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廣州18、19世紀城市風光爲題材的藝術品，尤其是以外銷爲目的的藝術品，其作品中常常出現這座古老城市的一些標誌性建築，如五層樓、花塔、光塔等，而最爲突出的當屬於珠江邊的“十三行商館區”建築群。十三行在清代對外貿易中佔有重要地位。從目前藏於世界各地博物館或私人手中的藏品中，涉及“十三行商館區”題材的藝術種類頗多，包括油畫、水彩畫、版畫、瓷器、象牙器、銀器、漆木傢具、木雕等。這些藝術品除少部分是由外國畫家創作的畫作，其餘大部分爲廣州的畫家和工匠製作。它們多爲滿足外國商人、旅行者的需求而産生，其流向幾乎是英美等18、19世紀與中國廣州有貿易關係的國家或港澳地區。2000年，我們在從化市錢崗鎮一個古老的村莊發現了一塊長8.6米、寬0.28米的封檐板，它以淺浮雕的手法描繪了珠江北岸的風貌。雖經歲月的侵蝕，有一定的殘破，但依稀可辯出“十三行商館區”的位置。這是到目前爲止發現的唯一一塊以廣州珠江風光爲題材的封檐板。它的發現還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以“十三行商館區”爲主要内容的藝術品種又多了一項，二是首次發現了不是以外銷爲目的的“十三行商館區”爲内容的藝術品。這些作品有助於瞭解當年名揚中外的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的概况，是歷史的極好見证。

　　將藝術品中的“十三行商館區”作一個比較研究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根據藝術品創作的年代，結合文獻資料，可窺見“十三行商館區”外部的演變情况。

　　  一、十三行商館區前的國旗及各國商館的開館時間

　　通觀所有以廣州十三行商館區爲主題的藝術品，最爲醒目的是商館前一面面高高飄颺的旗幟，印证了當時的一句詩：“樓闌粉白旗杆長”。旗幟的數量並不一定，最多爲7面〔1〕，均爲當年與中國有貿易關係國家的國旗。一般排列由左到右爲：丹麥、西班牙、法國、美國、瑞典、英國、荷蘭，較多出現的是英國、美國等國國旗，這反映當時英美與華貿易關係密切。在一幅技藝十分低劣的油畫中，僅出現的是法國和荷蘭旗，這是較少見的〔2〕。封檐板也刻了三面旗幟，只是年代久遠，有的旗面已磨損，有的則没了旗杆〔3〕。最早在廣州設商館是英國。關於英國設館時間有三種説法：1. 1685年，2. 1699年，3. 1715年：英國國旗是1800年才出現的。法國於1698年設商館，另一説法是1728年才設館；法國的國旗有兩種：1803年以前樹的是代表皇朝的白旗，1803年以後才掛法蘭西共和國的三色旗。1805年2月，法國商貿代表瓊·皮朗逝世，其國旗卸下後，直到1832年才再次出現。隨後建館的國家是荷蘭1729年、丹麥1731年和瑞典1732年。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首航廣州，1786年美國第一任駐廣州領事山茂召赴任，他和蘭達兒在廣州設立了首家美商代理機構，美國國旗於1788年首次在商館區出現。各國國旗一般聳立在其商館前的廣場。從東到西，各國商館排列如下：第一、二家是荷蘭的怡和行（小溪館)、集義行，第三、四、五家是英國的寶和行（即新英國東印度公司館)、豐泰行（即諸洲館)、隆順行（即舊英國館)。第六、七家是瑞典行（即瑞典館)、孖鷹行（即帝國館)；第八、九家是美國的寶順行、廣源行，第十家是中和行（由一家行商使用)、第十一家是法國的高公行；第十二家是西班牙的吕宋行：第十三家是丹麥的黄旗行。其排列是基本不變的，只是名稱因翻譯與習慣叫法有所不同，如豐泰行，有叫諸洲館，又有叫周周館，它是巴斯人的商館。旗幟一般在商館前廣場中，但制於1840年的銀杯則將旗幟全刻在建築物上，這是較少見的一種表現手法〔4〕。另外還有一些以廣州商館區爲題材的作品，只有旗杆，而無旗幟。如鋼筆及墨水紙本“商館區一景”，作於1839-1840年〔5〕。同期另一幅素描的題識，上有“商行前面的廣場周圍以欄杆圍起來，河道上亦已圍樁封鎖堤岸，自英兵撤離此地後，商館的平臺亦被拆除，外國旗幟不再飛揚。記於1839年7月8日。”没有旗幟的商館區反映出中英鴉片戰争正式爆發前對商館的影響。一幅創作於1822年的油畫，旗幟也是空的，它描繪了1822年商館的大火初起〔6〕。另一幅油畫描繪大火情景，連旗杆都燒着了〔7〕，在一幅同是創作於1822年的水彩畫中，大火已熄滅，建築已幾乎全部燒穿，但英國旗仍在飄颺〔8〕，這多半是作者要討好英國主顧們。1841年，商館區再次發生火灾，重建後的商館旗幟排列有所不同了，最東邊的荷蘭旗已没有了，其位置出現的是丹麥旗〔9〕。舊荷蘭館當時是渣甸洋行的商館，由於其一位成員曾於1820年開始擔任丹麥領事一職，1841年後，外銷畫上原荷蘭旗變成了丹麥旗。實際上荷蘭人的貿易並没有終止，荷蘭館仍存在。一幅作於1855至1856年間的油畫出現了俄國旗，〔10〕俄國商館何時建立有待考證，但應晚於1805年，因爲當年兩艘俄羅斯商船“希望”號和“涅瓦”號才剛開通俄羅斯至廣州的航綫。

　　  二、十三行商館區的建築與廣場

　　十三行商館區的西洋建築與廣州城的中國傳統建築之反差是諸多作品着力要表現的。十三行商館區是由十三行商出租給來華經商的外國人居住、辦理商務和堆放貨物的，開始並不是西式建築。據一制於1733年瓷器湯盤上所描繪的珠江邊還未出現西式建築，但它伸向江邊的大片淤地應是後來在此建成了西式建築及廣場〔11〕。“廣州城一覽”的象牙綵繪作品中，廣場和旗杆都有了，但建築仍是中式的〔12〕，可判斷其爲中式建築將向西式建築過渡期。那麽充滿异國情調的西式建築建於何時呢?1751年，彼得·奧斯伯克記述：“河岸上築建了一排排的房子，是中國人租借給逗留此地的歐洲人的。”〔13〕這裏雖没有説建什麽建築，但也可以判斷應是西式建築。它有幾個特點：（1)建築多爲兩三層高，外型多爲回廊聯拱式（也謂殖民地式)，成排相連又各自獨立。（2)中間被三條南北走向的小街隔開：新豆欄、靖遠街、同文街，街的兩旁是中式建築，外國人可以在這裏的商鋪購買商品。（3)下層多爲厨房、倉庫、僕人房、接客房；二樓多爲客廳、辦公室、帳房；三樓多爲卧室、金庫等。十三行商館區的出現，是爲了將西方人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内，僅與行商做生意。西式建築是吸引西方人的手段。1759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呈請頒佈《防範外夷規條》時提出：“近來有嗜利之徒，將其所有房屋，或置買已經歇業之行，雕欄畫檻，改造精工，招誘夷商投寓——即買賣貨物，亦多有不經行商通事之手。”〔14〕《防範外夷規條》頒佈以後，由十三行商建立起來的西式建築，成爲外國人僅可居住的地方。這些建築“大部分屬於伍浩官及潘啓官的私産。”同文行潘致祥“置夷館三所，共值價值五萬餘兩。”〔15〕義豐行蔡昭復原擁有荷蘭館，後迫於欠餉之故，以一萬六千六百兩之代價賣與他人。“1836年，307名外國人租到了廣州十三行的房子，總面積爲77萬平方英尺。”〔16〕無論如何，在一個古老的城市中出現充滿异國情調的建築並有世界各國不同的商人在這裏進行貿易活動是廣州開放的標誌。

　　在不同的藝術品中都從不同角度表現英國和荷蘭商館前的長廊。據《廣州“番鬼”録》作者亨利在書中描述：“在新英國館前面有一條寬闊而有列柱的長廊，伸向河邊，它的列柱支撑着屋頂，山墻上刻着一個大英帝國的徽記和一句用拉丁文寫的格言‘爲了國王和英國政府的利益’，以其來代替‘恬不知耻’。荷蘭公司也有一條類似的長廊，也有國徽，格言是‘我支持’。”〔17〕從許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亨利所説的長廊，它們約建於1785年。荷蘭館的長廊較之英國館的長廊要窄許多，荷蘭館僅一個拱門，英國館有三個拱門。作於1840年的銀杯也清晰地刻出了拱門。

　　商館區曾發生三次大火：1822年、1841年、1856年。前兩次大火很快在原址上重建了商館，最後一次大火後，另擇址沙面建起了租界。在藝術品中，對大火本身及大火後重建的建築都有所反映，故使我們今日可以瞭解它本身的延續與變化。應該説第一次大火後十三行商館區幾乎在原址按原貌重建，包括英國、荷蘭館前面的長廊也原樣建立起來了，只是在堤岸邊的圍欄已不見。大火前商館前廣場被圍欄圍起，目的是不準中國人隨便進入。“直到1822年的大火灾爲止，這個廣場一直是‘番鬼’們專用的。周圍用欄杆圍了起來，並被認爲是他們作爲商館的佔有者應有的權利。”〔18〕在外銷畫中，1822年前的廣場，或空盪或是中國苦力在干活或是西方人在漫步，甚少見其他中國人。但大火後，欄杆取消了，“中國人常常把廣場當作通衢大道，一些沿街叫賣的小商販也喜歡麋集在這裏做小本生意。……”〔19〕亨特所描繪的情景在名爲《廣州商館側貌》油畫中得到印证。〔20〕第二次大火後，欄杆又建立起來，廣場成了花園，種植了許多樹木、花艸。在一幅創造於1844—1845年間的名爲《美國花園》的畫中，廣場花園裏種植了各種樹，其中有木棉樹，花園裏僅有西方人在漫步，甚至有婦女和兒童。〔21〕可知當年不允許婦女進入商館區的禁令，在後期已成爲一紙空文。清政府於1759年實施的《防範外夷規條》明文規定：“外國婦女不準前來廣州。”她們必須住在澳門。1830年4月8日，幾位英國和美國婦女從澳門來到廣州商館區，廣州當局四處張貼“告示”命令她們立即離開，一刻也不準停留。到1844年此乃鴉片戰争後，清廷的禁令已失效了，婦女已大摇大擺在商館區散步了。

　　第二次大火後另一重大的變化是長廊不見了，建築的樣式也有了較大變化，尤其是在原舊英國館和荷蘭館的舊址上，興建了兩座大型建築；1847年更新添了一座基督教堂，而這一切均毀於l856年的那場大火。第二次鴉片戰争後中國被迫進一步開放，十三行專營外貿的制度被取消，恢復十三行商館區已不可能，英國和法國在沙面建立了自己的租界，原十三行商館區的大部分功能被沙面租界所取代。

　　綜觀多種藝術品上對“十三行商館區”的描繪，從真實性來看，油畫最佳，封檐板最差。但藝術品畢竟不同於歷史照片，受創作者的主觀意識的影響及創作手法的限制，前者的真實性有折扣，不可求無一處無來由，否則違背藝術本身的規律。

　　注　釋：

　　〔1〕《珠江風貌  澳門、廣州和香港》，    第189頁。

　　〔2〕《Martyn Gregory Jubilee Exhibition 1977—2002》，  第74頁。

　　〔3〕《廣州文博》2001年第2期，    第112頁後插圖。

　　〔4〕《珠江風貌  澳門、廣州和香港》，  第189頁。

　　〔5〕《珠江風貌  澳門、廣州和香港》，   第173頁。

　　〔6〕《珠江風貌  澳門、廣州和香港》，   第175頁。

　　〔7〕《珠江風貌  澳門、廣州和香港》，   第177頁。

　　〔8〕《珠江風貌  澳門、廣州和香港》，   第179頁。

　　〔9〕《珠江風貌  澳門、廣州和香港》，    第197頁。

　　〔10〕《珠江風貌  澳門、廣州和香港》，    第147頁。

　　〔11〕《珠江風貌  澳門、廣州和香港》，   第167頁。

　　〔12〕《珠江風貌  澳門、廣州和香港》，    第144頁。

　　〔13〕《文史旬刊》，  第九期，    第308頁。

　　〔14〕樑嘉彬：《廣東十三行考》 第272頁，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9年。

　　〔15〕樑嘉彬：《廣東十三行考》 第352頁，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9年。

　　〔16〕《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第113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

　　〔17〕《廣州“番鬼”録》 第17頁，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3年。

　　〔18〕《舊中國雜記》 第15頁，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2年。

　　〔19〕《舊中國雜記》第15頁，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2年。

　　〔20〕《珠江風貌  澳門、廣州和香港》，    第183頁。

　　〔21〕《珠江風貌  澳門、廣州和香港》，    第191頁。

　　（作者：李穗梅，廣州市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