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是指廣東全省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别行政區。但從區域文化意義，即從文化淵源、特質、風格的共同性而言，粤港澳主要指珠江三角洲、香港和澳門所聯成地域，相當於清代廣州府全部、肇慶府和惠州府一部分，現在則分屬廣州市、佛山市、江門市、深圳市、東莞市、中山市、珠海市、惠州市的惠城區、惠陽市、惠東縣、博羅縣和肇慶市的端州區、鼎湖區、高要市和四會市，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别行政區，基本上爲粤方言覆蓋區域。基於深厚地緣、親緣和史緣等關係〔1〕，粤港澳文化的共同性遠遠大於它們差异性，並藉助於歷史文化交流和轉化，最終形成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從香港割讓給英國并發展爲初具規模的港市算起，這大約經歷了百佘年曆史。而廣州在這個過程中無疑起了中心作用。

　　 一、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形成要素

　　1. 地緣關係

　　全新世時期，珠江溺谷灣就分佈衆多海島。進入距今3000~4000年曆史時期，這些海島不斷被沉積物填充，一些成爲珠三角上山丘，一些仍爲海島，香港島即屬其列。珠江三角洲因無高山阻隔，水陸溝通甚爲方便，使粤港澳地理上成爲一體，同屬一個地理單元。在一個幅員不大範圍内，地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特性差异較小，以此爲背景而感應、孕育、發生的文化，其原始特質應是相對一致的。考古成果顯示，港澳在5000—6000年前就是一個以漁獵經濟爲主的海島和半島，這個時段新石器中期遺址在港澳就有多處。如屯門、涌浪出土石鉞、石環等較爲先進細石器就與廣東曲江“石峽文化”同類器物十分相似；香港大嶼山、蒲臺島、長洲等地以幾何圖案爲内容的摩崖石刻也與珠海高欄島寶鏡灣石刻畫十分相同。澳門路環島黑沙灣海灘出土石器、玉器、陶器屬嶺南新石器“大灣文化的一個代表”〔2〕，而大灣遺址在香港南丫島上出土彩陶盆爲大灣文化指示物，廣見於珠江三角洲，乃至廣東東西兩翼，甚至海南島沿海等。這個“大灣式彩陶文化圈”將粤港澳史前文化聯成一個整體。故著名考古學家安志敏認爲：“大灣文化的含義不僅僅局限於特定歷史時期下的香港本土文化，亦是同一時期整個珠江三角洲文化的總稱”。任式楠研究員則指出：“從香港出土的文物來看，毫無疑問，香港文化是大陸文化的延伸。即使是新石器時代的，也都可以證明它的根在大陸”〔3〕。

　　廣東青銅文化遺址和墓葬約700多處，在香港有30多處，出土大量精巧青銅兵器、飲具、刀斧等，以及鑄造青銅器的陶範和石範模具，説明香港地區已能够鑄造青銅器物。同樣青銅器物大量見於珠江三角洲各地，文化風格極爲相近，並與長沙、貴陽等地同類青銅器也很相似，表現出史前時期粤港澳不僅在本地，而且與周邊地區發生文化交流和融合。

　　2.文化史緣關係

　　歷史時期，粤港澳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文化關係進一步彌合，形成深刻歷史淵源。這種歷史淵源最重要的一個表現是政區建置，它深刻作用於社會經濟文化各個層面。列寧在《論“民族文化”自治》中説：“只要各個民族同住在一個國家裏，它們在經濟上、法律上和生活習慣上便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粤港澳文化的史緣關係，也恰恰如此。

　　港澳和珠三角其他地區一樣，先秦爲禹貢揚州外徼，屬荒服地區。秦平嶺南，粤地初開，首置郡縣，整個珠三角，包括香港、澳門均屬南海郡番禺縣。西漢初南越國時期及其後，港澳同屬番禺，後漢因之。東晋咸和六年（331)東莞郡從南海郡劃出，下轄寶安、海豐、興寧等6縣，香港開始屬寶安縣。隋開皇九年（589)撤銷東莞郡，寶安縣屬廣州南海郡。唐代撤郡留州，寶安縣直隸於廣州，兩地關係更加密切。唐至德二年（757)，寶安改稱東官縣，治所從南頭遷到到涌（即今莞城)，香港即爲東莞縣轄。此後歷南漢、宋、元，直到明末，廣州轄境包括珠三角大部分地區，與香港關係進一步加强。萬曆元年（1573)新安縣從東莞縣劃出，駐南頭。清初受“遷界”令影響，新安縣一度並入東莞縣，康熙八年（1669)復界，重置新安縣。直到鴉片戰争割讓給英國前夕，香港絶大部分時間在新安縣轄下，社會經濟和文化有一定發展，海防和海運地位也日益突出和上昇。

　　澳門古代行政建置同香港一樣，先後同屬番禺縣、寶安縣、東莞縣。直到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香山縣（今中山市)成立，澳門歸入香山縣管轄，結束與香港同屬一縣的歷史。澳門歸入香山縣的行政隸屬關係一直維持到近代（1887)，即使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賃居澳門，澳門發展爲一個世界性貿易港口，但澳門主權仍在中國政府手中。只是到光緒十三年（1887)，清政府與葡萄牙政府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换文生效以後，清政府被迫讓出澳門主權，成爲葡萄牙政府管轄地區。

　　可見，港澳在被英、葡實行殖民統治之前，漫長歷史時期一直屬廣東管轄之下，特别是與珠三角所在州府縣保持着不可分割行政建置關係。這種行政建置史緣，自然使港澳文化還不能獨立出現和發展，而是嶺南廣府文化一部分，不存在文化特質方面的差异。但港澳淪入英、葡手中以後，從早期西風東漸窗口或基地轉變爲西方文化大舉登陸、傳播地區，並與當地文化發生碰撞、交融和創新，形成獨具一格的香港文化和澳門文化，與珠三角這時所實行

　　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制度下形成的廣府文化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内地實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港澳仍然保持原有政治制度。珠三角文化在新歷史條件下按照自己方式發展，而港澳文化仍按固有方式繼續前進。

　　1997和1999年港澳回歸，港澳特區政府成立，消除殖民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國兩制”。在這個嶄新歷史條件下，港澳文化又出現新發展條件和特點。而1978年以後，内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珠三角文化也面臨新形勢和機遇，從而揭開粤港澳文化關係新進程和格局。

　　3.  族緣關係

　　人是文化載體和傳播媒介。粤港澳民族和人口遷移，一則造成文化傳播，二則使不同文化發生交流，形成新文化，推動文化向前發展。故民族和人口遷移對地域文化的形成佔有很重要地位，而移民素質、源地、遷移時間、路綫和分佈，又影響到一個區域文化特色。粤港澳區域文化的創造及其特質和風格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應歸結於歷史移民運動。

　　港澳原爲人口稀少海島、半島。1841年5月香港首次人口統計，共0.435萬人。戰後香港城市發展很快，主要來自廣東移民迅速增加。1845年香港2.4萬人，1858年7.5萬人，1861年12萬人，1871年13萬人，1901年30萬人，1940年180萬人，1951年200萬人，1961年313萬人，1971年394萬人，1981年520萬人，超過廣州城市人口，大約每10年增加100萬人〔4〕。即使在我國嚴行閉關鎖國時期，内地非法進入香港的人口也不在少數。1970一1980年超過30萬〔5〕”。1981-1995年達31.7萬人〔6〕。而澳門人口，1555年爲0.04萬人，1600年爲0.2—0.4萬人，1700年爲0.49萬人，1825年爲2.25萬人，1924年爲19.32萬人，1967年爲20萬人，1997年爲45.4萬人〔7〕，上世紀70年代以來增長最快。從澳門人口地緣搆成看，明清移民以廣東、福建爲多，尤以珠三角爲著，有謂“粤民僑寓澳門，人數衆多，良莠互异。南（海)、番（禺)、香（山)、順（德)等縣，商民往來省澳者，何止數萬?……至於閒民濫匪，往來如織，尤無紀極”〔8〕。除中國人外，港澳也有一些外國人，但所占比例很低，1980年以後在澳門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國人僅占澳門總人口12.3％〔9〕。無論香港還是澳門，粤語是强勢方言，在香港，使用粵語者約占總人口90％，廣府人是當地居民主體，而使用客家話、閩南話、潮州話、吴語的占總人口7％，使用英語、普通話的分别爲2.2％和1.1％（以上比例總和稍高於100％，與少數人使用雙語有關)〔10〕。這顯示，港澳文化是以廣府文化爲主流，同時帶有其他文化成份，呈一元爲主、多元共存格局。當然，人口的民族或民係搆成所反映文化淵源和地位，對於大衆文化有更多參考價值，對於精英文化却不一定能等量齊觀。無論如何，港澳居民來源的多樣性，且從未間斷的歷史進程，畢竟是它們族緣關係的反映，也是認識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形成的一個重要背景。

　　  二、  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的歷史進程

　　1. 珠江三角洲廣府文化核心區形成

　　珠三角作爲廣府文化核心區，也是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的歷史核心。它的形成發展有自己歷史和特點，溯自秦漢統一、開發嶺南，在珠三角就發生漢族和土著南越族，以及後來俚族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以唐宋粤方言形成爲標誌，廣府文化作爲嶺南文化一個核心已經形成。宋元大規模圍墾開發，形成多種土地利用類型，奠定農業文化深厚基礎。到明清時期，珠三角成爲中國基本經濟區之一，建立起發達商品農業，城鎮連綿、人文興旺，各類科舉人才、教育機關和公私著述，其數量之多，學風之盛，甲於全省。廣府文化完全定型成熟，故屈大均《廣東新語·文語》説“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極……，至有明乃照於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稱廣東”。特别是明末以來，珠三角作爲西風東漸首受之區，得到西方先進文化滋潤，廣府文化内涵被充實與提高，發展成爲時代先進文化，具有很强文化勢能，並以高屋建瓴之勢，形成向國内外輻射格局。這可從洪秀全、康有爲、樑啓超、孫中山、詹天佑等組成人才群體，站在時代前列，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歷史事件中得到驗证。建國後，内地與港澳基本處於文化交流分隔狀態，珠三角文化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獨立發展，由於經濟建設的挫折和“文化大革命”動亂而處於停滯狀態。只是自改革開放20多年來，珠三角成爲全國經濟高峰區，廣府文化被染上更濃重的商業色彩。港澳文化、華僑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在珠三角謀生數百萬外來人口帶來其他省區地域文化，使珠三角文化更加豐富多彩和向着更加先進道路發展。廣府文化由此積累更加强大文化勢能，不斷向外傾瀉，以粤語、廣貨、影視、音像作品、時裝、流行音樂，以及新潮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在全國擴布，即爲新時代背景下珠三角文化脱羽、成熟標誌。珠三角這些文化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爲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自秦漢以來一直是嶺南首位城市的廣州就是這個綜合體的文化中心，志稱：“五嶺之南，郡以十數，縣以百數，幅員數千裏，咸執秩拱稽受治於廣州之長”〔11〕。在制度文化上如此，在教育上也一樣，廣州是廣東書院集聚中心。西方漢學家帝萊曼·格裏姆在研究了廣東書院分佈後指出：“到十九世紀時，在學術功能和官方地位方面列爲高等的書院，往往坐落在高級城市；較低級書院爲層級中較高級書院輸送學生，以及較好書院爲較差書院提供山長和學長的整個結構，在廣州達到頂點”〔12〕。而近現代廣州，一直在發揮中西文化交流整合功能，即一方面通過各種渠道，吸納西方文化成份，並加以改造、完善和創新，變爲嶺南文化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將自己吸收、積累文化能量輻射出去，傳遞到内地，乃至海外。廣州這種文化角色從未動摇，高踞嶺南文化中心地位，帶動周邊地區文化發展，保障珠三角能够成爲嶺南區域文化重心和代表。

　　2. 香港區域文化形成

　　香港作爲一個海島，歷史早期是南越文化，後來主要爲客家文化所覆蓋。有關族譜記載，從宋到明遷居新界和港島的鄧、侯、文、廖、彭等姓主要是客家人，他們建聚落，開圩市，繁榮當地經濟，也帶來客家文化。清初，沿海“遷界”和以後入居香港地區也以客家人爲主，並與其他民係雜處，可以説，鴉片戰争前香港是客家人的社會，也决定客家文化是香港文化的本底。

　　如前面所述，鴉片戰争以後，大批内地人，主要是以珠三角爲主居民遷居香港，帶來廣府文化，粤方言、風俗習慣等都與廣州爲中心的珠三角地區相同，廣府文化覆蓋香港大部分地區，只在新界山區保留傳統的客家文化。但香港畢竟是英國管治下，實行殖民主義加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以及自由港政策，以英國海洋文化爲主的西方文化一方面得以暢通無阻地在香港傳播、生根、發展，如英語、英國政治制度、法律、西方建築、藝術、宗教、風俗，乃至行爲方式、價值觀念等。由於港英當局並没有在香港采取同化的文化政策，中西文化得以相互并存、碰撞和交融，形成香港文化既有與珠三角文化“同聲、同氣、同根”一面，又是西方文化最直接傳入之地，而具有濃重洋味〔13〕。兩者兼收並蓄，凸現香港文化多重個性與商業化、世俗化、享樂化風格。當然，香港文化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發展過程，直到20世紀初，廣府文化仍是香港文化主流。但50年代以後，在香港與内地互相分隔背景下，香港經濟起飛，進入現代化軌道，文化進入獨立發展階段，形成香港本土文化。所以不少人認爲，香港文化在20世紀中後期形成〔14〕，而對香港文化地位、性質，更是衆説紛紜，莫衷一是。不管怎樣，香港的本根文化在廣東，但又有全面的開放性和國際性、濃厚的傳統性與高度的現代性并存，這種多元性甲於世界許多地區，是一種很獨特混合型文化，但香港文化始終是嶺南文化一個特殊部分。

　　3.  澳門區域文化形成

　　彈丸之地澳門雖然比香港更長時間受殖民統治，但葡萄牙國勢弱小，實行自由港政策，也没有强制華人葡化，加上葡語屬小語種，只在官方使用，没有在學校教育中推行，所以葡萄牙文化在澳門除葡式建築、葡式飲食，以及占總人口2％左右中葡混血土生葡人至爲觸目以外，主要還是在上流社會中存在。但澳門是個半島，更便於三角洲居民往來，與香港交往也非常便捷，香港文化大規模滲入、佔據澳門，大有反客爲主之勢，所以有人將港澳文化視作一個文化類型。有區别的是，澳門文化有“濃厚的拉丁色彩，與香港的盎格魯薩克遜傳統不同，澳門在種族、語言、法律、行政、建築、民族、飲食等方面受拉丁文化的影響較深。中西文化交融的和諧性突出”〔15〕。而澳門穩定、寬鬆社會環境、悠久歷史，華人占當地居民絶大多數，在這種背景下，形成澳門文化與香港文化一樣，甚至比它更多地保留了傳統的廣府文化，同時糅合了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也是一種多元混合型文化。

　　按照澳門及其與香港、珠三角歷史關係，從澳門爲葡人租賃到上世紀70年代以前，澳門文化處於獨立發展階段，以中葡文化融合、調適爲特徵。70年代以後，香港利用國際産業、資本向東轉移機遇，經濟起飛爲亞洲“四小龍”之一，現代文化崛起，並迅速佔領澳門市場，香港電視、音像製品、服飾等成爲消費潮流。而自50年代以來澳門與内地相互隔離，澳門文化一方面獨自，另一方面受香港文化左右，兩股力量支配了澳門文化發展方向和模式。70年代後期内地改革開放，澳門文化才踏上與珠三角文化相互交流、影響道路。

　　在上述既有共同又相對獨立的時空背景下，粤港澳文化各自作爲一種類型先後形成。它們在文化勢能差等作用力的驅動下，除短暫時期以外，基本上不間斷地進行交流、碰撞，使文化景觀、結構等産生變化，但港澳回歸前，由於主權的隔閡，文化交流還有很多人爲的障礙，三地文化以各自的發展爲主（港澳基本一體)；港澳回歸以後，三地文化交流産生重大改變，最終的結果是區域文化綜合體的形成。

　　三、三地文化互動在區域文化綜合體形成中的作用

　　1. 粵港澳文化互動

　　文化互動是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形成的根本動力。這種互動在於三地商品經濟和城市化發展所伴隨的西方文化與本地文化往返運動。歷史上三角洲幾次大量人口遷居港澳，廣府文化頑强地生存、擴展、佔用港澳空間，涉及到各個文化要素和層面，港澳遂成爲廣府文化天下，這是歷史早期廣府文化傳入港澳的一個方面。在這裏，港澳是接受一方。但港澳到底是西方文化登陸的橋頭堡，擁有時代先進文化的優勢，不但進入這裏的廣府文化被涵化、改造，而且藉助於各種途經，將新生港澳文化傳入珠三角，促使那裏廣府文化發生改造和變异，形成新文化景觀和區域分异。三地的文化互動主要表現在以下各方面。

　　①城市建築景觀互動

　　以城市建築而論，地中海式建築騎樓，符合嶺南氣候特點，首先在澳門，繼在香港立足，成爲主要街景。20世紀初廣州拆除舊城墻，拓建馬路，也采用騎樓建築，搆成廣州城市風貌。這時期穗港澳三個城市都拓展城市範圍，劃分功能區，騎樓便於面對顧客，做活生意，都爲三地青睞和采用，形成相同城市建築風格。從騎樓由港澳傳入廣州，又在港澳、廣州之地流行，反映三地文化交匯關係。

　　②風俗文化互動

　　以風俗文化而言，珠三角傳統風俗到了港澳，或多或少受西方文化影響而發生變异，具有中西多元混合特點。港澳特重西方聖誕節、復活節，但也同樣重視春節〔16〕。近年這些西方節日傳入珠三角，尤爲青年鍾愛，其喜慶氣氛不亞於港澳。

　　③語言文化互動

　　以語言文化而論，粤港澳都以粤語爲本土方言，但在不同環境而産生變异和互動空間關係。早期粤語作爲强勢語言進入港澳，佔領所有商業空間，成爲共同語言。當地原有的客家話步步收緊地盤，只保留在新界傳統農村，潮州話也差不多走上消失道路。建國前，具有經濟優勢、避亂來港澳上海人帶來吴語，滲入粤語中，“大閘蟹”、“交關”這類吴語在港澳不脛而走，後來又倒流傳入珠三角，被普遍使用，至今仍有許多人不知其來源。上世紀50—70年代，港澳與珠三角處於隔離狀態，大規模移民停止，粤語在港澳和珠三角各自獨立發展。這時期，香港社會經濟迅速實現現代化，香港粤語更多地進入澳門，使港澳粤語日趨同一〔17〕”。而内地也由於政治需要，粤語中一些源於英語詞彚被普通話用詞取代，如“士多（store)”改稱“商店”，“士擔（stamp)”改稱“郵票”。“菲林（film)”改稱“膠卷”等，珠三角粤語景觀與港澳差异擴大。進入80年代，粤港澳趨於經濟和空間一體化，粤語空間佔用和互動關係不但一改舊觀，而且達到歷史高潮。但主動一方是港澳粤語，而珠三角則處於接受地位，與歷史早期傳播方向恰好相反。這些傳入粤語多爲經濟和生活用語，如“阿sir”  （警察)、“水貨”（走私品)、“走鬼”（亂擺賣)、“杯葛”（boycott扺制)、“基佬”（gay同性戀者)、“派對”（party聚會)、“酷”（cool時尚)等，其中不少詞彚由英語譯過來。這些粤語近年又由珠江三角洲擴散到全省乃至全國大中城市。香港常用“××廣場”、“××花園”地名一時風靡内地各個角落，成爲最搶手商業、住宅區地名。這顯示，粤港澳粤語區域差异正日益縮小，正朝着語言整合方向發展。不過，具有經濟優勢的香港在領導這個變化和傳播潮流，仍是不争的事實。

　　④文學藝術互動

　　以文學藝術而言，港澳開埠以後，尤其上世紀20~30年代，廣州、佛山等地粤劇即進入港澳上演，“省港戲班”穿梭兩地，活躍於茶樓歌壇。著名粤劇大師馬師曾、薛覺先在港澳劇臺上演，成爲新聞猛料。早期香港流行歌曲和音樂來自廣東傳統音樂。三角洲民歌在港澳擁有廣大觀衆，一曲《月兒彎彎照九州》風靡港九上下。南海人招子庸《粤謳·吊秋喜》所寫愛情故事動人心魄。l904年香港總督金文泰把它譯爲英文，題爲《廣州情歌》，葡萄牙人庇山也把它譯成葡文，推介到歐美各國，這堪爲粤港澳文壇一件盛事。30~40年代，國内大批文化人避亂南下香港，如茅盾、夏衍、郭沬若、蔡楚生等，使香港一度成爲華南進步文化中心。到香港淪陷前夕，香港創辦文化藝術團體之多，各種文化活動之盛，新聞、出版、教育事業之繁榮，實屬空前，傳頌一時。僅《大公報》1938~1941年發表來自延安抗日作品就有150多篇〔18〕。香港淪陷後，香港文化也隨避亂人士傳佈内地。在廣東臨時省會韶關，就集合了一批從香港遷來嶺南大學師生，他們在當地演唱貝多芬、莫扎特樂曲，上演話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使山里人耳目一新。他們也同時學會粤北民謡和山歌，以及流行抗戰歌曲〔17〕，爲戰時粤港文化碰撞和交融一段佳話。80年代以後，粤港澳中斷近30年文化交流得以延續，並達到高潮。香港武俠通俗小説、粤語歌曲、電視劇等流行文化大舉進入珠三角，包括澳門，繼輻射内地，其影響極爲深廣，舉世矚目。

　　⑤思想文化互動

　　以思想文化而言，粤港澳都是我國先進思想策源地、時代思潮的重點，但以港澳首得風氣之先，繼傳入廣州等地，引起社會异動和變革。早期康有爲、樑啓超發動變法維新，其基地就在粤港澳。如康有爲考察香港，看到資本主義先進事物，深感清王朝腐敗，才萌發改造國家、變法維新新思想，抱定“經營天下”大志。他大批新學圖書就是在香港采購的。以港澳爲基地或由港澳培養的維新人物，還有著名思想家王韜、鄭觀應、何啓、胡禮垣等，他們或辦報、或著述，或辦學，奔走於粤港澳之間，在推動變法維新之同時，實際上也極大地促進三地文化聯繫。孫中山革命思想更深受港澳文化影響。他説“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爲香港”〔19〕；1897年，孫中山自述：“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此種政治運動大可視爲少年中國政黨之形成。……予當時深表同情，即投身爲黨員，  自信固爲國利民福計耳”〔20〕。可見港澳不僅是孫中山投身革命之地，也是組織、指揮革命大本營，1895年孫中山在香港成立興中會，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不久在香港和澳門成立分會。甲午戰争到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在南方發動多次武裝起義，絶大多數在香港、澳門策劃和獲得補給支援。粤港澳實際成爲顛覆清廷一個革命活動中心。

　　⑥  宗教文化互動

　　以宗教文化關係而言，港澳現是中西宗教在我國最大中心城市；而珠三角歷史上也是迷信盛行之地，各種宗教在三地互相感應，交叉傳播，由來已久。

　　珠三角和港澳民間信仰和原始宗教同源同根，歷史早期主要由珠三角傳往港澳，舉凡珠三角人信仰的神只，在港澳同樣有他（她)們的廟宇和信衆，無疑是珠三角居民遷移首先帶進去的。而這些神只也隨港澳居民帶回内地，形成雙向傳播歷史格局。

　　道教自東晋葛洪在廣東羅浮山佈道以後，南宋時傳入香港。清初道教在廣東有較大發展，也影響到香港。明清時香港道教頗爲興盛，比較聞名宫觀不下10餘座。民國時期又呈上昇之勢，至今已發展到120多座大小道堂、宫觀，其中黄大仙祠原址在廣州芳村，後遷香港新界，香火甚旺，在廣州原址後湮没，近年才恢復，一神异地，堪爲道教在粤港互動一個典型事例。而道教在澳門至遲在明成化年間（1465~1487)已流行，此後道觀接踵而起，現在歷史在500年左右崇拜天後廟宇有8處之多，其他宫觀也多屬媽祖信仰範圍，反映澳門海洋文化特點，與珠三角多水、盛行江河海神崇拜一脈相承。

　　佛教西來，傳東漢已沿西江傳入廣州。唐代惠能創立南宗頓教，並不斷向外擴布。香港在南北朝建青山寺、靈渡寺，後代有發展。只在鴉片戰争後佛教在香港一度式微，到上世紀20年代又得到復興。據粗略統計，香港保存或新建大小佛寺、精舍達400多座（處)，另有數百座小佛堂遍及港島各個角落〔21〕。這主要是由内地包括廣東傳過去的。如1920年太虚法師來港講經，聽衆景從，奠定佛教在港發展基礎。近年香港作爲佛教在嶺南一個基地，經常入内地開展教内交流，珠三角成爲常履之地。佛教在澳門興起雖晚，約在明中葉，但在一個多元文化兼容背景下，仍獲得長足發展，1980年有教徒4.53萬人，占信教總人口19.3％〔21〕。基於同樣理由，佛教在澳門也主要由廣東叢林法師過去而獲得傳播和發展的。

　　港澳本爲西方宗教傳入我國最早基地，首先是天主教傳入澳門，1576年在澳門成立主教區，發展爲天主教在遠東傳教中心。萬曆十一年（1587)，利馬竇從澳門進入肇慶傳教，前後6年，建立我國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翻譯一批天主教教義圖書。另一位教士羅明堅也曾隨同利馬竇來過廣州。到雍正十年（1732)在廣州已有男女天主堂8處，教徒1.2萬人〔22〕，并且很快在珠三角掀起群衆性信教高潮。志稱民國初年：“禮拜之期，附近南（海)、番（禺)、東（莞)、順（德)、新（會)、香（山)各縣赴（澳門)拜者接踵而至，間有外省之人，唯順德縣紫泥（今屬番禺)人最多”〔23〕。清政府曾一度下令禁止赴澳禮拜，但收效甚微，可見澳門作爲西方宗教基地對珠三角影響多麽深遠，非行政力量所能制止。自此，天主教長驅直入廣東内地，特别是粤東地區。近據廣東省天主教愛國會估算，全省天主教堂和教徒約有2／3分佈在粤東，這是繼承天主教在這些地區傳播歷史的結果。

　　香港天主教也由澳門傳入，1841年香港被列爲監牧區，翌年在港建立第一間天主堂。第二次鴉片戰争後，天主教又從香港向新安（寶安)、惠陽、海豐等地傳播，遂使香港成爲天主教一個主要中心城市和向内地傳播基地。港澳也是近世基督教向珠三角傳播最早城市。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進入廣州傳教未果，繼潜居澳門，將《聖經》譯成中文，並於1814年在廣州出版。1832年英文《中國叢報》在廣州出版，天主教勢力逐漸伸入珠三角和内地。鴉片戰争後，天主教又由澳門登陸香港，1843年倫敦傳道會總部和所屬“英華書院”從馬六甲遷香港，此後基督各教派紛紛在港設教堂、學校、慈善和傳教機構。到1989年全港有基督教徒25.8萬人，約占全港人口4.4％，中英文教堂924座，教會興辦各類學校237所，學生31萬人，約占同期全港學生1／4〔21〕。同期在澳門有教堂、佈道所40多間，學校13間，學生1萬多人，與香港一起，成爲基督教向珠三角和内地傳播基地。早在第二次鴉片戰争後，基督教即以佛山爲基地，首先擴布珠三角，繼沿北江、西江、粤東沿海傳播。到19世紀末，基督教幾乎覆蓋廣東全省。到1919年廣東全省有基督教徒62262人，約占全國同類教徒1／6强。到1949年建國前夕，基督教在廣東劃分11個教區，擁有教堂222所。

　　資料來源：許錫揮等，《粤港澳文化關係》。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176頁。

　　在這11個教區中，19個縣市（鎮)在珠三角（港澳除外)，占全省基督教佈道區55.9％，而珠三角面積其時約占全省4.5％。這種分佈反差，説明港澳與珠三角都是基督教傳播最集中地，兩地有非同尋常淵源和互動空間關係。

　　天主教在廣東與基督教相類似，1949年廣東分爲9個教區，分佈如表：

　　天主教以上各教區分佈，仍以粤方言地區爲主體，而港澳也是粤方言區，語言一致極便於文化交流，所以天主教在兩地也和基督教一樣，仍屬一個整體關係。

　　建國後，在特殊歷史背景下，港澳與廣東宗教往來處於隔絶狀態。但改革開放後，港澳繼續保持和發展與廣東宗教往來，主要在扶貧、捐資辦學、賑灾、互訪等加强彼此瞭解，發揮宗教正面功能。如1987年香港蓬瀛仙館捐資修建廣州三元宫，  1990年香港道教青鬆觀捐助惠州玄妙觀，重建陸豐紫竹觀等。廣東宗教界也邀請港澳宗教界人士舉行各種學術研討會，參加荔枝節和各種宗教禮儀等。

　　⑦價值文化互動

　　以價值文化而言，粤港澳各有自己價值觀念和體系。香港人的一切講究實際利益的文化功利性；香港人群體中多種價值觀并存的文化多元性；處在中西文化價值觀之間的香港文化邊緣性等，成爲香港價值文化特質。而澳門則因經濟地位低微，葡國文化勢力弱小等而形成澳門人傳統與現代相融合的文化協調性，恪守中庸之道的文化中度性，隨時代變遷較小的文化穩固性等。至廣東人所具有對外來文化寬容的文化開放性、處世或判斷的理性和兼容性等，又是廣東價值文化的特質。這三地價值文化既有差异，制約文化傳播的政治、經濟地位也有高下，故三地價值文化相互影響和空間交流也勢所必然。直到上世紀50年代初，當廣州經濟勝過香港時，不少港人流回廣州就業；在60年代和改革開放之初，内地不少人被香港經濟繁榮所吸引，掀起一次又一次合法和非法入境風潮。特别是80年代初，香港文化價值觀首爲廣東人崇尚，時裝、流行歌曲、影視作品、口頭用語、社交禮儀、明星崇拜等大舉進入廣州，繼風靡内地。但進入90年代以後，珠三角經濟崛起，粤港經濟差距縮小，這種風潮很快减弱。文化互動關係表現爲兩地優勢互補和雙向流動。如港人休息日大批進入深圳、廣州等城市采購各種商品；内地更多人進入港澳觀光旅遊、探親訪友、學術龢民間交流。而這種交往結果，一方面是廣東價值觀發生改變，金錢、功利、娱樂、消費等觀念和行爲越來越向港澳看齊，由此而形成文化景觀在廣州、深圳等城市甚爲觸目，僅各種名目桑拿、按摩場所之多，即不亞於港澳。另一方面，普通話越來越在港澳流行。特别是港澳回歸以後，廣東對港澳的意識形態影響在加强，大量游港旅客所帶進的内地觀念文化氛圍也是一種鮮明文化景觀，而港澳價值文化也更容易傳入廣東。港澳回歸前後，一些人提出港澳文化回歸問題，這雖然是個有歧見議題，見仁見智者旗鼓相當，但問題的提出反映了對港澳文化，特别是對港澳深層價值文化的普遍關注。有論者認爲粤港之間的文化關係，不是“求同存异”，而是“認同存异”〔17〕。這一轉變意味着三地價值文化共同性在增多，互動作用在加强。

　　2.  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結構

　　從上述可見，粤港澳文化互動在歷史絶大部分時間都未間斷，且涉及各個文化要素和層面，形成自己的文化景觀結構、區域結構和廣州、香港、澳門三個文化中心，三者緊密相連，標示者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的形成。其結構如圖所示：

　　這個結構圖顯示，從文化特質來説，綜合體的每一個組分，藉助於互動作用，文化内涵更加充實、豐富，文化共同性成爲主流，相互關係更加密切；從文化傳播來説，三大文化中心的文化輻射的範圍彼此迭加，形成均質爲主的文化腹地；從文化區的形式來説，區界變得更加模糊，空間更趨於一體化。這樣一個綜合體相對於原來三個文化區屬於一種創新的文化空間，文化要素及其組合得以更加合理的流動和分佈，從而取得更佳的區域文化效應，促進粤港澳文化的發展和振興。

　　  四、結論

　　以上分析顯示，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的形成和發展，除了三地深厚的地緣、族緣和史緣關係以外，主要是由各個文化景觀及其空間結合而成的珠三角、香港和澳門文化區，以及穗港澳三個文化中心，歷史上長期互動的結果。這個綜合體對比原來三個文化區，更凸現它的文化景觀的共同性，文化區界的淡化和各文化要素的空間結合更加牢固有力。從這個意義上説，它是一個創新的文化空間，是促進文化融合和空間結合的良好的文化地域形式。而廣州作爲這個綜合體一個中心城市，始終充當文化形成、互動、輻射的主要角色。當然，這個綜合體的景觀和區域結構的關係，不同文化區結合的動力，對區域文化發展作用的評價，特别是在表層文化共同性之下，三地深層文化結構的差异對這個綜合體發展的制約，以及綜合體的整合等問題尚待從理論和實证上作進一步的探討。

　　注　釋：

　　〔1〕閻小培：《穗港澳都市連綿區的形成機制研究》，《地理研究》，1997年16卷第二期，第22頁。

　　〔2〕鄧聰、鄭煒明：《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第103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澳門基金會聯合出版，1996年。

　　〔3〕轉見楊式挺著：《嶺南文化考古論集》，第320頁，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8年。

　　〔4〕司徒尚紀：《香港歷史地理的變遷》，《熱帶地理》， 1997，17卷第2期。

　　〔5〕李若建：《香港的内地非法移民與非法入境者問題》，《當代港澳》，1996年，第2期。

　　〔6〕李若建：《香港的新移民及其社會適應問題》，《當代港澳》，1996年，第1期。

　　〔7〕黄啓臣：《澳門通史》，第9-10頁，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8〕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20，《詳陳澳界利害立約尚宜緩定折》，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乙集》。

　　〔9〕黄啓臣：《澳門通史》，第12頁，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10〕劉鎮發：《香港原居民的漢語方言》，《中國語文》，1997年，第2期。

　　〔11〕光緒，《番禺縣誌》，卷10。

　　〔12〕（美)施堅雅主編，葉光庭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589頁：中華書局，2000年。

　　〔13〕Ghosheh，Baher．Hong Kong is where East meets West．Focus，1997，44  （3)。

　　〔14〕許錫揮、陳麗君、朱德新：《香港跨世紀的滄桑》，第342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

　　〔15〕魏美昌：《澳門文化的特色、優勢與前景》，轉見許錫揮、李萍主編：《粤港澳文化關係》，第30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

　　〔16〕Kin Wai Michael Siu．Lantems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A reflection 0f Hong Kong cultural chang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1999，33（2)．

　　〔17〕許錫揮、李萍主編：《粤港澳文化關係》，第64、19、209頁，中山人學出版社，2001年。

　　〔18〕鄧開頌、陸曉敏：《粤港澳近代關係史》，第287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

　　〔19〕《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115頁，中華書局，1985年。

　　〔20〕《孫中山全集》，上卷，第22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

　　〔21〕李桂玲編著：《臺港澳宗教概論》，第296、437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

　　〔22〕《陳垣學術論文集》，第195-196頁，中華書局，1962年。

　　〔23〕民國，《香山縣續志》，卷6，海防。

　　（作者：許桂靈，中共廣東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