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覺是對本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演變、特質和發展趨勢的理性把握。費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特色和發展趨勢。在這裏借用這一概念，藉以表達近代人如何充分認識廣東自身的文化特質和價值，確定廣東的文化地位。這種文化上的廣東主體意識的覺醒，以及在其確立過程中的努力和得失，對於今天建設廣東文化大省、增强文化競争力，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近代廣東文化的覺醒

　　説到中國南方地區的文化，無不相對於作爲發祥地的中原文化而言。中國文化之正統發源於中原，南方文化與之相較，處於落後地位，特别是極南的嶺南地區，更被視爲化外之地。在歷史上能够看重廣東文化的，晚近時期才日益增多。元代學者吴澄在《廣州學雲章閣記》中提到“今之交廣，古之鄒魯”，將廣東與文物之邦、孔孟之鄉的山東相比。明代丘濬在《廣州府志書序》曾經宣言，廣東將與中原地區並駕齊驅，“其聲明文化之美，殆與中州無异”；晚清時期，歐榘甲在日本刊印《新廣東》，指出“外國人之論中國者，則謂命脈在於廣東，非虚語也”。另一位廣東籍大思想家樑啓超，在《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中，從“中國史”與“世界史”的不同角度，獨具慧眼地區分出廣東在歷史上的不同意義。樑啓超指出，雖然廣東在中國史上，“自百年以前，未嘗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爲一國之輕重；未嘗有人焉以其地爲主動，使全國生出絶大之影響”，但是從世界史上來看，“考各民族競争交通之大勢，則全地球最重要之地點，僅十數。而廣東與居一焉”。20世紀以來，文化討論蔚爲大觀，樑氏一説頗具經典的意義，對廣東文化自覺的唤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近代廣東文化自覺的社會基礎

　　近代廣東的文化自覺，是以廣東經濟、政治、社會的進步爲基礎的。近代廣東經濟與政治發展的先進性，不僅帶來了文化主體意識覺醒的契機，而且本身也成爲論证廣東文化特徵和價值的歷史資源。

　　自古以來，廣東在中西交通中佔有重要地位。到了近代，對於經濟近代化，廣東的作用更爲顯著。無論是民間資本企業，還是由政府創立的工商業，很多都創立於廣東，或是由廣東人創辦。如紡織業中陳啓源開辦的繼昌隆機器繅絲廠，菸草業中的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百貨業中的永安、先施、大新公司，以及容閎對江南製造總局的貢獻、唐廷樞對開平礦務局的貢獻等。在海外，廣東華僑的經濟勢力更爲顯著。朱君毅曾對民國初年的實業人物區域分佈進行統計，“知實業人物，以廣東爲最多，次爲江蘇，次爲浙江，又次爲河北。粤人僑居海外，長於經商，善於製造，實業人才之多，自非偶然。”

　　政治方面，晚清以來，廣東政治人才群起，具有進步意義的政治活動，無不有廣東人物的推動和參與。康有爲和樑啓超倡導戊戌變法，雖然失敗，意義却十分深遠。樑啓超在其後的政治潮流中，仍不斷發揮重要影響。孫中山早就注意到，廣東“得風氣之先，人心傾向革命”，他所領導的革命活動，從1895年廣州起義，到1911年廣州三·二九起義，大多與廣東有着直接的關係。民國成立以後的革命運動，如二次革命、護國運動、兩次護法運動，仍以廣東爲根據地。1924年後，國民革命蓬勃展開，北伐軍自廣東誓師，統一中國，廣東始終是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策源地。

　　在扺抗外敵侵略方面，近代廣東也擁有光榮的歷史。從鴉片戰争時代的林則徐，到上世紀30年代初十九路軍抗日，都是突出表現。在日本侵華步步緊逼的上世紀30年代，廣東期刊《朝暉》刊文評論道：“我們試一翻近百年的中國史來看，在國勢日蹙中還能立中流而砥柱、挽狂瀾於既倒的，不能不推西南各省。”

　　  三、文化學者對廣東文化的褒揚

　　文化的觀念，經歷了從傳統的“教化”到與近代西學中廣義的“整體複合物”相一致的概念變遷。近代中國文化學的倡導和發展，廣東爲一重鎮。主要的有影響的文化學學者，或爲廣東人，或在廣東從事理論撰述。1934年，陳序經在《嶺南學報》發表《南北文化觀》長文，重點論述了南方之所以成爲新文化的策源地的原因，以及對於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各方面的貢獻。1939年11月，陳序經在《東方雜誌》發表了《廣東與中國》，對其中的觀點作了進一步的論述。他從文化的性質的角度，而不是從地理角度，來體認實際上就是西方文化的中國南方文化，他認爲南方文化具有進步的意義，分别體現在以下各個方面：一是對於經濟現代化的貢獻，二是對於文化現代化的貢獻，三是對於政治現代化的貢獻。西方文化對中國近代政治的進步和主要的政治、革命事件的發生，都具有根本性的影響。廣東是進步的西洋文化的媒介，是新文化的策源地。雖然陳序經也是廣東籍的學者，但可以清楚地看到，陳序經對廣東文化的體認，從根本上跳出了地緣情結對個人觀感的影響，而十分具有理性的特徵。

　　另一位文化學學者朱謙之也在他的《文化哲學》一書中討論了中國文化問題。朱謙之把人類文化劃分爲不斷遞進的四個時期，即宗教文化、哲學文化、科學文化和藝術文化。中國文化在古代至北宋前，屬於宗教時期，表現爲黄河流域文化；宋至清爲哲學時期，表現爲長江流域文化。自鴉片戰争迄今，中國文化又由長江流域移向珠江流域，即由哲學文化進至科學文化的時代。對於中國文化的復興，朱謙之提出了若干“信條”，其中兩條即爲：“第六，我們堅信中國文化之史的發展，是自北而南，只有南方，才能吸收科學文化，給中國文化以物質的基礎。第七，我們堅信南方文化運動應從文化教育入手，故第一步驟，在先提倡南方之文化教育運動。”

　　陳序經和朱謙之關於廣東文化的論述，在當時的思想界獲得了一定的反響。以兩人所服務的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爲例，嶺南大學的學生在其校園出版物《南風》上，發表多篇文章發揮了陳序經的南方文化觀，如樑錫揮在《徹底創造與發展現代文化》中説：“現在我們既身處廣州，便須去努力肩負起我們這個南方——西洋文化——現代文化的責任……（這一現代文化)既是我們自己的，而它的最初發祥地又是南方的廣州，那麽，這個創造與發展現代文化的責任與使命，我輩嶺南兒女不起來擔當，又等待誰來擔當呢?”朱謙之在中山大學史學係創辦《現代史學》，第二、三期合刊有《南方文化運動特輯》，撰稿者有陳嘯江、葉匯、王興瑞、黄有琚、何絳雲等，其言論與朱謙之所提倡的南方文化運動相應和。黄有琚在《珠江流域的文化和中國民族的復興》文中説：“一方面吾們憑藉中西思潮的接觸，另方面又利用了北部和中部文化的發展已到極端時候；所以珠江流域的文化便放出萬丈光華，燦爛玲瓏，爲中國文化現階段的代表了!”

　　  四、廣東文化自覺的現代意義

　　近代廣東的文化自覺，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以及由此而來的思想觀念的轉變。其意義不局限於廣東一域，在近代全局的層面上，也值得予以關注和探討。

　　首先，應當立足於世界先進文化的視角來看待近代廣東文化的崛起。近代中國社會的進步，得益於向西方學習。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説，“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廣東是近代西學東漸的主要通道和中西文化交匯的首要平臺，近代廣東文化融合了先進的西方文化，具有進步性。

　　第二，應當從文化對政治的基礎作用的角度來認識近代廣東的政治與革命。經濟、文化與政治是一體三面，相互作用的。文化的先進性必然導致對原有觀念、制度和秩序的衝擊，從而使得思想武器轉化爲政治武器，思想革命演變爲政治革命。廣東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較多地具有近代特徵的近代廣東文化則是近代政治進步與革命的底藴。

　　第三，應當從文化輻射的趨勢來理解區域文化的宏觀歷史功能。先進的西方文化藉助於近代廣東文化，逐漸推進全國，促進了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現代化，並由此而揭開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歷史。20世紀末，廣東成爲改革開放的先進地區，並因此在廣東文化中繼續注入新的現代因素，對於中國的改革全局産生强烈的示範作用。先進的地區文化的發展對於全國政治和社會現代化的意義，於斯可证。

　　從一定的意義上説，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嶺南文化熱潮，也是近代廣東文化自覺的一種延續。反觀歷史，近代學者對廣東文化的自覺的努力，既有開創性的功績，也存在較多的缺陷。最爲顯著者，是理論闡揚與實際研究結合得不够緊密。湯一介先生指出，文化自覺必須以各民族、各國家對自身文化的瞭解爲前提、爲基礎。近代廣東學者對廣東文化價值和文化地位的肯定和宣揚比較充分，而以“對自身文化的瞭解”爲目的的具體研究，在影響上遠遠不能與前者相比。當然，也有一批學者，致力於廣東的歷史、文化、社會各方面的研究，以爲廣東文化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定位奠立基礎，這種自甘寂寞却脚踏實地的學術精神，較之一般的泛泛而談和鼓吹宣傳，彌足珍貴，也是今天建設廣東文化大省、進一步弘揚廣東文化所真正急需的。

　　（作者：趙立彬，中山大學歷史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