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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高度結合的特色，還表現在小說的故事情節有機地寓於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發展進程之中，或者說是在小說人物之間的矛盾糾葛和浮沉命運中，反映了時代風雲和歷史進程，尤其是體現了歷史的必然走向。例如，《鵬回首》以主人公洛古從20世紀70年代末受命創辦南門經濟特區，經20餘年數度大起大落、最後直至辭世的坎坷歷程，將中國改革開放和興辦特區的重大歷史事件和發展進程反映出來，同時也將要以辦特區而“殺出一條血路來”的歷史必然性和走向體現出來；《風中燈》以香港金融界兩大家族——孔氏家族和杜氏家族之間的一系列鬥爭、尤其是在香港回歸前夕，杜氏爲顯示英資在香港的威風，玩弄一場遷册百慕大的遊戲而引起的激烈鬥爭，反映了香港從開埠到回歸的百年歷史，同時又以代表華資的孔氏家族從弱小到壯大、最後在金融風暴中必然取勝的過程和走向，顯示了香港回歸是人心所嚮、勢在必然的歷史步伐；《十字門》以張拔和他的兒子張乃庸、孫子張江和張海等三代人，分別在鴉片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對英、對日、對葡抗爭和他們家族的悲歡離合，歷現了澳門在這三個歷史時期中的重大事件和歷史進程，同時也顯示了澳門兒女代代心向祖國、日益企盼回歸的深情憧憬。所以，這小說系列是具有史籍價值的藝術形象史，又是具有深厚思想力和發展力的時代風雲史。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這小說系列塑造了很能體現民族精神而又力求民族振興的多種人物典型，而且這些人物典型既構成家族或戰友譜系，又組成前僕後繼的形象系列，顯示出民族振興的精神和事業，已成爲人們的精神和彼此交往的紐帶，幷且代代相傳。《鵬回首》的主人公洛古是試辦特區的南門市市委書記，爲民族振興擔當大任，忠心耿耿，數度大起大落也無悔無怨，取得成功也不驕不躁，最後辛勞辭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洛克的兩位摯友：最早提出市場經濟理論的經濟學教授白言、法籍華人大畫家海谷，都是力求民族振興的人物。他們三人是行業不同、經歷各异、性格懸殊的朋友，而追求民族振興的理想和事業，使他們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數十年如一日，友誼常在，理想長存。《風中燈》以主人公孔希倫爲代表的孔氏家族，與有英資背景的、以杜尼斯爲代表的杜氏家族之間，延續三個世代的利害沖突、恩恩怨怨，體現了在香港淪爲英帝殖民地後，社會上一直存在和延續著的傾向祖國與傾向英帝之間的思想觀念與情感沖實；孔希倫代表的孔氏家族第三代，正體現著傾向祖國、力求民族振興的情結始終延續于香港百年的歷程中，幷且一代比一代更强大、更强烈。《十字門》分別在第一部“澳門風”、第二部“澳門雨”、第三部“澳門情”所寫的各部主人公：張拔、張乃庸、張江和張海，是父、子、孫三代人，分別是在鴉片戰爭、抗日戰爭、抗葡鬥爭中的典型人物；各部的時代背景不同，鬥爭對象和方式各异，但他們的理想和鬥爭精神是一脉相承、而且是代代增强的。因此，可以說這小說系列是民族振興的人物典型系列，是體現民族精神的深港澳家族英雄譜，因而這也是其堪稱民族振興文學碑記的一個依據和標誌。
還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作者這小說系列的創作中，始終以現代文化意識去把握歷史和藝術創造，尤其鮮明地體現在著重塑造人物的文化性格，體現人物的文化觀念，幷在故事情節中著意體現文化上的矛盾沖突，從而使小說具有鮮明的文化色彩和深刻的文化底蘊。《鵬回首》的洛古、白言都是敢想敢干、堅持正義、受盡迫害也剛正不阿的形象，他們既有崇高的現代革命精神，又體現著中華優秀知識分子傳統的高風亮節；洛古從延安整風肅反擴大化時敢講真話，之後一次又一次的肅反、清查、反右中的被審查，在“文革”後復職的塘魚事件，到《三浦開發區方案》事件中被誣陷等等，表面看是政治鬥爭，實則是人品之爭，是文化精神和品質上的美醜之爭。《風中燈》中寫孔氏家族三代人之雖然也有許多矛盾沖突，但在每個人的意識上，都不是從對立或力圖置對方于死地的目的出發的，都是主要從“和”、從“化”的傳統文化觀念上去爲人做事的，即使是最有現代西方觀念的青年金融家孔希倫、何大偉也是既有西方文化風格，也有傳統文化觀念；小說所寫的故事情節，主要是金融上加矛盾沖突，實際上其內蘊也仍主要文化上的沖突。小說中與孔氏對抗的英人杜尼西開導他的兒子說：“那是中國仁者之言。遺憾得很，世界上那有這些仁者的地位。孩子，你該學會不仁之道，那你才懂得什麽是仁了。……仁就意味著失敗。”可謂一語中的。《十字門》的張拔、何靜芳儘管同英人、葡人長期相處，關係密切，但始終未見同化，一直保持著中國漢子和堅强女性的風格氣度；張乃庸、張江和張海等後代人雖生長于海外和殖民地，也絲毫未變華人本色。小說所寫的故事情節始終貫串著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抗爭。
耐人尋味的是這小說系列三部的書名：《鵬回首》之“鵬”，是深圳之別稱，源于莊子《逍遙遊》：“有鳥焉，其名大鵬，背若泰山，翼若埀天之雲，傳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南溟”即南海。深圳的地理和地勢似之，故有鵬城之名。以此書名概括深圳改革開放歷程固有“回首”總結之意，但更主要的是“不回頭”之意，即洛古的女兒林林所說那樣：“大鵬决不回頭，因爲他是大鵬呵！展翅蓋泰山扶搖九萬里擊水三萬丈，一往無前”。《風中燈》在扉頁上引用蘇軾詩句：“過眼百年如風燈”，顯然是以此體現香港百年風雨之意；其“燈”者，民族魂、文化情也。《十字門》是在澳門與珠海之間的一個珠江出海口，有地理寓意，更有歷史和文化寓意，即：澳門始終像十字的形象那樣，處於中西方經濟、政治、文化的交匯和要沖地位，而小說從鴉片戰爭開始寫到1999年回歸前夕，澳門都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可見三部書名都是具有深層寓意和文化底蘊的。這正就是作者以强烈的民族振興精神和時代責任感進行這小說系列創作的聚焦凝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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