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歷來被認爲是南海絲路的起點，南海絲路的興起和發展都與其息息相關。有關南海絲路興起和對外貿易港口的形成，以往的研究僅僅局限於秦漢時期番禺爲嶺南的經濟都會和對内貿易的港口；徐聞、合浦爲對外貿易的港口和南海絲路的起點；魏晋南朝時期的對外貿易始發港爲廣州(實爲廣州治所番禺)。而對秦漢至魏晋南朝時期南海絲路始發港變遷的過程和原因研究比較薄弱。本文試在這一方面作一探求，以求证於海内外學者。

　　  一、南海絲路始發港變遷的過程

　　秦漢時，番禺利用東、西、北江和海上交通之便，爲對内貿易港口，“番禺，亦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凑”〔1〕，“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2〕。時番禺爲象牙、犀角、珠璣、玳瑁、金銀器物以及各種水果等嶺南特産彚萃之地。當然，這其中也包括來自象郡南部即後來漢設日南等郡所轄地區的物品。故嶺南的許多珍奇特産和中原内地的物産都應匯集在番禺。雖然番禺曾經一度成爲南越國的都城，其間也會有域外國家的朝貢或通過海商而來的海外舶來品，諸如南越第二代文王墓中出土的帶有波斯風格的銀盒即是例证〔3〕，但在番禺的市場上這些稀世珍寶却難以見到。而在番禺常常見到的産自南中國海地區和域外的象牙、犀角等貴重物品，普通人却難以購買得起，一般只作爲貢品上貢朝廷。考古在廣州梅花村二號漢墓中出土的五枚陶制象牙和四枚陶制犀角，在馬鵬崗發現十五枚陶制犀角和兩面用朱灤繪有的犀牛木胎黑漆扁壺，這些漢代明器應是當時番禺工匠據所見的活象和活犀牛加以繪製和製作的〔4〕。象牙和犀角明器尚是陶制，而一般的這些物品當是在番禺通過貿易取得，這其中還應包括從徐聞、合浦以及日南等而來的舶來品。因此，番禺爲嶺南地區的交通樞紐和中外貨物集散地。從嚴格意義上説，番禺爲中外貿易的中轉站，而時對外貿易的港口在徐聞、合浦和日南等地。

　　徐聞爲西漢合浦郡的治所（一説治廣西合浦）。漢設左右候官，“積貨物於此”，“交易”“有利”，成爲中外商賈致富之地〔5〕。這裏居雷州半島南端，東北行從陸海皆可到達番禺，而北上沿廉江、鑒江、漠陽江可達交趾刺史部治所蒼梧(今廣東封開，一説廣西蒼梧)；西南海上行經合浦可達交趾郡(今越南河内西北)；向南，“晴朗無風之日，徑望朱崖州，如囷廪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珠崖，儋耳兩郡〔6〕。雖然今徐聞港的地點仍有争論。但絲毫也不影響徐聞港作爲南海始發港的地位〔7〕。

　　同樣，合浦位於南海西北角北部灣頂端，爲東漢合浦郡治所，沿海還是採珠場所，溯南流江而上，經桂門關進入北流江，入西江可達蒼梧，或經桂江和靈渠北上，而西南行從陸海皆可達交趾郡。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合浦易成爲對外港口。雖然此時其南的交趾，日南也是對外貿易之地，但由於其遠離嶺南腹地和經濟發達的黄河及江淮流域，故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集中在南中國海的北部沿海。東漢交趾部土産“明璣，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屬”，除部分從交趾郡、日南郡運輸外，大多從合浦、徐聞運出。由於歷任刺史和太守貪暴，“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184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8〕。考古也在合浦漢墓出土大量的琥珀、瑪瑙、玻璃器等，這些都證明瞭合浦對外貿易的發達。

　　《漢書·地理志》所載漢遣使西南洋的起航點爲徐聞、合浦和曰南障塞，這與徐聞、合浦的地理位置以及人們的航海水平有關。由於當時人們航海技術和能力有限，多沿近岸航行，這在客觀上也刺激了徐聞、合浦兩港的繁榮。“市明珠、璧流離，奇石异物，賚黄金雜繒而往”〔9〕，官方海上絲路初成雛形。

　　至東漢末吴時，國内形勢和航海路綫發生了巨大變化。廣州初設和交廣分治，六朝時期廣州，政治清明，歷代刺史經營有方，經濟發展迅速。特别是番禺商業活動頻繁，各類珍奇异物琳琅滿目。“工商竟臻，粥米商鹽，盈衢通肆。新垣既築，外户無局，脂脯豪家，鐘鼎爲樂。揚祛灑汗，振爾流風。市有千金之相，田多萬箱之咏”〔10〕。加之“所處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璣，奇异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11〕。番禺已經確立了嶺南對外貿易中心城市的地位。特别是對外貿易港口已東移至廣州。主要表現在：（1）史書記載外國使節和商人多以廣州爲登陸口岸。明確記載番禺成爲海上絲路的時間是西晋康泰二年(281年)，“大秦國奉獻琛，來經於廣，衆寶既麗，火布尤奇”〔12〕。由於“晋代通中國者鮮，故不載史官”〔13〕，但廣州（即番禺)外貿港的聲譽已遠播域外。法顯從海上歸國，在耶婆提國(今蘇門答臘島東部，一言爪哇島)“東北行，趨廣州”。來往於此途的“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14〕。人們已可利用信風，準確掌握航行時日。這比《漢書·地理志》所載沿近岸航行要迅捷。劉宋元嘉七年(430年)訶羅施國(今爪哇島)“願敕廣州，時遣舶還，不令所在有所陵奪”〔15〕，要求保護其國外貿船隻。雖然這一時期有侵奪事件的發生，但絲毫也不影響番禺“商舶繼路，商使交屬”的盛事〔16〕。宋末，扶南國等“遣商貨至廣州”，至齊時，“商舶遠届，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軔積王府”〔17〕。樑時，番禺“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18〕。蕭勱爲廣州刺史時，變“每年(外)舶至不過三數”爲“歲十餘至”〔19〕。六朝時期朝廷偏居東南，雖然中國使節聘問的離陸地點與外國商使的登陸地點史少記載，但從吴泰《扶南傳》提到的(南海絲路所經)“漲海”和訶羅陀國要求保護在廣州的本國商船〔20〕，以及“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來看〔21〕”，外國商使多以廣州爲重要。這一時期與中國往來的國家有林邑、扶南、呵羅單（訶羅陀）、婆婆達、婆皇、蘇靡黎、天竺、波斯、大秦等二十餘個國家。（2）僧侣來華也以廣州爲登陸地點。據馮承鈞先生統計，南朝時往來南海東渡中國的僧侣有十人。其中天竺國的曇無竭、求那跋摩、那跋陀羅、拘那羅陀、菩提達摩，罽賓國的曇摩耶舍等六人都是在廣州登陸的〔22〕。其中菩提達摩登陸地點就在今廣州上下九路附近的西來初地，並在此建西來庵；曇摩耶舍在廣州建立王國寺(今光孝寺)。寺院的建立，便於傳法譯經，使廣州成爲六朝時期全國著名的譯經中心之一。(3)考古實物也證實了廣州對外貿易的發達。在西沙群島的北礁打撈出南朝六耳罐、陶杯等遺物，這足以證明南朝時南海絲路確實已東移至海南島東和西沙群島附近〔23〕。南海絲路的東移，爲廣州(番禺)對外貿易港口的形成和繁榮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二、始發港變遷的原因

　　南海絲路東移番禺，主要有客觀和主觀方面的原因。

　　客觀方面：（1)嶺南經濟區和番禺經濟中心城市的形成。政治清明，人口南遷，加之招誘俚人等措施。促使了經濟的發展並最終形成了嶺南獨立的經濟區。盧循及後來的陳霸先問鼎政權都是以嶺南爲經濟支柱的。六朝歷任廣州刺史多屯聚居奇，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證明瞭番禺外貿有豐厚的利潤。

　　嶺南地區經過秦漢時期的經營，經濟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而真正奠定其在全國經濟地位並形成獨特的經濟區的是六朝時期。由於地處南嶺以南，面向南海，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嶺南地區遠離六朝統治中心長江下游地區，少受戰亂影響。加之，這一時期嶺南政治清明，因此無疑成爲黄河和長江流域民衆南下的理想之地，經過東漢末吴初、西晋末東晋初、樑末三次大的人口遷徙，這一地區人口大增，經濟的發展，最終形成了完整意義的經濟區。第一次人口遷徙發生在東漢末年，時中原板蕩，而統治嶺南交趾、南海等七郡的士燮“體器寬厚，謙虚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24〕。後步騭爲交州刺史，“綏和百越，遂用寧集”〔25〕。陸胤繼爲交州刺史，“喻以恩信，務祟招納”，人民“扶老携幼，甘心景從”，在任十餘年間，“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交域清泰”〔26〕。長達數十年的清明政治，有利於安輯移民，發展經濟。第二次人口遷移高潮發生於西晋末東晋初，北方“永嘉之亂”，長江流域李特、張昌、杜韜、石冰、陳敏等戰争，“民多流入廣州”。而西晋初，滕修“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27〕。後交州刺史陶璜“在南三十年，威恩著於殊俗”〔28〕。東晋太興初，交州刺史“(陶)侃性聰敏，勤於吏治”〔29〕。元興年間，廣州刺史吴隱之“清操逾厲，常食不過菜及干魚而已”〔30〕。清正廉潔的吏治，使嶺南出現長時間的清明政治局面，爲流民南下提供了良好的避難場所。除陸路南下外，“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31〕。第三次人口南遷爲侯景之亂，長江中下遊民衆紛紛南下。陳天嘉六年(565年)。“詔侯景以來遭亂移在建安、晋安、義安郡者。並許還本土，其被略爲奴婢者，釋爲良民”〔32〕。晋安郡(治今福建福州)、南安郡(治今福建泉州西北)在閩南沿海，義安郡(治今廣東潮陽東北)在嶺南東部沿海，此次南遷以海路爲多。而此時的廣州“盗賊皆偃，工商競臻，鬻米商鹽，盈街滿肆”〔33〕，也是江左人南下的理想之地。20世紀五十年代在廣州市郊出土的晋墓磚銘文“永嘉世，天下荒，餘廣州，皆平康”〔34〕，也在考古上證明瞭此時廣州的清明政治。據估計。六朝時期南下嶺南的人口達二百五十萬〔35〕。這其中還不包括諸如步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36〕，陸胤“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37〕；盧循以廣州治所番禺爲基地，從初來時的數千人至北伐東晋時已擴充到數萬人〔38〕；陳霸先北伐侯景時，僅始興郡(治今廣東曲江)豪族侯安都就率三千人來歸附〔39〕；等等。這些兵士皆北越嶺未歸，故六朝時嶺南人口數量不少，爲人口南遷的重要地區。

　　人口南遷使嶺南地區人口大增，六朝時，政府在此增設了許多州縣。東漢嶺南設一州(交州一部分)四郡三十四縣〔40〕，而晋時增加到一州(廣州)十九郡七十四縣〔41〕，南朝宋時爲兩州(廣州、交州一部分)三十郡一百八十七縣〔42〕。齊時三郡(廣州、越州、交州一部)四十二郡二百四十四縣〔43〕。爲什麽郡縣會成倍增多?實際上，六朝時嶺南地區行政建制郡縣增多的原因有二：一是與當地少數民族大量入籍有關。蒼梧郡丁留縣(地無考)“晋武帝太康七年以蒼梧蠻夷賓服立”，新會郡封樂縣(地無考)“(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年），以盆允、新夷二縣界歸化民立”〔44〕。宋末泰始七年(471年)“合九郡立越州”〔45〕，元徽二年(474年)“始立(越)州鎮，穿山爲城門，威服俚僚”，原來的九郡至南齊時已達二十四郡，永明六年(488年)所設的吴春俚部顯然是招撫俚人新建的郡〔46〕。一是吸收流民增立郡縣。“(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割南海、新會、新寧三郡界上新民立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縣”，這裏的“新民”應是南遷民衆。而四會縣的官細鄉、古蒙鄉、銀屯鄉，於元嘉十三年(436年)分别建立新招、化蒙、懷集三縣〔47〕。四會縣居西江、北江交匯處，這些新縣應是爲安置日益增加的南下民衆而在鄉基礎上設立的。陸上之外，沿海附近就地安置的多爲海上移民和流放民。南朝宋沈懷遠的《南越志》載：“義安郡有義縣，昔流人營也，義熙六年立爲縣”〔48〕，“招義縣，昔流人營也”〔49〕。除設縣安置外，南朝宋時還在嶺南設有“流民都護”官職，讓地方官員來兼職安輯流民，杜慧度、杜弘文在昇交州刺史前就曾任這一官職〔50〕。安輯流民的郡縣和流民都護官職的設立，無疑有利於六朝嶺南地區的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秦漢時越過南嶺的諸道以越城道、臨賀道、桂陽道爲重要。東漢建武初，“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爲常路”〔51〕。其後大庾嶺道興起，成爲三至六世紀越過南嶺的主要通道。嶺南主要通道的東移，加上時江左人南下和軍事上的需要，“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52〕，粤東沿海道也逐漸興盛。盧循起義軍和東晋沈季高、沈田之的軍隊等都是從粤東沿海南下番禺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的便利，爲番禺中心城市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

　　番禺居三江之會，北江、西江、東江交通方便，粤東海路也可達江左，故沿江和沿海多南遷之民，而居於三江交匯的三角洲地帶，地勢低平，土壤肥美，無疑成爲南遷人口的聚居中心。據統計，西漢元始二年(2年)，番禺所在的南海郡人口總數在當時交趾部所轄的七郡中排名第四，僅相當於交趾郡的八分之一，每縣平均户數少於交趾郡和九真郡，僅稍高於合浦郡和日南郡〔53〕；東漢永和五年(140年)，交趾、鬱林人口失載，南海郡人口少於蒼梧郡，每縣平均户數稍高於蒼梧郡〔54〕。而到劉宋時，番禺所在的南海郡不但户數和口數在嶺南諸郡中名列首位，而且，每縣平均户數都遠遠高於其它諸郡〔55〕。這與廣州政治清明，少戰事侵擾，社會安定有關。

　　六朝時嶺南經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首先，大量漢族人民南遷嶺南，帶來了内地先進的鐵農具與耕作技術。晋“(廣州)刺史鄧岳大開鼓鑄”〔56〕，促進了農具的普及。考古在廣東韶關和連州的西晋墓中分别出土了耙田和犁田模型，先犁後耙，證明瞭嶺南地區耕作技術已達到一定的水平〔57〕。廣西梧州南朝墓葬中也出土了陶制的耙田模型〔58〕。這些鐵農具和精耕細作的犁耙使用，大大促進了嶺南地區農業的開發。至陳霸先北伐侯景時，短時間就可籌集軍糧五十萬石〔59〕，嶺南經濟發展可見一斑。其次是手工業的發展。六朝時，嶺南地區的紡織有了一定的進步，就連莫瑶都可以使用棉花織成斑布、白布裈杉〔60〕。另外，嶺南地區的造船、制陶、採珠，礦冶、煮鹽、釀酒都有長足的發展，還出現了側理紙、琉璃和竹藤木香的加工，形成了門類多樣的生産格局〔61〕。再次是商業發展和商業城市的形成。六朝嶺南農業，手工業和交通的發展，促使商業的興盛。這一時期除海路外，還有越過南嶺的越城嶺道(始安道)、九疑嶺道(臨賀道)、騎田嶺道(桂陽道)、大庾嶺道(南康始興道)等道路。這些道路中，尤以通往建康的大庾嶺道更顯重要，商旅頻仍，周文育在大庾嶺旅店一夜賭博竟“得銀兩千兩”〔62〕。這時的嶺南“全以金銀爲貨”〔63〕，商貿活動發達，形成了以廣州(實指番禺)、合浦、徐聞、始興、蒼梧、鬱林等治所爲中心的商業城市。正是嶺南區域商業城市的形成，以及糧食儲存量的增加，嶺南成爲與巴蜀相當的經濟區〔64〕。這些都爲廣州治所番禺成爲對外貿易的港口提供了條件。

　　正是“廣州包山帶海，珍异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65〕。“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水，瑰寶溢目”〔66〕。當時外國的金、銀、象牙、犀角、珠璣、玳瑁、琉璃器、螺杯、吉貝、鬱金、蘇合、沉檀、兜鍪等寶物，國内的絲織品和高凉生口等充斥番禺市場〔67〕。廣州“捲握之資，富兼十世”〔68〕，“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而諸如蕭勱等廉潔的官吏，“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絶”的供於朝廷，難怪梁武帝感嘆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69〕。從一定程度上説，廣州的富庶正是依賴中外貿易的發展。

　　(2)造船和航海技術的提高，主要海上航綫東移，即由原來的近岸航行而東移經漲海航行。徐聞、合浦已没有太大的地理位置優勢。相反，番禺的海陸港口和嶺南腹地的地理優勢顯現出來。而魏晋南朝，海舶製造技術的提高，使原來的近岸航行變作可以取道海南島東岸和南岸直達廣州。時嶺南人用“(桄榔樹)皮可作綆，得水則柔韌，胡人以此聯木爲舟”〔70〕。而廣州境内“土人伐船爲業，隨樹所在就以成槽”〔71〕。盧循、徐道覆出兵南嶺，於南康山(今大庾嶺)貯積船材，旬月而成“船艦皆重樓”的數百艘大船〔72〕，至東進攻建康時，“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73〕。據朱杰勤先生考證，這種八槽艦底艙分作八個隔槽，便於修補和遠航，使船隻更加安全〔74〕。造船業發達爲海上遠航提供了便利。上述的“重樓”、“八槽艦”應是使用於海上航行，而域外的扶南國也“乃製作大船，窮漲海”〔75〕。據《南州异物志》載：“外域人名舡曰舡(舶)，大者長二十餘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76〕；“外繳人隨舟大小，作四帆或三帆，前後沓載之，張帆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安而能疾也”〔77〕。這些船體較大，隨風調整帆數和帆向，爲遠航深海航行提供了便利。值得注意的是，三國吴·萬震《南州异物志》和康泰《扶南傳》都載漲海(今南海)有珊瑚洲，“洲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78〕；“漲海崎頭水淺，而多磁石。外徼人乘大舶，皆以鐵鐷鐷之。至此關以磁石不得過”〔79〕。盤石和磁石皆爲今南沙、西沙群島的暗礁和珊瑚礁。無論是作者親身經歷或是道聽途説，吴時已有遠航船舶經過南海航行。

　　(3)徐聞、合浦一帶的俚人和烏滸人時叛時附，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兩港口和沿海外貿活動的開展。東漢末。徐聞縣已不見於史載。吴時合浦沿海禁民航海採珠，加之俚人及烏滸入侵擾，都影響了徐聞、合浦的對外貿易；合浦郡“土地磽確，無有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吴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絶來去，人以飢困”〔80〕。經濟的凋敝失去了對外貿易的吸引力。而南朝時合浦、徐聞附近及其以北多俚、僚、烏滸之地。從宋時開始，在合浦及附近地區設置越州，但“刺史常事戎馬，唯以貶伐爲務”〔81〕，“俚人不賓，多爲侵暴”〔82〕。這些都不便利於對外貿易的開展。  吴晋時對外貿易港口以日南較爲著名。“徼外諸國嘗賫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十折二三”〔83〕。日南太守韓楫貪暴，“估較太半，又伐船調砲，聲雲征伐，由是諸國岔憤”。繼任的謝擢“侵割如初” 〔84〕。貪官污吏的侵暴，大大影響了日南對外貿易的發展。東晋永和三年(347年)，林邑王攻陷日南郡，“殺五千人”。此後復陷日南，“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虚弱”〔85〕。至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年)“以交州流寓立昌國、義懷、綏寧、新建四縣爲宋熙郡”〔86〕。宋熙郡治今廣東高要東南，已在廣州轄境。交州流民都難於在本州立足，還談什麽對外貿易?其他南方港口的衰落，爲政治清明的番禺成爲對外貿易的港口提供了便利。

　　主觀方面：(1)由於孫吴時廣州初置和交廣分治，番禺成爲廣州治所。原來兩漢時政治中心即交趾(州)刺史治所所在蒼梧郡或交趾郡已經東移，番禺較蒼梧或交趾距六朝的政治中心建康(業)更近，北上逾大庾嶺沿贛江入長江即達建康，而交趾、蒼梧偏於西南，到達建康不如番禺迅捷。這些條件使番禺更宜於朝廷轄制，理所當然的成爲嶺南的政治中心。而六朝的徐聞是齊康郡和齊(樂)康縣的治所，合浦是合浦郡和合浦縣的治所，政治地位根本無法與番禺相提並論。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瞭廣州治所番禺政治地位的重要。吴國末期郭馬政變、東晋初年的王機叛亂等政治事變都發生在番禺，南朝盧循、陳霸先等都是以廣州治所番禺爲根據地而後北上的。

　　(2)廣州即番禺自身的城市建設和城市各項職能日漸完善。廣州治所番禺獨特的地理位置也爲嶺南中心城市的形成提供了必備的條件。交州刺史步騭，“登高遠望，睹鉅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乃日‘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爲都邑’”，即在遷治番禺的同時，“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隨用寧集”〔87〕。步騭修建的州城是在南越國番禺城(越城)基礎上修建和擴建的，“步騭以越城就圮，乃廓番山之北爲番禺城。後又遷州治於此，自是不改”〔88〕。步騭所修的番禺城，六朝時再也没有擴展。“按其城周十裏，初尉佗居之，後爲步騭修之”〔89〕。就在築城修廓的同時，六朝還開鑿甘溪從城北引水入城，供城市民衆飲用。“(陸)胤又畜水，民得甘食”〔90〕，這條引水渠直至後來各朝仍發揮作用。與此相對應，番禺城南部臨珠江。滿載貨物的國内外商船多在城南靠岸，番禺對内外貿易港口已初步形成。與貨物俱來的外國僧侣，也多在此登陸。達摩西來初地就在今廣州上下九路北側，這裏及坡山附近應是當時的港口所在。而此時建立的大量寺院也集中在番禺城西，王園寺(今光孝寺)、王仁寺、西來庵(今華林寺)、寶莊嚴寺(今六孝寺)等寺院，多爲南來僧侣宣傳佛法之地。而珠江南岸的河南之地，盧循據廣州治所番禺時，曾於此築城。史載“河南之洲，狀如方壺，相傳劉宋沈田子破循，焚其巢穴，即此也”。盧循城周長多少史無記載，但“江南洲回四十裏，東有荔枝洲”〔91〕，盧循城規模當亦不小。總之，六朝時廣州治所番禺城的建設已具備嶺南中心城市的雛形。城西多置寺院，城北引水蓄池，城南爲港口所在，河南之洲還一度建有盧循城，城市功能和不同分區已基本完善。番禺城西多置寺院，爲宗教文化區；城北引水蓄池，滿足城市日益增多人口的需要；城南瀕江沿岸應爲港口所在，今上下九路北側的西來初地應爲當時的港口。這些都爲廣州成爲對外貿易港口準備了條件。

　　(3)六朝時廣州治所番禺中心城市的形成，還表現在這裏爲當時嶺南人才匯聚之地。吴名士虞翻貶至交州(時治番禺)，“雖處流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92〕。幫步騭立州於番禺的交州治中姚文式“雅好誦讀，博通今古”，也在此爲官；交州刺史陸胤於此撰《廣州先賢傳》；晋初南海人王範“好讀書，有鑒識，州裏推重之”，爲廣州大中正，著《交廣兩州春秋》(又作《交廣春秋》)、《交廣二州記》；黄恭“州察孝廉”。“補廣州大中正”，著《交廣記》、《十三州記》〔93〕；除此之外，廣州刺史嵇含撰《南方草木狀》，宋沈懷遠“坐事徙廣州”，著《南越志》。據不完全統計，現存史書引用這一時期交廣地區的地方誌就達二十多部〔94〕。學者名士雲集，鴻著大作迭出。而乘船東來宣揚佛法的外國僧人也在番禺增多，翻譯佛經蔚然成風。按地點和時間排列，從東漢明帝起，交州僅次於洛陽爲第二處，廣州爲第五處，説明瞭交廣之地佛教傳入較早，且已成爲全國的譯經中心之一〔15〕。這些都促進了番禺宗教文化的繁榮。

　　正是番禺中心城市的確立，六朝和隋唐史書一般將番禺城稱作廣州城，廣州城已成爲六朝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城市。而隨着嶺南經濟區的形成，中心城市廣州的經濟地位也日顯重要，這都爲廣州城即番禺城成爲對外貿易港口準備了條件。主客觀條件的成熟，使廣州代替徐聞、合浦等港成爲六朝時期中外貿易和使節往來的起航港和終到港。

　　

　　注　釋：

　　〔1〕《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

　　〔2〕〔9〕〔53〕《漢書》卷二八，《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

　　〔3〕廣州象崗漢墓發掘隊：《西漢南越王墓發掘初步報告》，《考古》1984年3期。

　　〔4〕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博物館，  《廣州漢墓·西漢前期墓葬》，文物出版社，1981年。

　　〔5〕繆荃孫校輯：《元和郡縣誌·闕卷逸文》卷三，中華書局，1982。

　　〔6〕《水經注》卷三六，《温水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司徒尚紀、李燕：《漢徐聞港地望歷史地理新探》，《嶺南文史》2000年4期。

　　〔8〕《後漢書》卷三一，《賈瓊傳》，中華書局，1965。

　　〔10〕〔33〕《徐孝穆集箋注》卷四，《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四庫全書本。

　　〔11〕《隋書》卷二六，《地理志》，5中華書局，1973。

　　〔12〕《藝文類聚》卷八五，《布部》引晋，殷巨《奇布賦及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3〕《粱書》卷五四，《南海諸國》，中華書局，1973。

　　〔14〕《法顯傳》之《耶婆提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16〕《宋書》卷九七《蠻夷傳》，中華書局，1974。

　　〔17〕〔66〕《南齊書》卷五八，《東南夷傳》，中華書局，1972。

　　〔18〕《樑書》卷三三《王僧孺傳》，中華書局，1973。

　　〔19〕〔69〕〔82〕《南史》卷五一，《蕭勱傳》，中華書局，1975。

　　〔20〕〔78〕《太平御覽》卷六九引，中華書局，1960。

　　〔21〕《南史》卷七八，《海南諸國》，中華書局，1975。

　　〔22〕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第P31~35頁，商務印書館，1937年。

　　〔23〕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海南行政區文化局：《廣東省西沙群島第二次文物調查簡報》，《文物》1976年9期。

　　〔24〕《三國志》卷四九，《士燮傳》，中華書局，1959。

　　〔25〕〔87〕《水經注》卷三七《泿水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6〕〔37〕〔90〕《三國志》卷六一，《陸胤傳》，中華書局，1972。

　　〔27〕《晋書》卷五七，《膝修傳》，中華書局，1974。

　　〔28〕〔80〕《晋書》卷五七，《陶璜傳》，中華書局，1974。

　　〔29〕《晋書》卷六六，《陶侃傳》，中華書局，1974。

　　〔30〕〔65〕《晋書》卷九十，《吴隱之傳》，中華書局，1974。

　　〔31〕〔52〕〔56〕《晋書》卷七三，《庚亮附弟翼傳》，中華書局，1974。

　　〔32〕  《陳書》卷三，《世祖紀》，中華書局，1972。

　　〔34〕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廣東出土晋至唐文物》，1985年。

　　〔35〕〔64〕劉希爲、劉磐修：《六朝時期嶺南地區的開發》，《中國史研究》1991年1期。

　　〔36〕《三國志》卷五二，《步騭傳》，中華書局，1959。

　　〔38〕《晋書》卷一百，《盧循傳》，中華書局，1974。

　　〔39〕《陳書》卷八，《侯安都傳》，中華書局，1972。

　　〔40〕〔54〕《後漢書》志二三，《郡國志》，中華書局，1965。

　　〔41〕《晋書》卷十五，《地理志》，中華書局，1974。

　　〔42〕〔44〕〔47〕〔55〕〔86〕《宋書》卷三八，《州郡志》，中華書局，1974。

　　〔43〕〔46〕《南齊書》卷十五《州郡志》，中華書局，1972。

　　〔45〕《宋書》  卷八，《明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

　　〔48〕《太平寰宇記》卷一五八，《潮州潮陽縣》引，四庫全書本。

　　〔49〕《太子寰宇記》卷一七二，《南恩州羅州》引，四庫全書本。

　　〔50〕《宋書》卷九二，《杜慧度傳》，中華書局，1974。

　　〔51〕《後漢書》卷三三，《鄭弘傳》，中華書局，1965。

　　〔57〕徐恒彬：《簡談廣東連縣出土的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3期。

　　〔58〕李乃賢：《淺談廣西倒水出土的耙田模型》，《農業考古》1982年2期。

　　〔59〕《陳書》卷一，《高祖紀》，中華書局，1972。

　　〔60〕《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中華書局，1973。

　　〔61〕〔67〕〔95〕汪廷奎等：《廣東通史》《古代史上册》第338~343頁，349、391~396，廣東高教出版社，1996年。

　　〔62〕《陳書》卷八，《周文育傳》，中華書局，1972。

　　〔63〕《隋書》卷二四，《食貨志》，中華書局，1973。

　　〔75〕《樑書》卷五四，《海南諸夷》，中華書局，1973。

　　〔68〕〔81〕《南齊書》卷十四，《州郡志》，中華書局，1972。

　　〔70〕 《南方草木狀》卷中，四庫全書本。

　　〔71〕《藝文類聚》卷八二，《藤》引《廣州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2〕《晋書》卷八五，《何無忌傳》；卷一百，《盧循傳》，中華書局，1974。

　　〔73〕《太平御覽》卷七七O，《舟部》，中華書局，1960。

　　〔74〕朱杰勤：《中國古代海舶雜考》，參見朱杰勤：《中外關係史論文集》第36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76〕《太平御覽》卷七六九，《叙舟》引，中華書局，1960。

　　〔77〕《太平御覽》卷七七一，《帆》引，中華書局．1960。

　　〔79〕《太平御覽》卷九八八，《磁石》引，中華書局，1960。

　　〔83〕〔84〕〔85〕 《晋書》九七，《四夷傳》，中華書局，1974。

　　〔88〕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一，《廣東》，中國書店，1998。

　　〔89〕〔91〕《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五七，《廣州》，中國書店，1998。

　　〔92〕《三國志》卷五七，《虞翻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

　　〔93〕《百越先賢志》卷四，《叢書集成初編》本。

　　〔94〕劉偉毅：《漢唐方誌輯伕》，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 

　　（作者：王元林，暨南大學歷史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