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一種地域文化，嶺南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中形成、發展的。廣州長期以來作爲嶺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形成了嶺南文化中最具典型性的地方性文化。由於受周圍自然環境的制約，廣州的地方性文化有着明顯的地域特徵。廣州位於珠江流域的西、北、東三江匯流的珠江三角洲平原，瀕臨南海。有古代文獻記載又被考古發掘所證實的、最早的廣州城，爲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所築的番禺城。番禺城前臨寬闊的珠江，後枕越秀山，東西爲文溪包繞。此後歷經2000多年，城市中心不變，一直在今北京路的財廳前一帶，由此向四周拓展，逐漸開發了河灘、沼澤等濕地和崗地，整個城市河網密佈，沼澤、湖泊點綴其中，故在此意義上，廣州是從濕地環境上發展起來的城市。這種地域環境不但滋養出廣州繁榮的物質文化，而且還影響着廣州精神文化的形式，從整體上孕育出特點鮮明的嶺南水鄉文化。一切文化都是社會實踐的産物，地理環境對文化的影響，正是通過人類的物質生産實踐這一中介得以實現的。兹在此重點闡釋廣州的海洋區位、濕地環境對人們社會實踐的影響，由此表現在物質文化、觀念文化方面的地域特徵。

　　一、以濕地利用爲特徵的農業文化——稻作文化與基塘文化

　　土地利用是人類生産實踐與自然環境結合得最爲具體的文化景觀。位於珠江三角洲平原上的廣州，其農業生産在與自然環境相協調的發展過程中，確立起以水田利用爲主的水稻耕種生産方式，由此而産生的稻作文化不但包含着水稻耕種方式、耕種技術等物質文化内容，還包括民間風俗、神話傳説等觀念文化内容。如五羊神話傳説，最早出自晋代裴淵《廣州記》，稱：“州廳事樑上畫五羊像，又作五穀囊，隨像懸之。雲：昔高固爲楚相，五羊銜谷萃於楚庭……故因圖其像爲瑞。”〔1〕由此可見，傳説一開始便被賦予五谷神的含義，反映出廣州的先民種植水稻的歷史，並在民間形成了固定祭拜的方式。此後，神話的内容不斷豐富，至宋代谷穗具體化爲“一莖六出”〔2〕，喻示着優良稻種的出現，並由此而衍生出豐收吉祥的象徵。這一傳説使稻作文化從物質層面進入精神領域，滲入到社會生活中，五羊銜穗已成爲廣州城市的標誌，城名因此簡稱爲穗，影響深遠。

　　明清時期，廣州地區由於對外貿易的刺激，利用低窪農田或廢棄河涌開挖成魚塘，在塘基上種桑養蠶，生産供出口的生絲，許多地方出現“境内有桑田無稻田”〔3〕的景觀。廣州近郊的西關平原及蘭湖、城内小北門一帶的沼澤地往往被闢爲菜田、魚塘。西關泮塘地區，南漢時爲荔枝園，有“白荷紅荔半塘西”之句；宋代《輿地紀勝》中稱：“有桃梅蓮菱之屬”；明清時期“池塘十區，畜魚三之，種蓮菱茨菇三之，其四爲浮田以種蕹”〔4〕，尤以蓮、菱、慈菇、菱笋、馬蹄等“泮塘五秀”著名，泮塘“土甚肥腴多膏物，種蓮者十家而九。蓮葉旁復點紅糯，夏賣蓮花及藕，秋以蓮葉爲薪。……凡種藕之塘宜生水，種蔆亦然。蔆畢收，則種茨菇。”〔5〕荔枝灣更有“兩岸荔枝，香聞十裏”。原蘭湖一帶，民國時期仍爲窪地，成爲種植茭笋、蓮藕、菱角的菜田，小北門附近則有將軍大魚塘和撻子魚塘。珠江中常有數量可觀的魚蝦，漲潮時珠江中魚多，特别是沓潮時魚退而復來，漁民最高興，即“漁者歌雲：水頭魚多，水尾魚少。不如沓潮，魚無大小。……”〔6〕。這些桑樹、果樹、塘魚、蔬菜等商品性農業生産基地，正如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十五記載的：“廣州凡基圍堤岸，多種荔枝、龍眼，或有棄稻田以種者。”這種基塘生産方式形成了嶺南最具特色的農業生態文化景觀，至20世紀80年代以前在廣州附近地區還隨處可見。廣州地區的基塘生産方式達到了自然與人工結合的生態平衡，使得土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物質和能量得以良性循環，其生産模式和技術在20世紀80年代作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廣的項目，爲人類農業文化史上的一項重大成就，對人類物質文化的貢獻遠遠超出嶺南範圍。

　　濕地産出的鮮活農副産品，包括四季緑嫩的蔬菜、生猛的海鮮河鮮，爲以“生猛海鮮”爲招牌的粤菜系列提供了豐厚的食物原料，使粤菜在我國八大菜係中享有盛譽，“食在廣州”名揚海内外。廣州飲食文化亦因此成爲嶺南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分支之一。

　　二、因河海相通區位形成的商貿文化

　　廣州地處南海之濱，臨海及江海相通的地理區位，使其與國内外保持着緊密的聯繫，成爲我國自秦漢以來唯一歷經2000年而不衰的重要對外貿易港口。據《竹書紀年》記載，公元前11世紀（約周成王時期）越裳氏（今馬來西亞半島南部）已來廣州朝奉。春秋戰國時期，廣州已有船舶出海貿易，從馬來西亞進口甘蔗、檳榔等。《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始皇經略嶺南的經濟動機便是“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秦漢時期，《漢書·地理志》記載“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一都會。”廣州已成爲全國19大商業都會之一。唐代的“廣州通海夷道”可遠至西亞、東非乃至歐洲各地，廣州從此成爲世界性貿易港口城市，商業貿易成爲此後各朝代城市經濟繁榮的主要支撑。唐代開元年間每年往來廣州的客商達萬人以上，有“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的記載，程師孟作《咏共樂樓詩》雲：“千門日照珍珠市，萬瓦煙生碧玉城，山海是爲中國藏，梯航尤見外夷情。”宋代城垣修繕達10多次，所耗巨資相當一部分來源於外貿收入，史載宋代廣州修西城時，外商曾自動捐款資助，後因地方官員不同意才作罷。元代，來廣州進行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已達到140多個。明代，曾一度實行海禁，到嘉靖年間，全國撤銷了浙江、福建兩個口岸，獨留廣州口岸，從而使廣州在全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地位得到恢復。對外貿易的繁榮，促進了廣州工農業的發展，特别是以冶鐵、紡織、陶器、造船業爲主的手工業獲得了較大發展，城南沿江岸地帶亦因商貿的繁榮而出現“民廛稠聚，海舶鱗凑，富商异貨，咸萃於斯”〔7〕，當時城市的商業中心在濠畔街，濠畔街的繁盛如屈大均在《廣東新語》“貨語”中描述的“香、珠、犀、象如山，花鳥如海。番夷輻輳，日費數千萬金。飲食之盛，歌舞之多，過於秦淮數倍。”清代，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鴉片戰争前的80多年間，獨留廣州一口通商，經濟呈現出“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8〕近代至解放前，廣州成爲帶殖民地色彩的經濟中心。改革開放後，廣州成爲全國商貿最發達的城市之一。這種因海洋區位與濕地環境所發展的商貿文化，促進了廣州農業、手工業等生産行業的商品經濟發展，如桑蠶、水果、花卉等經濟作物早在明清時代已呈現專業化生産的態勢，使物産品種的引進、生産技術或工藝的改良均走在全國的前列，由此推動着廣州物質文化的多元化。

　　商貿文化的發展對城市景觀文化發展頗具影響力，城内南來北往商旅輻輳，爲追逐江海航運之便，廣州江岸設立的碼頭數不勝數，如古代有衆多的谷埠、魚埠、糖步、炭步（埗）等，涌邊、濠泮商業店鋪林立。爲取得商業的聚集效應，廣州的商貿專業街早在明代後期便已出現，如明萬曆《廣東通誌》之《廣東省城圖》中，出現以商業貿易行棧命名的城門竹欄門、油欄門等地名，更有清末民初爲方便敞開門面、招徠顧客而發展起來的商業騎樓建築。伴隨商業貿易而進行的中外文化交流，將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先後由海路傳入廣州，形成豐富多彩的宗教建築文化，如光孝寺、華林寺、懷聖寺、石室等衆多的寺廟、教堂；清代西方建築文化的引入，使原十三行夷館、沙面一帶分佈着异域風情的西洋式建築，這些均成爲搆築廣州城市文化景觀的重要部分。

　　由特殊區位環境帶來的持久繁榮的商業文化，賦予廣州人重商的精神，使廣州人在觀念文化上逐漸淡化了中國傳統“貴義賤利”思想，商人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唐玄宗時，爲四海之神封王，給廣州的南海神封號是“廣利王”，“廣利”二字，就是廣招天下貿易之利的意思。明清時期，廣州官吏經商習以爲常，《廣東新語》卷九稱：“無官不賈，且又無賈而不官”，“民之賈十三，而官之賈十七”，“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鴉片戰争後産生的“興商務”、發展民族工商業的主張，形成重商思潮，同時，在中西方貿易往來中，西方文化中的競争、開拓精神輸入廣州地區。這種歷史積澱下來的重商傳統與競争意識成爲一種重要的文化特質體現在廣州人開放務實的性格中。人們思想開放、靈活，敢爲天下先，善於吸取海内外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從而確立了廣州作爲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開放的先行地的歷史地位。

　　三、在濕地環境中建立的嶺南城鄉景觀文化

　　古代，廣州因濕地而形成的自然、人文景觀更是隨可見。

　　廣州地區河網縱横交錯，湖泊、沼澤點綴其中，在衆多記載廣州附近城鎮聚落景觀的地方文獻中，不難找到描繪南國水鄉景致的記載。在普通圩鎮中，如江門的船隻“千艘如蟻聚”〔9〕，順德基塘區圩鎮龍山“百物輻輳，商賈常滿”，位於東江三角洲水網區增城新塘鎮有“十裏嬌歌傳玉笛，一灣殘月泊沙堤”的美景，均充滿水鄉風情。

　　在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景觀方面，廣州城整體面貌被生動地描繪爲“六脈皆通海，青山半入城”。據不完全統計，民國前建成的、可考其興建年代的古橋有62座〔10〕，小橋流水、舟楫當車是古城的風貌，正如清代羊城竹枝詞所言“水繞重城儼畫圖，風流應不讓姑蘇”。廣州城内，六脈渠的六條主渠均呈南北走向，向南匯入玉帶濠，最終流入珠江，六條主渠之間分佈着無數條縱横交錯的支渠，河道如巷、水系成網，貫通全城；新城的甘溪自白雲山蒲澗而下流經市區後出珠江，沿途亦爲當時的風景區，其在城北越秀山下今大石街一帶積水成菊湖，“菊湖雲影”爲宋代羊城八景之一。南漢時甘溪兩側二三裏皆種植木棉、刺桐，建成甘泉宫，中有泛杯池、濯足渠、避暑亭，爲踏青避暑勝地。廣州城外近郊的西關地區，南漢時期被闢爲宫苑，有著名的昌華苑、芳華苑、華林園等，以及富豪占田修造的私家園林；明清時期以“煙水二十餘裏”的“一灣溪水緑，兩岸荔枝紅”而馳名，這裏池圃相屬，亭橋相連，遍植荔枝。風景名勝中的精粹是文人墨客評選出海山曉霽、珠江秋色、菊湖雲影、蒲澗濂泉、光孝菩提、大通烟雨等，八景中有七景是描繪濕地景觀的。

　　在人文景觀方面，明代來穗的葡萄牙人克路士稱廣州城：“船隻多到令人驚异，尤其嘆爲觀止的是幾乎整年大量船隻從不减少或缺乏。”〔11〕廣州城内，商貿繁榮的玉帶濠畔被屈大均《廣東新語》描述爲“濠水自東、西水關而入，逶迤城南，逕歸德門下，背城舊有平康十裏，南臨濠水，朱樓畫榭，連屬不斷……隔岸有百貨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賈聚焉。屋後多有飛橋跨水，可達曲中，宴客者皆以此爲奢麗地”，有着“背城何處不朱樓，渡水幾家無畫楫。五月水嬉乘早潮，龍舟鳳舸飛相及”〔12〕的水城風情。至民國期間，廣州珠江河面仍上聚集着紫洞艇、樓艇、漁艇等密密麻麻的各類小艇，不但是水上居民生活的場所，亦是市民娱樂的好去處。及至20世紀80年代，濱江路一帶還保存有傍水而建、稱爲水棚的民居，搆成疍民聚落景觀。這些均强化着廣州城市的濕地景觀文化。

　　總之，就整體城市外觀而言，廣州以嶺南亞熱帶水鄉景觀文化爲特徵，有别於國内外其他城市。

　　因濕地環境而形成的嶺南水鄉風情，在美化着廣州城鄉景觀的同時，引導着城鄉民俗文化發展走向。明清時期的漁舟唱晚、畫舫遊艇泛舟於河中一如當今之珠江游，成爲廣州消閒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在處於觀念文化層面的民俗文化領域中亦占一席之地。

　　四、水環境印記濃重的觀念文化

　　在觀念文化方面，文化特徵中表現出非常深厚的“水性”，廣州人“以水爲財”的觀念根深蒂固。

　　廣州方言中與水有關的詞語很多。廣州人視水如財，工資稱“薪水”，花錢稱“磅水”，100元稱“一舊水”，更有“水脚”、“水客”、“醒水”、“老水”、“心水”、“水尾”、“水貨”等衆多以水爲構詞素的複合詞：與水有關的生物也成爲構詞素，如“蝦”具有强大的構詞力，如“大頭蝦”、“炒蝦拆蟹”、“蝦公”、“蝦仔”等。

　　廣州神祀中的水神也多，這完全歸功於廣州多水的自然環境，如南海神、伏波神、天妃神、龍母、龍王等。最特别的是，祝融爲家喻户曉的火神，在南海神廟中被祀爲司轄南海的水神，關於祝融何以成爲水神，屈大均的《廣東新語》解釋爲：“司火而兼司水，蓋天地之道。火之本在水，水足於中，而後火生於外。火非水無以爲命，水非火無以爲性。水與火分而不分，故祝融兼不水火之帝也。”自隋開皇年間，祝融便被尊爲南海神，供奉於南海神廟中，此後歷代統治者不斷爲其加封、舉行隆重的祭典，民間稱之爲“廣利洪聖大王”，聲名遠播。

　　廣州地區民間“端午節”前後的賽龍舟節慶活動，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爲全國各地所罕見。非河網稠密地區所不能爲，包括劃龍船、賽龍舟等系列活動，以泮塘地區的龍舟活動最爲盛行，廣州俗語有雲：“泮塘龍船——假人（仁）威”。廣州市區珠江河道每當舉辦龍舟賽事，場面十分熱鬧，前廣州市長朱光曾有詩贊雲：“廣州好，端午賽龍舟。急鼓千槌船競發，萬橈齊舉浪低頭。屈子不須愁。”

　　在民間曲藝方面，首創於清干隆年間的龍舟歌，屬於水澤江間之歌謡體裁，多在水上渡船中用廣州方言演唱，盛行於以廣州爲中心的珠江角洲一帶；疍歌又稱鹹水歌，爲廣州地區的水上居民以廣州方言演唱的漁歌。可見，龍舟歌與疍歌的形成與發展無不與濕地環境緊密相關。

　　注　釋：

　　〔1〕《太平御覽》卷185“廳事”。

　　〔2〕《太平寰宇記》。

　　〔3〕光緒《九江儒林鄉志》卷5“政經略”。

　　〔4〕清範端昂：《粤中見聞》卷21“蕹”。

　　〔5〕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7“蓮蔆”。

　　〔6〕清仇巨川：《羊城古鈔》卷2“廣州潮”。

　　〔7〕清阮元：《廣東通誌》卷125引“何彦《總督吴公築省外城序》”。

　　〔8〕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5“紗緞”。

　　〔9〕清道光：《新會縣誌》卷2。[ZK）]

　　〔10〕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志》卷3，廣州出版社，1995。第185頁。

　　〔11〕克路士：《中國志》，中華書局。

　　〔12〕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7“濠畔朱樓”。

　　（作者：曾新，廣州市地方誌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