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與嶺南息息相關。嶺南的廣東地區、廣西地區至越南北部，不計海南島，其海岸綫超過兩千公里，深水良港沿綫皆有，很自然就具備了良好的航海條件。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適應，中外文化不斷交流和碰撞，各種思想理論得以引進和傳播，對嶺南地區的思想文化和思維方式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

　　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指通過南海、馬六甲海峽進而扺達印度洋、波斯灣、紅海等地的海上交通貿易航綫，嶺南地區特别是廣州成爲出發的中心地區。早在秦漢時期，番禺（今廣州)已是犀角、象牙等物的集散中心，成爲“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凑”〔1〕的大都會，可見廣州進行海外貿易的巨大規模。此後歷代朝廷都重視與東南亞的交往，引起了廣州外貿的繁榮。

　　珠江三角洲一帶是我國最早養蠶，繅絲織布的地方之一。早在東漢末年，廣州附近便開始養蠶種桑，北魏酈道元《水經注》雲：“建安中，吴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2〕説明廣州已有桑園出現，説明當時該地區養蠶繅絲已經較爲普遍，而大規模的養蠶繅絲則爲對外進行絲綢貿易提供了基礎。

　　廣州是最早出口絲綢的地方，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朝時，官府曾組織了由直屬朝廷的“譯長”率領，包括應募者搆成的商業使團在海外的貿易活動，中國商人用黄金和絲織物换回了异國明珠等大量奇异珍寶。《漢書·地理志》還記述了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航綫：“自日南，合浦，徐聞，船可航行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四月，有邑盧没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黄支國。……自黄支船可行八月，到皮宗，船可行二日，到日南、象林界雲。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外國史書關於海外絲綢貿易的記載，則完全證實了廣州地區確實在秦漢時已經與西方各國進行海外貿易了。羅馬普林尼在《博物志》中説：“羅馬人員赴中國，以紅海生産的珍珠與中國换絲綢，計每年由羅馬入印度、中國和阿拉伯國家的貨幣不下一億賽斯透司（古羅馬貨幣)。”西方現代學者哈德生考證，在羅馬奧古斯都時代，羅馬船每年由紅海等港口至印度恒河一帶多達120多艘，其中有部分船隻遠航至中國等地。

　　據道光《廣東通誌》卷58記載：“恒帝時，扶南之西，天竺，大秦等國，皆有南海重譯危獻，而賈蕃由此充斥粤矣。”《後漢書》卷88《西域傳》記載：“大秦與天竺、安息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五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與之交市於海中，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恒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玳瑁，始乃一通焉。”大秦使者的到來，標誌着大秦與中國直接通商航綫的開闢，這就使當時世界上兩大帝國直接聯繫起來。沿着這一航綫，從廣東沿海出發，環繞亞洲大陸南部，穿馬六甲海峽過印度洋，向西進入紅海，便可以和羅馬發生接觸並進行商貿。

　　東吴時期廣州港的發展頗具規模。西晋初年，羅馬帝國使節取道廣州往洛陽朝貢，原因就在廣州當時已是海外貿易的中心。南北朝以後，廣州的海外貿易進一步發展。《南齊書·東南夷列傳》：“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出隱海，環寶溢目，商舶遠届，委輸南州，故交（州）、廣（州）富實，牣積王府。”廣州事實已是東方國際貿易的中心。

　　[GK2！][HTF]  由於這第一種狀况，當時對嶺南地區和廣州的的各種記述，都突出海洋和海外貿易的特點：

　　《南齊書》卷14《州郡志上》：“廣州，鎮南海。濱際海隅，委輸交部”。

　　同上：“交州，鎮交趾，在海漲島中。楊雄箴曰：‘交州荒滯，水與天際，外接南夷，寶貨所出。山珍海怪，莫與爲比。’”

　　《樑書》卷54《諸夷·海南傳》：“海南諸國，大扺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三五千裏，遠者二、三萬裏，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  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吴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晋代通中國者蓋甚少，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  自樑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逾於前代”。

　　同上卷33《王僧孺傳》：“出爲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

　　這些南朝正史的記載，很能説明管轄嶺南地區的南朝政權對海上絲綢之路的認識。

　　嶺南航海口岸很多，廣州的碼頭大多數在早期就是海岸。漢代陸賈出使南越國，在廣州西城外“泥城”，後來成爲一大航運碼頭。後來，又新辟坡山碼頭和西來初地碼頭，西來初地因是印度名僧、中國佛教禪宗開山祖師達摩乘海船到達廣州時上岸的碼頭，故名，並建有西來庵（即後之華林寺)。當時尚是靠江的碼頭，後因沙淤及珠江南移，成爲一片陸地。

　　隋唐海上貿易和交通日趨繁盛，廣州的碼頭也因此分爲内、外港碼頭。當時比較重要的内港碼頭是光塔和蘭湖兩個碼頭。外港碼頭以屯門和波蘿廟兩碼頭爲主，前者在今香港新界青山灣，後者在今廣州黄埔南崗廟頭村，均是遠洋航船的停泊和進出的良港。隋唐以後廣州的内航外航碼頭，越來越多，設施越來越完善。

　　嶺南海上貿易興盛，一個原因是外來的珍寶异香爲達官貴人所喜好，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特産的絲綢、瓷器和茶葉爲海外所喜好。後一個原因是海上貿易的主要原因，也是海上貿易被稱爲海上絲綢之路的根本原因。

　　嶺南地區，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作爲中國主要桑蠶基地之一，而與國際市場密切聯繫在一起。

　　在中外貿易中由於利潤豐富，廣州外來蕃商多，又常常是携妻拖兒帶女，長期居住，購買房産地産，財富巨大，以致於政府頒佈法令，禁止嶺南與蕃商進行物業交易。不過這種禁令形同虚設，宋代一豪富蕃商辛押拖羅財産多達數百萬緡，其他蕃商家産，均達巨額之數。這些都是從海上貿易而來的，海上貿易也可以預先借債，朱彧《萍洲可談》卷2稱：“廣州人舉債總一倍，約舶還回債；住蕃雖十年不歸，息亦不增。”嶺南因此出現資産極巨的商人和商人集團，各個時代的商賈，都喜歡到嶺南經商。

　　由於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和外商增多，爲此，早在唐玄宗開元年間在廣州設置了市舶使，加强對嶺南海上貿易的管理。宋代最早所設的通商口岸市舶使就在廣州。嶺南的鎮市也因爲海上貿易所刺激的經濟發展，數量不少，廣南東路設有當時政府認可的鎮市36個，廣南西路有28個。南洋一帶的海外貿易都劃歸廣州市舶司管理，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下令：“諸非廣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蕃綱舶船、非明州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减”。五年後的元豐八年（1085年）再次下令：“諸非杭、明、廣州而輒發海商舶船者，以遭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减”〔3〕。

　　廣州的外商一般聚居在政府專門爲他們設置的居住地，稱爲蕃坊。朱彧《萍洲可談》卷2説蕃坊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入貢，用蕃官爲之，巾袍履笏如華人”；“蕃人有罪，詣廣州鞠實，送蕃坊行遣”。

　　二

　　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西文化交流首先是物質文化的交流。

　　中西方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物質文化交流的歷史大體上與陸上絲綢之路一樣悠久。據史書記載和發掘，早在秦朝，大秦商人就有了與中國進行貿易交往的願望，中國與印度洋西岸，非洲地區就有了物質貿易交往。在《後漢書·西域傳》中，曾多次提到與大秦的交往，提及羅馬商人與波斯，印度商賈在印度洋的貿易時説，大秦人希望與中國直接進行往來，但作爲貿易中間人的波斯却不願放棄向歐洲轉輸中國絲綢的壟斷地位。此外，該書提到了公元120年大秦人經揮國（緬甸)扺漢和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至東漢朝廷進貢象牙，犀牛角等物，這可以表明，早在秦漢時，大秦商人就開始探尋直通中國的海路以便直接商貿。

　　海外交通的基本動力是貿易。西漢時代，海外物産便通過海上交通源源不斷地進入了中國。據《後漢書·平帝紀》記載：“元始二年（2年）春，黄支國獻犀牛。”同書《王莽傳》也提到：“黄支國自三萬裏貢生犀。”1955年廣州東山梅花村2號墓出土的4枚陶制犀牛角與1966年廣州三元裏馬崗棚l號墓出土的15枚犀制的角模型都證明瞭上述記載的真實性。除犀牛角外，1983年在廣州解放北路象崗山南越國第二代王文帝的墓葬中出土的5枚大象牙，也表明秦代中國與印度洋西部地區及非洲就有直接或間接的交往。東漢吋，羅馬帝國的商人開始從紅海直航遠東。《宋書·蠻夷傳》説：盡管兩漢的使臣視前往大秦天竺的使命爲畏途，但在貿易可獲重利的誘惑下，“氏從非人，殊者詭號，種别類异”的各國賈客購“山琛水寶”，“翠玉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及其他貨物，“泛海凌波，因風遠至。”

　　三國兩晋南北朝後，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華的外國商人的數目大大增加，他們帶來的奇异貨物也越來越多。公元226年，吴國孫權在位時，大秦國商人來到交趾，隨交趾太守的使者到孫權朝廷，後來返回本國。《藝文類聚》卷85記載：“兩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國使臣自廣州來貢，衆寶皆麗，火布尤奇。”

　　隋唐時期，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西方諸國的物質文化交流有了空前發展。首先表現在中外錢貨的流通上。就中國絲綢之路沿綫諸國而言，  由於中國强而諸蕃弱，因而海外對中國貨幣需求强烈，造成中國錢幣大量外流。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發現的最早的中國錢幣是西漢王莽鑄造的“五十大錢”。據考古發現，到了唐代，中國的銅錢如“開元通寶”，等已源源不斷的從中國輸出到文萊、柬埔寨、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與此同時，外國錢幣也於這一時期大量流入中國。唐人張時運説：“海國戰騎象，蠻洲市用銀。”被貶官到潮州的韓愈也説：“五嶺買賣皆用銀。”在唐代，嶺南流通的金銀被通稱爲“南金”，由此可見，蕃客來到中國海港，使用硬通貨來支付所購中國貨款數額已經足以影響嶺南地區金融狀况。中外錢貨在唐代的流通是這一時期中西物質貿易興盛的證明。

　　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蕃貨易於中國的現象很突出。據中外史料證明，隋唐時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的物質文化交流内容十分豐富。韓愈在《送鄭尚書序》中描述廣州的海外貿易之興盛時説：“外國之貨物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貨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日本真人元開人也記載，唐開元年間，廣州珠江中可見，“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船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載積如山。”波斯銀器製品也頻頻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輸入中國。

　　中國輸出的物質文化在主要内容上有了新的變化，這就是從8世紀中葉起，中國外銷商品除絲綢之外，陶瓷也逐漸成爲大宗出口産品。唐代以後，中國瓷器主要通過“廣州通海夷道”西運，即經我國南部海域繞馬來半島到斯裏蘭卡，沿印度西岸入波斯灣，兩河流域返銷西亞，再由西亞流往地中海地區。在西方各國不少地區都發現了中國各個時期的陶瓷碎片，其中以青瓷和唐三彩較著名。

　　兩宋時期，尤其是南宋北方少數民族崛起，路上絲綢之路受阻，因而海上中西物質文化交流從總體看要比陸上中西物質文化交流頻繁。968年，大食使者開始經由海路入宋，北宋王朝明確希望大食使者從海路來華，從此海路變成了中國與大食進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宋時，中國陶瓷繼續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往西方各國，而且對各國的陶瓷業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從9世紀起，埃及福斯塔等地的陶工又開始模仿白瓷、青瓷製造瓷器，促進了埃及制瓷業的發展。在波斯，所謂波斯三彩也都是在中國影響下定型着色的，但融進了波斯風格。其中從11世紀中葉起出現的青瓷趣味曾使波斯陶瓷面貌一新。

　　這一時期的中西物質文化交流也有了值得重視的新内容。中國發明的舵由海路傳到了阿拉伯。舵的發明和使用是中國在造船和航海技術上的一大貢獻。據現已掌握的文獻和考古資料，最遲在公元一、二世紀的東漢時已經發明瞭舵。東漢劉熙在其《釋名》一書中對舵有專門的論述，它在“釋傳”一書中寫道：“其尾曰舵。舵，拖也，在後見拖弋也，且言弼正船使順流也。”這裏所指的“柁”就是舵，長期以來中國的柁正是用木制的。中國的柁是何時傳到國外去的，據周去非的《嶺外代答》所載：時間應是在12世紀80年代之前。李約瑟博士在比較中外古代使用舵的歷史後也認爲，中國發明的舵在10世紀末葉前已經傳到阿拉伯區域，而歐洲使用舵則可能在12世紀40年代以後。而類似我國宋代使用的平衡舵，在歐洲直到18世紀才使用〔5〕。

　　中國發明的羅盤一般被認爲是從海路傳出的。

　　海外藥物在五代時也被不斷引進到中國來。中外海路貿易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輸入海外藥物。五代人李洵所作《海藥本草》所載的大多是從海路輸入的藥物，能搜集到的海藥共有100多種。

　　這一時期從海外輸入中國的還有香料。中國原本没有燃香的習俗，香料的産地多在海外。據考古發掘證實，早在漢代，香料就已通過海路輸入番禺。至宋朝時，各種香料如蘇合香，安息香，乳香大量輸入中國。據史書記載：僅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南方三大港口市舶司購買的乳香就達17.5萬餘斤，其中廣州一地就占90％。

　　元朝發達的中外交通爲東西方物質文化交流創造了極好的條件。13世紀遊歷中國的馬可波羅不顧千裏迢迢販運的危險，帶回華瓷，意大利聖馬克陳列的一只中國瓷瓶，據稱是馬可波羅於1295年從中國帶回威尼斯的。源源不斷地通過海上絲路運到西方各國的精美瓷器，成了當時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象徵。

　　總括而言，嶺南外銷以絲綢、水銀、生銅、藥材、瓷器、茶葉爲主，内銷的有珍珠、寶石、香料、棉布、糖等。琉璃産品也是由嶺南輸往内地的珍貴貨物。葛洪《抱樸子·論仙篇》：“交廣人作水精碗。”也就是説嶺南從西洋學到了製作玻璃器皿的技術，並銷往北方。蘇繼庼《島夷志略校釋》便説：“大概我國人之知制玻璃，以華南爲最早。我國之玻璃珠在海外亦頗暢銷。《瀛涯勝覽》占城條、爪哇條皆稱中國制玻璃珠爲當地居民所歡迎之貨品之一。據麥克樂（J.R.Mcualloch)雲，晚至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猶以巨額玻璃珠遠銷印度與南洋群島（Dictionary of Commerce and ComercialNaVigation.p.131)”。

　　香料的貿易一直很盛，張世南《遊宦紀聞》稱：“予嘗叩泉、廣合香人雲，龍誕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從秦漢至近現代，香料與珠寶經由海洋從嶺南登陸。棉布（又稱吉貝)和糖也是重要的貿易貨物。

　　 三

　　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西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點是吸收了外來文化，在宗教、信仰、觀念意識方面都有具體和突出的歷史實例。

　　在文化交流中，與嶺南地區相關的，早期便是佛教，此後伊斯蘭教、基督教，再便是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

　　佛教由陸路傳入中國，最早在漢明帝時期，而從海道傳入則在南北朝，首先登陸嶺南。目前所知最早的早期僧人，首推曇摩耶舍，他於東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航海扺達廣州，創立王園寺（今光孝寺的前身)，譯經傳教。曇摩耶舍堪稱爲海上絲綢之路傳播佛教的先驅。光孝寺建立以後，來廣州弘揚佛法的外國僧侣不斷增加。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年)，南天竺人菩提達摩來廣州，登岸處後人稱爲西來初地，並建西來寺（今華林寺)傳教，後前往建康、洛陽、嵩山少林寺，創建佛教禪宗。唐代，來中國宣揚佛法的外國僧侣和赴印度求法的中國僧人不斷增加，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從海上絲綢之路出發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唐朝的義净。他於高宗咸亨二年（671年）從廣州出發，踏上了西天求法之旅，在外25年，歷30餘國，695年携帶了大批梵文佛經回到洛陽。他爲西行求法的60名高僧所立的傳中介紹道，其半數以上是從廣州乘船出發的，説明廣州當時在佛教傳播中的重要地位。

　　由於走海路的關係，嶺南佛門的一些風尚受到海洋背景的影響。例如寺院食蚝豉，並成爲和尚食蚝豉的習俗，張心泰的《粵游小志》中寫道：“蚝豉生水中，雖係動物，然由人布種，故粤中茹素誦佛號者皆啖之。”

　　不僅如此，佛教也被揉合了嶺南特殊的文化背景。繼達摩開創中國的佛教禪宗後，其後被尊爲禪宗六祖的惠能，在嶺南開創禪宗南宗，使佛教中國化。他本人具備嶺南思維方式和觀念意識的特性，不識字不看書，較少受既定觀念的約束，在思想上觀念上唯心主義傾向更嚴重。在他看來，佛性是每個個體本來就有的特性，人即頓悟可成佛，提出“平常心即道”，認爲只要使心保持一種“清静”的境界，無需立界定慧便可修煉成佛。惠能禪學適合平民性格，因而受到世俗信佛者的肯定。

　　伊斯蘭教在廣州的傳播源於至此經商的阿拉伯人。公元7世紀初，伊斯蘭教的至聖穆罕默德創教伊始，就教導其門徒：“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伊斯蘭教有四大賢人，其中一人至廣州弘法傳教，死後所葬之處便稱爲先賢古墓。大食商人蘇拉曼在其遊記中寫道：“廣州是蕃商匯集處，中國皇帝派有回教徒一人，辦理前往該處經商的穆斯林事務。”又據方信孺《南海百咏》記載：“番塔，始於唐時，曰懷聖塔……每當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絶頂叫佛號以祈風信，下有禮拜堂。”“叫佛號”與“呼號”都是高呼邦克宣禮的意思，是伊斯蘭教的一種宗教禮儀，在廣州的伊斯蘭教徒已越聚越多。

　　由於阿拉伯人經營香藥貿易，因而一些阿拉伯藥方傳入中國，宋朝的中醫著作中記載用進口香料來配方的湯劑、成藥多達二、三百種，有些品種還在廣東移植。陳善的《捫蚤新話》寫道：“在蕃坊中，素馨茂盛，花香襲人。”

　　在中國的伊斯蘭教穆斯林在發展本民族的文化同時，還學習漢族的文化。宋徽宗大觀、政和年間，僑居在廣州的阿拉伯人，要求在蕃坊内建立學校，教育阿拉伯人子弟學習中國文化。他們也逐漸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了中國的穆斯林。

　　天主教傳入中國約在16世紀。廣東沿海是最早傳播的地方，客死臺山上川島的方濟各會士可稱爲第一人。

　　爲中國天主教奠定基礎的是意大利的傳教士利瑪竇。1583年，利瑪竇取道廣州至肇慶傳教。後又陸續到了韶州、南雄等地。他在自己的教堂裏展出從西歐帶來的或自製的自鳴鐘、天球儀等，使嶺南人初步接觸到西方的科技文化。他帶來的西文世界地圖打破了中四人固有的“天圓地方”的觀念，使中國社會對世界有了新的認識。在《中國通史》一書中方豪作出了這樣的評價：“自利氏入華，迄於干嘉厲行禁教之時爲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爲巨觀。西洋近代天文、曆法、數學、物理、醫學、哲學、地理、水利諸學，建築、音樂、繪畫等藝術，無不在此時期傳入；而歐洲人開始翻譯中國經籍，研究中國儒學及一般文化之體系與演進，以及政治、生活、文學，教會各方面受中國之影響，亦無不出現於此時。”l601年利瑪竇得以面見明神宗，得到最高統治者的認可，從而真正打開了西方傳教士來華的大門。16世紀末至17世紀末，耶穌教士紛紛前來中國。他們幾乎都是從海路而來，先扺澳門後，再經廣州至内地傳教。

　　三大宗教得以在嶺南傳播和發展，與嶺南原型文化和平共處並滲透融合，這是嶺南文化和觀念意識具備開放性兼容性的特徵的具體表現。這種兼容并包的廣博胸懷，打破了自我封閉的枷鎖。海上“絲”路與海上“思”路的關係展現的正是嶺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表現的開放性、兼容性和不斷提昇發展的進步性。

　　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中西友好聯繫的紐帶，而且是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橋樑。之所以這樣説，主要是基於海上絲綢之路取代陸上絲綢之路後，隨着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西方的科學技術的相互傳播主要通過海路進行。中國古代在科學技術方面有許多發明創造，而這些創造發明有不少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到西方的。

　　養蠶，絲織技術雖然早在漢朝時就已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傳播到西方國家，但僅限於中亞和西亞。後來，中國養蠶，絲織技術傳向羅馬帝國乃至更遠的西方，但並非通過陸上絲綢之路而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逐漸實現。

　　絲綢技術傳入歐洲，對歐洲社會經濟生活産生了重大影響。其一，中國絲織技術西傳後，刺激了歐洲城市手紡織工業的繁榮。在早期中世紀，東羅馬帝國是工商業最發達的地區，其中絲綢織造業和絲綢貿易一直居於核心地位。由於國家的嚴格管理和小心監護，東羅馬帝國絲織業久居霸主地位，直到12世紀意大利絲織業崛起才結束。意大利絲織工業在佛羅倫薩、威尼斯蓬勃發展。其二，中國絲織技術的西傳，豐富了歐洲中世紀各階層的社會生活，導致了文化的繁榮。查士丁尼引進絲綢技術的初衷，只是爲了滿足宫廷、貴族和教會的生活需要，但當15世紀絲織業在歐洲普及後，富裕市民、商人、乃至小騎士也開始躋身與消費絲綢的行業，於是，當時歐洲興起了對華貴、高雅、精美的絲綢服飾品的追求。

　　如果説絲綢技術主要是通過陸路傳入西方，那麽，瓷器技術則主要是通過海路傳入阿拉伯，然後再經阿拉伯，於l5世紀傳入意大利，最後傳到歐洲其他國家的。

　　聞名世界的中國四大發明在西傳過程中，海上絲綢之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造紙術及紙雖然主要是通過陸路向西傳送的，但從古以來海路也是紙張的西傳路徑。

　　西方國家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科技種類也很多，科技方面主要有：醫學、天文、曆法、數學等。

　　 四

　　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所實現的中外文化交流，使嶺南地區各階層不僅豐富了各種科技知識，也在觀念、意識、認識論、價值系統和思維方式等方面不斷改觀。就此而論，洪秀全的思想理論和太平天國運動，與此不無關係。

　　嶺南學子康有爲、樑啓超等以救國救民族救傳統文化以己任，鼓吹和實施維新變法，領風氣之先，正是嶺南的特别條件和嶺南文化的特异素質精神所致。孫中山的革命和三民主義，所受影響更深。覺醒的民族意識與愛國主義，正是中西文化在嶺南的碰撞所致。近現代中國三大革命策源地都在廣東，珠江的濤聲震天動地，正是大大開啓的南風窗吸納了海上傳入的文化，而又與嶺南文化特質和嶺南精神相符所致，全面展示了嶺南文化的面貌。

　　洪秀全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農民運動領袖，在廣州這種中西文化交匯的環境中，對他思想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將西方基督教神學教義與中國傳統思想結合起來，搆築成一種獨特的神秘宗教哲學思想。這種思想通過他的著作和創立的拜上帝會的宗教倫理表現出來，並貫穿於太平天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倫理和對外關係等力面，成爲太平天國的思想理論，指導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

　　清末改良主義運動孕育於嶺南，也是與嶺南文化的特性有關的，這有必要從其代表人物康有爲的思想中去探尋。

　　他主張“天地之本，皆運於氣”，隨着各種時期加以變化，適用於社會制度乃至法律制度，則爲“隨時也立義，時移而法亦移矣”。體現了他思想的非正統性。他積極學習西學，完成了思想上的重大轉變，加上他非正統的文化觀念，使他終於能够突破傳統文化體系的束縛，成爲改良運動的倡導者。

　　他改良主義社會學説中貫穿的經世致用的特徵也與嶺南人注重功利、講求實效的思想相吻合。在經濟上，他認爲要全面系統地改造舊有的社會經濟結構，發展工商業和新型農業，使之成爲社會强大的經濟基礎。在政治上，他希望借鑒日本的經驗，建立三權分立的資産階級君主立憲政體。在文化上，他提議廢除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通世界知識，養有用之人才”〔6〕。這些成爲維新變法的主要内容，並體現了務實的精神。

　　嶺南地區作爲近代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發源地，與孫中山是分不開的。

　　孫中山糅合了中西方的思想，大量吸收了西方理論和科學知識，體現在知行觀問題上，他反對傳統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觀點，提倡“行易知難”，主張高度重視革命實踐活動，他的這種哲學思想藴含了嶺南人重實幹、輕空談的思維特點。

　　孫中山的社會政治學説中最重要的是三民主義。在政治方面，他提出民權主義龢民族主義，推翻暴君獨裁制度，建立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後來還提出“直接民權”的主張。政治革命的成功會直接推動社會民生的改善和發展。在經濟方面，他提出民生主義，重點在於平均地權，即改良社會經濟組織，後來又提出“耕者有其田”，表現了他真摯地希望改變整個社會經濟的結構。民生主義還在於推動社會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同步發展，主張教育普及。應該看到，孫中山實際上是把社會活動的原動力歸於人民的物質生活問題即民生問題，這又體現了他講求實際的精神。他的社會改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提倡學習西方，這都反映了一種求變、求新的革命精神。

　　綜上所述，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和發展，嶺南因而造成了悠久的經商傳統和頻繁的對外交流，從而形成了嶺南人思想的重商性、開放性、兼容性和反傳統性。中西文化的交流帶來了三大宗教的傳播和發展，以及三大革命的策源地，都和嶺南息息相關。嶺南人特定的思想意識與海上絲綢之路帶來的物質文化交流和精神文化的吸納，對嶺南的文化、經濟、社會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注　釋：

　　〔1〕《史記·貨殖列傳》。

　　〔2〕轉引自鄧端本：《廣州港史（古代部分）》第4頁。

　　〔3〕蘇東坡：《東坡七集奏議》卷8，《乞禁商旅遊外國論》。

　　〔4〕真人元開：《唐大和尚東征傳》，第74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5〕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捲第132頁，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6〕參閲《嶺南歷代思想家評傳》的“康有爲評傳”。

　　（作者：劉漢東，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歷史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