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具地域性，大者如歐美文化、華夏文化、中東文化等。華夏文化之下又有嶺南文化、齊魯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每個地域（或稱地區）文化皆有其核心精神及其産生的地緣條件。所謂“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説每種地域文化有其獨特的孕育地理環境。高山盆地的巴山蜀水孕育了巴蜀文化；北倚五嶺、南臨南海的嶺南地區則孕育了嶺南文化。

　　每種地域文化都有其獨特的形態、特徵以及它的核心精神以與其他地域文化相區别。青海西藏以其世界屋脊的高山、高原、高寒爲特色，創造瞭高亢激昂、性格剛烈的青藏文化。江南水鄉則以其温婉細膩、靈巧多變造就了吴越文化。各學者對嶺南文化的特色表述各不相同，張磊、張蘋教授認爲可概括爲“重商性、開放性、兼容性、多元性、直觀性、平民性、非規範性”或簡括爲“新、實、活、變”四個字。司徒尚紀教授則表述爲“多元、開放、包容、重商、務實、創新”〔1〕。唐文雅教授説是“開放、兼容、開拓、務實”。陳澤泓教授歸納爲“開放、務實、善變”。〔2〕……由於各人着眼點不同，所概括的自然有同有异。筆者認爲，他們概括的各點都是客觀存在的特色，但嶺南文化的核心精神應爲“變革”與“創新”。

　　縱觀歷史，秦末趙佗變革秦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天下，創造了南越國。司馬遷説“佗因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裏”〔3〕這應是嶺南的第一次大變革與創新。趙佗率漢越兩大民族之衆，創立了嶺南第一個多民族融會的地方政權。南越國歷五帝共93年，開創了以融合中原文化與本土文化於一體，有别於嶺北的嶺南文化。趙佗接見漢使時“棄官帶”，穿越人服裝，回書漢文帝時自稱“蠻夷大長”，這些表明嶺南文化的“變革”與“創新”。嶺南第一位宰相張九齡青年時的文章被初唐武則天時宰相張説評價爲“濟時適用”，其後張九齡並以開鑿大庾嶺、打通南北通途的行動，變革了自古阻隔南嶺内外的交通，今日譽之爲“開通古代京廣綫”。張九齡不只有“爲賢相”、“開大庾嶺”等變革創新的行動，還是初唐開創詩歌剛健新風的開拓者，他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名句至今仍爲後人傳誦。張九齡的詩文堪稱嶺南文化“變革”與“創新”的典範。

　　禪宗宗師惠能大師亦是一位“變革”與“創新”的思想家、哲學家和宗教家。他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亦有版本爲“佛性常清净”），何處有塵埃”名言及“心動、幡動”之議，皆燴炙人口；頓悟成佛説及他的弟子記録整理的佛家經典著作《壇經》都是具鮮明變革性和創新性的嶺南文化傳世之作。惠能是獲得毛澤東贊譽爲“嶺南兩大偉人（另一位爲孫中山先生）”之一。毛澤東説是惠能“勇於創新，並把外來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

　　東漢和帝時的議郎楊孚撰的《南裔异物志》，以實地調查爲基礎，詳細記述了嶺南的動物、植物和礦産，開創了地區物産專著的先河，變革了過去文人重文輕物的文風，可稱“嶺南首部科學著作”。繼楊孚《南裔异物志》之後，後世先後出了萬震的《南州异物志》、朱應的《扶南异物志》、劉恂的《嶺表録异》、孟琯的《嶺南异物志》等多部地區物産科學專著。

　　在政治和思想方面，近現代嶺南文化“變革”與“創新”的代表人物就更多和更廣爲人知了。如洪秀全變革傳統神佛崇拜爲集理論與組織於一體的拜上帝教（會），爲創建太平天國奠定精神與物質基礎。康有爲、樑啓超以《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著孔之名行變革之實，公車上書，著《大同書》變法維新，開中國近代資産階變革社會之先河。孫中山先生更以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變革推翻了兩千年帝制，創建了民國。近、現代廣州成了中國革命策源地和改革開放前沿地。

　　在政治上如此，在思想上如此，在藝術上亦同樣體現嶺南文化的“變革”與“創新”。例如嶺南畫派，既繼承了國畫的傳統，更有了極爲明顯的“變革”與“創新”。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等嶺南畫派大師的畫作，與嶺北各家畫派很不相同，“變革”與“創新”之風躍然紙上。作爲嶺南文化藝術綜合反映的粤劇，盡管早期粤劇演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但敢於“變革”與“創新”的事迹至今仍令人欽佩。且不説清代粤劇藝人李文茂敢於組織紅船子弟大規模造反，即以清末至民國時期一些粤劇演員留下的劇目也足見他們勇於“變革”與“創新”。例如清末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粤劇藝人陳鐵軍等的振天聲劇團，就敢於在清王朝的嚴酷統治下演出《大鬧沙基》、《徐錫麟刺恩銘》等反清革命粤劇〔4〕。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名伶薛覺先、馬師曾等已演出時裝戲《白金龍》、《璇宫艷史》、《賊王子》等或從莎士比亞名劇或依據當時美國電影改編的“文明戲”。這些都是嶺南俗文化勇於“變革”與“創新”的實例。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會後，嶺南的“變革”與“創新”更是不勝枚舉。從低級的“來料加工”塑膠花到近年的一個項目引進外資數十億美元的大亞灣石化；從高第街個體服裝户、西湖路燈光夜市，到今日的白馬服裝城、虎門服裝城；北京和全國各地的招待所和賓館還需憑一定級别黨政機關介紹信才能進入的時候，廣州的五星級酒店已敞開大門歡迎遊人參觀；昔日的邊陲小鎮深圳一躍成爲對外開放的經濟特區；貸款修橋開發交通事業；……嶺南人的勇於“變革”與“創新”是黨中央授予廣東省和深圳等經濟特區“先行一步”的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足見自古至今的嶺南文化核心精神，無不體現其敢於“變革”與“創新”，而且既重思想理論，更重實際行動。這是嶺南文化優於其他地域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爲什麽在嶺南地區會産生這樣一種文化呢？筆者認爲，與其地緣條件有密切關係。

　　何謂嶺南？《辭海》（1989年版）的釋義爲：“地區名。即嶺表、嶺外。指五嶺以南地區”〔5〕。五嶺的釋義是：“越城、都龐、萌渚、騎田、大庾五嶺之總稱。在湘、贛和粤、桂等省區邊境”〔6〕。在地圖上看到的五嶺以南地區是北倚南嶺山地、南臨南海，東、西各有南北走向的山丘界限，基本上是一個背山面海的半封閉區域。但五嶺並不連續，而且海拔高度僅數百至千餘米（最高峰石坑崆1929米），秦代已在五嶺開了横浦關、湟谿關和陽山關三個交通隘口。唐代又開鑿了大庾嶺的梅關。故與嶺北雖有山丘阻隔，但自秦以降都是通過五嶺間的關隘與嶺北交通的。由於南臨大海，海上交通甚爲方便，自漢以來，與東南亞、東北亞（唐代已有船往日本、朝鮮）甚至西亞、非洲，一向都有海上交通往來。漢初的南越王墓已有西亞舶來品出土。楊孚《南裔异物志》已有黑人在廣州爲奴的記述，可知嶺南地區自秦漢以來已有頻繁的海外交通。嶺南這種與内陸相對封閉、獨立，對海洋十分開放的地緣環境，在全國並不多見。閩浙雖也背山面海，但無山嶺阻隔，又無像珠江三角洲那樣廣袤富饒、人口衆多的大平原，故難以形成與嶺北相對獨立、對海外完全開放、自成一統的地緣環境。

　　二千多年前秦南海尉任囂臨終前已囑咐趙佗：“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裏，（頗疑此字有誤——筆者注）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7〕。説明任囂已認識嶺南背山面海相對獨立的地緣特徵，勸趙佗借此地緣優勢立國。正是這種獨特的地緣優勢，有利於形成别具特色的嶺南文化。對中原、對中央王朝既有比較緊密的聯繫，但又相對獨立的地緣關係，可以充分吸收中原文化的營養，但更有利自由接納海外文化的精華，爲我所用。這種狀况，從秦遣任囂任南海尉時已經存在，甚至可以遠溯至舊石器時期馬壩人和新石器時期石峽文化等等。因爲大量考古資料證明，嶺南的馬壩人、石峽文化與北方的北京人、丁村人、仰韶文化既是同出一源，但在許多方面又存在差异。“大同”不必細説，“小异”就是嶺南的相對獨特性。嶺北是中華民族主體所在地，是炎黄文化的發祥地，漢民族的居住地，五嶺從來不能隔絶嶺南嶺北的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但五嶺終歸是高千數百米的山地，在古代以陸路車馬、人行爲主的交通條件，横亘的南嶺必然起着一定的阻隔作用。嶺南被視爲嶺外蠻夷之地。直至初唐高祖武德年間授李靖嶺南撫慰使時仍説“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8〕。但隋唐廣州已有繁榮的海外交通與貿易，隋已建南海神廟，唐已在廣州設“市舶使”管理對外貿易〔9〕，説明嶺南的“陋遠”並不影響其海外往來與文化交流，更不用説廣州作爲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港從漢代早已開始了。

　　筆者認爲，嶺南的“陋遠”並非壞事，反而有助於形成其獨特的文化。“陋”則像一張白紙，利於畫創新的畫圖。“陋”是從中原文化的視角看到的嶺南文化的粗獷、不成熟，但却爲嶺南文化的發展留出了廣闊的空間，有利於嶺南文化吸納海外文化之精華，少受束縛，造就敢於“變革”與“創新”的精神、文化環境。

　　“遠”也不是壞事。嶺南遠離京師、遠處邊陲，從某個角度來説，其思想、行爲、文化少受中央集權舊傳統的禁制和影響。“鞭長莫及”，便於“變革”與“創新”。五嶺的阻隔，俗話説“山高皇帝遠”，一定程度起着對嶺北的政令、文化相對屏蔽、相對獨立的作用。“大一統”的專制束縛少了，才容得下嶺南人的思想解放。在京出不了洪秀全、康有爲、孫中山，甚至容不下《徐錫麟刺恩銘》、《賊王子》那樣的革命戲、“文明戲”。但在遠離京師的嶺南，則少了許多思想禁錮與束縛，人們敢於變革，敢於創新，從而形成地域性較强、思想比較解放的嶺南文化。

　　至於廣州之所以成爲嶺南文化的中心地，筆者認爲，主要是廣州乃西江、北江、東江匯流之所，水（江海）陸交通的樞紐，長期爲嶺南首府，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的中心，冠蓋雲集，人文薈萃，在五嶺之南，無一地可與抗衡。

　　注　釋：

　　〔1〕司徒尚紀：《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第4~5頁，中國評論文化有限公司出版，2003年。

　　〔2〕轉引自陳澤泓：《南派禪宗創始人惠能》，第1頁，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原載於《湖南黨史研究》1995年第112期合刊《瀟灑莫如毛澤東》。

　　〔3〕司馬遷：《史記·南越列傳》，1493頁，中華書局。

　　〔4〕羅雨林主編：《粤劇粤曲藝術在西關》，第23頁。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

　　〔5〕《辭海》（1989年版），第890頁，上海辭書出版社。

　　〔6〕《辭海》（1989年版），第35頁，上海辭書出版社。

　　〔7〕司馬遷：《史記·南越列傳》，第1492頁，中華書局。

　　〔8〕《新唐書·李清傳》，轉引自《辭海》第890頁，1989。

　　〔9〕黄啓臣主編：《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第139頁。廣東經濟出版社，2003年。

　　（作者：李平日，廣州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