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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地域、人文、海外貿易,促廣州繁榮

  導語

  “廣州爲嶺南一都會……大扺建安(196-220年)、東晋永嘉(公元307-313年)之際至唐(618-),中州人士避地入廣者衆,由是風俗變革,人民繁庶。至宋(960-1279年),承平日久,生聚愈盛。”這段史話見於元代大德(1297-1306)《南海志》殘本,今藏北京圖書館,是目前能參閲到廣州舊志的最早刻本,其中卷六所記載的:“户口”、“土貢”、“税賦”;卷七所記載的:“物産”、“舶貨”,對廣州地區(含當時管轄的南海、番禺、東莞、增城、香山、新會、清遠七縣)。《南海志》首尾俱缺失,稱殘本,是元代著名的史乘之一,對瞭解宋元時期的廣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寶貴文獻。從地理、人口、外貿等幾個方面進行論述,文化的形成中心,與經濟基礎、人力資源、地理環境密不可分,相互依託,同步發展,廣州更有一項特殊的重要因素,就是長期獨佔對外貿易的鰲頭,中西文化交流應運而發生,拓展到各個領域。因而對廣州爲嶺南文化中心的考察,必然聯繫到多重層面,要多角度地審視和探索,挖掘寶藏,爲廣州的“更上一層樓”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一、廣州的地域優勢與人文薈萃

  廣州,是我國南方的一大都會,新石器時代,已有人類活動,屬百越族群的先民,我國古籍中《晋書》、《隋書》都提到“交廣之地,爲禹貢揚州之域”。《唐志》亦雲:“嶺南道,蓋古揚州之南境”。春秋時代這裏的土著稱“於越”(百越的一支),戰國時代,“楚興兵伐越,遂屬楚,爲百越。”現今廣州越秀山南麓中山紀念堂緊靠的一個石牌坊,刻出“古之楚庭”隱約顯示了嶺南一帶曾附屬於楚國。到了秦始皇統一六國,把“(嶺南)地爲桂林、南海、象郡,以謫遣戍”,成爲商賈和罪人的流放地。秦末天下大亂,其時任南海尉(軍政首長)的任囂病重,召其助手龍川令趙佗代理行使南海尉的職權,任囂一死,趙佗掌握時機,“並(吞)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粤王,治南海”。現今廣州有南越王墓和紀念館,趙佗很有才能和魄力,采取“和輯百越(粤)”的政策,就是團結土著居民,使南粤國成爲嶺南地域第一個獨立的政權,傳了五世,到了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由於南粤王興(第五代)被丞相吕嘉殺死,吕嘉反,被漢武帝討平,中國歸於統一。南粤國統治中心在南海郡的番禺。番禺之得名,漢書的記載是:由於番山和禺山位於城市中心(今中山三路北京路一帶尤有丘陵痕迹)而取名“番禺”。但按民族工作者(我是其中之一)考證:“番”爲“村落、村莊”之意;“禺”即是“鹽”“食鹽”。“番禺”聯稱,意思是“産鹽的村落”或引伸爲“鹽的集散地”。番禺的形成市集、市鎮爲南方的大都會,與經濟上盛産“漁、鹽”是分不開的,而“鹽”更是人類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五嶺之北的族群,直到中原地區的人們都要吃番禺的鹽,於是貿易興盛了,番禺也就出了名、《山海經》上把番禺形容得富庶奇離、珍寶繁多,爲中原人士所向往。趙佗是北方河北人,他的部下和土卒也是北方籍,可以説是最早一批南下幹部,加上商賈謫人,他們融合了土著百越風俗習尚。以後中原士子、出仕嶺南或貶謫天涯,給嶺南文化不斷輸血。可以這樣理解,從文化傳播學來看,伴隨着人口的遷移,文化風尚也同步轉换,既有傳承,所謂入鄉隨俗,也有因地制宜而創新,南方的稻作文化與北國的飲食就有千差萬别,僅此一例,就可以看到嶺南文化就是黄土文化南傳後生發的一支奇葩。當然根還是要追溯到中原。再以語言爲例,粤語中尚保留有不少唐宋古韵和詞彚,甚至有些還使用至今;潮語亦有此情况;客家話則保存和使用的語詞以及發音等方面更接近中州古音。可以説是人文薈萃,得益於地域經濟。

  二、廣州的對外貿易與中西文化交流

  《南海志》殘本非常可貴地記載到“舶貨”並附有諸蕃國,説到“廣(州)爲蕃舶凑集之所,寶貨叢集,實爲外府”。外府是對内府(皇家倉庫)而言。唐代的韓愈曾有詩咏道:“貨通獅子國”大概是指印度洋中的“錫蘭”(今“斯裏蘭卡”),當時泛稱爲“島夷諸國,名不可殫,前志所載者四十餘,聖朝奄有四海,盡日月出入之地,無不奉珍效貢,稽首稱臣”。故“海人(美人魚之類)山獸之奇,龍珠犀貝之异,莫不充儲於内府,畜玩於上林”。從開列名單看,有寶物(象牙、犀角、鶴頂、真珠、珊瑚碧甸子〈可能指緬甸玉——翡翠之類〉翠毛龜筒、玳瑁),還有布疋、香貨、藥物、諸木、皮貨、牛蹄角、雜物等等。諸蕃國的國名有交趾、占城、真臘、羅斛、暹國、三佛齊等等,還有許多小邦或酋長國、名目繁多,都是同聲音譯,如吉蘭丹、没裏琶都、呼薩漫頭、陀達、古打林、加刺都、沙棚溝等等,至今難能考證。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稱“市舶司”,從唐至宋、元,廣州獨佔對外貿易的鰲頭。從上述國名看,諸蕃國已從東南亞諸國逐步擴展到印度洋、阿拉伯諸國和非洲東海岸一帶,經反復查覈,對應的國名,如弼施啰(今伊拉克巴士拉城)、默加(今沙特阿拉伯麥加聖城)、勿斯離(今埃及開羅)、層拔(今坦桑尼亞桑給巴爾)弼琶啰(今索馬裏柏壇拉)茶弼沙(今非洲西北部)等,證明自唐宋至元初的交往通商諸蕃國“皆聚於廣州”。我們今天稱廣州爲海上絲綢之路、海上茶路、海上瓷路的出發點,是有歷史事實和文獻爲依據的,相對來説,爲雷州半島的徐聞、福建的泉州等興盛過的海洋貿易權,其實並不矛盾。不過廣州是占主導地位、是對外貿易始終不衰的主流。

  廣州自唐代即有蕃坊,清代有十三行;廣州的光塔爲唐代所建,至今傲然矗立於市區(當年是海上燈塔、導航塔)就是最好的歷史見证。中西文化的交流更有廣州西關的“西來初地”、芳村的外來花種(茉莉花)等是無可駁倒的鐵证;還有粤語的外來詞語,科技界、教育界、體育界、印刷出版界、造船工業界等等外來知識文化的傳播,運用、西學中用,不勝枚舉。(另行專題論述)

  三、簡短的結語

  廣州,作爲嶺南文化的中心地,是在發展進程中形成的。當前廣州又處於改革的前沿陣地,前景明朗,趨向宏大,國際大都會格局赫然呈現。中央給了我們政策,機遇可貴,時不再來,我們應充分利用歷史上賦予的優厚條件,加上人爲的努力,争取做好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以大三角爲支撑運用9+2的優選法,廣州將邁出更好的步伐,作出更大的貢獻,獲取更多Money(錢)。錢,就是資金,就是財富,人民也同步地享受到小康社會的實惠。

  (作者:陳摩人,廣東省民族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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