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4日，西曆“平安夜”的日子。一早起來，趕赴香港機場回北京。下了飛機，接到的第一個電話是三哥打來的，電話那頭，聲音很沈重：“建閩，你可能還不知道吧，汪老去世了！剛剛公佈了消息，今天早上7時許去世的”。接到電話，恍如晴天霹靂，我一下子呆住了。
雖然早就知道汪老身體很不好，前些日子還搶救過2次，但老先生都挺過來了。11月底去上海出席東亞所十周年紀念會時，我還專門向章念馳所長問起老先生的身體狀況，念馳兄告曰：最近有些起色，能看、聽些東西了。我很高興，知道老先生的身體確有好轉。作為一位睿智的思想家，汪老一生都離不開書，離不開他最為關心的世界資訊和兩岸資訊。這些精神糧食，對於老先生而言，是比吃飯更重要的事情。
沒想到不到一個月時間，老先生就這麽突然走了。念馳兄在電話裡告訴我：老先生走的非常平靜，安詳。經歷過喪父之痛的我知道，平靜的離去，也是人生的一種慰籍。“平安夜”平安離去，汪老一路走好！
初識汪老：採訪“汪辜會談”
我和汪老的緣分，最早可以追溯到1993年。是年4月下旬，海峽兩岸在新加坡舉行首次“汪辜會談”，打破了兩岸40餘年政治上的僵局，令全球華人歡欣鼓舞。
我當時是中國新聞社專責台灣及兩岸關係新聞的記者，十分幸運地加入到採訪“汪辜會談”的數百名中外記者大軍中（記得當年大陸記者赴新加坡採訪者僅10餘人）。
初見汪老是4月26日。汪老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發表了書面講話並接受了記者的採訪。印象深刻的是，時年已78歲的汪老身著筆挺西服，神采飛揚，言談間透出一股儒雅大氣，不似一般高官咄咄逼人的模樣。記得汪老在他簡短的談話中表示，為了中華民族包括二千萬台灣同胞的根本利益，兩岸同胞應更具前瞻性地去面對未來；沒有什麽不能坐下來談的問題；等等。這些話語，聽在渴望兩岸和平的全球華人耳裡，是那麼親切，那麼動聽。許多台灣同胞，就是從那時起開始認識汪老，接受汪老的。也許，這就是後來為什麽李登輝百般阻擾汪老訪台的原因吧。
4月27日上午，“汪辜會談”在海皇大廈正式開幕，汪老與辜老談笑風生，給所有在場者及全球電視機旁的觀衆留下深刻印象。為了凸顯兩岸兩會的“對等”地位，主辦方新加坡安排雙方在長條桌對坐，汪、辜二老隔著桌子握手寒暄；為照顧記者，兩位元長者按記者們要求一會兒將臉轉向東，一會兒轉向西；銀光閃爍，足足拍了2分鐘。而兩位老先生作為兩岸的和平使者，也就不辭勞苦地保持握手姿勢達2分鐘之久！
儘管這次會談定位為“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的，但這畢竟是海峽兩岸40餘年來首次由高層人士直接會面商談，其影響可謂大矣。接下來二天密集會談，雙方終於達成一致。4月29日，汪老與辜老分別代表兩岸兩會，正式簽署了《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定》等四個文件，在兩岸關係上寫下了歷史性的一頁。
在新加坡，雖然與汪老同住一個酒店，但看到他的時候不多––因為他每天的日程安排的十分緊密，除了在會場上，幾乎無法見到他。但也許是天意使然，4月30日，會談完成後，我們隨行記者和海協代表團成員一起遊覽新加坡著名旅遊勝地聖淘沙島時，意外見到汪老。原來他中午還有其他安排，本來說不來了，但臨時老先生又改了主意，要來公園看看。把握機會，我和汪老拍了一張令我終身難忘的照片––儘管後來曾經多次見到汪老，交談的時間也很長，但都沒有留下一張單獨的合影！走筆至此，從文件夾中檢出12年前的照片，不禁悲從中來：斯人已逝，能不唏噓！
再會汪老：催生《中國評論》
1993年12月13日，因為籌辦“兩岸經貿合作與浦東-長江經濟帶開發”研討會，我有機會與時任中新社副總編輯的郭偉峰一起，再次見到汪老。給我印象十分深的是，汪老讓我們坐在沙發上，自己搬個小板凳，坐在我們對面。他一邊聽我們談台灣情況，一邊用一支鉛筆飛快地在一個木板夾的白紙上不停的記，整整持續了3個多小時。這樣高級別的領導，聽匯報不用秘書代勞，親自手書的，我遽今僅見汪老一人而已！
由於兩岸關係的持續緊張，1996年，我們萌發了在香港創辦一個思想性雜誌，以溝通兩岸知識階層、融匯全球華人精英，為中國的和平統一搭建思想平台。帶著這樣的設想，12月4日，我們飛到上海，向汪老這位智慧的長者請益。出乎我們的意料，汪老對我們的設想充分肯定，他並表示，“配合你們、支援你們、幫助你們，我當你們的聯絡員”。從雜誌的名稱，到辦刊的原則、宗旨，甚至連機構、人員等都提出了具體意見和指示。他並約我們十天後再見面，作更進一步的規劃和安排。
10天後，我們如約來向汪老請示。在聽完我們的匯報後，汪老更加詳細地就《中國評論》如何開展工作做出指示。他提出，一定要把雜誌辦成一本海內外華人和國際精英都要看的刊物。他並有預見性地指出，未來傳媒的利器是網路，你們首先創辦《中國評論》，第二步是建立網路。敬愛的汪老，我們在此向您報告：中國評論新聞網已經於今年6月開播，短短半年，日點擊量已達百萬，最高記錄超過210萬。
在汪老的直接關心和大力支持下，《中國評論》月刊於1998年1月1日在香港正式出版，現已出版96期，成為海峽兩岸唯一獲准公開發行的思想性雜誌，受到海內外知識階層的普遍歡迎。
宏觀規劃，微觀著眼
《中國評論》創辦後，我與郭偉峰社長等經常受到汪老接見，老先生的諄諄教導，至今仍在我的腦海中不斷縈繞，成為我的思想座標和座右銘。
對於《中國評論》，汪老的指示可謂既具體，又富有遠見和創意：
他指出，《中國評論》的關鍵首先在於編輯隊伍，要逐步建立一支精幹的編輯隊伍；
要辦好雜誌，需要一批有影響力的作者，有好作者，才有好文章；
評論文章要打動人心，就要注意研究問題，要有的放矢。雜誌要從積極的方面提出問題，要善於引導民眾思考；
文化上著重抓幾條：一是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二是東西文化如何交融，三是經濟與倫理的關係，四是馬列主義與各種有利與人民的思潮的融合問題；
要把雜誌辦成一個大家都可以提意見、以促進統一為目標的平台，稿件的構成是334，即大陸為4，台灣3，香港及海外的文章3。《中國評論》不能不談香港的問題，在港要言港。《中國評論》要以國際關係為重；
《中國評論》應該辦成新時期團結全球華僑華人和台港澳同胞統一到一個中國之下的重要媒體。不僅要有國內學者的，還要有美國的、日本的、歐洲的、東南亞的文章，要反映全球華人求和平統一的聲音。
雜誌首先要有相容性；二是堅持客觀性，就是擺事實、講道理；三是要說理，理性多一些，配合解釋各方面的方針、政策。
等等，等等。
在這多年來的各次會見中，汪老始終是以一種平等的、親切的、探討問題式的態度和我們交談，絲毫沒有長官意志，沒有空話、大話、假話、套話；和他在一起，往往半天時間一眨眼就過去了，出來時總是感覺象精神充滿了電。真是“如登春台，如沐春風”。這種感覺不僅我有，從老先生去世後媒體發表的文章來看，幾乎所有和他接觸過的學者都深有同感。
感謝汪老的教誨，使我從一個普通記者成長為一個成熟的思想工作者；感謝汪老的教誨，使《中國評論》成為一本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思想傳媒。我們的成長軌迹，深刻地印記著汪老的思想指引。謝謝汪老，謝謝。
嗚呼，哲人其萎；然其風骨精神長存——汪老，一路走好。
（周建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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