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禮記·王制》曰：“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之求。又曰：“廣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間者异俗。剛柔輕重，遲速异齊，器械异制，衣服异宜”。目的是“達其志，通其欲”。服飾即爲人類必需生活用品，也同是美的追求和享受。中國（原)人如此，被稱爲“蠻”的嶺南人也不例外。特别是由於嶺南地理區位偏遠，資源環境特殊，經濟開發較遲，土著勢力强大，中外文化交流較多，近現代社會經濟更呈後來居上之勢等，反映在服飾文化上，即具有與地理環境和與時代發展相適應、多元文化結合，引領近現代服飾潮流等歷史特點，廣州作爲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嶺南服飾歷史變遷的一個縮影，從某一側面反映了廣州嶺南文化中心地的歷史地位，在中國服飾文化格局上佔有重要一席之地。

　　二、唐代及其以前土著越人服飾爲主流

　　嶺南跨熱帶、亞熱帶和赤道帶，加上地形影響，又兼具寒帶、温帶、亞熱帶和熱帶等垂直地帶性特點，形成水平和垂直兩個方向上復雜的地理環境，水、土、光、熱、生物等資源極其豐富，且具有由熱帶到亞熱帶過渡性的特徵。在這種特殊的自然條件下，嶺南的植物和動物群落、農作物分佈和各種經濟活動更具多樣化。故嶺南服飾歷史不但開始時間早，而且與自然資源禀賦密切相關。據廣東省博物館對廣東中部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探掘，所發現的遺存文物中有石紡輪、陶紡輪等〔1〕。説明早在三、四千年前珠江三角洲地區居民已經懂得利用纖維，出現了原始紡織業〔2〕。後世文獻記載包括廣州地區在内的土著南越人是以棉、麻、蕉、葛、竹、蠶絲等纖維爲衣料的，與中原相比，種類不見得少，唯使用時間落後而已。

　　嶺南人廣泛利用各種植物纖維做衣料，有别於中原各地的絲織品，這在嶺南服飾文化史上有特殊意義。唐代嶺南已大面積種植棉花，而中原地區尚未發現有種棉織布的記載〔3〕。《舊唐書·食貨志》載，吉貝（棉花)多見於雷、化、廉（州)。唐代詩人王建在《送鄭權尚書之南海》一詩中有“白氈家家織”之句，按“白氈”爲古代棉布一種稱，時南海（現廣州地區)已遍聞織棉布機杼之聲，棉花種植當很發達。白居易《咏布裘》描寫嶺南土著俚人穿着棉布的情况：“紅旗圍卉服，紫綬裹文身”〔4〕。除了織棉，織麻爲布在嶺南歷史也甚爲古老，是古越人衣料之一。屈大均《廣東新語·貨語》曰：“古時無木棉，皆以細麻爲布，唯粤之苧則自上古已有”〔5〕，屈氏所説“上古”至遲也包括唐代，並指出“漢書雲，粤地多果布之凑。顔師古曰，布謂諸雜細布，皆是也。其黄潤者生苧也。細者爲絰，粗者爲苧。苧一作伫。禹貢曰，厥篚織貝。傳曰，織細貯也。疏曰，細貯，布也。漢志所謂欄干細布也。欄干者獠言貯也”。嶺南各地漫山遍野生長的麻蕉，爲遠古先民采集其莖皮纖維用作紡織原料提供了取之不盡的資源。以蕉麻織成的布叫蕉布，質地極輕，適合熱帶地區的人們穿着，故志稱“廣人頗重蕉布”。“粤爲蕉國，土人多種之，根供疏，實耳，絲以爲布，故曰衣蕉食蕉也”〔6〕，廣東盛産麻蕉，可以織成蕉布。竹布也是嶺南特産。文獻記載較遲，其原因大概與蕉布一樣，是因爲它主要産於嶺南，而嶺南開發較遲的緣故。竹布的最早記載見於東漢楊孚《异物志》：“桂竹生於始興”，“始興以南，又多小桂，夷人織以爲布葛”〔7〕，小桂，是一種竹。《尚書·禹貢》：  “島夷卉服”。孔傳：  “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孔穎達疏：  “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由於葛布有許多優點，所以帝王之家都喜歡用它作衣裳”〔8〕。早在東漢時期，嶺南地區的葛布已經全國聞名，中原皇室不斷派人索取。東漢馬皇帝曾賜貴人“白越三千端”，李賢注曰：白越，越布〔9〕。

　　唐代以前，嶺南先民除衣着質材、形式適應濕熱環境以外，生活在水濱的土著越人還采用斷發文身方式。在《莊子·内篇·逍遥游》、  《墨子·公孟第四十八》、  《戰國策·趙策》、  《説苑·奉使篇》、  《淮南子·齊俗訓》、  《史記·趙世家》等古籍中均有包括今嶺南地區在内的“甌越之民”斷發文身的記載。因爲文身有利於在水中作業和游泳，有利於防止水中生物傷害。晋郭璞爲《山海經·海内南經》注雲，鬱水（西江)之南各部族，皆“點涅其面，畫體爲鱗彩，即鮫人也”。西漢劉安《淮南子·原道訓》中記載：“九嶷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人民被發文身，以像鱗蟲。”《漢書·地理志》指出越人“文身斷發，以避蛟龍之害”、“以象龍子”〔10〕，其主要原因爲“南海龍之都會，古時入水採貝者皆綉身，面爲龍子，使龍認爲己類，不吞噬”〔11〕。這是水居民族適應生態環境，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按南海爲秦漢時代在嶺南建立的南海郡，郡治就在今廣州，故斷發文身也是當地居民適應環境的服飾。

　　文面是文身的一種，史籍中稱爲“雕題”。  《禮記·王制》載：“南方曰蠻，雕題交阯。” 《山海經·海内南經》雲：“伯慮國，離耳國，雕題國，北朐國，在鬱水南，”即今廣東、廣西、海南一帶。晋人郭璞注：“離耳即儋耳，雕題即文面。”《戰國策》鮑本注：“以草染齒爲黑，雕題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史記》集解引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嶺南上古主要是俚人聚居的地方，廣州地區的土著文面文身也是不争的事實。

　　嶺南氣候終年温暖濕熱，所以其服飾衣服多爲開放裸出形式，服飾變化四季不分明。所制衣服以簡單凉快爲其特點之一。西漢劉安《淮南子·原道訓》中記載：“九嶷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短綣不袴，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即指嶺南人們穿的短袖衣和無褲襠的短套褲。“九嶷之南”泛指嶺南，短袖短衣、短褲當是包括土著居民在内的嶺南人的服飾特徵。這種短袖短衣當是貫頭衣雛形，製作時將一塊布對折，中剜一洞，前不開襟；穿衣時頭從洞中穿過，從頭籠下，前後兩幅在腋下以繩索係結住。整件衣幾乎不用縫紉，製作十分簡易。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西漢前期操蛇跪坐力士俑上着左衽長衣，下穿露膝短褲，跣足，是南越土著形象〔12〕，同樣印证歷史文獻所記南越人簡便衣着。

　　秦漢嶺南先後歸入中央王朝版圖，成爲封建集權制國家行政區一部分，這同時也是嶺南服飾歷史發展的一個劃時代事件。這一時期，出現了漢服飾文化輸入嶺南地區的第一個浪潮。尤其是秦始皇派大軍征戍嶺南，遣發中原一萬五千人未婚女子遷入，“以爲士卒衣補”〔13〕，帶來了中原的服飾樣式。從文化意義來説，這也是嶺南古代服飾文化一個新起點。同時，漢人的裝束也受當地土著居民的影響。漢初，秦將趙佗自立爲南越王，久居越地，衣着、儀表也從越俗。他“棄冠帶”，着越服，  “椎髻箕倨”，自稱“蠻夷大長”，又倡導漢人尤其是王室中的華族人與越人通婚，促進了南越國地與中原服飾文化的交融，漢人的服飾也在嶺南流行，廣州也就成爲漢服飾流行的中心。《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記光武帝時，漢族官員對嶺南土著居民“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導之禮義”，在與漢人雜居之地，土著人“漸見禮化”。中央集權加强統治，派來嶺南的朝廷命官增多，謫遷流放來的官吏以及駐防戍兵也不少，還有大量遊民入嶺南，漢服飾文化也日漸居重要地位，廣州無疑是一個代表地區。

　　唐代，國力强盛，經濟繁榮，文化相當發達，南北、中外交往頻繁。海路即“廣州通海夷道”，以廣州爲港口經南洋西通印度洋，直到非洲東岸和地中海南岸諸國，和朝鮮、日本交往更爲頻繁。當時長安和廣州等城市住有大量外國人〔14〕，據載在廣州的阿拉伯人等約有12萬。住在廣州的外國人身穿奇裝异服，“鐻耳貫胸之類，殊琛絶贐之人”〔15〕，“波斯婦，繞耳皆穿穴帶環，有二十餘枚者”〔16〕，同時女裝的開放“坦胸露臂”，使廣州成爲中外服飾薈萃之地。開放的歷史環境綻放出開放的服裝款式，服飾潮流也變得大膽開放，新奇明艷等，凌駕於其他地區之上，是唐代少有的如此高度開放的城市。嶺南俚族男子服飾突出的是圓領袍衫。南方盛産芒草，人們多用它編織草鞋，這種鞋輕便耐水。女服主要有襦裙、衫、帔等。婦女們着小袖短襦，有的裙長曳地，衫的下襬裹在裙腰裏面，肩上披着長圍巾一樣的帔帛。婦女出行時，爲遮蔽臉容，不讓路人窺視而設計的帽子“幂籬”。這種帽子多用藤席或氈笠做成帽形的骨架，糊裱繒帛，有的爲了防雨，再刷以桐油，然後用皂紗全幅綴於帽檐上，使之下垂以障蔽面部或全身。後來嶺南客家婦女的“凉帽”、陽江的桐油帽，即是這種帽子的遺存。

　　唐代嶺南大部分地區還是土著的俚人所居，廣州依靠便捷的水陸交通發展爲世界性的貿易港口，一個區域性的大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與周邊地區形成强烈的反差，呈現出“核心式”的開發模式，服飾風格也與此相類似，展現出它的服飾文化中心地位。

　　三、宋元時期漢族服飾成爲主流

　　宋元是嶺南經濟開發的一個承上啓下時代，奠定了在全國的經濟地位基礎。這使服飾文化與社會經濟達到同步發展成爲可能。在前代積累的基礎上，漢服飾文化發展爲嶺南服飾文化主體。

　　宋代服飾與唐代服飾相比，款式少有創新，且色彩較爲單調，趨向於質檏、潔净和自然。這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宋王朝一直處在内憂外患的形勢下，國内争鬥接連不斷，加上遼、金相繼南下，戰争連綿。尤其南宋半壁江山，風雨飄摇，歲月難熬。權貴們只望苟延殘喘，無意在服飾上用心。二是宋代程朱理學影響很大，主張存天理，去人欲。當時，人們的思想受到很大的箝制。

　　宋元是中原文化南下的全盛時期。北宋末和南宋末，社會板蕩不安，大量灾民流散到相對安定的嶺南。漢服飾文化在嶺南的傳播是以大量移民爲載體的，移民的結果，是漢人在嶺南的人口比重顯著增高。據王存《元豐九域志》統計，北宋後期在今廣東境内户口數中，主户占6l％，客户占31％，而北宋初廣東客户僅占總户數13％。南宋末年，經南雄珠璣巷入粤的移民大量進入珠江三角洲廣大城鄉地區，廣府民係也在這個時候形成，故史稱宋代嶺南“衣冠習氣，熏陶漸染，故習漸變，而俗庶幾同中州”〔17〕。在廣州地區漢服飾成爲服飾的代表。在先進的漢文化影響之下，嶺南古越族已經基本被漢化，許多古越族生活的地區，都被漢服飾文化覆蓋。宋代嶺南地方官府不再設立專職製作服裝的坊肆，城鎮街市中的成衣店坊興起，這些店坊綉制官員服飾、成衣，承制嫁衣裳、壽衣殮裳，各店坊互相争生意，許多店坊都有精工絶活〔18〕，服飾形制更加活潑多樣，廣州也就成爲服飾製作的最大一個中心。

　　這一時期的織綉技術有很大的發展，元朝接受了漢族的傳統吉祥圖案，一方面是基於本身的吉祥意涵，另一方面則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在政府的重視下，紡織手工業日趨專業化，廣州織造的棉布種類很多，規模也越來越大，奠定了廣州織綉手工業的基礎。

　　元世祖忽必烈采取積極鼓勵農桑，大力提倡種棉等一系列重農政策，元代的種棉與棉紡業獲得了迅速的勃興。從地區分佈方面來看，元代棉花生産和棉紡織業已從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地。在長江下游松江府，據陶宗儀《南村輟耕録》載：松江府東面的烏泥涇，“土田磽瘠，民食不給”，當地群衆爲了維持生活，遂從閩廣引種了棉花，松江、上海一帶的棉織業很快發展起來，廣州地區也就成爲棉花向北推廣的一個基地。

　　元代廣州是僅次於泉州的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二大港。據陳大震大德《南海志》記載，元代與廣東有貿易往來的國家達140多個。又據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元代經廣東和福建等省出口的絲綢，行銷東南亞、南亞41國之多。可見廣州地區在服飾原料貿易上同樣佔有絶對優勢，服裝的加工、製造業也會呈現出一派興旺的景象。

　　四、明代漢服飾普遍化

　　明王朝建立後，社會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特别是明王朝初期大力提倡種植棉花，由此帶動了棉紡織技術的發展和提高。至明代中葉以後，棉花和棉布已成爲人們普遍制衣禦寒的服裝材料。

　　統治者又以軍屯、民屯等形式將漢族移民大量遷入嶺南，再加上歷代漢族人民爲躲避自然灾害、戰亂或經商等原因，自發遷入，促進了民族融合的力度和廣度，使各民族文化可以實現互動交流，從而在服飾文化上反映出了一定的普同性。粤北《始興縣誌》雲：“服飾居處，衣冠文物，蔚然可觀，與中州無异焉”〔19〕。粤北一個普通縣的服飾既與中原没有多少差异，那麽作爲政治經濟中心的首府廣州漢服飾當佔有崇高的地位，遠遠地超過了其他城市。

　　明中葉以後，嶺南手工業進入興旺時期，一些手工業生産工具、設施得到了改良，技術越來越精巧，許多服飾手工業，如廣綉、廣彩等已聞名天下，紡織等部門在全國居重要地位。明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人科爾沙遊歷廣州後説，廣州是他在世界上所見到的最富庶的地方，有繁華的商業市場，以及經營絲綢、瓷器的商店等〔20〕。另一位葡萄牙傳教士克羅兹也有類似描述，他説廣州出口物品，如綉花鞋、硬木傢具等都是絶妙的藝術品。佛山和廣州絲綿紡織品等成爲嶺南手工業文明的代表，它們在不同程度上改變人們服飾等生活方式。嶺南所産棉、絲、麻、蕉、葛等紡織品，種類繁多，花色鮮美，滿足各界人士不同需要，如廣州織造紗緞“甲於天下”，“金陵、蘇、杭皆不及”〔21〕，大量輸往海外，廣州作爲一個服飾製造、貿易中心地位更加凸現，則城鄉居民服飾也大爲改觀。

　　五、清代滿服取代漢服

　　清朝，滿族入主中原，繼建立全國政權，滿族原是尚武的遊牧民族，在戎馬生涯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冠服形制與漢人的服裝大异其趣。從服飾發展的歷史看，清代對傳統服飾的變革最大，服飾的形制也最爲龐雜繁縟。統治者爲了泯滅漢人的民族意識，强制推行滿人的服飾，禁止漢人穿漢裝的法令非常苛暴。

　　清順治二年（1645年)下剃發令，軍民人等限旬日盡行剃發，並俱依滿洲服飾，不許用漢制衣冠，以此作爲歸順與否的標誌。“馬蹄袖”的袍褂（即滿族的旗袍。馬蹄袖突出一個特點是袖口狹窄，四面開禊，窄袖上附有馬蹄形上長下短的袖頭)和馬褂等滿族服飾是嶺南清代官員服飾的一大特色，廣州是清朝官員最集中的地方，又是八旗兵最主要的駐防地，也是滿服最觸目之處。這其中男服有袍、掛、衫、褲等。馬褂，一罩在袍衫之外，長僅及腰，原爲軍中服飾，因便於騎馬，故稱馬褂。康熙末年，富家子弟開始穿著。雍正時，穿者日多。以後傳至民間，不分貴賤，逐漸作爲一種禮服。所戴之帽，最常見的是瓜皮帽，係沿襲明代六合帽式，作瓜稜形，圓頂，頂部有一紅絲綫編的結子。冬天人們多戴風帽，又稱“觀音兜”，因與觀音大力士所戴相似而得名，夏天則戴竹帽、凉帽等。

　　“旗袍”原係滿族婦女的主要着裝，後來成爲中國傳統女性標準着裝。“旗袍”寬寬大大，長至脚踝，後來經過逐步改進，成爲民國初年的嶺南女性流行服，從肥大的長袍到合體的長衫，經歷漫長的發展過程。

　　清代，嶺南縣級官員穿馬蹄袖袍服，戴紅纓頂子帽。縣學生員、監生、貢生，在公務、節日、大禮的時候，均穿長衫、馬褂，戴紅纓帽。平民多穿藍、黑色土布衣服。男裝開正胸七顆布紐扣，也有開左衿衣服；女裝衫長至膝蓋，開右布衿紐扣，寬衣大袖〔22〕。

　　清道光年間，嶺南鄉村不少農民自己種麻，用上布機織成麻布造衣，俗稱梳布（南部片稱加機布)，布料雖粗糙但不易磨破。咸豐至同治年間，德慶、雲浮、鬱南等地慣種桑養蠶，自繅自織，曬染薯莨，稱爲蠶繭布，最宜於嶺南盛夏酷暑穿着。少則自用，多餘出售。光緒至宣統年間，普通勞動人民爲便於勞動需要耐穿耐用，多數人喜愛薯莨布和湖北省産的黑土布作衣料。薯莨布也稱香雲紗，清中後期産於珠三角基塘地區，具有輕、薄、挺、易洗、易干、散熱快等有點，爲各界人士所喜愛，很快風靡各地，成爲一種時尚衣料。被稱爲“烏衣隊”的順德自梳女對這種衣料情有獨鐘，使用有加，成爲她們特有的標記。這種服飾傳播的潮流，至今仍在盪漾，追隨者大不乏人，顯示廣州地區在服飾方面的創新和貢獻。

　　清末，嶺南西江流域不論男女均穿寬衣闊袖的“大襟衫”，衣領不高，叫“風領”〔23〕。女衣長可及膝，袖闊l尺，最小也有9寸，袖邊有雙捆出綫，捆邊3條。男衣同樣寬而長，喜慶日子則穿長衫。廣州地區也同西江一樣，也是這種服飾的流行地區。

　　清王朝後期，自同治四年（1865年)開始，至光緒時期，先後幾次選派學生出國學習。留學生到國外，即剪掉了辮發，開始着西裝。以後，清政府開辦學堂，操練新軍，采用了西式的操衣和軍服。學生和軍隊的服飾也有了改變。廣東是西風東漸和辦洋務最早地區之一，因而廣州地區也是這些新服飾首先流行的中心城市。

　　六、清末民初服飾革新

　　民國建立之後，嶺南出現一股强烈的服裝崇西潮流，西方服飾首先在廣州、香港等港口城市傳播。主要原因在於辛亥革命的整個制度構想直接來源於西方，當時的革命黨人大都有在西方生活的經歷，因此在生活方式包括服裝特色上都比較西方化，這些都直接影響着當時的社會時尚。

　　隨着舊的服裝規定的廢棄和當時復雜的社會風尚，嶺南人的服裝穿着進入多元化時期，長袍馬褂爲普通的常服，還有的穿西服，同時有西服中服混穿的。因此，民國後的社會輿論强調：“民國新建，亟應規定服制，以期整齊劃一。今世界各國，趨用西式，  自以從同爲宜”。故孫中山委托裁縫師黄隆生（臺山縣人，曾在越南河内開洋服店，興中會會員)，在尊重我國廣大勞動人民穿短衣長褲習慣的基礎上，吸收西服結搆造型的經驗而設計了中山裝。中山裝的造型美觀大方，突出表現在它的立領是關閉式的，與歐美及亞洲各國的西服領有明顯區别，從而具有獨特的中國特色。中山裝的前門襟有6個紐扣直綫均匀排列，上下口袋爲暗袋，背有背縫，後背中腰處有腰帶〔24〕，成爲當時軍政人員的制服式樣。民國六年（1917年)孫中山就任海陸軍大元帥的禮服，就是以這種式樣爲基礎，由廣州泰康路美利洋服店縫制的，是謂“中山裝”。中山裝是孫中山先生倡導的一種服裝，所以説廣東乃中山裝的故鄉。後中山裝經何香凝的倡導、支持、推廣而逐步流行起來，風行全國，成爲我國的“國服”，這是嶺南人的創造和光榮，在華夏服飾流變中獨領風騷數十年。

　　民國時期，在嶺南城鎮，出現了部分人如官紳、公務員、學生等購買制服、西裝等成衣。嶺南人們着裝一方面出現時代特色，一方面又基本保持傳統特徵，形成新潮與傳統并存的格局。新潮的代表是中山裝及制服、時裝，最先興於廣州、香港、澳門、海口、江門等城市，漸推及縣城及一些大集鎮。穿着新服裝的較普遍的是政府公務人員、教師、學生，其次是城鎮居民中的青年。如辛亥革命後至民國初年，公務員、中等和高等學校的教師學生很快就興穿中山裝、制服。30~40年代，大部分城鎮流行穿中山裝。很多市縣城鎮漢族居民男子都喜歡穿機織銀灰色布制中山裝及制服。衣料質量貧富迥异，富人多穿綢、緞、紗，貧户農民多穿土棉布。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0月，廣州淪入日軍的鐵蹄下。蘇杭土布運輸受阻，港、澳及四邑（臺山、新會、開平、恩平)等地區的故衣大量運入肇慶、鬱南、德慶等縣城鄉，是時一度大興購買故衣穿着〔25〕。大部分的成衣店坊關閉，部分裁縫師傅轉入山區，部分流落街頭，爲人修補舊衣服〔26〕。廣州等城市服裝業日漸衰落。

　　必須追述的是，19世紀末，隨着“維新、改良”之風的加强，廣州、汕頭、湛江等口岸，服裝店坊日趨興盛，廣州六二三路和十八甫南路一帶，經營洋服的店坊越來越多，英國的勝家牌和德國的飛佛牌衣車相繼被成衣店坊采用。當時僅廣州的服裝店坊就有604間，從業人員1.1萬人〔27〕。在國内，廣州成爲僅次於上海、天津的第三大服裝産銷基地。廣州的惠愛路（現中山五路)、雙門底（現北京路)、四牌樓（現解放路)、第十甫和上下九一帶的成衣店坊，不但承接量體裁衣的生意，還成批生産成衣出售；唐裝長衫、馬褂、披肩、裙等還出口到南洋、歐美等華人聚居地。廣州地區成爲一座華洋服飾生産、銷售、出口的一個中心城市。

　　七、建國初服飾蘇式發展

　　建國以後嶺南服裝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1949年開始的藍色、藍灰色幹部服熱，是受軍隊服裝的影響，首先傚仿的是青年學生，革命的熱情激勵他們穿起了象徵革命的服裝，接着各行各業的人們争相傚仿，許多人把長袍、西服改成中山裝或軍服式樣，還有人把西服穿在裏面，外罩一件幹部服。這時穿長袍、馬褂和西服的人已經很少了。從1949年以後，穿中山裝的人越來越多，以後更是形成穿中山裝的熱潮。除去中山裝之外，嶺南人們又根據中山裝和列寧裝的特點，綜合設計出“人民裝”，其款式的特點是：尖角翻領、單排扣和斜插袋，這種款式既有中山裝的莊重大方，又有列寧裝的簡潔單純，而且也是老少皆宜。後來出現的“青年裝”、  “學生裝”、  “軍便裝”、  “女式兩用衫”都有中山裝的影子。中山裝從50年代開始普及，在款式上也是不斷變化，如領子從完全扣緊到領口開大，翻領也由小變大。當時毛澤東很喜歡穿這種改進了的中山裝，因此國外把這種服裝叫做“毛式服裝”。中山裝用什麽樣的面料都能製作，可以平時穿着，也可作爲禮服。中山裝作爲中國的傳統服裝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一直流行不衰。

　　20世紀50年代以後，全國處於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工人、農民的經濟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因此，服裝業的服務對象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社會風氣崇尚服裝以檏素爲美，時裝、西服還不能在廣大的工農群衆中普及，服裝更趨向於實用、結實、檏素，形成了黑、灰、藍時代。

　　到60年代以後，化纖布、滌棉布、毛絨及呢絨已在城鄉普及，男士服式夏天穿恤衫、西裝褲，以中山裝、列寧裝較普遍，還有青年裝、國防裝（仿部隊服飾)、民裝（青年裝唐裝明袋)，冬季時興棉短褸、中山裝；女士穿正胸上衣和西褲，時興恤衫或改良便裝，多數人穿灰、藍、黑單色衣服，檏素實用。年青婦女一般穿紅衛裝或花色上衣西裝衫，年老的人均以藍、灰、黑色棉布唐裝爲主。

　　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男式的長袍已經很少有人穿了，但仍保留了上穿中式服裝，下穿西式長褲的習慣。特别是冬天，男女都很講究穿中式的棉襖，一般都要在棉襖外面罩上一件罩衣。最早的罩衣與中式棉襖没什麽兩樣，後來采取了中西合璧的製作方法，既有中式傳統服裝的結構，又采用西式服裝的裁剪方法，在棉襖的填充料上除棉花之外，還有駝毛、絲綿等，款式是立領、對門襟，用中式的布制紐扣，袖子不連衣身，而是采用西式緔袖子的方法，穿着大方，很受人們的喜愛。

　　1956年1月政府部門在全國範圍内展開了改進服裝的宣傳。號召美化人民的穿着。這個號召正好符合廣大嶺南人民的意願，首先響應的是婦女和兒重，女青年們穿上了花布罩衫、綉花襯衣、花布裙子等，男子也普遍穿着春秋衫、兩用衫、茄克衫、風雪大衣等，還有的人把壓在箱底的西服、西式大衣也翻了出來。這是2O世紀50年代以來嶺南地區特别是包括廣州在内的城市人民在穿着上最活躍的一個時期。

　　八、文革期間服飾結構單一化

　　1966年開始的爲期10年的“文革”期間，服裝首當其衝受到衝擊。西服和旗袍被定爲“四舊”，一些有西服的人怕被抄家，就把西服之類的服裝拆掉。紡織品和服裝的生産也受到極左路綫的影響，很多受嶺南人們歡迎的服裝面料和服裝款式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四舊”的帽子，有些花色品種被批判爲反動圖案。本來已經日益豐富多彩的服裝，這時重新變得單調起來。本來是一些正常的穿着，只是稍稍鮮艷一點，就被指責爲“追求資産階級生活方式”。

　　“文革”中極左思潮壓抑着嶺南人民群衆的愛美情緒，成年男女都只準穿藍色或灰色的中山裝、學生裝、軍便服，青年學生穿草緑色軍便服，連童裝也是軍便服式樣。服裝生産則造成了一種壓抑型的“老三件”（即中山服、軍便服、學生裝)爲樣板的封閉型生産模式。顔色上以藍、黑、白、灰爲最多。70年代中期，的確良等化學纖維衣料興起，但穿用尚未普及。70年代後期，化學纖維衣料（包括滌淪、滌棉、維尼倫毛紡、混紡）等覆蓋整個市場，穿棉布逐漸减少。城市作爲受文革影響最嚴重的中心，服飾的變遷最爲頻繁，廣州更不例外。

　　九、改革開發以來服飾多元化和時尚化

　　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采取了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方針政策，在較短的時間内就收到了顯著的成效。改革開放的政策使嶺南人們的眼界大開，穿衣觀念大大改變，嶺南服裝行業得到了空前繁榮，對於多年一貫的老款式感到厭倦，穿西裝的要求隨着時代而興起。西裝、牛仔褲、夾克一起涌來，改變了我國的服裝潮流，嶺南首當其衝，領先一步，成爲全國時裝的橱窗。嶺南人的穿着開全國之先河，首先興起西裝熱，1987年起盛行全國。隨之而興起的男士有茄克衫、牛仔衣褲等，而女士們則穿起了五顔六色、多姿多彩的“時裝”。英國西裝、夾克，香港羽絨服，美國花花公子，南朝鮮的尼龍裙等各式服裝琳琅滿目，佔領嶺南城鄉各個市場。嶺南人的服飾出現了多樣化、時尚化的勢頭，廣州成了我國服裝市場的萬花筒。廣州等城市近年服飾潮流的變化，可謂節奏快、花樣多、潮流新、令人目不暇接，難以追趕。某種潮流剛剛在海外、港澳興起，如喇叭褲、乞丐裝等，很快傳入廣州、深圳等城市，再擴散到内地一些城市。嶺南一向對外交往頻繁，各種奇裝异服過去已有所接觸，見慣不怪，能冷静批判地吸收，服飾文化呈現出善變、兼容的風格，這也是廣州能成爲時尚服飾的一個原因。

　　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服裝商業很不發達。那時候到商店買服裝的消費者是非常少的，紡織服裝成衣化比例低，大家多是自己買布料，然後到裁縫店加工。當時的紡織業就是生産布匹，然後通過縫紉制成服裝，現代化的批量製造的服裝産業還處於初級狀態。那時候只有布票，没有服裝票。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服裝徹底成品化，買布做衣服的事已經不多見了。一個很龐大的、一個成批生産的服裝加工産業很快形成了。服裝成爲嶺南許多地區的支柱産業，在這個過程中，廣東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市場服飾千門萬類。市場上款式多的新潮服裝象潮水般涌進來，有太空褸、運動衣、機恤、西裝、夾克、水磨牛仔裝、風衣、T恤、運動衫、呢大衣；女裝更是多姿多彩，有柔姿裝、蝙蝠衫、百褶裙、水桶裙、套裙、短裙和背心等等。且在消化改良的基礎上，款式不斷更新，用料由的確良、尼龍逐步擴展到凡立丁、華達呢、毛料、皮料、薄絨和絲織，視質料和款式差异，價格分成高、中、低檔，懸殊增大。一套普遍衣料二、三十元，而一套薄絨西裝價值却達千元以上。一百幾十元的機恤，幾千元的晚禮服，在市場也很常見。

　　不但有普通服裝店，而且還有很多專賣店，如佐丹奴、以純、灰鼠、鬆鷹、富紳、真維斯、聖馬龍、衣之純、老銘人、阿達彪、納琦、威利等，具有獨特的個性風格，爲時髦人士所青睞。極大地豐富人們生活，也展現繁花似錦社會服飾景觀。廣州、東莞虎門、南海西樵、香港、深圳等城鎮，已發展爲全國性服裝、首飾等生産和批發、銷售中心。

　　經過長期積澱，嶺南服飾文化已經脱羽，定型爲一種區域性服飾文化體系，在全國服飾文化地理格局中佔有突出地位。現在廣東是全國服裝産業最大的省份，也是全國服裝市場最集中的地方，同時也是服裝出口數量最多的地方。且由於西方文化更多傳入，嶺南服飾逐步整合成一個多元服飾文化體系。如廣州出現洋式打扮，女的足蹬歐式皮鞋，頭戴曼徹斯特頭巾等，身穿當地流行時裝，甚爲觸目，展現了廣州是一座中西服飾珠聯璧合的中心城市。

　　十、小結

　　嶺南歷代服飾的流變，除了與地理環境相適應這個基本規律以外，更與當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形態密切相關。政局穩定的和平時期服裝就會得到空前的發展。唐代政治開明，國力鼎盛，中外、南北交往頻繁，住在廣州的外國人身穿奇裝异服，廣州地區服飾潮流也變得大膽開放，新奇明艷，特别是女裝的開放“坦胸露臂”，廣州成爲中外服飾薈萃之地。元代廣州是僅次於泉州的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二大港，廣東等省出口的絲綢，行銷東南亞、南亞，廣州地區在服飾原料上亦佔有絶對優勢。明中葉以後，嶺南手工業進入興旺時期，一些手工業生産工具、設施得到了改良，技術越來越精巧，許多服飾手工業，如廣綉、廣彩等已聞名天下，紡織等部門在全國居重要地位。清中後期産於珠三角基塘地區的“薯莨布”以其特有的優勢爲各界人士所喜愛，很快風靡各地。辛亥革命後，身爲廣東人的孫中山創造的“中山裝”風行全國，成爲我國的“國服”，這是廣東人的創造和光榮，在華夏服飾流變中榮領風騷數十年。解放後，奇裝异服被視爲資産階級觀念表現，三十多年來，没有人敢超越這個藩籬。改革開放大潮，冲破這幾十年一貫制、幾百年一貫制的牢籠，西裝、牛仔褲、夾克一起涌來，改變了我國的服裝潮流，廣東首當其衝，領先一步，成爲全國時裝的橱窗。

　　嶺南服飾的變遷是在土著南越服飾文化的基礎上，以中原漢服飾爲主體，博採其他民族和地域服飾文化之精華，經過長期融會、整合、創新而成的一個區域服飾文化體系。嶺南服飾文化在形成發展過程中，不斷向外傳播，對中華服飾文化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廣州作爲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在其中起了巨大的吸引、輻射作用，自今仍未泯滅。

　　注　釋：

　　〔1〕見《考古學報》第4期，1959年，第2期，1960年。

　　〔2〕佛山地區編：《珠江三角洲農業志·五》（初稿)，1976年。

　　〔3〕李仁浦：《中國古代紡織史稿》，第112-113頁，嶽麓書社，1983年。

　　〔4〕白居易：《送客春游嶺南二十韵序》，第353頁，《白居易集》第2册，中華書局，1979年。

　　〔5〕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5，貨語。

　　〔6〕陳峰：《宋元以來廣東的棉業》，載《農史研究》（第六輯)，1985年，第87頁。

　　〔7〕《文選》卷5，“吴都賦”注引《异物志》，第105頁。

　　〔8〕《嶺南文史》，1992年第1期，第31頁。

　　〔9〕範曄：《後漢書》卷10，上。

　　〔10〕《漢書·地理志》。

　　〔11〕屈大均：  《廣東新語·鱗語》。

　　〔12〕廣州博物館編：《廣州歷史文化圖册》，第49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

　　〔13〕  《史記》，卷118，淮南衡山王列傳。

　　〔14〕黄能馥，陳娟娟：《中國服飾史》，第22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5〕張九齡：《張曲江集》，卷13，開大庾嶺路記。

　　〔16〕莊綽：《鷄肋編》。

　　〔17〕道光《廣東通誌》卷92。

　　〔18〕廣東省地方誌編委員會編：《廣東省誌·絲綢志（上册)》，第480-48l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

　　〔19〕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上編“廣東”章。

　　〔20〕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第35頁，輕工業出版社，1984年。

　　〔21〕干隆《廣州府志》卷48。

　　〔22〕陽春市地方誌辦公室：《陽春縣誌》，第979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

　　〔23〕葉旭明：  《西江服飾文化的嬗變》，第56頁，載《廣東史志》，2002年，第1期。

　　〔24〕黄能馥，陳娟娟：中國服飾史，第61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5〕葉旭明：  《西江服飾文化的嬗變》，第56頁，載《廣東史志》，2002年，第工期。

　　〔26〕廣東省地方誌編委員會編：《廣東省誌·絲綢志（上册)》，第480-48l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

　　〔27〕廣東省地方誌編委員會編：《廣東省誌·絲綢志（上册)》，第48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

　　（作者：許桂香，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