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我國與世界交往重要通道的海上絲綢之路樞紐港的廣州,有它獨特的地理條件。現試從下述幾個主要方面進行分析。
一、自然地理條件
廣州自距今約6000年前中全新世暖期以來,海平面已上昇至現今高度〔1〕,形成深入内陸的溺谷灣。海潮曾達中山五路一帶(筆者曾在新大新公司地基采集含鹹水種硅藻的淤泥,14C年齡爲距今6340±130年)。當時廣州的珠江很寬闊,可達3~4公里。水深河寬,經獅子洋、伶仃洋與南中國海相通。馳名中外的七星崗海蝕遺址就是當年海浪冲蝕所致。至秦漢之際,由於海平面基本穩定後泥沙逐漸淤積,珠江兩岸收窄,北岸可能在大南路附近(筆者曾在大南路采集含鹹水種硅藻和半鹹淡水貝類蚝殻,14C年齡爲距今2320±85年;廣州考古所在惠福路光明廣場發現認爲屬南越國或漢代的城門水關)〔2〕,此時的珠江兩岸寬約2公里。及至晋末,江岸進一步淤積,已伸展到惠福西路——西來初地一帶,依據是筆者曾在海珠中路市橋街采集含海相貝殻淤泥,14C年齡爲距今1555±70年(晋代義熙元年前後);惠福西路坡山巷五仙觀前河流淘蝕的甌穴(俗稱“仙人脚印”)爲晋代“坡山古渡”遺迹〔3〕;樑代普通七年達摩從西天竺浮海至此建西來庵(後稱華林寺)。表明晋時廣州市區珠江已縮窄至約1700米。唐代江岸繼續收窄,但仍寬達1400米(詳見拙著《廣州地區第四紀地質》第八章第三節)〔4〕。
作爲溺谷灣中部的獅子洋更是寬闊。根據筆者採樣的實測14C年齡,東岸東莞中堂樣品爲距今2670±150年。西岸番禺茭塘樣品爲距今2430±90年,即春秋戰國時期獅子洋寬達14公里,的確是一個寬闊的海灣;及至東漢時期,獅子洋仍寬達10公里(東莞扶涌樣品爲距今1850±80年);直至南北朝(東莞沙田新涌樣品爲距今1520±90年)獅子洋尚寬達7.5公里。現代的獅子洋也還寬約2.5~3公里。
伶仃洋更是長期維持寬闊形態,秦漢時中腰(寶安—横門)寬達34公里,現代仍寬28公里。
廣州溺谷灣爲廣州通海航行提供了水深、岸寬的優越條件。
華南多臺風巨浪,避風少浪是船隻停泊登岸的重要條件。故世界大港多爲河口港,而非海岸港。廣州溺谷灣是個深入内陸的河口灣。若非直接正面登陸的臺風,一般不易深入達百餘公里的廣州;南中國海的風浪、涌浪也進不到廣州城下。
廣州深受潮汐之利。據實測資料,廣州的口門虎門的多年平均漲潮量達2288億立方米,占珠江八大口門總和的60.8%;最高漲潮位達2.27米,有利於船舶乘潮進出〔5〕。
珠江逕流量大,年平均逕流量達3360億立方米,爲黄河的6倍。含沙量少:多年平均含沙量僅0.249克/立方米〔6〕。水量大、含沙量小,故能長期保持水沙平衡,淤積較緩慢。廣州港能够二千多年曆久不衰,與珠江優异的水沙條件有很大關係。
二、經濟地理條件
樞紐港最重要的經濟地理條件是腹地廣闊。廣州位於珠江河口灣,它的腹地起碼包括整個珠江流域。根據珠江水利委員會的資料,珠江流域面積453690平方公里。流經雲南、貴州、廣西、江西、湖南、廣東六省(區)。流域内河流衆多,集水面積在1000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河有8條,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49條。干支流總長3.6萬多公里,長年可通航里程有14000公里,約占全國内河航運里程的l/8。珠江自古已有航運。雲南、廣西出土的銅鼓已刻有衆人划船的圖象。
秦始皇統一嶺南的戰争,五路軍中的四路與珠江水道有密切關係。特别是“塞鐔城之嶺”一軍,跨過越城嶺,從長江支流湘江谷地進入西江支流灕江谷地。其後,秦始皇“使監禄鑿渠運糧”(《史記·主父偃傳》),在廣西興安縣境開鑿了著名的靈渠。湘江和灕江上源在湘桂走廊間僅隔一條寬約300米、高約20多米的分水嶺越城嶠,監禄鑿開分水嶺使湘江和灕江溝通。從此珠江流域與長江流域有了靈渠相通,航運大爲方便。
唐代武則天長壽元年(692年)在廣西桂林臨桂縣城開鑿了桂柳運河(又稱相思埭),溝通了灕江和柳江。相思埭的開通,使航船可以往返於桂林與柳州,並從柳州南下梧州至廣州。從此,廣州與長江流域可以通過靈渠、相思埭交通。
珠江除了主幹西江外。北江、東江也匯入三角洲地區而相互溝通。廣州位於西江、北江、東江匯聚處。深得水運之利。
除了水運,廣州還有水陸聯運的腹地。例如北江支流連江與湘江支流春陵水之間的都龐嶺(又稱南風嶺)有南風嶺驛道,就是古代一條繁榮的廣東與長江水系相通的水陸聯運交通綫。又如唐代開元年間張九齡主持開鑿大庾嶺(梅嶺)驛道。使江西大餘縣南安鎮北連長江水系的章水、贛江,廣東南雄雄州鎮南接湞江、北江,溝成古代溝通嶺南與中原的重要水陸交通綫。東漢建初八年(83年)鄭弘“奏開零陵(今廣西興安縣東北)、桂陽(今湖南郴州)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爲常路”(《後漢書·鄭弘傳》)。使外國貢品和貨物沿北江上溯武水入桂陽、零陵進京城,東漢初期已成爲廣州與中原水陸聯運的“常路”了。
廣州居南粤中心,三角洲是西江、北江、東江會合地,北有水陸聯運“常路”通中原,腹地廣大,無遠弗届。南達大海通外洋,既是河港又是海港。因而自秦漢以來,廣州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港。晋代吴隱之説“廣州包帶山海。珍异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充分闡明廣州早已成爲我國外貿中心。
對海外奇貨的渴求,也是經濟地理的一個需求關係。《史記·貨殖列傳》説:“番禺(今廣州)亦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凑”。《漢書·地理志》載:“粤地…處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磯、銀、銅、果布之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這些記載,特别都用“凑”字,表明漢代廣州已是海外奇貨异寶的集中地。這正是廣州已成爲海外絲綢之路樞紐港的一個方面依據。
三、歷史地理依據
古代典籍提到廣州最早建城的爲周代楚庭(周夷王八年,據《羊城古鈔》)、吴南武城(周元王三年,據王佐纂《廣東通誌》)、越南武城(周赧王九年,據《太平寰宇記》),和五羊城(周顯王三十年至四十年,據《讀史方輿記要》),雖然學者對這四個古城看法不一致,但從廣州北部新市葵涌(今人民水泥廠)發現新石器晚期(據廣州市文管會認爲約距今四千年)貝丘遺址可知,距今四千年前廣州已有聚落,貝丘、石器、陶器的大量堆積,絶非臨時有人居住所能有。近日又在番禺南沙出土三、四千年前商代完整人骨架,並有豐富石器骨器及陶器遺存。二千多年前的周代曾在廣州建城,是符合聚落發展規律的。况且。秦代在廣州置南海郡、建任囂城及其後擴展爲趙佗城,也不似是在杳無人迹的地方創建新城,而應是因襲舊有聚落基礎建城、設郡、置南越國都城。近年南越國宫苑和惠福路城門水關的發現。更進一步證明秦漢廣州建城已有充分的實物證據。至於漢初曾經棄廣州而以羸樓(今越南河内)爲交趾剌史治所,西漢元豐五年(公元前106年)遷廣信(今廣東封開),東漢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又把州(交州)治由廣信遷廣州(步騭城)。漢代把高級行政區(剌史部、州)治撤出廣州,筆者認爲是漢武帝平定南越後的政治舉措,但廣州始終仍爲南海郡治所廠其海上絲綢之路樞紐港及商旅集散中心的地位並未有根本性改變。南越王墓出土的非洲象牙、犀角杯、波斯銀盒、紅海香料,皆爲“海外輸來”。“考古發現證明,番禺海路通商還應更早(指比漢武帝滅南越)”〔7〕。
至於隋代建南海神廟、唐初建懷聖寺及光塔、唐代在廣州設市舶使和蕃坊、五代達摩自西天竺航海來廣州建西來庵以及《唐大和尚東征傳》記載廣州珠江番舶“不計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等歷史地理證據,前人已多有論述〔8〕〔9〕〔10〕,不贅。
四、討論
有人根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及近年的考古發現認爲粤西“徐聞爲西漢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11〕。筆者認爲,徐聞不具備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地理條件。徐聞位於廣東雷州半島的南部,確有海路到東南亞各國較近的地理優勢。瓊州海峽和北部灣的海流也有利於船舶西去。但徐聞没有像廣州珠江那樣的大河,基本没有河口灣,無論從避風浪和腹地來説,都無法與廣州比擬。况且雷州半島從來都不是華南政治、經濟中心。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秦·西漢·東漢時期)〔13〕秦代《淮漢以南諸郡》中廣東有番禺、四會、龍川、博羅等地,但無“徐聞”。漢代的《交趾剌史部》中才有“徐聞都尉”出現,可見徐聞作爲行政區劃單位比廣州晚和次要。
筆者認爲,根據各方面材料分析,徐聞可能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港口之一,但不是始發港。始發港必須是當時的商貿中心和貨物集散地。與廣州不可同日而語。
至於説“泉州是199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的中國北宋至明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港”〔12〕。已有不少學者提出不同意見。曾昭璇教授在《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序言中指出:“元代,與廣州有貿易交往的國家和地區已有212個,而當時泉州只有107個。明代廣州被指定爲國家唯一外貿港口”〔13〕。筆者從港口地理條件分析認爲,泉州灣是閩東海岸山地河流晋江的河口灣。晋江長不足150公里,上通南安、安溪、永春。晋江自戴雲山(1849米)東流。由於位於地質搆造抬昇區,上中游河道深切,被冲刷的泥沙主要沉積於河口——泉州灣,因而長期均水深較淺,並非良港。晋江流域狹小,山高林密,腹地狹窄。福建沿海江河除閩江外,均爲短小湍急的山地河流,分水嶺的阻隔作用十分顯著。自古以來,福建水陸交通均不方便。無論政治、經濟、商貿、交通均無法與廣州相比。僅憑幾本外國人談論泉州的書就斷言泉州是“北宋至明代爲中國第一大港”,似欠分析。
五、結語
筆者從地理條件及其他方面分析認爲,廣州自秦漢以來至鴉片戰争,均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港和始發港。徐聞可能是漢代某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港口之一。泉州無論港口條件、腹地、政治-經濟地位均無法與廣州比擬,僅是某一歷史階段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廣州港二千多年曆久不衰,是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的。
注 釋:
〔1〕李平日等:《珠江三角洲一萬年來環境演變》,《海洋出版社》,1991年,1-148。
〔2〕莫艷民、樊克寧:《這裏是南越國南城門?》,2000年8月11日,《羊城晚報》。
〔3〕曾昭璇、黄少敏:《珠江三角洲歷史地貌學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175-180。
〔4〕李平日等:《廣州地區第四紀地質》,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1989年,152-156。
〔5〕宋定昌、阮孤鬆:《珠江八大口門潮汐潮量的初步分析》,《珠江口海岸和海涂資源綜合調查研究文集》,廣東科技出版社,1986年,62-7l。
〔6〕珠江水利委員會:《珠江水利簡史》,水利電力出版社。1-278。
〔7〕劉平清:《發現四千歲廣州人》,2001年3月22日廣州日報。
〔8〕麥英豪、吕烈丹:《象崗南越王墓刍議》,《人類學論文選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140-141。
〔9〕鄧端本:《廣州港史(古代部分)》,海洋出版社,1986年,1-231。
〔10〕廣東省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東省社會科學院,1991年,1-200。
〔11〕徐志良:《徐聞爲西漢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2001年12月4日《中國海洋報》。
〔12〕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地圖出版社,1982年。
〔13〕廣州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發展中心等:《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年,1-248。
(作者:李平日,廣州地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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