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聲塔雖名爲塔，但不是塔而是瑣羅亞斯德教徒的墳場。瑣羅亞斯德教認爲人的屍體是不潔的，不能用象徵光明的火去焚燒。教徒死後，把屍體放置在墳場地上，讓鳥啄獸食，曰曬雨淋，化爲塵土，不留痕迹，名其地爲無聲塔。在瑣羅亞斯德教徒最多的地方——印度孟買，今天仍有多座無聲塔。

　　一、瑣羅亞斯德教徒中的“巴斯”

　　瑣羅亞斯德教是世界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傳説是公元前六世紀由瑣羅亞斯德（Zoroaoter或Zarathurtra)在波斯（今伊朗等地)東部的大夏（今阿富汗的帕爾萬)創立，因其名而稱爲瑣羅亞斯德教。教徒信奉的聖典鬥叫《阿威士陀》（AVESTA)，意爲“智識、經典、喻令”。《阿威士陀》認爲火、光明是善端，惡濁、黑闇是惡端，要求人們從善避惡，棄暗投明，故以拜火與拜太陽爲信仰之象徵。

　　公元226年，瑣羅亞斯德被波斯國薩珊王朝定爲國教，一時盛行於波斯及中亞細亞一帶。公元625年（唐·武德八年），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的大食國滅波斯國，佔有中央亞細亞。瑣羅亞斯德教徒被迫大部分遷移往印度的孟買，少部分散佈在今天的伊朗南部的亞兹德、克爾曼，和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等地。其中移居印度孟買的瑣羅斯德教徒稱爲“巴斯”。“巴斯”乃Parsee或Parsi的音譯，意爲僑居孟買避難的瑣羅亞斯德教徒。

　　  二、十三行對廣州“巴斯”葬俗的影響

　　廣州無聲塔位於廣州黄埔長洲島一座土名金鷄飲水的山頂，現稱巴斯山。巴斯山海拔38.9米，墓地面臨珠江，占地約1000平方米，東、西兩側埋有“東界石”、“西界石”各一塊，北面竪有“巴斯墓界”石兩塊及“番禺縣正堂定界”界石碑一塊，説明該墓地係經清朝番禺地方政府劃定範圍，和批準給旅居廣州的“巴斯”專用墓地。

　　廣州無聲塔現有成人墓地8座，均有不同程度損毁。這8座成人墓按埋葬先後自北向南排列，各墓間距2—3米不等。最早的葬於1847年，最遲的葬於1852年。每座墓的地面部分均用花崗石砌築成阿拉伯式的石棺，長約198厘米，寬約83厘米（各座墓的大小略有差别)。棺頂乃一整塊花崗石，上面刻着英文及古遮拉特文（Gujarat)的碑文。英文是當時印度通行的文字，而古遮拉特文則是印度孟買地區通行的文字。碑文記述了死者的名字、崇教信仰及去世日期、地點、歲數等。其中的一方還特别記明死者係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紀年則公元及伊斯提澤德紀元（Yazderzend或Yerdejerdy year)並用，伊斯提澤德爲波斯國薩珊王朝末代君主伊斯提澤德三世的年號。公元226年，波斯國被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的大食國所滅，瑣羅亞斯德教徒遭到毁滅性的打擊，教徒或被屠殺，或被驅逐，大部分移居印度孟買。這些移居印度孟買的瑣羅亞斯德教徒，世代相傳，歷時1000多年，仍然執着地以伊斯提澤德年號來紀年，可見他們對瑣羅亞斯德教的虔誠信仰。兹選譯有代表性的墓碑兩方如下：

　　1．詹士支·哥士支，巴斯，孟買居民，公元1851年11月3日，即伊斯提澤德紀元1220年2月8日在廣州逝世，終年33歲。

　　2.馬力支·寶文支·烈迪門耶，巴斯，孟買居民，從事國際貿易，公元1850年2月5日，即伊斯提澤德紀元1219年5月12日在廣州逝世，長眠於此，終年45歲。

　　另有女童，初生嬰兒及死産胎兒墓各一座。女童及初生嬰兒墓在成人墓列西側，分别葬於1918年及1923年，墓已毁，尚各存墓碑一方。死産胎兒墓在成人墓列東側，葬於1919年，墓的地面部分亦係用花崗石砌築成棺狀，但遠較成人墓小，墓碑一方，竪立在墓的一端。三方墓碑均爲廣州漢族常用的長方形、直立式墓碑。碑文均係英文，分别記明被埋葬者係何人的女兒、嬰兒、死産胎兒和埋葬日期。從碑文的内容及埋葬地點來看，墓内埋葬的顯然都是“巴斯”的孩子。

　　旅居廣州的“巴斯”，從他們原來的、讓死者的屍體任由鳥啄獸食，日曬雨淋，自然風化，變爲塵土，不留痕迹的天葬習俗，轉變到爲死者，甚至死産胎兒建造足以留存久遠的石棺墳墓，並鎸刻有紀念性文字的墓碑，説明旅居廣州的“巴斯”，雖然有執着地信奉他們的宗教規條的虔誠，但在對死者遺體的處理上，並没有沿襲他們在孟買的天葬方式，而是入鄉隨俗，采用當時中國習用的土葬。因爲廣州不像孟買那樣，有數以萬計的烏鴉以人或其他動物的屍體爲主食，能迅速吃掉這些屍體的皮肉、臟腑、筋絡。在廣州，如果讓人的屍體放在地上，任由日曬雨淋，不但違背中國固有的敬宗尊祖的倫理風尚，而且污染環境，難爲中國社會所容忍。可見旅居廣州的“巴斯”，吸取了中國的部分葬俗，是由於他們在廣州與十三行的經濟文化交流過程中，在與有高度中國傳統文化修養的行商的往來交接中，受到中國社會傳統的“慎終追遠”儒家思想影響所致。

　　三、從廣州無聲塔看十三行與孟買的進出口貿易

　　早在唐代已經有不少“巴斯”從海道來到廣州，從事經濟文化交流活動〔1〕，但元代以後，中國史籍已經没有關於瑣羅亞斯德教的記載，歷史學家多據此認爲瑣羅亞斯德教已經在中國本土消滅。最近廣州無聲塔的發現，證實了在清代，印度孟買的瑣羅斯德教徒——“巴斯”又從海道進入廣州，通過十三行從事國際經濟文化交流活動；從而糾正了過去史學界認爲元代以後，中國已經没有瑣羅亞斯德教徒活動的錯誤結論。

　　據廣州無聲塔墓碑碑文記載，它的成年人埋葬期間，始於1847年，終於1852年，可以斷定那時有不少“巴斯”旅居廣州，才有需要和可能獲得清朝番禺地方政府批給使用一座山崗爲專用墓地。由於他們來到廣州和申請並獲得批準專用墓地之間，應該有一個時間過程，加上這些“巴斯”是經營孟買棉花進口的，而清道光年間每年均有大批孟買棉花進口〔2〕，據此推斷，最遲在清道光年間（道光元年即1821年），這些來自孟買的“巴斯”已經從海道進入廣州，從事經濟文化交流活動。

　　孟買附近是廣大的植棉區，近代孟買是印度棉花出口的主要城市。出口棉花是孟買國際貿易商人的主要經營項目。孟買的“巴斯”是當時（今天仍然是)孟買的一個有地位、有勢力的集團，一向都幾乎是包攬了那裏的棉花、紡織品等商品的進出口業務，而當時旅居廣州的“巴斯”，就是來自孟買。廣州無聲塔就是孟買的“巴斯”旅居廣州，從事國際經濟文化交流活動的物证。

　　清朝道光年間，廣州西關的紡織業頗爲發達，與十三行一同位於廣州西關的高基圍、聚龍裏、西華路等地，就是當時廣州棉紡織業的集中地。1982年文物普查期間，這裏的街頭巷尾，就棄置有不少當時紡織業作坊用來滚壓卷牢布匹用的布石（其中一些已被博物館收藏)。廣州所需棉花，主要是從孟買運來。清道光年間（第一次鴉片戰争前)，每年從孟買輸入廣州的棉花平均在5130萬斤左右〔3〕。這些棉花主要是由廣州西關紡織業作坊加工成棉紡織品，再輸出國外。附帶在這裏説明的是：廣州出口的棉紡織品中，有一種叫南京布，這種南京布據説最初是由於南京一帶地方用紫花織成的土布而得名。不少史學家認爲廣州的南京布爲南京地區産品，只是經由廣州出口而已。其實廣州也生産南京布，只是較南京略遲些。廣州生産的南京布，顔色、質量都勝過英國布，很受世界市場歡迎〔4〕。廣州生産的南京布不叫廣州布，只是爲了迎合國際市場的習慣。

　　那時（清道光年間，第一次鴉片戰争之前)，正是十三行獨佔中國國際貿易期間，“巴斯”從孟買運來的棉花，從廣州運出的棉紡織品的國際貿易活動，自然是通過十三行進口。在十三行的安排和協同下，貿易進行得很順利，在歷史上未見有重大不愉快事件發生。

　　第一次鴉片戰争之後，十三行雖然不再獨佔全國國際貿易特權，行商的數目也時增時减，但仍然繼續經營國際貿易，廣州的“巴斯”仍繼續從事他們的進口孟買棉花，出口中國棉紡織品業務。這種情况在第一次鴉片戰争後延續了十一年。直到1854年，廣州清政府殘酷鎮壓紅巾軍起義，群衆被殺害者以萬計，廣州的棉紡織工人或被殺害，或逃散他鄉，棉紡織業大受打擊，孟買棉花進口大幅度下降〔5〕，在廣州經營棉花、棉紡織品的“巴斯”他徙，反映在廣州無聲塔的現象是從1853年以後，再没有在廣州去世的“巴斯”埋葬在這裏。

　　辛亥革命後，隨着廣州與孟買經濟貿易往來的恢復和發展，又有一批“巴斯”來到廣州旅居和從事經濟文化交流活動，反映在廣州無聲塔的情况是：從1918—1923年間，陸續有在廣州殀折的“巴斯”孩子埋葬在這裏。其中一個名叫露慈的三歲女孩子，還是在香港出生後隨父母到廣州沙面居住，並在那裏去世的。

　　四、中國與印度、廣州與孟買的友誼長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争爆發，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廣州與孟買的經濟文化交流中斷，旅居廣州的“巴斯”大部分返回孟買。

　　孟買是印度第一良港和印度西部貨物總匯。那裏是“巴斯”最多的地方，其中不少是知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學者，在當地有很大勢力。由於歷史上廣州，特别是十三行與孟買的經濟文化交流，和孟買的“巴斯”在這些交流中擔當着重要的角色，因而他們對我國人很友善，對我國抗日戰争亦極表同情。他們組織了一個“巴斯會”，除積極扺制日貨外，還籌募了數以萬計的款項，支援中國抗戰。孟買是由當地有勢力集團輪流擔任市長的。1939年，輪到“巴斯”集團的代表擔任市長，適於此時，曾於1931年任廣州市長的程天固以中國華僑抗戰宣慰專員的身份，到孟買巡逥訪問，宣慰當地華僑，當即受到孟買市長及“巴斯”的熱烈歡迎，並表示一定盡力支援中國抗日戰争〔6〕，顯示了中國與印度、廣州與孟買人民之間濃厚的友誼。值得在我國抗日戰争史上大書一筆。

　　注　釋：

　　〔1〕早在南北朝時，瑣羅亞斯德教傳入我國。因其拜太陽，我國人認爲其是拜天，故又稱之爲祆教。祆乃天神之省文。公元九世紀，阿拉伯人Alu-Zaid曾綜合各遊歷者言，著成一書，其中述及一人於黄巢進軍廣州期間，  目睹有襖教、猶太教、伊斯蘭教、景教等异國教徒12萬人被殺。此書收入法國E.Renandot：《AneiernesRclations des La China》（1718年出版)一書中。這位外國人對農民起義有偏見，他的記載顯然有夸張，但證明了當時的確有不少祆教徒（當時絶大部分瑣羅亞斯德教徒已移居印度盂買，故這些祆教徒主要是來自孟買的“巴斯”)到廣州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活動。

　　〔2〕①道光《籌辦夷務始末》，中華書局，1964年卷6，第2664—2665頁：“耆英與樸鼎查面商通商輸税章程並换和約折”。  ②《The Chinesc Repos i tory》V01，ⅡNO 10，FEB．1834，P．458   （D.Samaucl Ball：《ObserVation on The Expedieney of Opening a second portsin China》（Macau 1817)P.12.

　　〔3〕同〔2〕。

　　〔4〕《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ⅡNo 10,FEB.1834,第465頁。

　　〔5〕①S.W.Willams:《A History Commercial Guide》（Hong Kong 1863年出版）。②T.R.Ranisten:《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Jrade of China》1834-1881，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1992-1931（Zvols Shanghai,1933)Vol,I,P.33.

　　〔6〕《程天固回憶録》（香港1971年出版）

　　（作者：黄漢綱,廣州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