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漫長的海岸綫上有很多港口，它們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明珠，熠熠生輝，爲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貢獻，其中最突出的是廣州港。

　　兩千年來，廣州港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地位長盛不衰，處於中國其他港口之上。一個港口的繁榮，原因很多，重要從自然環境、經濟實力、政治影響、歷史因素等方面去綜合考察。本文根據中外公私記載，略述廣州港具有的優越條件，以及在各個時期同中國主要港口的比較，從而説明廣州港的首要地位。

　　廣州港具有獨特的優越條件
——廣州對外貿易優於其它港口

　　把廣州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國其他港口加以比較，就會發現廣州港具有獨特的優越條件：

　　一、廣州位於運輸量較大的西江、北江、東江匯合點附近，腹地深廣。溯西江而上，可通往桂、湘、黔、滇地區；溯北江而上，越過大庾嶺進入贛江，或越過騎田嶺進入湘江，均可轉入長江、大運河、黄河，前往華中、華東、華北、西北、西南等廣大地區；溯東江而上，可通往贛南、閩西地區。這種便利的水路運輸，使全國貨物均可由廣州出口；而從廣州進口的貨物，也可行銷全國。因而廣州是最符合理想的外貿港口。其他外貿港口只瀕臨一兩條内河，腹地淺窄，吞吐量有限。上海港雖然地理條件較好，但歷史甚短，在古代未能充分發揮作用。

　　二、廣州位於珠江三角洲水網地區，在北回歸綫附近，氣候温熱，雨量充沛，土壤肥沃，農、林、牧、副、漁業産品豐富，手工業技藝高超，製作精巧，産品種類繁多，被譽爲“廣貨”，暢銷海内外。中國主要外銷貨物如絲綢、陶瓷、茶葉等，珠江三角洲及廣東沿海地區均大量生産，從而保证提供出口貨源。廣州還是中國造船基地之一，所造“廣船”首尖體長，喫水較深，船體結構的横向是以密距肋骨與隔艙板搆成，縱强度依靠龍骨和大  持，造船用材多爲荔枝木、樟木和烏婪木，有較好的適航性與續航力，爲廣州的海外交往提供得力工具。其他港口没有三角洲或没有大型三角洲，不能就地提供巨額出口商品。

　　三、廣州面臨南海，港口不凍少淤，能直接通向世界各地。同沿海其他港口相比，前往東南亞、南亞、西南亞、西亞、非洲、歐洲，航程較短。再者，航海最忌臺風侵襲。珠江口臺風季節約爲五月至九月。因此外舶來廣州比之去其他港口，不僅航程較短，且少受臺風侵襲。

　　四、廣州是華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遠離中央政權所在地，大型戰役較少，即使發生也爲時短暫。唐末、宋末、明末改朝换代，雖然廣州遭到兵燹破壞，但很快就恢復，揚州、泉州則不然。廣州局面長期穩定，有助於對外交往。明、清雖然實行“海禁”一段時間，但允許廣州對外開放貿易，從未“閉關鎖國”，因而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一直很活躍。

　　五、廣州是中國最早出現於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雖然河北、山東、江蘇在春秋戰國時已有海港，但是這些港口與通向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没有聯繫。所以《漢書·地理志》的記載，中國絲綢是從嶺南港口輸往印度的。因此著名的德國東方學學者夏德（F·Hirth）説：“中國與羅馬等西方國家之海上貿易，自公元三世紀以前，即以廣州及其附近爲終止點，是時廣州已爲海上貿易要衝。”唐朝首先在廣州設置管理外貿的市舶使，並劃定“蕃坊”供外僑居留。宋朝首先在廣州設置外貿管理機構提舉市舶司，制訂一系列有利於發展外貿的條例、規定，這就有利於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秦漢時期主要港口的比較

　　——番禺（廣州）是全國19個都會之一

　　根據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範曄《後漢書》的記載，秦漢時期，中國港口在渤海岸有碣石（今河北昌黎縣）、黄（今山東黄縣）；在黄海岸有成山（今山東榮成縣成山角）、琅邪（今山東膠南縣）；在東海岸有會稽（今浙江紹興市附近）、勾章（今浙江寧波）、東冶（今福建福州）；在南海岸有秦朝建城的番禺（今廣州）和漢朝建城的徐聞（今廣東徐聞附近）、合浦（今廣西合浦附近）。番禺（今廣州）是最主要的外貿港口。

　　中國古代絲綢從南方海道輸出的路綫，據《漢書·地理志》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黄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异物，賫黄金、雜繒（各色絲綢）而往，所至國皆禀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1~5年）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黄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必須指出：漢朝重農抑商，因此《漢書·地理志》着重介紹海防要地，並不介紹沿海貿易港口，所以這條航綫没有提及番禺(今廣州)，引起有些人的誤解或置疑。可是《史記·貨殖列傳》盛贊番禺是全國19個都會之一，并介紹説：“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碡瑁、果布之凑。”《漢書·地理志》也説：“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凑，中國(指中原地區)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當時番禺産珠璣、犀、象等物，但有些是舶來品，果布爲馬來語果布婆律(Kapur Baurs)的簡稱，意爲龍腦香，産於馬來半島、加裏曼丹島、蘇門答臘島等地。番禺市場上有品種較多的珍貴舶來品出售，足見當時是外貿港口。再從出土文物來看：1976年在廣州市中山四路文化局工地内發現秦漢之際造船工場遺址，能够製造載重數十噸的海船，爲對外貿易提供了運載工具；1983年在廣州市區象崗山發現南越文王墓，其中出土有産自非洲的大象牙、紅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風格的圓形銀盒、創始於兩河流域(底格裏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的金花泡飾，以及燃燒東南亞龍腦香的熏爐。古代文獻和出土文物都充分證實番禺在秦漢時期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

　　日南障塞、徐聞、合浦没有能力吞吐大量珍貴的進出口貨物，不是重要港口。日南是郡的名稱，障塞乃邊防營壘，並非城市；徐聞在雷州半島最南端，爲海防要地，惜無大河通往内地；合浦在當時設有關亭，王莽時稱“桓亭”，亭即亭候，乃“伺候望敵之所”見《後漢書·光武帝紀》注文）。由此得知，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均爲邊防前哨，因當時已有海盗，故政府要加强海防。對此，周連寬、張榮芳撰《漢代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交通和貿易關係》提出：“《漢書·地理志》説：中國出口船舶‘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開行，其實，從番禺開出的也有，只是因爲從番禺航行至其他三個港口，仍然是當時漢王朝的國境，船離開這三個口岸之後，才是離開國境而遠航至東南亞各地，爲了計算航程，所以《漢書·地理志》只言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而不言番禺。”因加强入境保衛，中國出口船舶回程到“日南象林界”便要接受檢查。日南郡共有5個縣：即朱吾、比景、盧容、西卷、象林，日南郡的障塞不會是一個，王莽時在西卷設日南亭。象林是日南郡最南的縣，亦即國境最前沿的縣，現爲越南一個縣屬的小鎮，可見它絶非重要港口，歸舶到了象林，僅是進入中國國境而已，其終點仍是番禺（今廣州），所以番禺市場才有珍貴的舶來品出售，而番禺南越文王墓中才有很多貴重的外國産品陪葬，因而只有南海郡治、南越國都的番禺（今廣州），才是秦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唯一重要港口。

　　魏晋南北朝時期主要港口的比較

　　   ——廣州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
　
　　魏晋南北朝時期，國家分裂，戰亂頻仍，中原地區紛争擾攘，因而華夏經濟文化逐漸東移南遷，沿海一帶港口比前增加，黄海岸有東萊、長廣(均在今膠州灣附近)，東海岸有建康(今南京)、永寧(今温州)、樑安(今泉州)，南海岸有龍編(在今越南河内東部)。由於長江以南地區重視蠶桑生産，故絲綢多從長江口以南的港市輸出，其中以廣州港最繁榮。

　　在上述港口中，建康是吴國、東晋、宋、齊、粱、陳的京城，雖然出現“六朝繁華”的盛况，成爲達官富豪紙醉金迷之所，但不是主要的外貿港口。由於西晋在公元280年吞併吴國，隋軍在公元586年消滅陳朝。這期間306年，經歷6次政權更迭的戰鬥，還出現石冰之亂、永嘉之亂、王敦之亂、蘇峻祖約之亂、桓玄之亂、盧循起義、侯景之亂等戰亂，這就削弱建康在海上絲綢之路港口的地位和作用。至於泉州，據《讀史方輿紀要》載：南朝梁武帝天監年間(503~519年)設置南安郡，郡治在晋安縣。它才開始成爲對外交往的港口，因時間甚短，未能顯示其重要性。這時廣州開港己400多年，歷史最久，除了東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盧循攻佔廣州，發生激烈戰鬥外，堪稱局面安定。1952年在廣州南郊敦和鄉客村發現一座西晋愍帝建興二年(314年)的大型墓磚，磚文有：“永嘉(西晋懷帝年號，公元307-312年)世，天下荒，餘廣州，平且康。”可爲佐证。

　　只有局面安定，才能發展生産，繁榮經濟。早在車漢末年，由於朝政腐敗，黄巾起義，群雄割據，中原大亂，廣州僻處海隅，兵燹較少，孫權佔有長江以南地區，重視農桑，據酈道元《水經注》載：“建安(196~219年)中，吴遣步騭爲交州，騭到南海(郡治在番禺)，見土地形勢，觀尉他(即趙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於何不有，海怪魚鱉，黿鼉鮮鰐，珍怪异物，千種萬類，下可勝記。”這充分顯示出番禺(今廣州)作爲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港口的自然景象。

　　富庶的港口引起貪官的興趣，對此，房玄齡等撰《晋史·吴隱之傳》載：“廣州包帶山海，珍异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惟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至於廣州的富庶，蕭子顯《南齊書·東南夷列傳》説：“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瑰寶溢目。商舶遠届，委輸南州，故交(州)、廣(州)富實，牣積王府。”同書《王琨傳》説：“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雲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可見廣州的富庶與海上絲綢之路密切相關。李延壽《南史·蕭勱傳》也説：“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勱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當時來廣州的商船，已有定期航班。東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中國僧人法顯從長安陸路前往印度取經，回國時，從海道東歸，途中在耶婆提國(今蘇門答臘或爪哇島)轉船，據法顯撰《佛國記》説：“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這明確的航期，説明廣州和蘇門答臘或爪哇之間的來往密切。

　　活躍於海上絲綢之路的人士，不僅是商人和政府使者，還有中外高憎。第一個由海道前來中國的天竺(今印度)名僧是耆域，他在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來廣州傳教，爲人治病，很有效驗，其後前往京城洛陽。從此印度等地名僧絡繹來到廣州，再轉往各地傳教。例如，東晋安帝隆安三年至五年(399~401年)，罽賓國(在今克什米爾)名僧曇摩耶舍在廣州王園寺(今光孝寺)譯經傳教，譯出《差摩經》一捲，其後前往長安、江陵。宋文帝時，罽賓國名僧求那跋摩取道師子國(今斯裏蘭卡)、阇婆國(在今蘇門答臘島或爪哇島)來到廣州。在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前往京城建業(今南京)譯經傳教。元嘉十二年(436年)，中天竺名僧求那跋陀羅來到廣州，後爲朝廷遣使迎至京城譯經傳教。齊高帝建元初年(479年），中天竺名僧求那毗地來到廣州，後往京城建康（今南京），建元三年(481年)中天竺名僧曇摩佃陀耶舍在廣州朝定寺譯出《無量義經》。據傳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一説在大通元年(527年)，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菩提達摩(簡稱達摩)來到廣州傳教，其後前往建康、洛陽、嵩山少林寺，他被某些人看爲中國禪宗的始祖。梁武帝大同十二年(546年)，西天竺名僧波羅末陀(又名真諦)來到廣州，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前往京城建康，最後仍回廣州，共翻譯佛教的經、論、紀傳共64部、278卷，其中很多是印度法相唯識學的重要論著，他是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之一(其他三人爲鳩摩羅什、玄奘、義净)。而當時廣州也成了中國佛經翻譯三大中心之一(其餘爲洛陽、建康)。在這期間，還傳入印度的哲學、文學、醫藥、天文學、音樂、繪畫、雕塑和建築藝術，對中國文化有深刻和廣泛的影響。

　　南朝時，廣州已同阿拉伯地區交往。據説阿拉伯旅行家、歷史學者馬斯歐迪(al-Mas'udi ?[KG-*3/4]~956年)曾來中國，他撰寫《編年史》30卷，其中兩部分節本稱爲《金色草原與寶石礦藏》，記載公元六世紀時，廣州海船經常進入波斯灣，到達幼發拉底河畔的希拉城(距離古巴比倫廢城約3公里)附近貿易，並來到阿拉伯半島南部的亞丁。另一方面，考古學者於1960年在廣東英德縣浛洸石墩嶺、1973年在曲江縣南華寺附近的南朝墓葬内，均發現波斯(今伊朗)薩珊王朝(226~651年)的銀幣，可能這時已有波斯或阿拉伯人來廣州貿易、居留。阿拉伯人崇尚中國文化，是中國文化西傳的橋樑。

　　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這時廣州開始成爲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其地位和作用在中國其他港口之上。

　　隋唐五代時期主要港口的比較

　　 ——“廣州通海夷道”是東西方主要航綫

　　隋唐時期的海外交往進一步發展，因而沿海港口繼續增加。在渤海岸有都裏鎮(今旅順附近)、平州(今河北盧龍)，在黄海岸有登州(今山東蓬萊）、萊州(今山東掖縣)，在長江口附近有揚州(在今江蘇)，在南海岸有義安(今廣東潮州)。

　　隋朝很重視海外交往，只因享國日淺，史料失傳。所以魏征等撰《隋書·南蠻列傳》説：“大業(隋煬帝年號，公元605~618年)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多湮滅而無聞。”現見於史籍的是：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十月，派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携帶綢緞五千匹訪問赤土國(在今馬來半島)，就是從廣州啓碇的。可見當時廣州是對外交往的重要港口。

　　唐德宗時宰相賈耽，曾任鴻臚卿，主持朝貢事宜，瞭解國外情况，同時利用朝廷所藏文獻，撰寫《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皇華四達記》，書雖失傳，但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地理志》，轉載其中通往國外的陸路五條、海路兩條。海路是“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和“廣州通海夷道”。前者記載由登州航經渤海至朝鮮半島靳羅王城(今慶州)以及由登州航經渤海至鴨緑江口，泝流而上至渤海國(其上京龍泉府遺址在今黑龍江省寧安西南)的航綫；後者記載由廣州通向東南亞、南亞、西南亞、西亞、東非的航綫，也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中段航綫。

　　“廣州通海夷道”的航綫是：“廣州東南海行二百裏至屯門山(在今九龍半島西南)，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今海南島東北角附近)，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島東南獨珠山)，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今越南占婆島)，山在環王國(今越南中南部)東二百裏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今越南歸仁燕子岬)。又一日行，至門毒國(今越南歸仁、芽莊之間)。又一日行，至古笪國(今越南芽莊)。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今越南藩朗)。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今越南湄公河口崑崙島)。又五日行，至海峽(今新加坡海峽)，蕃人謂之‘質’，南北百裏，北岸則羅越國（今馬來半島南端柔佛)，南岸則佛逝國(即室利佛逝，在今蘇門答臘島)。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今爪哇島或蘇門答臘島，或兩者兼之)，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峽，三日至葛葛僧只國(今伯勞威斯群島)，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島，國人多鈔暴，乘舶畏憚之。其北岸則箇羅國(今馬來半島西岸吉打)。箇羅西則哥谷羅國(今馬來半島克拉地峽西部)。又從葛葛僧只四五日行，至勝鄧洲(今蘇門答臘島棉蘭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國(今蘇門答臘島西北部)，又六日行，至婆國伽蘭洲(今尼科巴群島)。又北四日行，至獅子國(今錫蘭島)。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南印度)大岸百裏。又西四日行，經没來國(今印度西南部奎隆)，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經十餘小國，至婆羅門西境(今印度西部)。又西北二日行，至拔國(今印度納巴達河口布羅奇附近)。又十日行，經天竺西境小國五。至提國(今巴基斯坦卡拉奇附近)，其國有彌蘭太河，一日新頭河(即印度河)自北渤昆國(約在今印度伯爾蒂斯坦)來，西流至提國北，入於海。又自提國西二十日行，經小國二十餘，至提羅盧和國(今伊朗阿巴丹附近)，一曰羅和异國，國人於海中立表，夜則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烏刺國(今伊拉克巴士拉)，乃大食國(阿拉伯帝國)之弗利拉河(即幼發拉底河)南入於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羅國(伊拉克巴士拉之西)，大食重鎮也。又西北陸行千裏，至茂門王所都縛達城(今伊拉克巴格達)。”

　　再者，“自婆羅門南境，從没來國至烏刺國，皆緣海東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今非洲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一帶)。自三蘭國正北二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設國(今也門席赫爾)。又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没巽國(今阿曼蘇哈爾)。又西北十曰行，經小國十餘，至拔離謌磨難國(今巴林)。又一日行，至烏刺國，與東岸路合。”同樣來到巴士拉、巴格達。

　　上述以廣州爲起點的“廣州通海夷道”。經過的大小國家有100多個，其中有名可數的約30個。在這條主綫上，還有若干支綫通往各地，如真臘(今柬埔寨)、驃國(今緬甸卑謬一帶)、迦摩浪迦(今馬來半島北部或緬甸勃固附近)、那伽鉢亶那(今印度東南部)等，都通過這條航綫與廣州交往。

　　唐朝廣州是國際著名港口，檣帆如雲的外國商船在此停泊，市場繁榮，商品豐富。據日本真人元開著《大唐和上東征傳》載：廣州“江中有波羅門(今印度)、波斯(今伊朗)、崑崙(今馬來半島、馬來群島)等舶，不計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獅子國(在今錫蘭島)、大石國(今阿拉伯國家)、骨唐國(在今吕宋島或蘇門答臘島)、白蠻(指歐洲人)、赤蠻(指非洲人)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所以日本桑原騭藏著《蒲壽庚考》説：“蓋廣州於有唐一代，爲南部第一貿易港，觀新、舊《唐書》及當時各記録可見。”對於衆多的外商前來貿易，唐朝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由地方大員兼任，並由皇帝委派宦官充任市舶官員，具體管理外貿事宜。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設立的具有海關性質的機構，它最早設於廣州，足以説明當時廣州在外貿上的重要地位。對於廣州的大批外僑，政府在今光塔街一帶特設“蕃坊”，以供長期居留。由外僑推選“蕃長”一人，經中國認可，負責管理“蕃坊”事務。中國尊重外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據阿拉伯人著(作者佚名)《中國印度見聞録》説：回曆264年(相當於公元877年9月13日至878年9月2日)，黄巢佔領廣州，“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了。”而馬斯歐迪《金色草原與寶石礦藏》則説：黄巢“佔領省城，殺戮大量居民。伊斯蘭教徒、基督教徒、猶太人以及波斯拜火教徒，在逃避刀兵中死於水火般的劫難者。計有二十萬之衆。”上述外僑死亡數字明顯夸大失實，因《新唐書·地理志》載：廣州南海郡十三個縣，“户四萬二千二百三十五，口二十二萬一千五百。”外僑不可能占當地人口半數以上，但爲數甚多，則可斷言。

　　外僑由海道前來中國，據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兹比赫(Ibn-khurdadhbih，約820~912年)的名著《道裏邦國志》説：來到中國的第一個港口是魯金(即龍編)，“在魯金，有中國石頭(似爲玉石)、中國絲綢、中國的優質陶瓷，那裏出産稻米。從魯金至漢府(即廣州)，海路爲4日程，陸路爲20日程。漢府是中國最大的港口。漢府有各種水果，並有蔬菜、小麥、大麥、稻米、甘蔗。從漢府至漢久(即泉州)爲8日程，漢久的物産與漢府同。從漢久至剛突(江都，即揚州)爲20日程。剛突的物産與漢府、漢久相同。”需加説明，伊本·胡爾達兹比赫没有來過中國，由於他曾任巴格達及薩馬拉的郵傳部長，能够接觸國家檔案；他又從八、九世紀的波斯人遊記中引用很多資料，故其作品有歷史價值。但對中國東南沿海港口的介紹過於簡略，有必要加以補充：

　　由西方沿着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第一個港口龍編，據唐朝李肇《國史補》載：“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獅子國舶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爲之喧闐。”龍編縣隸屬安南府，唐德宗貞元八年(792年)，嶺南節度經略安撫使奏請把龍編外貿劃歸廣州管理，顯然是龍編的外貿不及廣州，但是宰相陸贄對此不同意，其《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的奏章，認爲龍編應獨立設港。由廣州沿海上絲綢之路北上，可到潮州。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韓愈因諫迎佛骨被貶爲潮州刺史，他到任後上表説：“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其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看來這時潮州外貿不及廣州。

　　由潮州從海道北上是泉州，這時泉州的經濟一片興旺。唐朝詩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雲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執玉來朝遠，還珠一貢頻。”這是説，泉州有各國外僑居住，而且有外國使者來此活動。唐哀帝天祐元年(904年)，在今蘇門答臘島的三佛齊國遣使蒲阿粟來福建進行商業活動。1965年在泉州郊區出土的阿拉伯文墓碑上刻寫：“這是侯塞因·本·穆罕默德·色拉退的墳墓。真主賜福他。亡於回曆二十九年三月……”。回曆二十九年即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可見初唐已有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在泉州居留。他們出售香藥，珠寶等物，購買絲綢、瓷器。泉州市場繁榮，生産比前顯著發展。農業方面：出現大規模的農田水利設施，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4年)，泉州東郊開鑿“尚書塘”，灌田3萬多畝；疏浚“東湖”，使泉州東郊農地免遭旱魃；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年)，開鑿泉州北山下塘來興修“僕射塘”，以及在唐文宗大和年間(827~835年)，在泉州通淮門外晋江北岸開浚“天水淮”工程。只有解决農田灌溉問題，糧食和經濟作物才能增産，當地才有大批居民從事手工業勞動。署名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實出張九齡等之手)的《唐六典》載：“泉、建、閩之絹，泉、建，閩、表之纻，登、萊、鄧之貲(布)，並爲八等。”可見這時泉州種桑植麻，絹、纻成爲全國知名産地之一。制瓷業比前發達，1973年在晋江磁竈附近的童子山、狗仔山、後壁山、虎仔山等地發現唐代窑址，足見産量可觀。絲綢和瓷器均爲當時大宗出口商品。這時泉州的冶鐵、制鹽、造船也很興旺，福船和廣船是適應中國南方海闊水深、島嶼衆多的兩種船型。福船頭尖尾寬，兩頭翹起，尾封結構是馬蹄型，兩舷邊向外拱，有寬平的甲板和連續的艙口，舷側用對開原木厚板加固，强度較大，造船用材主要是福建盛産的鬆、杉、樟、楠木(見上海交通大學等編《造船史話》)。據《唐會要》載，一艘福船可載重數千石(即數十萬斤)。以上情况，説明泉州在海上絲綢之路開展活動，具備有利條件。

　　由泉州沿着海道繼續北上，來到長江口附近的揚州。早在南朝時候，尚未開鑿大運河，沈約《宋書·孔季榮等傳》就説：“揚部有全吴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可見這時已相當繁榮，隋煬帝開鑿運河，溝通江、淮、河、海四大水系，揚州的運輸比前更爲利便，唐朝時成爲鹽、鐵集散地，是國内最大的商業城市，洪邁《容齋隨筆》説：“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揚(揚州)爲一而蜀(成都)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裏珠簾之句。張祜詩雲：‘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雲：‘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紜。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雲：‘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唐僖宗光啓三年［887年］，畢師鐸、吕用之、秦彦、楊行密、孫儒等在揚州混戰)，蕩爲丘墟。”原來，唐朝揚州對外貿易很興旺，日本、朝鮮和東南亞、南亞、波斯、大食(阿拉伯)等外僑大批在此居留，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下令：“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外僑)，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脚(下碇税)、收市(政府收購的舶貨)、進奉(進貢舶貨)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爲交易，不得重加率税。”可見唐朝對廣州、泉州、揚州外貿的重視。只因中唐以後，揚州屢經兵燹，外僑受到傷害。《新唐書·田神功傳》載：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年)，田神功“入揚州，遂大掠居人貲産，髮屋剔窌，殺商胡波斯數千人。”從此對外貿易一蹶不振。北宋時，歐陽修就有“揚州無復似當年”的詩句。

　　終唐之世，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國港口要首推廣州。《新唐書·黄巢傳》載：唐僖宗干符六年（819年)，黄巢攻佔廣州，要求朝廷任命其爲“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於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可見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中獲得巨額收入。

　　五代時(907~960年)，中國四分五裂，戰亂連年，東南沿海地區先後由南漢、閩、吴越、吴等國割據，這些國主爲了鞏固割據地的政權和個人物質享受，一般都重視外貿，但盛况非昔日可比。

　　宋元時期主要港口的比較

　　——廣州一直位於泉州之上

　　宋朝重視對外貿易，在沿海主要港口設置外貿機構：公元971年在廣州、989年在杭州、999年在明州(今浙江寧波)、1087年在泉州、1088年在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設提舉市舶司；又於1113年在秀州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縣)、1117年在鎮江及平江(今蘇州)、1132年在温州、1146年在江陰(在今江蘇)設市舶務；1250年在秀州海鹽縣澉浦縣(在今浙江)設市舶場。此外，長江口以北的通州(今江蘇南通)，楚州(今江蘇淮安)、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和長江口以南的越州(今浙江紹興)、福州、漳州(均在今福建)、潮州、雷州(均在今廣東)、瓊州(今海南省海口市)也都是對外通航的港口。交州在五代時獨立，從此龍編港不屬中國管轄。

　　上述港口對外貿易，主要是廣州和泉州。廣州在宋、元兩朝均位居首位。某些中外人士認爲：北宋時，廣州在泉州之上；到了宋末元初，泉州在廣州之上。此言不確，它由一兩位外國旅遊者根據道聽途説提出，少數中國學者没有根據史料認真核實，盲目附和，從而出現重大誤會，現在有必要予以糾正。

　　宋朝朱彧《萍洲可談》載：“廣州市舶司舊制。帥臣、漕使領提舉市舶事，祖、宗謂之市舶使。福建路泉州，兩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亦有司。崇寧(宋徽宗年號，1102~1106年)初，三路各置提舉市舶官，三方唯廣最盛。官吏或侵漁，則商人就易處，故三方亦迭盛衰。朝廷嘗並泉州舶船，令就廣，商人或不便之。”作者朱彧雖是湖州烏程(今浙江吴興)人，但曾在廣州居住，其父朱服爲官清廉，有善政，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任廣南東路(簡稱廣東)經略安撫使，熟悉廣東情况，所以《四庫全書提要》説：“故彧是書多述其父之所見聞，而於廣州蕃坊市舶言之尤詳。”書中一再出現“餘在廣州”、“餘在南海”等用語，乃作者自述所見，足证其記載之準確性甚高。作者提出：“官吏或侵漁”，因而“三方亦迭盛衰”，這個意見很正確，但總的來説，廣州畢竟是最大港口。查宋朝的舶貨以香藥爲主要商品，據宋朝畢仲衍《中書備對》載：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明、杭、廣州市舶司博到乳香計三十五萬四千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廣州所收者則有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三斤。”僅從這個記載，就可知廣州外貿在沿海港口中所占的比重。然而廣州外貿發展不平衡，這首先與吏治清濁有關，據《宋史》記載，宋太宗、宋真宗時(976~1022年)，廣州知州有損清廉，“多涉譏議”，以致某些年份外舶改去其他港口貿易。戰亂也給外貿以重大損害，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中越邊境的廣源州蠻族首領儂智高攻打廣州，歷時57日，雖然没有攻入廣州城，但是城外商業區，住宅區受到嚴重破壞，打擊了對外貿易。直至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開始，廣州城一再擴建加固，保護了外商的安全，廣州外貿才比前進一步發展。

　　泉州在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設置提舉市舶司，從此有權處理外貿事宜。在這之前，泉州進行外貿要去廣州或兩浙路辦理手續。其後泉州市舶司曾一度撤銷，至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才恢復。泉州設司比廣州遲116年，設司才30多年，至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滅亡，泉州設司時間很短，當然不可能有顯著成績，因而位列廣州之下。到了南宋初期，泉州外貿獲得顯著發展，主要原因是：

　　一、宋高宗紹興八年(1138年)確定杭州爲行都，杭州人口大增。據《新唐書·地理志》載：唐朝杭州“户八萬六千二百五十八，口五十八萬五千九百六十三。縣八。”南宋時，皇室貴族、朝廷官員、京城駐軍、四方商賈和文士遊客，以及當地居民，總數在100萬以上。市場需要激增，必須靠附近地區供應。泉州接近杭州，這就促進泉州的農業、手工業生産進一步發展，爲泉州外貿提供大批商品。

　　二、兩浙路提舉市舶司原來設在杭州。杭州定爲行都後，爲了保衛京城，不讓大批外舶前來聚集，兩浙提舉市舶司遷往秀州華亭縣，杭州只設市舶務。宋孝宗干道二年(1166年)五月十四日，兩浙路提舉市舶司奏請：“市舶置司在華亭，近年遇明州舶船到，提舉官者帶一司公吏留明州數月，名爲抽解，其實騷擾，餘州瘠薄，終任不到，可謂素餐。今福建、廣南皆有市舶司，物貨浩瀚，置官提舉，誠所當宜。惟是兩浙路置官。委是冗蠹，乞賜罷廢。”(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八)。因而撤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其後又撤銷杭州、江陰軍、温州、秀州4處市舶務，浙江沿海港口不設外貿機構，行都杭州所需舶貨由泉州增加供應，這就有力地推動泉州的對外貿易。

　　三、金兵於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十月渡江南侵，宋高宗從杭州逃到明州，金兵尾追不舍，宋高宗只好選上海船。前往定海(今浙江鎮江)，温州，那些隨駕南逃的皇族、富豪、士入甚多，無法登舟避敵，只好從陸路繼續南下，來到泉州，金兵没有進入福建便已北撤。這一大批逃難者中，好些便在泉州定居。宋朝管理京城以外宗室事務的“南外宗正司”，這時也從南京(今河南商丘附近)遷來泉州，可見泉州皇族之多。據《新唐書·地理志》載：唐朝泉州“户二萬三千八百六，口十六萬二百九十五，縣四。”又據《宋史·地理志》載：泉州户口，“崇寧户二十萬一千四百六，(口不詳)，縣七。”人口大量增加，尤其是貴族、富豪生活奢侈，需要大量舶貨，這就有利於泉州的對外貿易。

　　關於泉州進行對外貿易的國家和地區，人們通常引用趙汝適《諸蕃志》的記載。作者是浙江臨海人，宋太宗八世孫，南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以朝散大夫提舉福建路市舶兼權泉州市舶，在任約4年多，他引用前人著作及向泉州外商瞭解情况，寫成此書，惜原作已佚，今本從《永樂大典》輯出。全書介紹57個國家，東起倭國(今日本)、新羅(今朝鮮)，西至勿斯裏國(今埃及)、默伽獵國(今摩洛哥)，南至三佛齊國(在今蘇門答臘島)、晏陀蠻國(在今安達曼群島)，地域相當廣闊；所記各國物産如香藥、珠寶達48種，可謂内容豐富。但作者並未到外國考察，得自傳聞，不甚準確。更有甚者，此書好些抄自周去非《嶺外代答》。周是温州永嘉(在今浙江)人，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撰寫此書，他在《序》中説：“僕試尉桂林，分教寧越(今廣西欽縣)，蓋長邊首尾之邦，疆場之事，經國之具，荒忽誕謾之俗，瑰詭譎怪之産，耳目所治，與得諸學士大夫之緒談者，亦雲廣矣。蓋嘗隨事筆記，得四百餘條。秩滿束擔東歸，邂逅與他書棄遺。……晚得範石湖《桂海虞衡志》，又於藥裹得所鈔名數，因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條，應酬倦矣，有復問僕，用以代答。”這《序》説得很清楚：①作者没有從事外貿工作，更未出國考察，書中所載，均屬‘得諸學士大夫之緒談’；②自認書中有些内容‘得範石湖《桂海虞衡志》’；③本書所載限於嶺外，與福建無關。原書早佚，不見録於《宋史·藝文志》，今本從《永樂大典》抄出。再者，《諸蕃志》和《嶺外代答》記載的國家，並非都同中國有貿易交往，如木蘭皮國。據德國學者夏德(F·Hirth)和美國學者柔克義(W·W·Rockhill)考證，此國在今非洲西北部和歐洲西班牙南部地區，當時同中國無來往。中國同西班牙來往始於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因而《諸蕃志》、《嶺外代答》所載均非絶對可靠，更不能據此證明宋朝泉州外貿在廣州之上。

　　南宋廣州外貿仍居全國首位。據《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十三記載：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六月二十一日，廣南東路經略安撫、提舉市舶司言：廣州自祖、宗以來，興置市舶，收課入倍於他路。”泉州雖然比不上廣州，但在南宋初期比前繁榮，則應予肯定。可是到了南宋中後期，朝政日非，泉州的皇親國戚爲了個人奢欲，竟然强搶外商財物。據朱熹撰《直秘閣贈朝議大夫範公(即範如珪）神道碑》載：“南外宗官寄治郡中(即泉州)，挾勢爲暴，前守不敢詰，至奪賈胡浮海巨艦，其人訴於州、訴於舶司者三年，不得直；占役禁兵以百數；夏盗煮海之利，亂産鹽法，爲民病苦，”加以政府的苛捐雜税，官員的敲詐勒索，凡此種種，使泉州的外貿必然趨向衰落。據《宋史·真德秀傳》載：寧宗嘉定十年(1217年)，“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番船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到了理宗紹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再任泉州知州，他在上任後的謝恩奏章中説：“泉雖閩鎮，古號樂郊，其奈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規，征榷大苛，而蠻琛罕至。”爲瞭解决泉州皇族的生活問題，他請求朝廷每年撥給度牒。在《申尚書省請撥降度牒》中説：“富商大賈，朝困誅求之慘，破蕩者多，而發船者少，漏泄於恩、廣、潮、惠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間(即1217年)，某在任日，舶税收錢猶十餘萬貫。及紹定四年(1231年)，才收四萬餘貫；五年(1232年)，只收五萬餘貫。”可見這時泉州外貿下降百分之五十以上；過去前往泉州的海船則轉往今廣東恩平、廣州、潮州、惠州，這都是廣州提舉市舶司管轄的港口，一减一增，泉州更在廣州之下。4年後，蒙古軍隊大舉入侵，南宋摇摇欲墜，泉州處境更爲艱辛。理宗淳祐（1241~1252)年間，劉克莊撰《吴潔知泉州制》、《胡侁知泉州制》，指出泉州“凋蔽”、“凋匱不可爲”，其外貿顯然不可能在廣州之上。到了宋恭帝德祐二年（1275年）三月，元軍攻入杭州，宋帝趙 和全太后投降。宋端宗趙昰景炎二年(1277年)，元軍進攻泉州，據鄭所南《心史》載：“二年丁醜，泉州素多宗子，聞張少保(即張世杰)至。宗子糾集萬餘人，出迎王師，叛臣蒲受耕(即蒲壽庚)閉城三日，盡殺南外宗子。”這場戰争對泉州外貿當有重大破壞。又據托托等撰《宋史·瀛國公本紀》載：元軍在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即宋端宗景炎二年、1277年)攻入廣州城，後被宋軍收復；同年十一月再度攻入廣州城，復被宋軍收復；至元十五年(1278年)正月第三次攻入廣州城，仍被宋軍收復；同年閏十一月，元軍第四次攻入廣州城，宋軍反攻失敗。這種拉鋸戰，同樣使廣州外貿受到重大破壞。

　　元朝統一全國後，很重視海外貿易。據宋濂等撰《元史·食貨志》載：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在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廣東、杭州、慶元(今寧波)等7處設市舶司。其後一再合併，到了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只在泉州、慶元、廣東設立市舶司。對於泉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某些外國人作如下論述：

　　第一個提出泉州是世界大港的爲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他在《馬可·波羅遊記》中説：“刺桐(即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雲集於此。貨物堆積如山，買賣的盛况令人難以想象。”查此書對中國的介紹錯漏百出，全部中國地名都采用波斯人的叫法，所以好些中外學者認爲此書是馬可·波羅根據當時的波斯導遊手册，再加上道聽途説和臆測想象，在獄中口述，由同獄童話作家魯思梯謙（Rustieiano)以其創作天才筆録成書。對此，英國倫敦不列顛圖書館中國部主任弗朗西絲·伍德(Frances Wood)女士於1996年出版《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洪允息譯，新華出版杜1997年版)，她綜述前人研究成果，暢抒己見，否定馬可·波羅曾來中國。其實，《馬可·波羅遊記》於14世紀初在歐洲出版後，就受到非議，當時人們把騙局稱爲“這簡直是馬可·波羅”(見餘士雄主編《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本文確切指出：馬可·波羅没有來過泉州，因爲《馬可·波羅遊記》説：“流經刺桐港的河流，河面寬闊，水流湍急，是經過京師(即北京)那條河的一個支流。”僅憑這點，筆者就可以確定：馬可·波羅没來泉州，對泉州不了解。

　　第二個認爲泉州是世界大港的乃非洲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h，1304~1377)。他晚年定居摩洛哥非斯，口述旅行30年的經歷，由摩洛哥蘇丹的秘書朱贊(Ibn Juzai)筆録而成《伊本·白圖泰遊記》(原名《异域奇游勝覽》)，1356年成書。出版後，阿拉伯學者伊本·赫洛頓《歷史緒言》對此書的評語是：“這純係一派胡言。”此書執筆者朱贊也説：“我記録了他所講的一切故事和消息。這些話是否真實，我並未進行研究和考證。”此書説：“我們渡海到達的第一座城市是刺桐城(即泉州)。……該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要求主管派人陪我去隋尼隋尼(廣州)，即中國地區去，那裏也叫做隋尼克蘭(廣州)，以便遊歷一番，等待可汗回信的到來。我們搭乘近似我國(即摩洛哥)戰艦的船隻沿河出發，……我們在這條河上走了二十七天，每日中午船停靠沿河村鎮，購買所需雜物，作晌禮拜，至夜晚下船，投宿於另一村鎮，就這樣一直到達隋尼克蘭(廣州)，即隋尼隋尼城。”請看，從泉州坐内河船居然可到廣州，豈非世上怪事!毋需多説，筆者憑此即可認定：伊本·白圖泰没有來過泉州和廣州，對泉州和廣州均不了解。

　　第三個表示泉州是世界第一大港的乃日本桑原騭藏，其《蒲壽庚考》於1923年初版、1935年增訂版，中文譯稿多次出版，流傳較廣。書中説：“南宋一代，政府因欲增庫入，屢奬勵外蕃通商，泉州貿易遂年盛一年，與廣州頡頏，不相上下。後至宋元之交。竟凌駕而上之，凡海舶出口，均輻輳於此口。元代來此之馬哥孛羅(Marco Polo)及伊本·巴都他(Ibn Batuta)，皆稱泉州爲當時世界無二之大貿易港雲。”此説不當：①宋朝奬勵外蕃通商，各港口皆可受惠，非泉州一港獨享；②海舶出口均輻輳於泉州，不合史實，元朝中國沿海各港，海舶均可出入，如進行對外貿易，則需至市舶司所在地辦理手續：③馬可·波羅及伊本·白圖泰的遊記對泉州評介不確，其資料均來自阿拉伯人傳説，由於宋末元初在泉州負責外貿者爲阿拉伯人蒲壽庚，歷時30年之久，所以他在阿拉伯地區影響很大，阿拉伯人便對泉州特意夸贊，不可引以爲據。④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及桑原騭藏均未遍歷中國各港口，也不了解各港口情况，故無權對各港口排座次。

　　人們誤信泉州在元朝爲中國第一大港，這是由於馬可·波羅及伊本·白圖泰均爲中世紀西方著名旅行家，所著遊記在古代頗有影響，哥倫布因閲讀《馬可·波羅遊記》而立志航海前來東方，導致發現新大陸，故此書的歷史價值應予承認。但這兩本書關於中國的錯誤記載，中外人士早已指出，不容遮掩。筆者所讀古代外人遊記，正如李白詩句所説：“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蓋古代“海客談瀛”，己成爲浮夸失實之代詞，中外如出一轍。桑原騭藏對此不加細察，以訛傳訛，誠屬誤導讀者，應予糾正。

　　至於泉州在元朝不可能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國第一大港，理由爲：①元朝時，杭州並非行都，市場需求比前顯著减少，不用泉州提供大量商品：②居住在泉州的大批宋朝皇族、士大夫，在宋元交戰時慘遭蒲壽庚殺絶，珍貴舶貨没有重要顧主購買：③居民大幅度减少。據《元史·地理志》載：元朝泉州路居民爲“户八萬九干六十，縣七。”比《宋史·地理志》所載宋朝泉州住户减少十一萬二千四百户，即减少百分之五十六以上，泉州境内料必荒凉冷落，怎能成爲全國第一大港?④南宋撤銷兩浙路市舶提舉司，故福建路市舶提舉司的貿易比前增加，元朝初期在中國東南沿海設置7個市舶司，這必然分散泉州港的貿易額；⑤福建三面都是高山峻嶺，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積百分之九十五，河流短小，因而泉州的内陸交通不便，缺少廣大腹地，商品吞吐量有限，囿於自然條件，不可能成爲全國第一大港，也不可能與廣州港競争。

　　廣州在宋元之際遭到戰火嚴重破壞，但對外貿易很快就得到恢復，井有很大發展，具體表現在：①人口顯著增加。據《宋史·地理志》載：宋朝廣州居民爲“元豐(宋神宗年號1078~1085年)户一十四萬三千二百六十一(口不詳)，縣八。”又據《元史·地理志》載：元朝廣州“户一十七萬二百一十六，口一百二萬一千二百六十九，縣七。”元朝廣州住户比宋朝增加二萬六千九百五十五。人口的增加，反映城市在擴大，市場在繁榮，對外貿易在躍進；②對外貿易的地區顯著擴大。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陳大震等纂《南海志·舶貨》載：“廣(州)爲蕃舶凑集之所，寶貨叢聚，實爲外府，島夷諸國，名不可殫。前志(指宋寧宗時陳峴《南海志》及宋理宗時方大琮《南海志》)所載者四十餘。聖朝奄有四海，盡日月出入之地，無不奉珍效貢，稽顙稱臣。故海人山獸之奇，龍珠犀貝之异，莫不充儲於内府，畜玩於上林，其來者視昔有加焉。而珍貨之盛，亦倍於前志之所書者。今録其可名之國，附於舶貨之後。”陳大震等纂《南海志》是官府修志，史料來自檔案，當屬可靠。所録舶貨有寶物、布匹、香貨、藥物、諸木、皮貨、牛蹄角、雜物等71種；可名蕃國共145個之多，確是比宋朝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陳峴、方大琮等人的《南海志》所載蕃國要多1倍。③歐洲旅行家的評述。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濟各會會士鄂多立克(Odprocp da prdempme 1265~1331)約於元朝英宗至治二年到泰定帝致和元年(1322~1328年)在中國旅行，回國後口述由他人筆録爲《鄂多立克東游録》，書中説：“我到此邦(指中國)的第一個城市叫辛迦蘭(指廣州)，它是一個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又説：“我來到一個叫做刺桐(指泉州)的著名城市……該城有波洛納(Bologna)的兩倍大。”威尼斯在意大利東北部，是全球聞名的亞得裏亞海西北岸重要港口；波洛納只是意大利北部的古城。從鄂多立剋的對比介紹，可以得知廣州位於泉州之上，元朝時廣州爲中國第一大港。④元朝政府對廣州特别重視，元世祖從至元十六年十二月(1280年)開始，多次派廣東招討使達魯花赤楊庭璧前往東南亞、南亞訪問，加强外貿工作。當時泉州方面也請求遣使出國訪問，但元世祖不予答復。可見廣州的外貿地位在泉州之上。

　　明清時期主要港口的比較

　　——廣州是長期對外開放貿易的唯一港口

　　明太祖統一全國之前，於吴元年(1364年)在太倉(今江蘇太倉)、黄渡(今江蘇嘉定)設立市舶提舉司，俗稱“六國碼頭”，因爲有很多外國海船在此停泊。全國統一後，明太祖洪武二年(1370年)二月撤銷市舶提舉司。據傅維麟《明書》説：“初以太倉爲‘六國碼頭’，旋以近京師(今南京)，恐生他變，遂徙之寧波諸處。”因爲明朝初年，北自山東，南至廣東，均出現倭寇侵擾；同時，元末盤踞江浙的張士誠、方國珍餘部，逃往海島，企圖卷土重來。對此，明太祖嚴禁私人出海，以防暗中接濟敵寇，因而只允許對外貿易限於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采取“賞賜”與“朝貢”的形式進行，並允許“貢舶”附有一定數量的私人貨物在中國市場出售，兵器、金屬則嚴禁輸出。

　　明朝的市舶提舉司，據《明史·食貨志》載：“洪武(1368~1398年)初，設於太倉、黄渡、尋罷。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今越南中部)、暹羅(今泰國)、西洋諸國(指文萊以西的東南亞、南亞、西南亞及東非諸國)。”由此可見，這時廣州爲全國最大的外貿港口。洪武七年(1374年)九月，撤銷上述3個市舶提舉司。但這不等於完全禁止廣州等地的對外貿易。因爲據《明實録》記載：“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以海外諸夷多詐，絶其往來，惟琉球、真臘(今柬埔寨)、暹羅許入貢。”可見撤銷市舶提舉司，海上絲綢之路仍然檣帆不絶。只因没有專門機構，不便於接待外國貢使及管理外貿事宜，所以到了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重新恢復廣州、泉州、寧波的市舶提舉司。

　　由於倭寇在中國沿海地區猖狂侵擾，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再次限制沿海貿易。據《明史·職官志》載：“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於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這時廣州成了中國東南對外貿易的唯一港口。據屈大均《廣東新語·地語》載：廣州府屬下的新寧(今臺山)之廣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在今珠海西區)、蠔鏡(今澳門)、十字門，東莞之虎頭門、屯門、鷄棲等處，都是外舶停靠的地點。倭寇問題逐漸解决後，據《明史·食貨志》載：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鳳陽巡撫唐順之議復三市舶司，部議從之。四十四年(1565年)，浙江巡撫劉畿言，仍罷。福建開而復禁。萬曆(神宗年號，1573~1618年)中，復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黄，己而兩市舶司悉復，以中官頓積如故。”需要補充説明的是，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首次駕駛歐洲式船隻來到廣州，其後於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租借廣州府香山縣蠔鏡澳(即澳門)居留，歐洲商人陸續前來貿易，傳教士也接踵而至。在傳教時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西歐，促進西歐啓蒙運動的開展；同時傳入歐洲近代文化科學，從而推動中國社會不斷前進。

　　清朝初年，鄭成功、張煌言在東南沿海地區進行反清活動，清世祖雖然實行海禁，但在順治四年(1647年)葡萄牙要求通商，清朝還是準其來澳門貿易；順治十年(1653年)，暹羅、荷蘭要求通商；順治十三年(1656年)，蘇禄(在今菲律賓蘇禄群島)也要求通商，清朝均允許他們在廣州城外原市舶館界貿易。清朝不設市舶提舉司，這時外貿事宜由鹽課提舉司兼管，臨時招商發賣舶貨。盡管順治十八年(1661年)頒佈“遷海令”，沿海居民内遷50裏，“寸板不準下海”、“片帆不許入口”，但位於珠江口西側的澳門，其居民因有大量外僑而不用内遷，所以這時廣州仍是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沿海的外貿唯一港口。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統一臺灣，解除海禁，兩年後設立粤(廣州)、閩(漳州)、浙(寧波)、江(雲臺山)4個海關，管理外貿事宜。泉州在明末清初因晋江淤淺，海船難以出入，不能成爲對外貿易的港口。由於西方殖民者在中國沿海地區進行種種違法勾當。清高宗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撤銷閩、浙、江3個海關，只準外商在廣州貿易，以便對其進行集中管理，從此廣州又再成爲中國南方對外交往的唯一港口，直至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争中失敗，被迫同英國簽訂屈辱的《南京條約》，實行“五口通商”，廣州壟斷外貿活動才告結束。

　　綜上所述，兩千多年來，由於廣州在自然環境、經濟實力、政治影響、歷史因素等方面都佔有優勢，除了個别年份出現特殊情况外，廣州長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國第一大港，成爲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中國從海路輸出的絲綢、瓷器、茶葉和各種日用工藝品，不僅改善了海外各地人民的生活需求，活躍了海外各地的市場貿易，也有助於中國農副業和手工業生産水平的提高：中國的造紙、印刷術、指南針、火藥及其他發明，通過陸路和海路(主要經廣州港)傳往世界各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在17、18世紀由西方傳教士經廣州府屬的澳門傳往歐洲，有助於歐洲啓蒙運動的開展，啓蒙運動對促使歐洲社會前進有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中國主要通過南方海路(重要港口爲廣州)，傳入印度、阿拉伯和歐美的哲學、文學、醫藥、數學、天文學，曆法、美術、音樂、雕塑、建築藝術、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並引進糧食、蔬菜、水果、藥材、花卉和經濟作物品種，這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同時也豐富了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 

　　（作者：袁鐘仁，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