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中外畫壇作品曾經出現以廣州風情爲表現主題的風氣。筆者將之稱爲廣州風情畫，因爲畫作真實地描繪了當時廣州的社會景觀。這種風氣大約流行於十八、十九世紀，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逐漸式微。這一時期的這類作品，近年來漸爲人所關注，並爲收藏家和博物館所青睞。20世紀70年代以來，香港藝術館多次舉辦了這一主題的展覽會。1996年11月19日至1997年2月16日，香港藝術館與美國麻省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aseum，U.S.A)聯合籌劃舉辦了“珠江風貌——澳門、廣州及香港”展覽會，展出這兩個館的藏品，展示十八、十九世紀中外著名畫家和佚名者圍遶這一主題的畫作以及實用和觀賞用的工藝品。本文以展品中的廣州風情畫作品爲例，評析其所反映的晚清時期廣州得風氣之先、領風氣之先，東西方文化匯集交流的特殊景觀以及在工藝美術領域上的鮮明表現。

　　一、廣州風情畫的興起與盛衰

　　由於文化、地理上的差异和長期的隔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接觸的雙方，對於對方的民情風俗、社會風貌、景觀風光都是抱着十分渴望瞭解的心情和好奇的眼光去相互觀察的。文字的記述當然是主要的，此外，在攝影技術發明和普及之前，繪畫是一種直觀的有用的工具。於是，在西方各國船艦開始從海上進入珠江口之時，廣州風情畫就應運而生了。

　　廣州風情畫首先是由外國人以西方繪畫技法描畫眼中的廣州風情，帶回西方以傳奇，然後，才是中國人學會掌握西方繪畫技法描繪廣州風情並外銷西方。盡管前者以獵奇爲主要動機，後者則受商業動機所驅使，然而，雙方都在有意無意地扮演着文化交流的角色，這些風情畫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隨着時光流逝而日益增强。

　　促成廣州風情畫的興起，有三個因素。首先，明中葉以後，明清政府實行海禁，但對廣州實行特殊政策，相當長一段時間只准許中外商人在廣州進出口貿易，一在貿易往來中紛至沓來的外國商人、傳教士，對中國的文化同時起着瞭解、傳播的作用。廣州成了文化傳播的窗口，外國人最爲注目和瞭解最多的，就是廣州。廣州的風景、民俗、市情，成了西方人眼中的新景觀。其次，這一時期在歐洲各國掀起“中國熱”，東方的神奇色彩，中國的儒學宏論精義，令西方思想家們激動不已，中國的瓷器、傢具、絲織品令外國商人、王公貴族以至市民愛不釋手。廣州風情成了西方人瞭解中國禮儀觀念的視覺景觀和裝飾中國工藝品的主要表現題材。再者，這一時期有許多西方繪畫高手來到中國，他們中有商人出身的畫家，有隨使節團前來的畫家，還有侵略軍軍人、航海者、遊客中的畫家，以敏感的眼光、獨特的角度、嫻熟的技法，將捕捉到的廣州風情準確地再現於筆下。

　　明嘉靖二年（1523年），明廷罷福建、浙江兩市舶司，只留廣州市舶司，也就是“一口通商”，廣州在全國外貿的地位更加突出，對外交往人數激增。在歐洲，商品貨幣關係已經嚴重地侵蝕着西歐的封建制度，引起了歐洲的商人和封建主對東方財富的熾熱渴望，歐洲的商人、冒險家、傳教士涌進了亞洲。英國、荷蘭先後在1600、1602年成立英國、荷蘭東印度公司，率先把觸角伸到了中國。“珠江風情”展的作品中，年代最早的即是這時期的産物。荷蘭人約翰·紐荷芙（1618-1672)是一名繪圖員及水手，他1655年隨同荷蘭東印度公司委派的使節團從巴達維亞出發到訪中國，充任管事一職，後來出版了《東印度公司使節團訪華記實》一書（荷文版1655~1657，倫敦版1669)。紐荷芙有繪畫之專長，將其親眼所見制成版畫刊印在此書中，是一幅描繪相當細緻的題爲《廣州》的銅版畫。除了這種附於書中的版畫之外，還有水彩（包括紙本、絹本)、水粉、油畫、素描、鋼筆淡彩、玻璃畫、套色或墨彩彩瓷等多種畫種和地圖。早期的西方人士繪製的廣州風情畫，其實只限於澳門、虎門、黄埔和廣州城外珠江邊景色，這與來華外國人被允許在中國活動的範圍有關。直到鴉片戰争之後，外國人描繪廣州風情的筆觸才及廣州城内的街道。然而，嶺南人有着敏感的開放性，尤其是處於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廣州，很快就有人接受西來的繪畫技法，并且捕捉到這一技藝的商業價值，創造出爲外國人所喜愛的具有西方繪畫形式並以中國風情爲内容的藝術品，外銷到他們的國家去，迅速地形成了一個嶄新的行業——外銷畫。“外國商人來華者日多，廣州的畫家看準時機，便在洋人聚居的十三行範圍内，開設畫店，並雇請畫工，大量繪製各類繪畫。”〔1〕這類以商品用途的作品數量甚多，在西方風靡一時，以致“中國外銷畫”成了以西方畫種表現中國風情的美術作品的統稱。如上所述，倡起這類作品的不是中國人，此後創作這類作品的，也並非只有中國人，這從展覽展出的作品可以看出。中國外銷畫只能説是這一時期中國風情畫的一部分。不過，中國外銷畫既然是以旅遊紀念爲性質的商品畫，數量上要比外國人創作的作品多得多，畫面上也有許多是重復雷同，構圖缺少變化。但也必須承認，中國的外銷畫家在掌握西方繪畫原理和手法上，有着長足的進步，而且畫家數量甚衆，克羅曼1991年的專著中附録的《爲西方商人工作的中國畫家》就列有40人，實際上當不止此數。〔2〕在展品中，可以見到的中國畫師就有新呱、煜呱、通呱、啉呱、庭呱。

　　外銷畫之外，還有以廣州風情爲表現内容的實用工藝品和裝飾工藝品，如漆器、銀器、象牙製品、套幾、綵繪陶瓷製品及傢具。展品中有一張黑漆描金木桌，配以象牙及絲絨配件。這是佛朗西斯·洛斯羅普先生夫人捐贈給博物館的。此件女紅桌的蓋面上刻有一英文字母‘W’，是居於紐約和羅德島紐波特的偉特莫爾家族的標記，蓋子裏層以黑地金漆描繪澳門南灣風貌。此桌子原是一套漆器家俬的一個組件，由從事中國貿易的威廉·偉特莫爾家族訂制。偉特莫爾的職業是營運主管，1833年他前往廣州拓展業務，直至1847年才撤回紐波特，這套家俬是在約1833年時訂制的。十九世紀時期，附有象牙針綫工具的女紅桌是甚受歡迎的外銷品。由此可見，中國藝術家有極强的商業意識，有着利用傳統工藝形式表現新的時代内容和地方風情迎合西方顧客需要的極爲主動的適應性。

　　19世紀中葉以後，曾經風行一時的中國外銷畫行業很快走向衰落。展品的製作時間，集中於十八、十九世紀，最遲的作品是創作於1870年，反映了這一過程。主要原因，是由於廣州社會局勢的動盪不安；列强强行打開中國大門，通商口岸已不止廣州一處：攝影術東傳，快捷新奇，更加準確的攝影，直接影響並取代了以繪畫表現地方風情的手法，從廣州遷至香港的一些外銷畫畫家，開始兼營照相業。從外銷畫到攝影術，表明瞭時代變化的急劇，廣州處於中西文化交匯點所受到的巨大衝擊，以及依附於商業的藝術作品受到西方社會消費時尚直接影響的特點。

　　二、廣州風情畫的繪描内容

　　晚清廣州風情畫的歷史文化價值，在於它是真實的歷史畫卷。以當時廣州的社會風貌爲題材，首先因爲這是出自外國人視野中感興趣的事物，以後作爲外銷畫，當然要迎合外國人的欣賞要求，所以表現對象相對集中。廣州風情畫最初出自外國人之手，外國人是從外圍遠距離觀察廣州城，因而鏡頭是廣角的，而且注意點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出於异國人的眼光，對地方特色突出的景物尤爲敏感，在畫面中也往往放在突出位置上。留意上述最早由荷蘭人紐荷芙創作的題爲“廣州”的銅版畫，很容易辨認出這些特點。畫面景深大體分爲兩個層次，以中景臨江城墻一字劃開，前景是珠江，後景是隱藏在城墻後的廣州城。畫面前左方最顯眼的前景，是一條體積龐大的荷蘭艦船，占了畫上江面的三分之一，此應是荷蘭畫家隨使團搭乘的荷船。其他密佈於江面上的中外船舶，相形之下要小得多。畫面細緻刻劃了有城垛的城墻，清楚地勾勒出沿江兩層城墻（應爲外城鷄翼城之城墻和原南城城墻)意味着處於城墻包圍之中的廣州城對外國人是封閉的。可以見到城内高聳的建築物，是塔、城樓和砲臺，其中最爲顯目的是六榕花塔、光塔、五層樓，其餘之屋一概以簡單的筆劃勾劃。花塔、光塔、五層樓此後成爲許多廣州風情畫中的城市人文標誌。畫幅正中，是一座高大的城門，由此而把人們的視綫從江面引入城内，似乎反映出外國人渴望進入中國内地交易和瞭解城墻後的城市的心理。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外沿江之地已經建有數長列兩層屋舍。1751年，彼得·奥斯伯克有如下記述：“河岸上築了一排排的房子，是中國人租借給逗留此地的歐洲人的。”〔3〕那麽，這些房舍可能是原先作爲外國商行之用的，此時還是采用中國傳統的居屋形式，未見有以後十三行商館那種洋房子。沿江人來人往，有坐轎的、騎馬的、坐馬車的，顯示出此時城市的繁華。遠眺廣州此後仍是廣州風情畫的一個常見的題材，隨着時間的推移，作者改變爲中國人，畫的用途也由立此存照而轉爲外銷畫，而在總體構圖基本不變（即江岸將畫面一分爲二，前爲江，後爲城)的大同之下，畫面上描繪的具體事物都發生了有趣的變化。約繪於1800年的《遠眺廣州城》紙本水彩及水粉畫，屋宇不論遠近，都描繪得十分細緻，城墻只是隱約可見，並未突出。密佈江面上大大小小的船隻，都是中國人駕駛的木船。光塔、花塔、五層樓以及珠江上的海珠砲臺和遠處山頭的砲臺清晰可見。高出屋宇的數處旗杆，標誌着官衔祠廟之所在，而右方屋頂中有一處尖塔狀樓房有着西方建築的明顯特徵，説明當時在城内已有外國人入居，或者是一處教堂。畫面的中心位置，突出了十三行商館。整幅畫給人一個總的印象，這是一座中外文化并存、水運繁忙、繁華而又有所戒備的城市。這種遠距離廣角描繪的場景，還有虎門、長洲島，這都是外國船艦白海上進入珠江口到廣州途中所見。

　　十三行商館在珠江邊建成之後，商館區成爲中外人士的聚焦點，原來的江邊全景式遠眺圖轉向集中描繪商館區。這些畫幅細緻描繪了商館的西式建築外貌，同時也成爲實用工藝品的主要裝飾題材。18世紀下半葉繪有廣州商館景貌的水果混合酒碗，在西方十分流行，被外國人稱爲“彩碗”。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以商館爲立足點眺望珠江和河南的相反角度的畫面，畫集中一幅《從集義行（荷蘭館)頂樓眺望廣州全景》，創作於約1810年，推測爲通呱所作，其采用的角度就是從商館屋頂上向珠江及河南遠眺，畫面上清楚地描繪了河南沿江濱臨江邊的海幢寺、紅砲臺。時過境遷，如今的海幢寺早已遠離江岸，紅砲臺也已廢没。此圖留下了珍貴的不能再現的圖景。〔4〕

　　廣州景觀的另一集中主題就是有地方特色的標誌性建築，除了上面提到的花塔、光塔、五層樓屢屢見於畫面之外，較常見的還有琶洲塔、蓮花山塔、長洲塔、海珠砲臺以及長洲上的文塔。可以看到，這些標誌性建築中，高聳的塔是最引人注目的。對於航路不熟悉的外國航海者來説這些建築還起了導航的作用。畫集中有一幅英國水彩畫家安東尼·菲爾丁所作的琶洲塔棕色調水彩畫。菲爾丁是英國當時首屈一指的水彩畫家，他没有到過中國，但却能把琶洲塔的造型特點及其周圍氣氛逼真地再現於紙上，是重繪了其他畫家的寫生作品，反映了當時描畫廣州景色的畫作在海外之常見。古塔的形象還屢見於象牙雕刻、彩瓷、餐具，是藝術家喜歡描繪的題材。

　　在攝影術傳入和推廣之前，廣州風情畫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可貴的歷史鏡頭，使我們直觀地瞭解到十九世紀廣州的社會風情和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的情景。由中國畫家煜呱創作於約1850年的“黄埔船塢”，是長洲島遠望開去的黄埔全景，圖中央是基督教墳場，海港内泊碇了美國及法國的商船。海港後面的黄埔島上，岸邊倉庫分配給5個通商國家，由左至右分别是英國、荷蘭、丹麥、瑞典及奥地利。左方是“法國人島”。圖中江面上的外國船隻，船帆大多放下，這樣做是順應清政府的規定，防止船隻在未付關税之前就離開港口，只有剛進港或準備離開的船隻才掛滿帆。如這本畫集中的“馬戛爾尼使節團撤離虎門情景”（作於1796年)，畫面上的兩艘使節團艦只就是滿帆乘風行駛，畫面上特使馬戛爾尼特使是英國第一次派遣使臣來中國，他所乘坐的“獅子號”艦只，砲火的濃煙在船上冒出出。該畫幅作者英國畫家威廉，亞歷山大是使節團的隨團畫家，據他的日記記載，使節團船隻由廣州出發經虎門往澳門時，“‘獅子號’向沿途的每一座砲臺鳴砲三響致敬，並獲得各砲臺和其他戰艦的回禮”。可見當時中外外交交往還是友好的。外船桅杆不掛帆的圖象，反映了鴉片戰争前夕，清政府對前來廣州貿易的外國商船管理還是有效的。中國畫家筆下更刻意反映這種情况。中國畫家傳史貝霖畫於1807年的《廣州商館區一角》，畫面上是兩位清朝官員在儀仗隊的護送下乘轎前往舊英國館，商館門上飾有綵帶，門前有一名英國士兵和兩名中國鑼鼓手肅立歡迎，外國商人在商館二樓游廊上向下張望。〔5〕另一幅題爲《市舶司回府》的水彩，則將鏡頭拉至江面上，商館前面廣場活動的人物很小，面目無法看清，但可以看出粤海關官員到商館視察的場面要鋪張得多。〔6〕鴉片戰争之後，這種現象不復見了，但在中國畫家筆下的外船仍是空桅，這也反映了中國畫家的立場。1822年，十三行商館失火，關於這場大火詳細的第一手資料並不多見。而中國畫家油彩筆觸留下了一串有動感的畫面。這是一組五張的油彩，從大火初起，到烈焰熊熊，到大火熄滅下的斷垣殘壁，以及人們奔走救火、職員倉皇逃難、逃生至江面的船上觀火的場面，生動地留在畫上。

　　這些畫幅也有詳細描繪商館及附近的社會生活情景的。約作於1825年的《從商館區眺望廣州景色》，畫面上有豐富的内容，遠處是砲臺，河道上幾乎停滿了船隻，這應該是以珠江爲生的水上人家。有一只髹上紅藍兩色裝飾得很漂亮的船艇，艇首插着一面外國旗幟，應是行商洽談生意的花艇。近景，左方是沿江碼頭，各式各樣的人物，大體可分爲挑夫、趕路者和在茅草做成的遮陽傘下的攤檔前歇息品飲者，從攤檔上擺的器皿看，賣的可能是凉茶、豆漿之類。中間有一片圍欄圍住的宅地，圈養有牛、羊、鷄，應是以備供應商館食用。右方一列二三層樓房的後背墻壁上可以見到“時昌柴炭批發零售”廣告，“新天和”旅店名匾。所有這些，展示了廣州這一港口城市商貿活動的一角。〔7〕這本畫集中收入一只銀杯，是廣州衆行商贈給在旗昌洋行任職期滿回國的美國商人約瑟·庫利奇的禮物。此杯約制作於1839年，杯身上刻着外國人在珠江上賽艇一景。當時，划艇被來華貿易的外國人稱爲“唯一能在公共場所的消閒活動”，他們在1837年組成了“廣州划船俱樂部”。〔8〕選擇洋人賽艇場面爲贈别之紀念品上的裝飾圖案，立意妙絶。

　　 三、中外工藝美術的文化交流

　　以晚清廣州風情爲題材的繪畫和工藝美術的交流是這一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渠道，也促進了中外民間的相互瞭解。

　　廣州風情畫是异域人民瞭解廣州的一個窗口，在初扺廣州的外國人心目中，廣州向他們展示了别開生面的城市畫卷，畫家波塞爾在1838年至1839年間訪游中國時記道：“這個國家充滿着异彩，她的奇麗景色深深地吸引着我。”〔9〕畫家繪製的畫幅，又轉而向西方人民展現了廣州這座東方港城的風貌。1838年在英國出版的一本展覽小册子，標題是《描繪廣州、珠江及其鄰近地景貌的一幅作品，現正於萊斯特廣場的〈全景畫廊〉展出》展出的是英國畫家羅伯特·百福德繪製的環形全景壁畫，觀衆只要付以一先令，便可以换取飛越廣州的幻想旅程，仿佛置身英國商館樓頂平臺環視珠江及對岸景色。這本小册子的文字説明還提及百福德的壁畫是根據“一位名叫‘通呱’的廣州本地畫師”的原作製作的。百福德的畫除了涵蓋黄埔至澳門水道砲臺的珠江河段，將廣州的廟宇、塔樓等收入眼底之外，又在平臺上加插了人群，各式各樣，有抽煙的、聚賭的、奉茶的、奏樂的、耍木偶戲的……，展示了廣州人社會生活中的一些日常場景。〔10〕黄埔是來華外國船隻修理補給、評核課税之地，船隻可以在黄埔停留三至六個月之久，而外國船員只獲准有三天可以前往廣州。因而黄埔風光是最早期描繪中國沿岸的外銷題材之一。英國海軍上將安森的環球航艦在1734年扺達廣州時，特别製造了一批碟子，碟沿飾有英國普裏茅斯及黄埔兩地的風景，黄埔景物主要是珠江、山丘、寺塔及寄錠的東印度公司輪船。〔11〕與此同時，西方的景觀也隨着畫本和工藝美術品爲載體的畫面出現在中國人民眼前，畫集限於主題没有專意展示這方面的資料，但是英國人安森在廣州定制瓷碟要求在繪制中國風光的同時繪上英國風光，顯然是英國風光的畫作已傳入廣州。這書畫集中收入一只湯盤的圖片，是英國的科頓家族約於1733年在廣州定制的餐具中之一件。盤中間是該家族的族徽，盤沿分别繪有兩幅相同的珠江景觀和兩幅相同的倫敦泰晤士河景色。此時的廣州城沿江尚未建有西式房屋，最突出的景物是城墻和江中的城南碉堡（即後來的海珠砲臺)，以防衛建築爲顯眼的標誌性建築。而倫敦市景貌，即以倫敦橋和重建後的聖保禄教堂爲最顯眼。盤中的族徽花紋圖案是西式花紋，盤沿的裝飾花紋則是傳統的中式花紋，呈現出一種中西并存的藝術風格。〔12〕

　　晚清廣州風情畫的興起，使西方繪畫藝術品及工藝美術傳入廣州，中國工匠、畫家爲着製作適合外國人口味的外銷美術品、工藝美術品，努力學習掌握西方工藝美術。1655年紐荷芙隨荷蘭使節團扺廣州時，對中國工匠這一才能大爲嘆服，在訪華記實中寫到：“此間人民生性靈巧、刻苦且聰敏，對任何手工製作一看即能學效。葡萄牙人從歐洲帶來式樣嶄新的金銀器物，他們都能勉力地短時間内仿製出來……”〔13〕其實，外來工藝品的傳入和工藝品外銷的交流遠在此前。著名的特種工藝廣彩（廣州織錦彩瓷)起源於清雍正年間，藝人取景德鎮白瓷胎加以彩瓷烘燒，銷往歐洲各國。嘉慶、道光年間，廣彩進一步發展，把錦緞紋用於彩瓷裝飾，又以傳統透明顔料加上不透明的珐琅白色制成乳濁性顔料，色彩增加且更爲艷麗，器皿也發展爲中西式多種多樣，十三行有專營出口的瓷莊和洋行。中國人接受西方藝術與工藝並外銷，首先是在工藝品上，金銀器物、陶瓷餐具、漆器、牙雕、扇面等，到了十八世紀，外銷工藝品增辟了繪畫，畫種有水彩、水粉、油彩。有的還繼續采用中國繪畫材料，大英博物館收藏有作於1760年的廣州風景畫，就是水粉絹本卷軸。前述廣州衆行商定制贈給美國商人的銀杯，杯耳爲龍的造型，杯身上的花艸紋圖案却是西方風格。

　　對於中國美術界，西方藝術的傳入有重大影響。從畫種上説，接受了水彩、水粉、油畫等西方畫種；從技法上説，是接受了西方繪畫的透視原理以及表現技法。瑞典畫師奥斯伯克1751年以傳教士身份隨瑞典東印度公司輪船“查理斯王子”號扺達廣州，常在其著述中寫道：“若干年前中國人繪畫的技藝不高，但近年來因得以見識歐洲藝術家的造詣，他們在這方面已大爲進步——尤其是透視學上，從前他們對此是一無所知的。”〔14〕來華的西方畫家中影響最大的英國畫家錢納利培養了許多畫家，其中中國人關作霖（原名關喬昌，又稱啉呱)曾附搭洋船遍游歐美各國學習油畫技術，歸國後在廣州開畫店，主要畫肖像，宣統《續南海縣誌》稱其所畫肖像“栩栩欲活，見者無不詫异”。〔l5〕美國專家克羅斯基在其《中國的外銷品》一書中提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廣州最出色的肖像畫家是史貝霖（Spoilum)，史貝霖曾替夏威夷皇族猶安娜畫像。克羅斯基還贊許中國畫家煜呱的風景畫作與歐美風景畫相比而毫不遜色，〔16〕廣州畫家所創作的油畫，還作爲貢品上貢朝廷。道士李青來自學成油畫，賣畫糊口。後來，受官府所遣，携其所作之畫隨關舶上京進貢。

　　如果再擴大視野，還可以看到十三行商館是西方建築風格率先傳入中國的範例，對推介西方建築有重大的影響。

　　文化交流是雙向的，西方的美術、工藝、建築、園林等許多領域，同樣也受到晚清廣州風情畫的影響。比如，當時的西方藝術家習慣於依照傳統方式避開建築物的正面取景，而從側面角度取景，廣州風情外銷畫，描繪廣州商館區大多從對岸正面取景，有的西方畫家受此影響。英國畫家托瑪斯及威廉·丹尼爾叔侄就采納了這種取景方式。一些外國藝術家（包括未來過中國的藝術家)作品畫面上的船舶、人物、亭樓，皆明顯參照中國外銷作品。至於十七至十九世紀，在西方國家掀起的仿制中國瓷器、漆器，工藝品采用廣州風貌圖景，以及仿建中國園林建築的風氣；以廣州風情爲主題的外銷畫盛行，成爲西方的一些畫家樂於模仿、描繪和題材，都反映出晚清廣州風情畫頗具魅力，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注　釋：

　　〔1〕  丁新豹：《晚清中國外銷畫》，1982年香港藝術館展覽前言。

　　〔2〕  李公明：《廣東美術史》第602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3〕  《珠江風貌一一澳門、廣州及香港》第144頁。香港市政局1996年編印。

　　〔4〕《珠江風貌》

　　〔5〕  《珠江風貌》第169頁。

　　〔6〕 《珠江風貌》第157頁。

　　〔7〕  《珠江風貌》第181頁。

　　〔8〕  《珠江風貌》第186、187頁。

　　〔9〕  《珠江風貌》第45頁。

　　〔10〕  《珠江風貌》第21頁。

　　〔11〕《珠江風貌》第23頁。

　　〔12〕《珠江風貌》第147頁。

　　〔13〕約翰·紐荷芙：《東印度公司使團訪華記實》，奥格爾比譯（英譯本)1669第34頁。

　　〔14〕  彼德·奥斯伯：《中國及東印度航旅》，福斯特譯（英譯本)，1771，第一册242~243頁。

　　〔15〕宣統《續南海縣誌》卷21。

　　〔16〕C·L：Crossman，Thc China Trade，The Ryne Prcss，Pririceton，1972，P63

　　（作者：澤泓，廣州地方誌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