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CRNTT.com　2006-10-23 04:40:17　鄧咏秋

　　精力旺盛而且長壽的王雲五（1888～1979）在出版領域的成功不應忽視。回顧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上海）與臺灣商務印書館的經歷，其成功固然與當時的社會契機有關，亦與他個人的素質有關。其中重要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雜　　家

　　王雲五稱自己爲雜家，這是指他的知識結構而言。王雲五的學識主要靠自修，選擇學習的對象全憑個人興趣，加上對新知的渴求，使他讀書博雜。他廣泛涉獵各門各類的知識，中外知識兼備。清末民初是中外文化激烈碰撞的時期，從蔡元培（1868～1940）到胡適（1891～1962）的一批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他們的教育背景是歷史僅見的--“傳統與近代新式教育參半，新舊學問兼備，中外思想的影響集於一身”。王雲五雖然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但他生於這種中西文化融合、碰撞的大環境下，這對他形成中西兼備的知識結構關係極大。

　　他雖然多次悔及自己讀書博而不精，並自嘲是一位“四不像的學者”。事實上，他在談讀書方法，尤其是在談出版家素質時，更强調博或者説雜。在内心裏，他明白自己受惠於此，也推崇這種知識結構。他在接受一次采訪時説到，出版家“書讀得博不一定要專，這樣才能推出各類可讀的書”。《出版學概説》在談到出版者的素質時，也强調出版者的知識要雜，這也許代表了當今出版者仍可努力的一種方向。德索爾在這本書中指出：“出版者是出版業的專家，但他在知識方面又必須是一個博學多才的雜家。”因爲這可以幫助出版者充分瞭解“讀者的生機勃勃的多元的文化需要”，以便真正從讀者需求角度考慮出版策略。

　　作爲雜家的王雲五在制訂選題計劃時體現出他的優勢。他注重單個選題本身的系統性，同時注重各個選題之間的系統性。又因爲具備博雜的知識結構，策劃選題時的靈感來自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綜合性學科的各個領域。因爲中西學兼備，兩種不同文化的比較更容易産生靈感。在選擇《漢譯世界名著叢書》的書目時，王雲五曾利用外國的書評作爲選目的參考。他倡導的第一部工具書是《教育大辭書》，在這本書的序言中他説到事前的準備工作是：“博覽各國出版之教育辭書”。他對德、法、英、美等國已出版的教育辭書進行分析、比較，借鑒國外的長處，作適合中國需要的改良。他指出：“我國編纂之教育辭書，當對象於本國教育家或研究教育者，以本國教育問題及狀况爲中心，採各國教育辭書之特長，而去其缺憾，方適於用也。”1960年王雲五爲臺灣商務印書館創編《人人文庫》，係仿英國Everymans Library（可譯爲《人人叢書》或《人人文庫》）。英國《人人叢書》刊行一百多年，包括子目約達千種，所收以古典著作爲主，也加入部分新著，因爲字小、行密、古典作品可免付稿費，所以售價特廉。王雲五此前輯印的《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等都是整套發售，雖有利於圖書館及藏書家，但未必適合青年學子。於是以青年爲讀者對象，編《人人文庫》，新舊圖書兼備，月出20册，相當於以圖書形式發行的連續出版物，分册發售，定價低廉。《人人文庫》連續出版了20多年，直到1990年才停止。編《人人文庫》的創意雖來自於外國，但以中國文化爲基礎，配合時代的需要，這部叢書因而焕然一新。

　　擅 長 計 算

　　出身商人之家的王雲五從小就養成了計算的習慣。他12歲回廣東老家，經常與一位堂伯父去趕集，隨伯父學習心算和珠算，“由此一生養成計算的習慣；無論做任何事，須要計算其利害得失，究竟利與害孰多，借爲判斷的標準”。

　　王雲五成名後，以自己的經驗現身説法：“我一生得之於算學很大”，“中國人不注重算學，這是很壞的現象”。他認爲要得到正確的思想一要靠幻想，這個幻想的意思是指勇於創新和聯想，但是光有幻想還不能得到正確的思想，還要藉助於數學，“要使思想正確，一加一一定是二，二加二一定是四，那麽，不獨學理工的人要學高等算學，就是學文學的人也要學高等算學”。

　　重視數學的王雲五在出版業經營中十分重視財務管理。他任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後，立即查詢公司的現金賬款，瞭解公司的開支和收入，然後確定開源節流的發展計劃：首先做財務的整頓以“節流”，然後用大量出版來“開源”。他因胡適的推薦進入商務印書館，但是確立他威望的是他主持期内各項業績統計數字的攀昇。王雲五精於計算，而且樂於將企業中視爲機密的各種營業數字公之於衆，以數字的歷年攀昇來展現自己的管理成績。從上海到重慶到臺灣，王雲五總是將商務印書館的各種新書出版數量、營業數字、增長率掛在嘴上。事實上，這些數字無論對於出版家還是對於出版機構來説，的確是非常重要的。

　　他經常推出一些大型出版計劃。如同《萬有文庫》初期滯銷帶給王雲五巨大的恐懼一樣，大型出版計劃是有風險的，它既可以使一個出版社由此而興，也可能使一個出版社由此而亡。王雲五推行大型出版計劃，往往成功，與他在事前的認真計算和權衡分不開。王雲五的學生、曾任臺灣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總經理兼發行人的徐有守回憶説：

　　筆者任職數年期中，每年必發行大部頭叢書二三種，所費資金龐大。若其中有一部滯銷，則書館有立即倒閉之可能。因而每籌印一書，師生二人，常在雲五先生窄約僅二坪局促之董事長辦公室反復核計、預測、討論其印行之可能性。躊躇再四，數月始决。
善於借鑒和移植，喜歡創新

　　從思維方式上看，王雲五善於借鑒和移植。1930年，王雲五對青年演講《怎樣讀書》，談到自己的一種讀書方法“是從法蘭克林那裏偷來的”，并且説“好的東西可以偷，不要怕”。這充分表明王雲五對待優秀事物的態度：提倡借鑒和移植。

　　王雲五對新知識一直保持極大的興趣。即使到晚年，“偶然聽到一種新的學問或理論爲自己向所不知者，總是多方搜求有關這一問題的書籍期刊，涉獵一下，然後甘心”。他鑽研檢字法而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研究圖書分類法而創立“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此外在出版的其他相關領域亦有很多發明和改革，如化學翻印法、航空紙型、中文排字改革等。他能有這麽多創造，與他廣博的知識基礎有關。另外，善於借鑒和移植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比如，他從鄰居新造房子釘門牌找到靈感，在杜威十進分類法中加入三個符號，使中外文圖書能够實現統一分類，進而創立“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他研究新檢字法時，從一部電報號碼本找到創立號碼檢字法的靈感。他的選題計劃也有不少是移植來的，從外國的百科全書到創編中國的百科全書，從《牛津大字典》到《中山大辭典》，從外國的《人人文庫》到中國的《人人文庫》等，這樣的例子頗不鮮見。

　　勤　　奮

　　王雲五在出版業、教育業、圖書館事業等多方面都有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的勤奮。在晚年因他的健康長壽，許多報紙希望他介紹秘訣，他介紹説他的秘訣就是没有秘訣，他希望從工作室、圖書館一直工作到殯儀館。1930年，他在對商務印書館同仁的一次講話中，談到他從十五六歲起，没有一天不做十五六小時的工作，在商務印書館上班每天準時到，準時退，絶没有無故遲到或早退過，在館中辦不完的事拿回家做。此外，每天有兩三小時的規定讀書時間，從不間斷。與王雲五共過事的一些商務舊同仁在事後有不少追述文章，對王雲五有褒有貶，但是王雲五的勤奮却得到更多印证。即使是在八九十歲時，王雲五仍堅持每天早上三點起床讀書著書的習慣。晚年他在臺灣商務印書館等多處擔任重要工作，直到去世。

辦事大刀闊斧，追求效率

　　《秋齋筆譚》上有王雲五的一段軼事，反映了王雲五的魄力：王雲五每日到館都要咳嗽三聲，聲如黄鐘大吕，而且一聲比一聲高，被稱爲“平昇三級”，“王老闆”每天到館，只消咳嗽一回，能使300多位職員鴉雀無聲。
1907～1947年任職於商務印書館，主要從事宣傳推銷工作的黄警頑回憶説：

　　王雲五辦事大刀闊斧，建立了許多規章制度……從“一·二八事件”以後的規復工作中，顯得他很有些手腕。他主張印行大部頭書籍，利用政治力量和營業方法推銷。《萬有文庫》銷幾千部，在當時也是很突出的。

　　黄警頑雖然對王雲五預支版税、重點推銷自己的書不滿，但對王雲五的管理方法和業績仍然是肯定的。

　　對效率的追求使王雲五1930年初就在商務印書館倡導科學管理，主張采用國外先進的企業管理方式，提高效率。1930年王雲五出國考察，從國外聘請留學生多人回國成立科學管理研究所，自任所長。他是個追求效率的人，治學的方式類似於資料卡片式，平時勤於記卡片，寫作時雖有羅列資料之嫌，但寫作速度極快，《岫廬八十自述》《岫廬序跋集編》《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等都是洋洋百萬言的巨著，往往一揮而就。他的六册《中國教學思想史叢書》全在1970～1971年兩年間出版，其中有四册即《宋元教學思想》《明清教學思想》《革新時代教學思想》《中國歷代教學思想綜合研究》是在1971年一年内出版的。寫畢多卷本《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教學思想史》之後，他説過如果時間允許，還想寫一部中國哲學思想史，這一心願未能完成。1920年他在商務印書館力主成立百科全書委員會，自任主任，下設6個係，最多時曾集合館内外100多人同時進行，按字計酬，希望能盡快編出一部中國人自己的百科全書，爲國争光，但是没有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當時中國的學術研究基礎還不足以完成這樣具有總結性的浩大工程，部分的原因也可以説是因爲他太急功近利，過於追求效率甚至是速效。但是作爲一個出版家，作爲一個决策人員，如果不曾有任何决策失誤，恐怕也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