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年，攝影技術誕生於法國。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法國派遣特使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6)前來中國與清朝兩廣總督兼欽差大臣耆英談判並簽訂中法《黄埔條約》。使團隨員中，有法國財政部代表於勒·埃及爾（Jules Itier)。他是一名攝影愛好者，隨身携帶着一架笨重的銀版攝影機，裝在一只大木箱中。使團在澳門和廣州停留期間，於勒·埃及爾用這架照相機拍攝了大量的照片。現藏於法國攝影博物館的37幅有關近代初期穗澳兩地的攝影作品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在中國拍攝的最早的照片，1990年曾在澳門展出。這些照片中已知内容的31幅，其中除9幅有關澳門外，其餘皆爲有關廣州的作品。就其内容大體可分爲外國商館、羊城風貌、海山仙館及人物四個方面。筆者根據澳門歷史檔案館《早期澳·穗攝影作品展》和澳門文化司署《文化雜誌》第11、12期的有關文章，特别是於勒·埃及爾的日記《中國之旅》（Voyage en China，1843—1846)摘録，與其他中外文史資料及同一時期的廣州外銷畫互相印证，對這組照片作一個初步的探討。

　　一、外國商館

　　十三行位於清代廣州城西珠江北岸一帶，全盛時期的十三行，包括十三行商的行號和供外商居停貿易的商館。法國東印度公司於1689年（康熙三十七年)直接對華通商並在廣州設立商館，是爲歐美各國在廣州設立商館之始。其後時設時棄，直到1832年重新任命駐華領事，法國館才重新成爲法國人居停貿易之所。拉萼尼使團在穗期間下榻其中。於勒·埃及爾的鏡頭自然地對準外國商館及其周圍的景物。

　　影展目録第15、16號照片的説明分别爲：“1844年11月拍攝的廣東歐洲人貿易中心，有兩層和三層的建築物，屋頂有烟囱，屋前有樹林”；“1844年11月拍攝的廣東歐洲人貿易中心的花園、碼頭和磚墻。”〔1〕據佚名中國畫家的水彩紙本畫《美國花園，1844-1845》所載，〔2〕美國花園東臨新豆欄街南段，西臨靖遠街南段，各有磚墻一道；南臨珠江，北臨美國館、寶順館、帝國館、瑞行、舊英國館及混合館，各有栅欄一道。第15號照片是站在靖遠街南段拍攝的，花園西面的磚墻與照片下方平行，花園北面的栅欄與美國館等六座商館正面平行，照片中除美國館影像模糊之外，其他五座均清晰可辨，甚至連新豆欄街南側的新英國館亦隱約可見，花園中的樹木較紙本畫更爲茂盛，時間在紙本畫之後。第16號照片拍攝地點大約在南端珠江北岸的碼頭上，這類碼頭在十三行沿江地帶共有多座，供裝卸貨物及外商乘船往來港澳、黄埔之用，照片上花園的圍墻清晰可見，栅欄、樹木亦依稀可辨，但此花園的圍墻究竟爲美國花園，抑或位於新豆欄街南段東側，北面栅欄與新英國館、荷蘭館及小溪館平行的英國花園，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除了從陸地上拍攝商館及其周圍的景物外，大約於勒更喜歡登上商館後座的屋頂，以更爲開闊的視野自北向南進行拍攝。目録第26、28、31、32號照片都屬這類作品。〔3〕照片上珠江如練，帆檣梭織；花園中樹木葱鬱，生機盎然。商館的金字形屋頂或一字横向，井然有序；或縱横相向，錯落有致。美商亨特（William C.Hunter)謂：“每座商館都包括許多相連的房屋，一間接一間，中間有狹窄的空地或院落相隔開來。商館由南向北延伸，前面稱爲一號，後面稱爲二號、三號，以此類推。”〔4〕從照片上可以有更真切的體會。而且每一個屋頂皆有三四個烟囱（大約與西人在房間設置壁爐有關)，爲一般南方中式屋頂所無。商館區内的同文街（New China Street)、靖遠街（Old China Street)及新豆欄街（Hog Lane)，皆爲中國行外商人經營的小店鋪，沿街列肆，熙來攘往。其房屋式樣亦爲二、三層的洋樓，我們從拉維涅（Lauverrgne)的設色石版畫“New China Street”和佚名中國畫家的“Old China Street”可見一斑。〔5〕但這些供中國行外商人居停貿易的洋房，屋頂的一部分却建有東方國家的“平頂屋”所特有的小平臺。美國新教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謂當時廣州的房屋，“平臺常常建在屋頂上，周圍築有圍欄，可以在日暮晚凉時分，有一個安全而愉快的避暑之處。人們登上平臺，可以享受到清新的空氣，可以得到比較開闊的視野，還可以看到街坊鄰里所發生的各種事情。”〔6〕這種一般爲其他洋房所無的屋頂小平臺，從上述照片及外銷畫皆可見到。

　　此外，我們還可將第28號照片與佚名畫家的水粉布本畫《從集義行（荷蘭館)頂樓眺望廣州全景》〔7〕作比較。照片拍攝的地點大約在法國館的頂樓，與畫面的視野和構圖大致相近。但荷蘭館位於商館區的東側，畫面上見到的屋頂小平臺屬於新豆欄街的中國小商鋪；與河南的海幢寺平行，西至白鵝潭和通往大黄滘的後航道的珠江蜿蜒曲折；法國館位於商館區的西側，照片上見到的屋頂小平臺，屬於同文行的中國小商鋪；由於無法見到白鵝潭的後航道，珠江江面不象畫中那樣曲折，宛如一匹横拖素練。在現存有關商館的外銷畫多而照片少，描繪商館正面的作品多而涉及其他部分的作品少的情况下，這些照片顯得彌足珍貴。

　　  二、羊城風貌

　　皮埃爾·布羅謝特（Pierre Brochet)在談到於勒·埃及爾的攝影作品時説：“在這套照片中，所有的景色均由高處房頂拍攝，可以看到船的桅杆，總的來説，景色都很清晰，層次分明。”“第29號風景照……從空間的高處，看和感覺這座城市，所拍攝的效果與地面大不相同。”〔8〕

　　於勒有關羊城風貌的照片都是這樣拍攝的，而所謂的“高處房頂”即在上文提及的外國商館，尤其是他們下榻的法國館，這些房頂除大部分爲金字形外，間或有少數爲平頂式，整個屋頂形成一個巨大的平臺，四周築起護欄。從19世紀前期廣州外銷畫可以看到，新英國館、西班牙館、法國館的前座即一號，屋頂皆有這樣的大平臺。〔9〕而荷蘭館的四號屋頂亦爲一大平臺，上文所引的水粉布本畫《從集義行（荷蘭館)頂樓眺望廣州全景》就是在大平臺上繪成的。大約法國館的後座即最北面的房頂也是一個大平臺，故攝影師得以因利乘便，從平臺的東、南兩面拍攝外國商館的屋頂及珠江景色。從平臺的西面、北面拍攝廣州城西的景色。影展中的第14、20、25、27、29、36號及前引《文化雜誌)所載《1844，廣州城貌》一幅等。〔10〕

　　在清代外國商館的西面、北面與十三行同屬廣州西關，市廛稠密，爲商業繁盛之區。照片中民居最密集的要算第20、29號及《文化雜誌》所載的一幅。其中的民居一般爲單層，金字形屋頂。裨治文談到廣州中下層居民的房子“緊挨着街道，一般只有一個人口。……房子内部没有空餘的房間；每個單間就分配給家族中的一房人，另外還有一間房充作全家共用的飯廳，整個房子的地方就這樣劃分完了。”而小康人家的“連同所在的那片土地，都被圍在12至14英尺高的圍墻裏。圍墻前面緊挨着街道；這樣，在街上經過的人就完全看不到裏邊的建築物。”〔11〕在第14、25號和《文化雜誌》中的兩幅照片上皆可見到，其作用除了保持家庭生活的私密性外，還可防盗。而從第25、27號可以看到民居的邊緣與西郊平行若隱若現的珠江；從《文化雜誌》照片之一可看到江上的帆影。第14號和《文化雜誌》照片之二的遠景爲郊外峰巒起伏的小山埠，近景則爲一座釀酒或制醬油的作坊，圍墻内的房屋和空地堆滿了大缸和遮蓋缸面的竹編罩蓋。這些民居，與清末廣州的西關大屋有着不同的時代風格。

　　三、海山仙館

　　海山仙館位於清代廣州城西珠江岸邊泮塘與荔枝灣之間。風廊水榭，連綿十裏；蒼山碧水，足以騁懷；蘇舸雪閣，可供游眺。道咸年間，號嶺南第一名園。道光二十八年（1848)夏鑾作《海山仙館圖》，海内名流，多有題咏。〔12〕其時洋人進城之禁未開，居停外國商館的西商，每以進園一游爲幸。廣東大吏及欽差大臣，亦每假此園會見西方各國的公使、領事。曾到海山仙館作客的於勒·埃及爾，爲這座名園留下了三幅珍貴的照片，即影展目録第3、4、5號。〔13〕

　　於勒·埃及爾與海山仙館主人潘仕成是在中法《黄埔條約》談判期間在澳門認識的，其時潘仕成以布政使銜即選道的身份任耆英的談判代表。法國使團下榻廣州商館後，潘仕成兩度登門拜訪，並於11月21日邀請攝影家携帶照相機到園中作客。〔14〕

　　這三幅照片中，第3號拍攝海山仙館主樓（分前後兩座)及其西面長廊。第4、5拍攝主樓前座。兩座主樓臨湖而築，高棟飛甍，軒窗敞宇，氣勢雄偉。長廊横跨湖面，蜿蜒曲折，頂覆瓦脊，以蔽風雨，藻飾甚工，與半個世紀後建成的北京頤和園長廊有异曲同工之妙。與長廊相接爲一道伸人湖中，緣堤而築的回廊曲徑，一名身着白色或淺色西服，頭戴便帽，身材瘦長的西人正倚欄小憩，欄邊停着一只遊艇。其時雖已值初冬，湖面上依然芙蕖萬柄，碧葉如蓋。樓前湖蔭，荔樹扶疏，頗有“人在畫圖中”的韵致。  與夏鑾所繪《海山仙館圖》完全相合。

　　至於潘仕成與十三行的關係，據潘福燊纂潘氏族譜《河陽世系》載，仕成曾祖潘款，又名振聯，爲同文行創始人潘啓（Puan Khequa I)之弟；祖伯容，名有量，爲同文行商及同孚行商潘有度（Puan KhequaⅡ)從兄弟，仕成則爲同孚行商潘正煒（Puan KhequaⅢ)族侄。〔15〕而隆記茶行後人張錫麟撰《先祖通守公事略》則雲：“同邑潘公梅亭，爲德畲（案即潘仕成)廉訪父，設同孚茶行，聞其（案即指其先祖)名羅致而倚任之。”樑嘉彬先生據此雲：“或者自鴉片戰争後正煒自願歇業，該行歸仕成頂辦，改稱茶行歟?姑存其疑，以待論定。”〔16〕

　　以潘仕成爲潘正煒子，蓋有誤記。其在鴉片戰争後頂辦同孚行務，改稱茶行亦史無明文。然而，於勒·埃及爾在廣州所拍的照片中有《Pon-Tin-Qoui一家》一幅，再证以11月21日的日記，他到潘仕成家作了一天客，爲家中老小拍照的記載，〔17〕可知潘庭官（Pon-Tin-Qoui)實指潘仕成。1860（咸豐十年)年又有一名法國人到海山仙館作客，並將其觀感發表在《法蘭西公報》（Gazette dc France)上。文中亦稱潘仕成爲潘庭官（Portingus)“我最近參觀了廣州一位名叫潘庭官的中國商人的房産。他每年花在這處房産上的花費達300萬法郎……這一處房産比一個國王的領地還大。……整個建築群包括三十多組建築物，相互之間以走廊連接，走廊都有圍欄和大理石鋪的地面。……這花園和房子容得下整整一個軍的人。房子周圍有流水，水上有描金的中國帆船。流水匯聚處是一個個水潭，水潭裏有天鵝、朱鷺以及各種各樣的鳥類。園裏還有九層的寶塔，非常好看。”而向潘仕成介紹這篇文章的美商亨特，則稱他爲潘啓官（Pwankeiqua)〔18〕，顯然繼承西人對潘正煒的稱呼，可作爲潘仕成繼承其生意的佐证。然由於文獻缺乏，仍有待於繼續發掘史料，作進一步研究。

　　四、人物照片

　　於勒·埃及爾的中國之行所拍的人物照片，估計比現藏於法國攝影博物館的照片還要多，有他本人的日記爲证。從日記中亦可見當時中國對攝影這一新事物的態度，故徵引稍詳。

　　1844年lO月14日和15日，“我將這兩天全部投入拍攝澳門的最佳名勝。過路行人對於我的要求做出非常客氣的謙讓，許多中國人不反對我給他們照相，但是想見識一下攝影機，只聽見一片讚嘆和不斷的笑聲。”〔19〕

　　10月24日，中法《黄埔條約》在停泊於黄埔的法國軍艦“阿基米德號”（LArchimede)上簽訂。“當我們走進小工作室時，Ho-pu（又稱Hoppo，應指粤海關監督)在那兒等我，私下請我爲他拍照留念。接着一個滿人將軍和我的朋友chao-Tchun-Lin（趙長麟，侯選主事，亦爲耆英的談判代表)爲同樣的理由找上門來。我滿口答應三個人的要求，决定給他們拍一張合照，他們似乎都很滿意，以致於滿人將軍和Heo-yuen（學院，應指廣東學政)請求我分别爲他們單獨拍照，盡管光綫開始變得不利於攝影，但我還是無法推辭。此外，我一天换了十到十二張版，累得精疲力竭……”〔20〕“回到橋上，我們重聚在一起，用這一機會拍攝由Kv-ing（耆英)、法國大使、海軍上將、大使一等秘書和翻譯組成的合照，接着分别爲Ky-ing和Huan（黄恩彤，廣東布政使，耆英的首席談判代表)單獨拍照，我本想自己收藏，却犯傻將照片給他們倆看。當然就留不住了，當總督（亦指耆英)看到他的照片時，很是驚奇，然後望着我，揮手喊道：多謝!多謝!……”

　　“Paw-sse-Tchen第一次登門，未遇，留下一張印有大名的粉紅帖，後來，他第二次登門，極想看看人們都在談論的銀板照相機，我爲他照了兩張相，並把一張好的送給他。他滿面春風，邀請我到他正妻的府上作客，並爲她照相。”11月21日“我去Paw-sse-Tchen家作了一天客，我帶去的照相機使他們全家興奮不已，Paw-sse-Tchen的母親搶在衆人之前，拍了第一張照片。主人的太太婉言謝絶了，於是，我爲主人的姐姐拍照，這個女人盡管涂脂抹粉，却非常難看。我再爲他的兩個大兒子、保姆拍照，穿褲衩的孩子也在我面前擺好姿勢，個個都照得很有型。”

　　“艱苦的作業持續了三個小時。這時，街上傳來鑼聲，廣州的五位官大人駕到，Tchao-Tchun-Sin（Sin應作Lin)的一班僕人尾隨在後。所有的人都想來親眼看一下滿城傳説的奇特發明。從Paw-sse-Tchen的行禮姿勢和這一行人的高貴穿戴，可以判斷出我們正面對很重要的人物，最引人注目的是廣東副總督Fao-Yuan（撫院)，緊跟在後面的是清軍的一位駐防司令Tsean-Keun（將軍)、海關署長Ho-pu、翰林學士Heo-Yuan及糧米主管Tun-Leang-Taou（督糧道)Tchao-Tchun-Lin向他們介紹我是何許人，我同他們一一行禮。”〔21〕“Paw-see-Tchen和他的兒子的照片印出來了，其中一個兒子爲照片酷似他本人而欣喜若狂，我從主人的手勢中看出他正在向其他人描繪攝影程序，解説尚未完，新來的人已將我團團圍住，個個想争得我的青睞，一邊有禮貌地同我握手，一邊求我爲他們拍照，我盛情難却，給Fao-Yuan也拍了一張照，形象很好，我將照片給了他，當時興奮的場面難以描繪，每個人都想拍一張照片，結果我只好讓步。”

　　“中國的寶塔以其富麗的雕飾和典雅的建築風格引入注目，一位和尚在門口接待我，並陪我人内細細參觀，我隨身携帶着照相機，想給和尚照相，他應允了。”〔22〕

　　從日記可知，在中國較早接觸西方事物的城市澳門和廣州，人們對攝影這一新事物並未斥之爲“奇技淫巧”而加以排斥，反而引起近乎狂熱的愛好，無論達官貴人還是普通百姓皆然。可惜這些達官貴人照相之後，大都將照片要去。“因此，照片不是存在於像中人的後代家中，就是永遠地消失了。”〔23〕根據影展的目録，現在所能見到的人物照片只有第1、2、6、7及17號五幅，下面對其中四幅略作介紹。

　　第2號照片《在巡洋艦“阿基米德號”上簽署中法條約的兩國代表》，〔24〕中間坐者爲法國特使兼全權公使拉萼尼和清朝兩廣總督兼欽差大臣耆英，兩旁和後排站立者爲使團頭等參贊菲列勒侯爵（拉萼尼的首席談判代表)、翻譯加略利（又稱範尚人)和一位海軍將領，這位將領日記原文稱之爲L’Amiral（海軍上將)，其人究竟爲先於使團來華，後將艦隊歸拉萼尼調遣的艦長士思利（Jean Thomas Médée Cécile)，抑或“亞基米德號”艦長帕裏斯（Paris)尚待考證。據説耆英在巡視該艦的過程中“精神抖擻，下到機房時，他再也掩飾不住驚奇之色，説：‘法蘭西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英國人騙了我們，曾向我們説：你們是一個低劣的民族，没有能力製造這種機器!’”〔25〕法國軍艦“亞基米德號”和照片上的這位將領，正是近代初期西方列强對華砲艦政策的代表，而這張照片也就成爲繼中英《南京條約》、中美《望厦條約》之後列强强加給中國的第三個不平等條約一中法《黄埔條約》的歷史見证。

　　第1號照片《廣東著名的清朝官員》，中間當爲廣州將軍奕湘，左爲廣東巡撫程矞採，右爲廣州知府劉開域。巡撫和將軍從外貌看約五六十歲，知府則爲正當强仕的中年人。〔26〕第6號《潘庭官一家》〔27〕照片中一名坐着的中年婦女，抱着一個襁褓中的嬰兒；旁邊站着兩個孩子，一個十三四歲，另一個約十歲，俱屬上層人家的打扮，應爲潘仕成的子侄；背後站着一名老婦。老婦和中年婦女衣着平常，與日記中所載爲他的兩個大兒子和保姆拍照正好相合。

　　第17號《在廣州的一條街上拍攝的一群人》，照片中一個老婦提着鷄籠，一個少年將辮子盤在頭上，一老一小向攝影師迎面過來；另外兩個人，頭戴斗笠，一個扛着扁擔，一個徒手，側着身子，似乎没有注意到攝影師。四人幾乎都赤着脚，與當時外銷畫家筆下的市井人物一樣，顯然屬於下層社會的衆生相。皮埃爾·布羅謝特謂這幅照片：“已經有現代攝影的迹象，看得出攝影師的功夫，不然的話，照片中的人物不會被精心地‘安排’成兩位正視攝影師，另外兩位假裝不看攝影師，似乎在走動。攝影師的意圖是，讓人們相信攝影的一刹那，銀板照相需要長時間的曝光，攝影師希望體現運動，即生活。”〔28〕

　　於勒·埃及爾所拍攝的這一組不存在於攝影國家的照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近代初期廣州的園林建築、社會風貌以至中國重大的歷史事件。將這組照片與清代廣州外銷畫及其他中外記載互相印证，有助於研究近代初期廣州以至中國的歷史，筆者爲此撰文介紹，並附以其中的部分照片，希望引起學界同仁的興趣，作近一步的研究。 

　　注　釋：

　　〔1〕澳門歷史檔案館：《早期澳·穗攝影作品展》，第8、14頁，澳門1990年；澳門文化司署《文化雜誌》，第70頁，第11、12期（1993年第1季度)。

　　〔2〕香港藝術館：《珠江風貌—澳門，廣州及香港》，第190-191頁，香港市政局1996年。

　　〔3〕澳門歷史檔案館：《早期澳·穗攝影作品展》，第12、26、28、35頁；澳門文化司署《文化雜誌》，第11、12期，第74頁。第26、28號原標題作《廣州全景》；第31、32號作《廣州》，不確。

　　〔4〕William C.Hunter，The“Fankwae”at Canton（亨特：《廣州“番鬼”録》)，Shanghai 1983，p.12-13。

　　〔5〕《香港藝術館藏品選粹一歷史繪畫》，香港藝術館1991年，第87頁；Journey to the Far East-George Chiunery and the Art of Canton,Macao and Hong kong in the 19th century．（《遠東之旅—錢納利與十九世紀廣州、澳門和香港之藝術》)，Tokyo1996，P.115。

　　〔6〕Chinese Repository（《中國叢報》)，vo1．2，p.199。

　　〔7〕《香港藝術館藏品選粹—歷史繪畫》，第80頁。

　　〔8〕澳門歷史檔案館：《早期澳·穗攝影作品展》，第28-29頁。

　　〔9〕香港藝術館：《珠江風貌—澳門，廣州及香港》，第173、183、191、193、195頁；《香港藝術館藏品選粹—歷史繪畫》，第82頁。

　　〔10〕澳門歷史檔案館《早期澳·穗攝影作品展》，第11、20、27、29、30頁；澳門文化司署《文化雜誌》，第11、12期，第69、73頁下。第14號原標題作《從“老虎”河右岸拍攝的在廣州的歐洲人的洋行的水中倒影》，不確。第25號原作26號，與另一幅同稱《廣州全景》的照片編號重復。

　　〔11〕Chinese Repository，vo1．2，pl97-198。

　　〔12〕廣州荔灣區文化局、廣州美術館：《海山仙館：名園拾萃》，第29-36頁，花城出版社，1999年。

　　〔13〕澳門歷史檔案館：《早期澳·穗攝影作品展》，第15、13、39頁；澳門文化司署《文化雜誌》，第11、12期。第71頁。後者將Paw-sse-Tchen譯作潘西成，不確。

　　〔14〕章文欽：《澳門歷史文化》，中華書局1999年版，《澳門與中法〈黄埔條約〉和教務交涉》一文；澳門歷史檔案館《早期澳·穗攝影作品展》，第22、33頁。

　　〔15〕潘福燊：《河陽世系》，民國九年刊，第27、32、34頁。

　　〔16〕樑嘉彬：《廣東十三行考》，第213-214、277頁，臺中東海大學，1960年。

　　〔17〕澳門歷史檔案館：《早期澳·穗攝影作品展》，第22、30、33、39頁，照片在目録中的編號爲第6號；澳門文化司署（文化雜誌)，第11、12期，70頁，Pon-Tin-Qoui被譯爲包丁權，誤。

　　〔18〕亨特著，沈正邦譯，章文欽校：《舊中國雜記》，第88-90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Portingus應爲Pontingqus或Pwantingqua的誤寫。

　　〔19〕澳門歷史檔案館：《早期澳·穗攝影作品展》，第33-38頁；澳門文化司署《文化雜誌》，第11、12期，第66-68頁。

　　〔20〕10月24日，日記原誤作10月26日。引文括號内按語爲筆者所加，下同。

　　〔21〕廣州，法文原文作Canton，葡文譯文作Cant?o，此處應指廣東；Tchao-Tchun-Sin法文日記原文作Tchao-Tchun-Lin，Sin應爲Lin之誤。

　　〔22〕寶塔，法文日記原文和葡文譯文俱作pagode，此處應譯作寺廟或廟宇爲宜。

　　〔23〕澳門歷史檔案館：《早期澳·穗攝影作品展》，第23頁。

　　〔24〕同上，第36頁。

　　〔25〕衛青心著，黄慶華譯：《法國對華傳教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上卷，第303、305頁；澳門歷史檔案館《早期澳·穗攝影作品展》，第37-38頁。

　　〔26〕澳門文化司署：《文化雜誌》，第11、12期，第66頁；將軍、巡撫據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第2册《巡撫年表》；第3册《駐防大臣年表》；知府姓名據史澄纂光緒《廣州府志·職官表》。《文化雜誌》將Tseun-Keun譯爲陳昆，譯爲Fao-Yuen範應，譯爲Kwang-Chou鄺緒，誤。並以爲三人的排列，以巡撫居中，將軍居左。將軍奕湘官從一品，且爲宗室，地位在官從二品的巡撫程矞採之上，故居中者應以將軍爲是。

　　〔27〕澳門歷史檔案館：《早期澳·穗攝影作品展》，第30頁。

　　〔28〕同上，第24、37頁。

　　（作者：章文欽，中山大學歷史係；管亞東，深圳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