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一貫在廣州（秦漢時稱爲番禺），這是由自然條件、歷史因素等方面决定的。在自然條件方面：廣州位於東江、北江、西江的匯合點附近，面臨南海，可同全國水系銜接，通往華北、華東、華中、西南、西北地區，海路可前往東南亞、南亞、西南亞、非洲、歐洲、大洋洲和美洲，交通十分方便；并且氣候温熱，冬無嚴寒，夏無酷暑，物産豐富，貿易興旺，這就有利於同國内外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在歷史因素方面，番禺建城後，作爲邊陲重鎮，嶺南其他城市無法取代，兩千多年來，每次兵燹之後，比前更爲繁榮發展，成爲中國城市發展史上的奇迹！

　　一、廣州是嶺南政治中心

　　秦軍在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進駐嶺南，設置南海郡，郡治番禺，興建番禺城（今廣州）。秦二世時（公元前209-前207年），趙佗在嶺南建南越國，國都在番禺。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出兵消滅南越國，據司馬遷《史記·南越列傳》記載：漢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黑夜圍攻番禺城。楊僕用火攻，而路博德則遣使招降。次日黎明，城中居民都向路博德投降，可見這次火攻並未破城，當時番禺民居多爲竹寮茅舍（據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宋璟傳》載，唐朝廣州民居仍多爲茅舍），毁後很易重建，故郡治仍在番禺。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説：“漢事南越，改築番禺縣城於郡南六十裏，爲南海郡治，今龍灣、古霸之間是也。”前人早就指出此説毫無根據。酈道元《水經注》記載：“建安（196-219年）中，吴遣步騭爲交州，騭到南海，觀尉他（即趙佗）舊治處……他（趙佗）因崗作臺，北面朝漢，……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未嘗不乘車昇履，於焉逍遥。騭登高望遠，睹鉅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爲都也。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遷（交）州於此。”可見番禺作爲南海郡治，從未遷址。

　　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爲加强對地方官的監察，把全國分爲13部（州）。嶺南的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7郡屬交州，當初州治在交趾郡龍編（今越南河内附近）。每部（州）設刺史1名，負責該州的監察工作。每年巡視境内一次，按朝廷規定的6條要求（見班固《漢書·百官志》），對郡守進行考查，年底回京向朝廷匯報。如偏離這6條，郡守可不予理會。郡守官階爲上大夫，年俸兩千石；刺史官階爲下大夫，年俸六百石。在這情况下，刺史監察郡守很不方便。而且刺史没有行政權，故刺史駐地的州治並非行政中心，這時嶺南行政中心仍在南海郡治番禺，不在龍編。東漢後期，政治腐敗，靈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大起義，波及全國。爲鞏固地方政權，漢靈帝於中平五年（188年）提高刺史地位，改稱州牧，擁有軍政大權，這導致州牧割據一方，互相殘殺，絶大部分州牧在内戰中被消滅，州治作爲地區政治中心的作用實在説不清楚。漢獻帝建安八年（203年），交州州治從龍編遷往廣信（今廣西梧州），建安十五年（210年）遷往番禺。三國時，吴大帝黄武五年（224年）在交州東部設廣州，廣州州治在番禺；不久，廣州並入交州。吴景帝永安六年（263年），交州東部再分設廣州，州治仍在番禺，“廣州”之名自此始。交州州治仍在龍編。所以兩漢時期，嶺南政治中心一直在番禺。

　　晋朝統一全國，設置廣州南海郡，郡治在番禺。東晋南北朝，天下大亂，嶺南亦不例外，爲加强廣州的政治、軍事地位，樑、陳兩朝在廣州設都督府。隋朝統一全國，設置南海郡，郡治在南海縣，轄曲江等15縣，廣州都督府改爲總管府。隋文帝次子名楊廣，由於避諱，隋文帝於仁壽元年（601年）把廣州改稱番州。唐朝統一全國，高祖武德四年（621年），番州仍稱廣州，設中都督府。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分全國爲10道，嶺南道治所在廣州。唐玄宗天寶元年（724年），在沿邊重鎮設置10節度使，嶺南節度使治所也在廣州。五代時，劉岩於後梁貞明三年（917年）在嶺南建立南漢國，國都在廣州，廣州改名興王府，廢除南海縣，改設咸寧、常康兩縣，分管廣州城。宋朝統一全國，太祖開寶四年（971年）消滅南漢國，廢除興王府，仍設廣州，州城由南海、番禺兩縣分管。嶺南設廣南路，治所在廣州。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廣南路分爲東、西路。廣南東路簡稱廣東，治所在廣州。元朝設廣東道廣州路，治所在廣州城。明、清兩朝均設廣東省、廣州府，省會、府治均在廣州城。城内仍由南海、番禺兩縣分管。

　　明、清兩朝，嶺南時有動亂。據張廷玉等撰《明史》記載：明代宗景泰三年（1452年）苗族起事，朝廷認爲兩廣要“協濟應援”，乃設兩廣總督，其全稱是“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東”，駐地在廣州。又因工作需要，駐地時有變更。明憲宗成化元年（1465年）駐梧州。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改爲提督，只管軍務。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另設廣東巡撫，改提督爲總督，兼巡撫廣西，駐肇慶。明穆宗隆慶四年（1570年）改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廣東”。明神宗萬曆三年（1575年）再改爲總督。又據趙爾巽等撰《清史稿》載：清世祖順治元年（1644年）置廣東總督兼轄廣西，駐廣州。順治十二年（1655年），駐梧州。聖祖康熙二年（1663年），另設廣西總督，廣東總督駐廉州。次年，廣東、廣西總督合併，駐肇慶。世宗雍正元年（1723年）再分置，次年又合併。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後，兩廣總督駐廣州。上述情况表明：兩廣總督駐地不是行政中心，郡治、省會才是地區行政中心。兩千多年來，嶺南政治中心一向在廣州。

　　二、廣州是嶺南經濟中心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廣州中山四路市文化局工地内發現秦漢時期造船工場遺址，可造載重數十噸大船，爲海外貿易提供運載工具；1983年，在廣州市區象崗發現西漢南越文王墓，其中出土文物有來自非洲、紅海沿岸、南亞和東南亞的産品，足证西漢初期廣州已是國際貿易港口。漢武帝平定南越後，撤除了中原等地通向番禺的關卡，有利於各地商人前來貿易，番禺成爲海内外商品的集散地，因爲《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當時番禺是全國19個市場繁榮的都會（包括京城長安）之一，也是長江以南廣大地區僅有的兩個都會之一（另一是今蘇州市）。班固《漢書·地理志》説：從中原來番禺經商的很多成了富翁。德國學者夏德（F·Hirth)説：“中國與羅馬等國貿易，自公元三世紀以前，即以廣州及其附近爲終止點，是時廣州已爲海上貿易要衝。”可見西漢時期，番禺已是嶺南經濟中心。

　　西晋南朝時期，隨着航海和造船技術的發展，廣州對外貿易比前興旺。房玄齡等撰《晋書·吴隱之傳》説：“廣州包帶山海，珍异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蕭子顯撰《南齊書·東南夷列傳》説：“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瓖寶溢目，商舶遠届，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牣積王府。”同書《王琨傳》説：“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雲：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李延壽撰《南史·蕭勱傳》説：“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勱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考古工作者於1960年在英德縣浛洸石墩嶺、1973年在曲江縣南華寺附近的南朝墓葬中，均發現波斯薩珊王朝（226-651年）銀幣，足证當時廣州已有波斯或阿拉伯人前來貿易或居留。

　　唐朝時候，廣州成爲國際著名港口。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地理志》轉載唐朝宰相賈耽記述我國對外聯繫的路綫，其中“廣州通海夷道”（就是198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開會時確定的“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部分），這條航綫是船隊從廣州起碇，沿印度支那半島東岸來到湄公河口的崑崙島，渡新加坡海峽，經爪哇島、蘇門答臘島、尼科巴群島、錫蘭島到印度半島西岸，由此再分兩路，一路經霍爾木兹海峽進入波斯灣，沿東岸到達幼發拉底河口的烏刺國（在今伊拉克巴士拉），我國商品由此運至世界商業中心之一的縛達城（今巴格達）；另一路由印度半島西岸横渡印度洋，到達非洲東部三蘭國（今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一帶）。這條航綫全長一萬多公里，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綫，它溝通亞非兩大洲。大批外國船隻沿着這條航綫前來廣州貿易。日本真人元開撰《唐大和上東征傳》。説：廣州“江中有婆羅門（今印度）、波斯（今伊朗）、崑崙（今馬來半島、馬來群島）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在今錫蘭島）、大食國（今阿拉伯國家）、骨唐國（在今吕宋島或蘇門答臘島）、白蠻（指歐洲人）、赤蠻（指非洲人）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爲便利外僑在廣州貿易，政府在今廣州光塔街一帶特設“蕃坊”，供外僑長期、大批居留。爲加强外貿管理，政府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由嶺南節度使兼任，並以宦官充當市舶官員。廣州外貿爲國家提供巨額財富。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年），嶺南節度使王鍔善於理財，這時廣州外貿收入等於當地“兩税”收入。唐僖宗干符六年（879年），黄巢佔領廣州後要求擔任廣州刺史，宰相於琮不同意，認爲這會導致國庫空虚。南漢國時，廣州外貿仍很興旺。據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載：宋神宗昭寧二年（1069）九月給發運使薛向手詔：“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屬其一焉。錢（指吴越國主錢氏）、劉（指南漢國主劉氏）竊據浙、廣，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國（指中原地區政權），亦由籠海商得術也。”可見廣州外貿給南漢提供大量財富。

　　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平定南漢，首先在廣州設置提舉市舶司，初時由知州兼任市舶使，後來由朝廷任命專職官員，負責管理。據朱彧《萍洲可談》載：“廣州市舶司舊制，帥臣、漕使領提舉市舶事。……時謂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兩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亦有市舶司。崇寧（1102-1106年）初，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官，三方唯廣（州）最盛。”當時我國生産的茶葉、霜糖（白糖、一説冰糖）、絲綢、陶瓷和其他手工業品，大量由廣州出口；我國所需的香料、藥材、木材、象牙、犀角、珍珠、寶石、皮貨、器具雜物，大量由廣州進口。據畢衍《中書備對》載：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杭州、明州（今寧波）、廣州共進口乳香35萬4499斤，其中廣州爲34萬8673斤，可見廣州外貿壓倒其他港口。陳大震等撰《南海志》記載：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高紳開鑿南濠，與珠江相通；其後，廣州知州邵曠開鑿内濠，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魏瓘環城浚池，廣南東路轉運使王靖開鑿東濠，濠口設閘，可以開閉，當臺風來襲時，海船由珠江進入濠内，免遭損毁，有利於對外航運，使廣州成爲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

　　元朝統一全國後，對廣州的外貿特别重視，元世祖從至元十六年十二月（1280年）開始，多次派廣東招討使達魯花赤楊庭璧前往東南亞、南亞訪問，當時泉州方面也請求遣使出國訪問，但元世祖不予答覆。據陳大震等撰《南海志》載：“廣（州）爲蕃舶凑集之所，寶貨叢聚，實爲外府。島夷諸國，不可名殫，前《志》所載者四十餘。聖朝奄有四海，盡日月出入之地，無不奉珍效貢，稽顙稱臣。故海人山獸之奇，龍珠犀貝之异，莫不充儲於内府，畜玩於上林，其來者視昔有加焉。而珍貨之盛，亦倍於前《志》之所書者。”所謂前《志》，是指宋寧宗時陳峴《南海志》和宋理宗時方大琮《南海志》。元朝同廣州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140個之多。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濟各會會士鄂多立克（Odorico da Prodenone 1265-1331）約於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到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來中國旅行，回國後口述由他人筆録爲《鄂多立克東游録》，書中説：“我到此邦（指中國）的第一個城市叫帝迦蘭（指廣州），它是一個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威尼斯在意大利東北部，是全球聞名的亞德裏亞海西北岸重要港口，從鄂多立剋的對比介紹，可以得知元朝廣州爲世界第一大港。

　　明朝初年，我國沿海北自山東，南至廣東，均有倭寇侵擾，爲此明太祖嚴禁私人出海，以防暗中接濟亂寇，只許國與國之間采取“朝貢”與“賞賜”的形式進行貿易，並允許“蕃舶”中附有一定數量的私人貨物在我國市場出售。朝廷在寧波、泉州、廣州設市舶提舉司，規定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今越南中部）、暹羅（今泰國）、西洋諸國（指文萊以西的東南亞、南亞、西南亞及東非諸國）。可見這時廣州爲全國最大的外貿港口。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撤銷上述三個市舶提舉司，但不等於完全禁止廣州等地的對外貿易，琉球、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仍許入貢。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恢復寧波、泉州、廣州的市舶提舉司。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來到廣州貿易。由於倭寇在我沿海地區大肆燒殺搶劫，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至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取消浙江、福建市舶司，只保留廣州市舶司，因此廣州成了東南沿海對外貿易的唯一港口。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租借廣州府香山縣蠔鏡澳（即澳門），其後澳門成了我國同歐美貿易的重要口岸。

　　清朝初年，由於鄭成功、張煌言在東南沿海地區進行反清活動，清世祖順治十八年（1661年）頒佈“遷海令”，實行海禁。廣州府香山縣澳門因有大量外僑，不受海禁限制。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統一臺灣後，解除海禁，兩年後設立粤（廣州）、閩（漳州）、浙（寧波）、江（雲臺山）4個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後因西方殖民者在我沿海地區進行種種違法勾當，清高宗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撤銷閩、浙、江3個海關，廣州再次成了對外貿易的唯一港口，故市場特别興旺。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我國在第一次鴉片戰争中失敗，從此門户洞開，廣州不再壟斷對外貿易，但仍然一直是嶺南的經濟中心。

　　三、廣州是嶺南文化中心

　　文化是人類社會在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因此，政治和經濟因素對文化的發展具有密切關係。廣州作爲嶺南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必然成爲嶺南文化中心。嶺南文化是在土著文化的基礎上，接受中原及各地優秀文化，並吸收海外文化精華，從而形成富有活力和地方特色的本地區文化。

　　從出土文物得知：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進軍嶺南之前，嶺南屬原始社會，没有國家，没有城市，甚至没有大型村落，也没有文字。雖然進入不發達的青銅時代，但主要使用的仍是石器工具。任囂統率的萬人秦軍，從大庾嶺經横浦、陽山、湟谿等地來到珠江三角洲，在此設置行政機構，以便進行統治。於是建立南海郡，築城治事，這就是郡治番禺城（今廣州）。爲開發嶺南，首先要官兵安居，於是興建磚木結構房屋；爲推行各種政策法令，於是使用文字；爲便利交通運輸，於是修築道路和製造車船；爲促進商品貿易，於是采用度量衡器材；爲發展生産，於是推廣鐵器工具和先進工藝技術。上述一系列傳播中原等地先進文化的措施，毫無疑問，都是以郡治番禺爲起點，這使番禺（今廣州）成爲嶺南文化中心地奠定了基礎。

　　秦末漢初，趙佗在嶺南建立南越國，國都在番禺。南越國大力吸收中原等地先進文化。從廣州象崗西漢南越文王墓葬品中，人們可以看到很多樂器和表演舞蹈的陶俑，墓内還有彩色壁畫，這反映當時番禺有較高的藝術水平。據歐大任《百越先賢志》記載：西漢初年，番禺人張買在京城“侍游苑池，鼓棹能爲越謳，時切規諷。”張買應是嶺南最早的詩人。又據屈大均《廣東新語》載：“南越文章，以尉佗（即趙佗）爲始，所上漢文帝書，辭甚雅醇。”這篇中國文學史上的名作，反映西漢初期番禺的文學創作已達到較高水平。再者，在南越墓葬品中，有來自東非、西亞、南亞和東南亞的精美工藝品或工藝品原料，證明這時番禺已對外進行經濟文化交流。可見番禺作爲嶺南文化中心地比前有很大發展。

　　漢武帝平定南越國，仍設南海郡，郡治仍在番禺。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全國各地設立學官，負責教育工作。漢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全國各級行政地區創辦學校，古代實行“政教合一”，培養人才，爲國效勞。很多地方官以振興文教爲己任。番禺（今廣州）作爲郡治所在地，當然要設置學官和創辦學校，並促使私人興學授徒。每當中原等發生戰亂，有些碩學鴻儒便來番禺避難講學。例如，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北海（今山東昌樂附近）劉熙博覽群書，名重當時，在番禺講學，門徒數百人，著有《釋名》、《謚法》等書；陳郡扶樂（今河南太康附近）袁徽，……以儒學知名於世，目睹時艱，拒絶徵召，遷居番禺；汝南南頓（今河南次城附近）程秉，是大儒鄭玄弟子，也來番禺著書立説。有些忠臣義士直言獲咎，被貶番禺，講學終身。例如：三國時，虞翻因犯顔强諫，被吴主孫權流放番禺，常有門徒數百人，著有《論語訓注》等書。東晋名將謝玄之孫、襲封安樂公的南朝謝靈運，博學多才，擅長詩賦，貶來廣州後，撰《羅浮山賦》、《嶺表賦》，是第一個爲羅浮山作賦的人。這些學者文人爲廣州的文教事業作出很大貢獻。

　　東晋時，丹陽勾容（在今江蘇）葛洪前來嶺南，希望擔任勾漏（今廣西北流）令，故廣州刺史鄧岳挽留，定居羅浮山，撰寫《抱樸子》，建立道教理論。此前道教没有自己的宗教理論，没有理論的宗教不僅缺乏生命力，而且對人們思維方式與社會生活的影響也較弱。道教理論在廣州建立後，對我國社會影響很大，唐朝甚至把道教排在儒、釋之上。道教對推動我國醫學、藥物學、原始化學、煉丹術、氣功學、養生學的發展，均有很大作用。

　　兩晋南朝時候，一批佛教高僧從海道絡繹前來廣州譯經傳教，廣州成了佛教傳入我國的重要門户。例如，西晋時，天竺（今印度）名儒耆域、罽賓國（今克什米爾）名僧曇摩耶舍；南朝時，罽賓國名僧求那跋摩、中天竺名僧求那跋陀羅、求那毗地、曇摩伽陀耶舍等先後來到廣州傳教，南天竺名僧菩提達摩（簡稱達摩）經廣州轉入内地，他是我國禪宗始祖。禪宗提倡獨立思考，大膽懷疑，對我國思想界、文化藝術界有其影響。西天竺名僧波羅末佗（又名真諦）在廣州傳教，翻譯佛教的經、論、紀、傳64部共278卷，是我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其餘爲鳩摩羅什、玄奘、義净）。這時廣州成爲我國佛教三大譯經中心之一（其餘爲洛陽、建康）。這些高僧在譯經傳教的同時，還傳入印度的哲學、文學、醫藥學、天文學、音樂、繪畫、雕塑和建築藝術，對我國文化有深刻和廣泛的影響。

　　唐宋時期，廣州由於對外貿易興旺，地方財政收入增加，因而文化教育比前發展。唐朝嶺南地方官學除設立府學、州學、縣學之外，這時縣以下設鄉學或市（鎮）學、裏學，由長史領導。過去嶺南地方官學没有固定經費，宋朝嶺南爲地方官學領賜學田，這便於辦好學校。宋神宗熙寧四年（1072年），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程師孟爲廣州州學設置學田，以保证常年經費開支，他本人還常到州學去講學，很多人都來聽講。宋朝廣州已出現書院，如：宋寧宗時創辦的禺山書院，直言敢諫的奉諫大夫樑百揆退休後在此講學，明朝海瑞曾在此學習；還有宋理宗時創辦的番山書院，爲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方大琮所籌建。由於開鑿大運河及拓築大庾嶺山路、改建北江棧道，廣州和中原等地交通比前方便，因而許多中原等地詩人文士絡繹來到廣州。例如，唐朝的王勃、杜審言、宋之問、張説、韓愈、劉禹錫、楊衡、李翱、張祜、劉言史、李涉、許渾、李商隱、李群玉、陳陶、高駢、胡曾、曹鬆，宋朝的向敏中、蔣之奇、周敦頤、蘇軾、米芾、朱敦儒、折彦質、向子諲、陳與義、楊萬裏、方信孺、劉克莊、文天祥等，均在廣州留下鴻篇杰構，垂範後世，有助於廣州文學創作的發展。與此同時，大批阿拉伯人在廣州“蕃坊”居留，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年），廣州創辦“蕃學”，招收外僑子弟，這有助於廣州和阿拉地區的文化交流。阿拉伯的香藥豐富了我國醫學、藥物學的内容。

　　到了明清兩朝，隨着經濟的繁榮，廣州文化教育進一步向前發展。除官學外，明朝廣州城内外的書院約有20間，占全省首位。退休回籍的高官名儒湛若水、黄佐等，積極在廣州創建書院。清朝廣州府轄區的書院多達152間，廣州城内外還有義學4間和社學14間。清德宗光緒十八年（1892年），廣東學政徐琪給朝廷的奏報説：廣東“文風自以廣州、肇慶兩府爲最優，而廣州尤以南海、番禺、東莞、順德、香山、新會爲尤勝。”原因是：駐廣州的地方大員手中有餘錢，以興學育才爲職志。例如：兩廣總督趙宏燦、廣東巡撫範時崇在今北京路創辦粤秀書院，廣東鹽運使範時紀在今廣中路附近創辦越華書院（因由富商捐助，故多富商子弟入學），廣東督糧道蔣伊創辦穗城書院，廣州知府羅含章把羊石書院、穗城書院合併擴建爲羊城書院，兩廣總督阮元在越秀山創辦學海堂，廣東巡撫蔣益澧在越秀山創辦菊坡精舍，廣東布政使王凱泰在越秀山創辦應元書院，兩廣總督張之洞在城西源頭村創辦廣雅書院。廣州的官學、書院培養出大批人才，如：陳澧、廖廷相、陶福祥、陳伯陶、桂文燦、樑鼎芬等，這些人成爲嶺南教育、學術研究的骨幹。明朝中原等地文人學者來廣州活動的不多。到了清朝，朱彝尊、王士禎、潘耒、惠士奇、惠棟、查慎行、杭世駿、全祖望、袁枚、趙翼、錢大昕、翁方綱、魏源、何紹基等先後來穗，或任職施政，或探親訪友，或采風旅遊，或講學授徒，言傳身教，惠及後世，對廣州的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影響很大。與此同時，西方傳教士在廣州澳門自我國傳入歐美文化，因而近代化的報紙、醫院、學校、航運、音樂、美術、建築、造船、輕工業、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最早在廣州出現。所以廣州一向是嶺南文化中心地。

　　需要鄭重提出的是，我國歷史上三次大規模的對外文化交流，即漢晋以來同印度地區、隋唐以來同阿拉伯地區、明清以來同歐美地區的文化交流，都以廣州爲主要基地。

　　（作者：袁鐘仁，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