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起點於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始於粤、閩；自絲綢之路開通，中國與他國人民進行物質交流和文化交流。嶺南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和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地區，從西漢時起，中國人就從廣東徐聞、廣西合浦出海，在南海和印度洋上同外國通商。三國吴時，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聯繫南海諸國，他們所經歷聽説的國家有100多個。劉宋以後，海上交通更加發達，“自樑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逾於前代矣。”〔1〕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發展與中西文化交流，對嶺南，乃至中國社會科學文化的進步有着積極的推動作用。

　　一、思想文化

　　湯用彤先生著《漢魏兩晋南北佛教史》雲：“大凡世界各民族之思想，各自辟途徑。名辭多獨有含義，往往爲他族人民所不易瞭解。而此族文化輸入彼邦，最初均牴牾不相入。乃交通稍久，瞭解漸深。於是恍然於二族思想，固有相同處。因乃以本國之義理，擬配外來思想。”〔2〕這段話反映了思想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傳播交流過程中的現象和規律。

　　古代文明國家的思想文化，宗教方面佔有相當重的比例。佛教創立於公元前的6至5世紀的古印度。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路綫一直是衆説紛紜，既有“陸路説”，又有“海上説”，但有一點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自海上絲綢之路暢通，印度僧人來華多取水路，中國名僧渡海取經者亦不在少數。正如湯用彤先生説：“印度與中國的交通，其通塞改易，均與我國佛教有關係。其在南朝，與天竺交通，多由海程。”而“西域中亞雖爲中國北部通印度之要途，然迂逥取道南海者，亦有其人。……取道海上則常經廣州。廣州在南朝，亦爲佛法重鎮也。”〔3〕  

　　樑中大同元年（546)，印度高僧真諦（Paramá rtha，499-569年)扺達廣州，然後在中國轉輾翻經傳教，於天嘉三年（562年）再乘船至廣州，據《續高僧傳》，真諦在華23年，譯“經論記傳64部，合278卷”，“餘有未譯梵書並多羅樹葉凡有240夾”。經過刊定，現存26部87卷。其中天嘉四年（563)，真諦在廣州制旨、王園二寺翻譯《攝大乘經》三卷、世親《釋》十二卷及《義疏》八卷，《唯識》、《俱舍》諸。太建元年（569年）真諦在廣州入寂。又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唐太宗、高宗及天後三朝，中國高僧六十人中“西去者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義净（635-7l3年）便是其中一位。他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由廣州乘波斯商人的貨船前往印度，於長壽四年（695)經廣州前往洛陽後一直從事譯經，共譯出經律論56部230卷。其《南海寄歸内法傳》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兩書，前者提供研究古代印度生活情况的資料，後者列叙了唐初往西域諸國贊寧求法僧人的事迹。以後贊寧撰《義净傳》曰：“净之才智，可謂釋門之象胥也歟!”到了宋代以後，“廣州常有出經者。可見南朝佛典多來自海上，因而每與南方佛學發生因緣也。（宋世之竺法春，齊之曇摩伽陀耶舍、摩訶乘、僧伽跋陀羅，均在廣州譯經。)”〔4〕

　　伊斯蘭教是經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主要外來宗教之一，同時也是海上貿易之後而踏足中國的。在穆斯林航海繁榮時期，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控制了對中國的貿易，他們用非洲象牙、阿拉伯香料换取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唐宋時期，許多波斯、阿拉伯商人沿海上絲綢之路來到廣州，令廣州成爲中國伊斯蘭教早期傳播的城市之一。唐朝，廣州已有外國穆斯林專門居住的“蕃坊”，並建懷聖寺。宋代，廣州建立了“蕃學”，許多穆斯林學校用阿拉伯語、波斯語教學，直到清朝。〔5〕

　　天主教是在元代傳入中國的，1289年，羅馬教皇尼古位四世（NiColaSⅣ，1289-1292在位)派遣意大利方濟各會士約翰·孟高維諾（J.de MonteCorvino，1247-1328)前往東方傳教，其沿海而來，於1293年在泉州登陸。以後的明末清初來華的耶穌會士計有意大利人羅明堅（Michael RLlggierj)、利瑪竇（Matthaetjs RiCCi，1552-1610年），瑞士人郭居静（Lazarus CattaneS)等70多人多從海上來華，他們著譯書籍300多種，其中關於宗教類170餘種。

　　基督教新教傳入中國始於馬禮遜（Robert Mortison，1782-1834)，1807年，馬氏受倫敦教會派遣經澳門扺達廣州，在當地傳經佈道，翻譯出版圖書。據説中國從唐代景教到清代天主教，都有教士翻譯《聖經》，但將全部《新舊約全書》完整介紹到中國的，馬禮遜是第一人。1813年，馬禮遜的《新約全書》中譯本在廣州問世，發行2000本。〔6〕第一次鴉片戰争前後，西方傳教士經海上來華者人數衆多，他們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甚大。

　　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佈道的同時，將他們所掌握的中國思想文化推介到西方。利瑪竇把中國的四書譯成拉丁文，並采用拉丁字母爲漢語註音，與羅堅明合作編寫《葡華字典》，他是第一個將中國典籍介紹給西方世界的人。艾儒略在《大西利先生行述》中説：利瑪竇“曾將中國《四書》譯成西文，寄回本國，國人讀而悦之。知中國古書，能識真源……皆利子之力也。”以後意大利籍耶穌會士殷鐸澤（Prosper Intercetta，1625-1696年）和郭納爵（Ignatius de Costa，1599-1666）全譯了《大學》，取名《中國的智慧》，康熙元年（1662年)在江西刻刊，並帶往歐洲。二人又合譯《論語》，殷氏自譯《中庸》，取名《中國政治倫理學》，1667年、1669年分别於廣州和印度果阿印行，1672年在巴黎再版，書後附有《孔子傳》。〔7〕“另一位從海上來華傳教的西班牙人龐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年）通過自己的著述向西方傳達有關中國的情况，讓歐洲人瞭解中國，其在給古斯曼主教的信中介紹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司法訴訟、兵制武器、地理與行政區域，以及貨幣、服飾、貿易、知識界、婚姻、禮儀、書法、繪畫等等。從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歐洲刊刻中國傳統學術著作不斷，如比利時籍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us Couplet，1624-1692年)在巴黎出版《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中文標題爲《西文四書解》，書中有中國經籍導論、孔子傳和《大學》、《中庸》、《論語》的拉丁文譯本，並附注疏。次年6月，巴黎《學報》刊載了柏尼埃的讀後文章，説“中國人在德行、智慧、謹慎、信義、誠篤、忠實、虔誠、慈愛、親善、正直、禮貌、莊重、謙遜以及順從天道諸方面，爲其他民族所不及，你看後總會感到興奮。他們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8〕1626年，金尼閣用拉丁文譯《五經》。1687年，比利時人畢方濟（FranciSCUS Noěl，1651-1729年）譯《四書》。1703年，法國傳教士馮秉正（Joseph A.M.de Maillua，1669-1748年)以法文譯《通鑒綱目》。1698年，另一個法國人殷弘緒（FranciSCuS XaveriuS d’EntrecolleS，1698年來華)翻譯《勸學篇》（朱熹撰)、《養蠶術》和《帛幣志》等。

　　文學作品，馬若瑟譯元代雜劇《趙氏孤兒》（紀君祥著)附刊於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内。法國文豪伏爾泰據之改編爲《中國孤兒》（Orphelin de China)。《中華帝國全志》内還收有傳教士從《今古奇觀》選譯的三種短編：《莊子休妻鼓盆成大道》、《懷私怨狠僕告主》和《吕大郎還金完骨肉》。另有研究表明，中國傳統的四行詩，如詩經、漢魏樂府，五言絶句和七言絶句，以及一些少數民族的山歌，都經海上絲綢之路外傳，“有許多證據説明，南方絲綢之路，由中國南方山歌最流行的江南沿海地區，到印尼、馬六甲的馬來民歌班頓（pantun)經過葡萄牙人和其他如西班牙人、荷蘭人、意大利人、希臘人的傳播，在南歐諸國都有了此種歌體。”〔9〕傳教士把中國經典譯介到西方之後，爲西方啓蒙思想家們所利用，將“中學”原料加工改造成理性武器，反轉來攻擊教會，揭露神學的虚僞性和欺騙性。因爲倫理型的中國傳統文化有着與歐洲中世紀神學體系截然不同的理性特質，即可用以摧毁中世紀神學殘堡舊壘所需要的理性精神。〔10〕因此，英國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説：“在文化交流史上，看來没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紀時耶穌會傳教士那樣一批歐洲人的入華相比，因爲他們充滿了宗教熱情，同時又精通那些隨歐洲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興起而發展起來的科學。……即使説他們把歐洲的科學和數學帶到中國只是爲了達到傳教的目的，但由於當時東西兩大文明仍互相隔絶，這種交流作爲兩大文明之間文化聯繫的最高範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11〕

　　二、科技文化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早期，中國發明的造紙術、指南針、印刷術、火藥等傳至國外；明清以後，西方的火藥武器、機械鐘錶、天象儀器以及有關數學、天文、醫藥、物理等方面的科學知識傳入中國，令中國人耳目一新。

　　文獻記載，外國醫學技術傳入中國早在東漢年間，《開元釋教録》：“東漢末年，安世高醫術有名，譯經傳入印度之醫藥。”即印度的醫藥隨佛經而傳入中國。陳寅恪先生認爲，中國古代醫書中常常講的歧伯可能是印度古代神話色彩很濃的大醫學家JiVaka的音譯。三國時神醫華佗的故事也可能與印度有某些聯繫。  〔12〕

　　唐天寶七年（748年)，鑒真和尚在韶州曾請天竺醫生治療眼疾。《唐大和上東征傳》：“時和尚頻傳炎熱，眼光暗昧。聞胡人言能治目，遂加療治。”據劉禹錫的《贈眼醫婆羅門》詩介紹，當時使用的是印度婆羅門醫生傳授的金針撥内障法。印度波羅門醫生多經海上來華毋庸置疑。此外，義净《南海寄歸内法傳》曾提及他在斯裏蘭卡一帶見過絶粒治療法，這是印度“服氣辟谷法”的繼承。五代詞人李珣著《海藥本草》六卷，收録海藥詳備。  

　　中國的醫術也經佛教人士傳入印度，北魏神龜元年（518），惠生和宗雲奉命赴印度取經，曾向當地人介紹過華佗的醫術及中國的針灸。後來義净在《南海寄歸内法傳·進藥方法》條中説，中國的藥物和針灸、診脈等方法遠勝於天竺，也證明瞭這一點。

　　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an Bell，1591-1666年），日爾曼人，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乘船扺澳門，後經廣州赴西安、南京等地傳教，他爲明朝製造了多種儀器和武器，如象牙制小日晷、圓規、小天文儀、西洋琴、大小鋼砲等。他築臺架設中國第一架望遠鏡，明朝皇帝亦曾利用觀看，頗爲贊賞。阮元評價曰：“西人熟於幾何，故所制儀象極爲精審。蓋儀象精審則測量真確，測量真確則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驗於天，實儀象有以先之也。”〔13〕

　　三、物質文化

　　海上絲綢之路的“絲綢”指的是物質，是一個貨物貿易統稱的概念，因此物質文化在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佔有重要的位置，我國通過海上對外貿易的商品是豐富的：絲綢、瓷器和名酒米粟、金銀鋁錫等等，由於唐宋以降中國海外貿易以陶瓷爲主，所以有學者認爲“古代中外航路應稱爲‘絲瓷之路’”。〔14〕

　　從引進方面看，中外海路貿易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輸入海外藥物。特别是唐代以來，海藥的進口大量增加，五代人李珣著《海藥本草》一書雖佚，但後人經過輯佚，收集到李珣所提及的百種海藥，部分海藥至今仍是中國醫藥學界中的常用藥物。

　　中國古代没有棉花，也没有“棉”字。棉花是由印度經東南亞傳入我國東南沿海和西南地區。中國原來並没有燃香的習慣，香料的産地多在海外。《史記》和《漢書》載，在番禺集散的物品中有一種叫做“果布”，所謂“果布”，即“果布婆律”，它是馬來語龍腦香（kapar barus)的譯音，這説明廣州曾進口香料，廣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香料和薰香爐等都説明瞭這一點。據楊寶霖先生《廣東外來蔬菜考略》一文考證，荷蘭豆、椰菜、菠菜、西洋菜、番茄、馬鈴薯、洋葱及木瓜等蔬果均是從外國引進的品種，它們大都在古代經海上來粤，後在本地種植，至今仍爲廣東主要農作物。〔15〕

　　輸出方面，在近代歐洲與中國的物質交流中，中國的瓷器、漆器以及園林藝術等都是西方人收藏品和欣賞的藝術。在1602-1682的八十年間，僅荷蘭東印度公司輸入各國的華瓷達到1600萬件以上。1700年，法國東印度公司的“安菲托裏脱”號扺達廣州，返航時船上裝滿了中國瓷器，共160箱，達數萬件。中國的瓷器大量遠銷歐洲，令瓷器收藏成爲17、18世紀的歐洲社會時尚，正如一位歐洲學者説：“中國淡色的瓷器，色彩飄逸，閃光絲綢般的表現形式，顯示了在18世紀歐洲社會之前，中國人已展現了一個夢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16〕17世紀，中國的園林藝術已影響歐洲，其匠心獨運，迎合自然的幽雅風格，與歐洲園林的對稱整齊和呆板單調恰恰相反。曾隨瑞典東印度公司商船來過廣州，後來成爲英國建築家的威廉·錢伯斯爵士在其《東方園藝》一書，盛贊中國園林：“中國人設計園林的藝術確是無與倫比的，歐洲人在藝術方面無法和東方燦爛的成就相提並論，只能像對太陽一樣盡量吸收它的光輝而已。”〔17〕

　　四、飲食文化

　　中國茶外傳於公元5世紀，從海上運載茶葉之路主要有三，先是由浙江直通日本；另一條則是由廣東、福建通往南洋諸國，然後經馬來半島、印度半島、地中海輸入歐洲；再就是從廣州直接越過太平洋通向美洲。1606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次年該公司經澳門販運中國緑茶，幾經輾轉，在1610年到達歐洲，西方各國從此受到了中國茶文化的影響。受中國茶文化影響最大的是英國，至今英國仍是一個十分講究飲茶的國家，英國人不僅喜歡中國的茶，且喜愛中國茶具。據説在18世紀末，倫敦的2000多間茶館，還有許多“茶園”，都是社會名流和青年的交際場所。〔18〕

　　自從18世紀中國勞工乘船遠赴美國舊金山，中餐這一代表東方古老傳統文化的飲食，開始風靡歐美。孫中山先生曾在其《建國方略》中指出：“中國近代文明進化，事事皆落人後，惟飲食一道之進步，至今尚爲文明各國所不及……在美國紐約一城，中國菜館多至數百家。……東京中國菜館亦林立焉。是知口之於味，人皆同也。”孫氏在八九十年前的論斷，至今仍可得到證實。根據美國餐飲業協會1990年的統計，全美有2萬間中國餐廳。同時全球約有16萬家中餐館在中國本土以外，在許多世界著名大城市中，中餐館幾占當地餐館總數的一半。西方人越來越中愛中式飲食，1977年11月2l日的菲律賓《東方日報》一篇題爲《中國菜征服了巴黎》的文章稱：“中國菜能够在巴黎大行其道，使一向注重美食的法國人光顧，决不是一陣熱潮，而是一般在吃了血淋淋的法國牛排與沾滿了芥末的蝸牛後，再吃這色、昧、香、形俱全的中國菜，發覺在‘吃’的文化上，確實不如具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國。”〔19〕

　　西方飲食文化從十七世紀初葉起傳入中國，當時西方傳教士和使者將西式食品介紹給中國，如湯若望在北京寓所烹製“西洋餅”款待中國同事。到18世紀，在中國上流社會不僅流行“西洋餅”，且有“西洋蛋卷”、“西洋蛋糕”和“洋爐鵝”等時髦美食。1852年來華的美國傳教士高第丕（Tarlton PerryCrawford，1821-1902年）的夫人曾翻譯一册名爲《造洋飯書》（Chookery book)，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將西方飲食烹飪技術介紹給中國人〔20〕。外西方的葡萄酒釀制設備也在十九世紀末傳入中國，創辦起本地的葡萄酒業。

　　現代社會，改革開放，在上世紀90年代初，西方的麥當勞、肯德基等快餐店大量進入中國，它們不僅帶來了西式美食，同時也輸入了一種西方的餐飲觀念（熱情的服務、舒適的環境以及“AA制”、“自助餐”等)，因此若説這是西方飲食文化對中國傳統飲食文化的衝擊，不如將其看成是一種中西飲食文化之交流。

　　五、語言文化

　　海上絲綢之路的語言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從利瑪竇到馬禮遜，都是在澳門學習中文，然後進入中國傳教。1575年，從海上到達福建的西班牙傳教士拉達（M.de Rada)，根據泉州土音（閩南話)用西班牙文編著一本《華語韵編》，這是西方人編輯中西字典嘗試。以後是利瑪竇與羅堅明的《葡華字典》，謝務禄（Alvarus de semedo，1963年來華)的《字考》（葡漢字典)。

　　廣州、澳門和香港作爲早期中國對外貿易港口城市，中西方語言交流匯聚之地，外國語言流行。1793年，有英國人記述説：“廣州已不再完全是中國了。今天在那裏仍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用羅馬字寫的招牌，常常可以聽到人們説英語。這些現實已有很長的歷史了。”〔21〕粤港澳早期流行的外語，主要是“廣東葡語”和“廣東英語”，即用廣州方言拼寫（註音)的葡語和英語詞彚，頗有特色。〔22〕19世紀20年代，廣州編輯出版了適用於平民百姓學習英語的書籍，這本小册子叫做《鬼話》（Davils Talk)，書價僅一兩個便士，商人、店主，甚至連僕役和苦力都利用它來進行學習外語。〔23〕如果説《鬼話》的對象是單向的，主要方便廣州人學英語，那麽後來人們編輯出版《英語集全》一書，便是中英對照，讓“華人可能學英語，即英人美人亦可學華語。”〔24〕正是由於語言文化交流的關係，在近代香港出版的書籍中，屬於語言學習方面的圖書，如辭典、字典和課本等占了半數以上。

　　從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的中西文化交流歷史，我們瞭解到這種文化交流是豐富多彩的，同時也是錯綜復雜的，並有着一定的規律性。

　　（一)文化交流的多樣性

　　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在某些重要文化交流過程中又夾雜着其他學科，從而反映出文化交流的多樣性。如印度醫學的傳入，是隨佛教的東傳而來華。印度醫學，並非佛教醫學，其淵源更爲久遠。大約自公元前二千年印度醫學已自成體系，有《吠陀》（Veda)經典，又有“五明大論”。初是口傳，至公元前七世紀至前一世紀才用文字記録下來，佛教時期（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五世紀)才注入佛教教義。隋代以前譯成漢文的印度醫書，僅《隋書·經籍志》所載已有15種，後來的《新唐書》和《宋史》藝文志仍在不斷補充，但全部都與佛教有關，直至今天，我們所能知見的“瑜伽功”，即古代印度佛教健身法——婆羅門瑜伽（Yoga)術，作爲一種治療方法，早在唐朝已經傳入，這説明瞭早期印度醫學與佛教同時影響中國。

　　文化交流的多樣性還包括中西人士的往來，除大批西方傳教士來華外，中國人也從海上遠涉歐洲的求學深造。18世紀，黄加略及高類思、楊德望都是先後經由傳教士介紹到法國學習，對推動當地的中國學術研究作出了貢獻。“法國學者戴密認爲，在18世紀法國的中國學研究較其它西方國家有明顯優勢，在法國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功不可没。而當時的澳門則是這些留學生遠赴歐洲的起點。”〔25〕 

　　（二)交流中的復雜性

　　西方傳教士總的來説是歐洲各殖民帝國的先遣隊，但他們到了東方，出乎意料地發現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學識深邃的文明古國，有許多他們借鑒學習的東西，於是在日常的宗教和文化活動中他們先是采取温和謙虚的態度，以望能站穩脚跟。這樣一來，完全出於耶穌會派遣其東來的本意之外，在中國與歐洲處於相互隔絶的狀態下，傳教士實際成了中西文明的傳播者。至於傳教士本身，“基於對天主教的虔誠信仰，並非自覺地爲殖民地主義侵略服務，來華後一心傳教，著書立説，在中國生活、工作數十年，把中國當作第二故鄉，成了中國人民的朋友，因此我們不能籠統地將耶穌會士與鴉片戰争後代表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來華的傳教士相提並論，而應該一分爲二地評價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活動，在揭露他們來華的背景和目的的同時，也應肯定他們在中國所起的積極作用。”〔26〕因此説，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及其事迹具有兩面性，既要充分認識其本質，又要看到他們在推動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近代化進程方面確實起到過積極的作用。

　　（三)文化交流的規律性

　　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其中一點是有着文化或經濟優勢的國家向落後的一方輸出先進的科學思想和技術，猶如一座天平，形成一種傾斜。以印刷術的發明與發展歷史爲例，最早是印度作爲佛教的發源地，唐代高僧義净由海路到印度取經，並帶回了當地寺廟雕泥作版印刷佛像的技術，其對中國雕版印刷的發明有一定的啓發作用；其次是中國將自己發明的雕版印刷術輸出外國，令西亞、阿拉伯和歐洲人大開眼界，造就和促進歐洲鉛印技術的成熟和廣泛應用；最後是歐洲鉛印、石印技術的反輸，使中國印刷業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如外國人摸索鑄制中文鉛字的方法，有人稱這種“用西洋制銅模鉛字方法，制成漢字的銅模”的做法是“外孫回外婆家之開始”。〔27〕公元7至8世紀，唐朝正處於太平盛世，無論在政治經濟，抑或文化科技方面都屬我國歷史上的强盛朝代，它才有可能向世界各地輸出包括造紙、印刷術在内的先進科技，而“歐洲在整個黑闇時代中，文化生活寂如死水，一旦和東方比較古老的文明接觸，真是十分顛倒。這場鬥争，對歐洲發生的影響超過於對東方的影響。”〔28〕公元15世紀，德國人谷登堡從事金屬活字的鑄造和金屬活字版的研究獲得成功，把印刷技術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接着歐洲經歷了資産階級工業革命，其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都反超中國，西方人士向中國輸入較先進的印刷術，推介用這些技術印刷出來的精美書籍和致力研制中文鉛字，這是意料中事，是歷史的必然。

　　注　釋：

　　〔1〕《樑書·諸夷傳》。

　　〔2〕《湯用彤全集》第一捲，第178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3〕《湯用彤全集》第一捲，第281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4〕《湯用彤全集》第一捲，第303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5〕馬建釗：《伊斯蘭文化對廣州回族社會的影響》，《回族研究》，第19頁，1994年第2期。

　　〔6〕馬祖毅：《中國翻譯史》，第244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7〕馬祖毅：《中國翻譯史》，第497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8〕馬祖毅：《中國翻譯史》，第498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9〕段寶林：《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國民歌四行詩之西傳》，《民族藝術》，第129頁,1999年第二期。

　　〔10〕馬祖毅：《中國翻譯史》，第500頁，湖北教育出版，1999年。

　　〔11〕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分册。

　　〔12〕陳寅恪：《三國志曹冲華佗與佛教故事》。

　　〔13〕阮元：《南懷仁傳》，《疇人傳》卷45。

　　〔14〕陳佳榮：《古代中外航路應稱爲“絲瓷之路”》，香港《明報月刊》1991年

　　7月號第25頁。

　　〔15〕楊寶霖：《自力齋文史農史論文選集》，第313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16〕利奇温：《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第20-21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

　　〔17〕武斌：《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第190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

　　〔18〕王玲：《中國茶文化》，第342頁，中國書店，1992年。

　　〔19〕《换一種食法》，第24頁，中華工商聯出版社，1995年。

　　〔20〕馬祖毅：《中國翻譯史》，第519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21〕［法］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第50l頁，三聯書店，1993年。

　　〔22〕章文欽：《廣東萄語和廣東英語初探》，《嶺嶠春秋》（一)，第563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

　　〔23〕［美］亨特：《廣州“番鬼”録》，第47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

　　〔24〕唐廷樞：《英語集全自序》。

　　〔25〕朱亞非、劉文濤：《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與門户》，《世界歷史》，第16頁，1999年第6期。

　　〔26〕陳申如等：《試論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歷史作用》。

　　〔27〕陸費逵：《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見《中國出版史料補編》，第274頁，中華書局，1957年。

　　〔28〕［美］卡特：《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第170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

　　（作者：林子雄，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