紅(例如經理月薪三百圓，而年得花紅二三萬圓)；在我們薪水小者，却也可嘆(月薪十餘圓者僅年得花紅十餘圓，甚有不足薪水一月者)。”

　　編譯所職員沈雁冰(當時爲共産黨支部書記)、鄭振鐸、丁曉先等12人擔任工會談判代表，館方由張元濟、王雲五等6人參加談判。中國學生聯合會和上海學生聯合會向商務印書館提出：館方如不接受職工會的合理條件，將號召全國學生停止使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科書以示抗議。8月27日開學在即，館方接受職工會的條件，罷工勝利結束。

　　1925年8月，商務印書館總務處公佈了《加薪辦法》，規定從本年10月1日起，增加總分支局同人薪工，標準如下：甲、薪工在10圓以内者加30％；乙、薪工過10圓至20圓者加20％；丙、薪工過20圓至30圓者加15％；丁、薪工過30圓至50圓者加10％；戌、學生滿1年加1圓，滿兩年加兩圓。(見《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455頁，中華書局，1954年)

　　（原載《文化人的經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