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爲港澳及內地提供了更大的服務空間和發展機會。自六月初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及發展論壇在香港揭幕後，最近的一個月，“9+2”出臺了一連串有關泛珠三角的多個合作意向框架協議。對此新機遇和新挑戰，負有人才聚集和文化培育重責的政府參事部門有著怎樣的思考和對策呢？本刊記者近日專訪了經濟管理專家、廣東省政府參事副主任周義。
構築一個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體系
記者：泛珠三角是近一個月港澳及中國大陸經濟界、傳媒界最熱門的一個話題，這個概念是在一種什麽情况下提出來的？
周義：泛珠三角(又稱“9+2”)這個概念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在2003年7月首次提出來的。他指出，廣東要積極推動與周邊省區和珠江流域各省區的經濟合作，構築一個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市場廣闊、充滿活力的區域經濟體系。同時推動9省區與港澳的合作，建立“9+2”協作機制，形成泛珠三角經濟區。張德江所說的泛珠三角位于中國大陸南部，面積200.3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20.9%；人口約4.5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34.8%，其省區分別是：廣東、福建、江西、湖南、廣西、海南、雲南、貴州、四川9個省（區）和香港、澳門2個特別行政區。
建立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時機已成熟
記者：你是長期爲政府出謀獻策的經濟管理專家，你認爲在南中國9個省區和2個特別行政區之間大力開展區域合作具備什麽依據和現實條件？
周義：“9+2”不是簡單的數字相加，不是簡單的區域合作，而是要從地緣、人緣、史緣、經濟緣等方面去理解它。同時還要設法把這些優勢轉化成互利互補、互助互惠、同生共長的共同發展態勢。
首先全球經濟一體化、世界經濟區域化進一步加强的情况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們“9+2”的省區要形成區域性的集團優勢，幷要在區域競爭中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從歷史和地理的角度來看，這9個省區和2個特別行政區都是相親相鄰地區，長期以來他們的文化、習俗、傳統十分相近彼此交融。近幾年，該區域已進行了廣泛的項目合作。我這裏有一組數字很能說明問題。1996年以來，廣東與8省區簽訂經濟技術合同協議金額累計達5500多億元，合作項目逾8000個。其中廣東1996年至2002年在江西、廣西、雲南已辦合作項目4418個，總投資額達256億元。廣東支付西電的電費就達149億元。
其次，從泛珠三角的經濟互補性來看，也存在著進一步加强區域經濟合作的必要性。泛珠三角的經濟互補性主要表現在：一是自然資源的互補。南中國地大物博，農業綜合開發、農副土特産品深加工、能源開發、市場建設、基礎設施建設、旅游業等資源非常豐富，開發潜力極大；二是勞動力資源的互補，該區域有大量富餘的農業流動人口，而且勞動成本低廉。近幾年，廣西、貴州、湖南、江西等地在向廣東勞務輸出中，人均勞務收入就達3000元；三是産業結構上的互補。港澳地區金融業發達，居于現代服務業的龍頭位置；廣東則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經濟崛起，技術和知識密集型工業企業比較發達；而鄰近8省區的自然和人力資源充沛，有勞動密集型工業優勢。“9+2”在經濟和技術上互有優勢，又互有差距，這就爲該區域建立區域合作奠定了深厚基礎。
第三，我們還要從外部環境來看，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10+1）的推動，“9+2”區域的經濟都會面臨一個新的發展機遇。如西南和華南地區擁有中國往東南亞最重要的戰略通道，而廣東是世界上重要的加工製造業基地之一，在與東盟的合作中具有巨大的互補空間。所以泛珠三角可以創造條件，爲中國大陸進入東盟市場，以及爲東盟投資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創造雙向有利的條件。這些方面都是有待“9+2”區域各級政府今後要多加研究的。
建立協調機制解决區域合作障礙
記者：“9+2”行政首長在廣州共同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但如何執行好協議，如何抓好合作機制建設，可能是“9+2”區域的政府官員們經常會面臨的難題。對此，你有什麽建議給他們？
周義：由于歷史的原因和各省區的省情、區情不同，可以預見現階段在“9+2”推行區域合作還會存在一些障礙和困難。比如市場壁壘的問題、地區保護主義問題，更主要的是在這個區域內還存在著比較嚴重的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不均衡、各省對外開放的力度不均衡、人才分布的不均衡、人的素質差別等問題，加上近幾年港澳地區一直面臨著較大的經濟轉型的壓力，等等。所以，這就需要通過每年一次的行政首長聯席會議研究解决，通過建立協調機制解决，還要儘快在“9+2”區域內搭建一個平等、統一、透明的政策平臺。
通過“五優化”“兩提升”積累大合作經驗
記者：你剛才談到搭建“9+2”合作平臺的問題，具體來說，我們在“9+2”合作關係方面可以做些什麽呢？
周義：我認爲當前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是使“9+2”區域內的合作走上科學化、規範化的操作程序和運行軌道，要做到“五優化”和“兩提升”。
所謂“五優化”：一是優化經濟合作形式，在做好貿易合作基礎上，向更加注重投資生産型合作轉變；二是優化科技合作，在一般合作的基礎上，加强科學技術合作和産業聯合；三是優化區域産業結構，要提高區域內經濟運作和産業結構，要提高區域內經濟運作的互依度和結構性互補，爲整合優化産業結構奠定基礎；四是優化金融領域的合作與協調，在銀行貸款、貿易融資、證券市場、金融機構直接投資等業務上做到相互攀援，共同發展；五是優化人力資源的合作，一個地區要取得優勢地位，依靠的主要不是物質資源，而是掌握先進技術的高素質人才。
我說的“兩提升”：一是指提升區域經濟的整體競爭力，走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道路。11省區經濟合作要互動發展，增强泛珠三角在國內外的影響力和輻射力；同時整合資源，幷合理開發利用。如雲南的礦藏資源豐富、種類齊全，被稱爲“有色金屬王國”，還有“動物王國”的美譽；廣西錳、銻、錫等十種礦藏的儲量居全國第一；貴州煤炭資源居全國第5位；四川脊椎動物種類占全國的40%以上，植物種類占全國30%以上，中藥材種類和産量均列全國前茅。要用廣東資金、技術、人才的優勢去開發區域內的豐富資源，合理布署經濟發展架構，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二是提升政府間合作和宏觀調控的層面和力度，積累大協作、大發展的經驗。要建立合作協調機制，加强政府的宏觀調控與指導，儘量减少企業在開拓市場中的風險，調動企業積極性，擴大雙邊和多邊合作的範圍和層次，采取最佳的合作方法，積累大合作的經驗。
用“珠江文化”彌合區域差异
記者：有學者提出，泛珠三角不僅僅是個經濟概念，也是一個以珠江文化爲核心的文化概念，所以要培育“珠江文化”來加强該區域更加緊密的經濟、文化聯繫。對此，你怎麽看？
周義：學者們提出的這個觀點很好，用開放性、務實性、兼容性的“珠江文化”來彌合區域差异，解决障礙不失爲一種最好的選擇。只要你翻開地圖看一下就會發現珠江的源頭不在我們廣東，而是在雲南。珠江文化不僅覆蓋了“9+2”70%以上的流域範圍，而且輻射流域以外地區，如粵東、海南以及鄰近一些地區。自古以來，這個區域就有著天然的地緣、人緣和史緣關係。如果能够在這裏建立“珠江文化”的廣泛認同感，這對泛珠三角的區域合作是相常有利的一種舉措。實際上，經濟的、市場的要素及其發展機遇的獲得，都是短暫、臨時起作用的，只有深層文化結構，才是持久、根深蒂固幷長期起作用的要素。我說“9+2”不是簡單的數字相加，一個重要理由是因爲珠江文化是泛珠三角的主流文化。不管這個經濟區域文化差异有多大，但它們的共同性畢竟是第一位的，而這個共同性又是長期歷史積澱而成，分不開、切不斷。以珠江爲載體把上游和下游聯接起來，在經濟上構成一個統一大市場，在觀念文化上形成共同的價值觀、利益觀，這裏既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又有對美好未來的强烈追求，在此基礎産生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能把泛珠三角地區事情辦好。所以，我認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不僅是經濟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
粵港澳將扮演泛珠三角合作新龍頭
記者：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廣東經濟崛起幷傲視全國，而你恰恰是在80年代初調到省府辦公廳長期從事有關粵港澳及珠三角經濟建設的調查研究工作的。你是如何評價粵港澳三地20多年來的經濟合作關係以及它們在“9+2”中將會分別扮演一個什麽樣的角色？
周義：廣東能够從一個新中國成立後長期默默無聞的邊陲省份變成一塊沸騰的熱土，經濟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得益于珠三角地區能大膽利用港澳的成功發展經驗，以及他們的信息、資金、港口、物流和管理的優勢，同時發揮了廣東本身的勞力和資源的優勢，從而發展成爲亞洲重要的製造業中心之一。
而港澳由于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這麽多年來，他們把勞動密集型産業向廣東轉移，尤其大量轉移到珠三角地區，這樣就初步形成了産業分工體系和區內協作的經濟聯繫。現在，珠三角的産業發展已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的高增值快速軌道發展，而原來較爲落後的第三産業也發展得越來越快，前景相當看好，港澳地區也進入了以服務業爲主道的經濟模式，如香港服務業産值已超過本地生産總值的85%，在中國加入WTO、CEPA實施以後，我們可以看出，粵港澳經濟的差距已明顯在縮小，合作的空間則不斷在擴大。
隨著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深入，我們相信，粵港澳將成爲“9+2”區域全而合作的新龍頭。而我們廣東在“9+2”中的地位和作用，借用省長黃華華的一句話來說，廣東要起到三個方面的作用——橋梁作用、排頭兵作用、吸納和輻射作用。這也是歷史和時代賦予我們廣東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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