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嶺南文化中是否具有愛國主義傳統,我過去寫過文章,對此加以認可。但後來也想到一些問題,也遇到不同意見,下面擬提出進行討論。
一
我過去做過文物考古工作,這方面的朋友有的對我説,中國歷史博物館展覽的歷史人物,對古代的都不提是愛國主義人物,原因是有時對“國”的定位會出現矛盾。如我們多稱贊屈原的愛國,但古代愛國總是和忠君聯繫在一起,由於楚王的腐敗,所以賈誼認爲屈原不值得爲楚國效忠,而應該“歷九州而覽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春秋戰國時期人才是流動的,可以朝秦暮楚,如孔子,孟子周遊列國,並没有人議論是愛國還是不愛國的問題。又如商鞅、李斯都不是秦國人,但却仕秦並對促進中國的統一起了重大的作用。從這個角度看,是否也算得是愛國行爲呢?這是由於愛國的定位不同,觀點也會不一樣。
由於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但民族的融合有個發展過程,而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多是在周邊建成割據的國家,亦有進入中原與漢族的國家對立,如金、元、對宋的侵犯。我們如以宋朝代表中國,對岳飛、文天祥和嶺南熊飛等人,都可以稱之爲愛國主義者,但有個問題,是否將金、元看成外國?這就給後來真正的外國侵略者留下漏洞。如“清”先是稱爲“後金”,説是金人之後,我們在宋金之間先是把金排除成國外,後來日本侵略東北就有藉口,成立的傀儡“滿洲國”就可以説原來並不屬於中國。外國亦有人造輿論説中國築長城就是國界,長城之外原來亦不屬於中國,這樣問題就變得復雜化,中國歷史博物館是對外開放的,對古代歷史人物所以不提是愛國主義者,可能是怕外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對我們的多民族大家庭起挑撥離間作用。
依此看來,是否古代就不可能有愛國主義傳統呢?如在宋末、明末,嶺南人就進行過抗元抗清的殊死鬥争。陳白沙《憑弔崖門》詩:“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將旌旗樸北風。亂世英雄終死國,時來胡虜亦成功。身爲左衽皆劉豫,志復中原有謝公。人定勝天非一日,西湖雲掩鄂王宮。”詩中歌頌爲國捐軀的英雄,稱贊志復中原的謝安和岳飛等人,指斥劉豫那樣的投降派,字裏行間充滿着抒發民族氣節和故國懷思的感情。
南明的抗清鬥争,使嶺南地區深受戰亂之苦,由於清兵的濫殺無辜,更激起嶺南人民的反抗。如稱爲“嶺南三忠”的陳邦彦在順德,陳子壯在南海,張家玉在東莞分别組織鄉兵子弟抗清,又得到各地義軍紛起響應,“小者百人”,“多者萬人”,形成群衆性的反侵略鬥争。後來各地抗清都失敗了,“可憐貞魂與毅魄,化作鬼雄成國殤”,“英雄成敗漫軒輊,義烈古今應卓絶”。後人都把他們作爲殉國的鬼雄來歌頌。
在宋末,明末參加抗元,抗清的殉國英雄,當然有愛國的思想感情,但問題是這個“國”,並不是包括多民族國家的中國,而只是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的一君一姓的王朝,所以從宋到元,從明到清,只是中國内部的改朝换代,爲宋明王朝殉國的忠君死節之士,對内可以説愛的是偏安之國;而對外却不能代表中國,所以要講愛國思想傳統,那就只能内外有别了。所以要爲這些忠君死節之士定位,還是用“民族氣節、故國情懷”,較爲貼切一些。
與改朝换代懷念故國的愛國情懷不同,有促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的愛國主義傳統,嶺南的冼夫人就是一個較好的例子。她本身是少數民族,却和漢人聯婚,在民族雜居的嶺南西部地區,實行共同管治,促進民族的和諧和社會的安定團結。她歸附中原王朝,正如黄宗羲所説:“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她歷事三朝,對樑、陳、隋的换代,她對故國並没有忠君死節,而是着眼於保境安民。與後來黄宗羲所説“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的思想可以説暗合。從她到後代,對嶺南地區的保境安民,爲隋唐大一統安定南方,作出了重要貢獻。這種爲萬民非爲一姓,爲多民族的祖國大家庭的安定團結而努力,這才是無可争辯的愛國主義傳統。
二
近代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在帝國主義侵略下,中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演變的歷史。而帝國主義的侵略,嶺南又是首當其衝,如鴉片戰争是先在廣東爆發,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鬥争,則被認爲是當時中國人民反侵略鬥争的一面旗幟。三元裏抗英舊址至今仍然作爲愛國思想教育的的基地。
但是廣州人民抗英的愛國思想行爲,亦有人並不認同,如前些年在一次小型討論會上有位大學生説:三元裏抗英鬥争是幹了蠢事,當時英國是個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清朝是個落後的封建王朝,先進帶動落後,人家進來應該歡迎,爲什麽反抗這樣笨呢?
當時爲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對中國近代史作過一些宣講活動,據説有一次講到鴉片戰争失敗將香港割讓給英國時,有位小青年就説:香港給了英國,現在那麽繁華,如果當時廣州也給它。現在就會像香港那樣繁華了。
小青年不懂歷史,只看到香港繁華,從而産生出殖民地情結,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位學者却作瞭高度發揮,説香港當殖民地100年,才能實現今天的現代化;中國這麽大,又是那樣落後,恐怕要當殖民地300年才能現代化。説這種話的人大概不是開玩笑,因爲國内學術界是有這種觀點,雖然没有明白説要把中國變成殖民地,但對鴉片戰争後廣州反對英國人入城的鬥争,有學者就認爲反對一方是錯誤的,它不利於促進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這種狹隘的傳統型愛國主義讓排外情緒占了上風,嶺南文化顯示出難以想象的封閉性,給廣東以至全國帶來灾難性的後果。
依此説來,近代史上嶺南人民的反帝鬥争,被定位爲狹隘的傳統型愛國主義,表現出嶺南文化的封閉性和排外情緒,妨礙廣東以至全國走向現代化,這樣一來,近代的愛國主義傳統,變成誤國的思想行爲。那麽就像那位大學生所説,三元里人民不要抗英,要表示歡迎,這就叫開放。即使這樣“開放”了,帝國主義就會幫助中國走向現代化嗎?怎樣看嶺南近代的愛國主義傳統,是好事還是壞事,看來還是值得討論的。
三
時至今日,如何理解愛國主義及其定位,也會有分歧意見,這關係到不同時代和不同立場問題。我們如以史爲鑒,對青少年主張加强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有的外國報刊就説我們搞的是排外教育。上面我們國内學者就説近代的愛國主義傳統是有排外情緒,我則認爲時代不同,近代是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時代,愛國當然會有點排外,如果對侵略者表示歡迎。那不是“開門揖盗”嗎?時至今日,我們愛國並不妨礙别人,除非有的奉行霸權主義者心中有鬼,怕别的國家人民都愛國,要想插手分化甚至侵佔别國就不容易了。否則如非别有所圖,人家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何必又耿耿於懷呢?
不過給愛國者定位,站在不同立場確是可以有不同理解。今年8月12日《參考消息》轉載日本《日中文化交流》月刊8月1日一期文章,題:戰後60年的孤獨。文中談到日本强制國民接受國旗和國歌,認可歪曲戰争歷史的教科書,修改教育基本法,强調所謂“愛國心”。實際上,日本並不認爲1978年靖國神社合祭的那些人是“甲級戰犯”,正因爲日本没有將這些人看作罪人,反而把他們看作愛國者、偉人、英雄或是其他什麽,所以才將他們與那些戰死沙場的士兵們“合祭”在一起。而這恰恰意味着日本實際上不認爲這場戰争是一場侵略戰争,也不認爲自己的所作所爲是一次國際犯罪。
依此看來,現在日本官方實際上認爲這些“甲級戰犯”並非罪人,所發動的也不是侵略戰争,而定位爲進行“聖戰”的愛國者,這就怪不得日本那麽多政要,堅持要靖國神社拜祭。至於對一般國民,官方還强制他們接受復活軍國主義的所謂“愛國心”。日方這種態度,文章中指出:當加害者(日本)一方頑固不化,毫無悔意的時候,受害者一方的激烈反抗和憤怒便是合情合理的。
中國是作爲受害的一方,對此如何反應呢?看來日方也很注意這個問題。據日本《産經新聞》8月11日報導,題:“8·15”臨近,中國充滿“愛國”氣氛。文中收集中國近日紀念抗日戰争勝利60週年的各種活動,並指出《人民日報》宣傳活動重點是推進愛國主義教育。又《解放軍報》曹剛川的文章,也是强調要加强愛國主義教育。看來我們的“愛國”活動氣氛,頗引起日方的關注。
在抗日戰争勝利60週年的日子裏,日本的政要,却忙於致祭那些在侵略戰争中的亡靈、還包括那些甲級戰犯在内,雖然口頭上祈求和平,但實際上却把那些戰犯看成是愛國者、英雄,這種内心世界值得我們受害國家人民的警惕。我們有備無患,居安思危,對人民群衆特别是不了解歷史的青少年,加强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看來是非常必要的。有意思的是,愛國者可以由不同立場來定位:如日本的右派可以將二戰戰犯者看成愛國者;而我們的愛國者當然是抗日的英雄。從事侵略和反對侵略的英雄都是愛國者,那是從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來説,應該是没有錯,因此聯繫到近代嶺南人反對外來侵略者的鬥争,無論成敗,都不失爲思想行爲,都應歸入愛國者的行列。雖然有人批評是狹隘的傳統型的愛國主義,是封閉的排外的;但我不明白,難道歡迎侵略者就可以稱爲開放型的愛國主義嗎?是否可以有多種形態的愛國主義,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作者:李錦全,中山大學哲學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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