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廣州爲嶺南一都會……大扺建安（196-220年）、東晋永嘉（公元307-313年）之際至唐（618-），中州人士避地入廣者衆，由是風俗變革，人民繁庶。至宋（960-1279年），承平日久，生聚愈盛。”這段史話見於元代大德（1297-1306）《南海志》殘本，今藏北京圖書館，是目前能參閲到廣州舊志的最早刻本，其中卷六所記載的：“户口”、“土貢”、“税賦”；卷七所記載的：“物産”、“舶貨”，對廣州地區（含當時管轄的南海、番禺、東莞、增城、香山、新會、清遠七縣）。《南海志》首尾俱缺失，稱殘本，是元代著名的史乘之一，對瞭解宋元時期的廣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寶貴文獻。從地理、人口、外貿等幾個方面進行論述，文化的形成中心，與經濟基礎、人力資源、地理環境密不可分，相互依託，同步發展，廣州更有一項特殊的重要因素，就是長期獨佔對外貿易的鰲頭，中西文化交流應運而發生，拓展到各個領域。因而對廣州爲嶺南文化中心的考察，必然聯繫到多重層面，要多角度地審視和探索，挖掘寶藏，爲廣州的“更上一層樓”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一、廣州的地域優勢與人文薈萃

　　廣州，是我國南方的一大都會，新石器時代，已有人類活動，屬百越族群的先民，我國古籍中《晋書》、《隋書》都提到“交廣之地，爲禹貢揚州之域”。《唐志》亦雲：“嶺南道，蓋古揚州之南境”。春秋時代這裏的土著稱“於越”（百越的一支），戰國時代，“楚興兵伐越，遂屬楚，爲百越。”現今廣州越秀山南麓中山紀念堂緊靠的一個石牌坊，刻出“古之楚庭”隱約顯示了嶺南一帶曾附屬於楚國。到了秦始皇統一六國，把“（嶺南）地爲桂林、南海、象郡，以謫遣戍”，成爲商賈和罪人的流放地。秦末天下大亂，其時任南海尉（軍政首長）的任囂病重，召其助手龍川令趙佗代理行使南海尉的職權，任囂一死，趙佗掌握時機，“並（吞）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粤王，治南海”。現今廣州有南越王墓和紀念館，趙佗很有才能和魄力，采取“和輯百越（粤）”的政策，就是團結土著居民，使南粤國成爲嶺南地域第一個獨立的政權，傳了五世，到了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由於南粤王興（第五代）被丞相吕嘉殺死，吕嘉反，被漢武帝討平，中國歸於統一。南粤國統治中心在南海郡的番禺。番禺之得名，漢書的記載是：由於番山和禺山位於城市中心（今中山三路北京路一帶尤有丘陵痕迹）而取名“番禺”。但按民族工作者（我是其中之一）考證：“番”爲“村落、村莊”之意；“禺”即是“鹽”“食鹽”。“番禺”聯稱，意思是“産鹽的村落”或引伸爲“鹽的集散地”。番禺的形成市集、市鎮爲南方的大都會，與經濟上盛産“漁、鹽”是分不開的，而“鹽”更是人類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五嶺之北的族群，直到中原地區的人們都要吃番禺的鹽，於是貿易興盛了，番禺也就出了名、《山海經》上把番禺形容得富庶奇離、珍寶繁多，爲中原人士所向往。趙佗是北方河北人，他的部下和土卒也是北方籍，可以説是最早一批南下幹部，加上商賈謫人，他們融合了土著百越風俗習尚。以後中原士子、出仕嶺南或貶謫天涯，給嶺南文化不斷輸血。可以這樣理解，從文化傳播學來看，伴隨着人口的遷移，文化風尚也同步轉换，既有傳承，所謂入鄉隨俗，也有因地制宜而創新，南方的稻作文化與北國的飲食就有千差萬别，僅此一例，就可以看到嶺南文化就是黄土文化南傳後生發的一支奇葩。當然根還是要追溯到中原。再以語言爲例，粤語中尚保留有不少唐宋古韵和詞彚，甚至有些還使用至今；潮語亦有此情况；客家話則保存和使用的語詞以及發音等方面更接近中州古音。可以説是人文薈萃，得益於地域經濟。

　　二、廣州的對外貿易與中西文化交流

　　《南海志》殘本非常可貴地記載到“舶貨”並附有諸蕃國，説到“廣（州）爲蕃舶凑集之所，寶貨叢集，實爲外府”。外府是對内府（皇家倉庫）而言。唐代的韓愈曾有詩咏道：“貨通獅子國”大概是指印度洋中的“錫蘭”（今“斯裏蘭卡”），當時泛稱爲“島夷諸國，名不可殫，前志所載者四十餘，聖朝奄有四海，盡日月出入之地，無不奉珍效貢，稽首稱臣”。故“海人（美人魚之類）山獸之奇，龍珠犀貝之异，莫不充儲於内府，畜玩於上林”。從開列名單看，有寶物（象牙、犀角、鶴頂、真珠、珊瑚碧甸子〈可能指緬甸玉——翡翠之類〉翠毛龜筒、玳瑁），還有布疋、香貨、藥物、諸木、皮貨、牛蹄角、雜物等等。諸蕃國的國名有交趾、占城、真臘、羅斛、暹國、三佛齊等等，還有許多小邦或酋長國、名目繁多，都是同聲音譯，如吉蘭丹、没裏琶都、呼薩漫頭、陀達、古打林、加刺都、沙棚溝等等，至今難能考證。管理對外貿易的機構稱“市舶司”，從唐至宋、元，廣州獨佔對外貿易的鰲頭。從上述國名看，諸蕃國已從東南亞諸國逐步擴展到印度洋、阿拉伯諸國和非洲東海岸一帶，經反復查覈，對應的國名，如弼施啰（今伊拉克巴士拉城）、默加（今沙特阿拉伯麥加聖城）、勿斯離（今埃及開羅）、層拔（今坦桑尼亞桑給巴爾）弼琶啰（今索馬裏柏壇拉）茶弼沙（今非洲西北部）等，證明自唐宋至元初的交往通商諸蕃國“皆聚於廣州”。我們今天稱廣州爲海上絲綢之路、海上茶路、海上瓷路的出發點，是有歷史事實和文獻爲依據的，相對來説，爲雷州半島的徐聞、福建的泉州等興盛過的海洋貿易權，其實並不矛盾。不過廣州是占主導地位、是對外貿易始終不衰的主流。

　　廣州自唐代即有蕃坊，清代有十三行；廣州的光塔爲唐代所建，至今傲然矗立於市區（當年是海上燈塔、導航塔）就是最好的歷史見证。中西文化的交流更有廣州西關的“西來初地”、芳村的外來花種（茉莉花）等是無可駁倒的鐵证；還有粤語的外來詞語，科技界、教育界、體育界、印刷出版界、造船工業界等等外來知識文化的傳播，運用、西學中用，不勝枚舉。（另行專題論述）

　　三、簡短的結語

　　廣州，作爲嶺南文化的中心地，是在發展進程中形成的。當前廣州又處於改革的前沿陣地，前景明朗，趨向宏大，國際大都會格局赫然呈現。中央給了我們政策，機遇可貴，時不再來，我們應充分利用歷史上賦予的優厚條件，加上人爲的努力，争取做好改革開放的排頭兵，以大三角爲支撑運用9+2的優選法，廣州將邁出更好的步伐，作出更大的貢獻，獲取更多Money（錢）。錢，就是資金，就是財富，人民也同步地享受到小康社會的實惠。

　　（作者：陳摩人，廣東省民族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