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發祥地和中國歷史上唯一兩千年不衰的大港，在中國海洋經濟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扶胥港是古代廣州的外港，地處“扶胥之口，黄木之灣”，  “三江之水會於黄木灣以入大洋，琵琶、赤崗雙塔並峙，而獅子洋屹立中流，虎門蹲踞海口，爲夷舶聚泊之所，尤邑之險隘也。”〔1〕

　　南海神廟位於廣州黄埔廟頭村，是中國古代重要的祭海場所，也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四個海神廟之一。廟中矗立有唐、宋、元、明、清歷代碑刻，對研究嶺南文物典章、風俗習慣，特别是海外交通貿易，有極爲重要的價值，因此又被稱爲：“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見證人。”

　　  一、扶胥港的形成與南海神廟的建立

　　（一）漢以前廣州的海外通商貿易

　　廣州對外貿易起源很早，在漢以前已和海外通商貿易，是海外奇珍异寶集散地。《淮南子·人間訓》稱：“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進攻嶺南。並説：“一軍處番禺之都”。

　　漢代，廣州是國内外貿易的重要城市，中外商人來往貿易者很多。《漢書》稱：“粤地……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2〕

　　魏晋南北朝時，中原動亂，戰火連綿，社會動盪不安。西域的絲綢之路時通時阻，但位處嶺南的廣州社會較安定，海外貿易獲得政府的重視以增加財政收入。因此這一時期廣州的海外貿易繼續發展。  《晋書》所説：  “廣州包帶山海，珍异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3〕海南諸國商人主要集中在廣州貿易，  《南齊書》載：  “至於南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環寶溢目，商舶遠届，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牣於王府”。〔4〕

　　(二)扶胥港的形成與南海神廟的建立

　　扶胥港形成於何時，没有明確的歷史記載。有的學者認爲，在隋唐以前，黄埔附近的“扶胥”已形成港口，〔5〕南海神廟的建立就是一個重要標誌。

　　1. 扶胥港形成的自然條件：

　　扶胥位於廣州東南20公里，古代，扶胥處於廣州溺谷灣北緣漏鬥灣口，珠江前後航道在黄埔地區匯合後，形成寬廣的獅子洋頂港灣區，江面寬達2500米，由扶胥往上直至廣州，河道狹窄，江内水急潮聚，礁石衆多，由扶胥出虎門，則風帆南下，勢無所阻。”〔6〕

　　在地形上，扶胥北依丘陵山地，將軍山、大田山直臨岸邊，南迎薰風，北防寒流吹襲，而且二山可作歸航標誌。西邊河南，市橋臺地，可阻擋臺風襲擊。同時，“扶胥”正當凹岸，珠江到此轉向南流，凹岸水流較急，不易淤塞。故黄木灣是個水深港灣、適宜建築港口之處。〔7〕

　　扶胥港雛形早在晋代就出現。據《廣州記》載：  “廣州東百裏有村，號曰“古鬥”  (又稱古兜)，  自此出海，溟渺無際。〔8〕  《明一統志》也載：  “自此(古鬥)出海，浩淼無際，東連閩浙，南通島夷。”〔9〕“古鬥”即今廟頭村附近。〔10〕這些歷史記載，説明瞭今廟頭村在晋代已是村落，而且是放洋啓航的地點，也是海舶到達廣州的第一個停泊站，由於自然條件的優越，  “扶胥”早在晋代已具備形成港口的天然地理條件。

　　2.扶胥港形成的社會條件：

　　廣州的古代對外貿易源於秦漢，至魏晋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戰亂頻頻，廣州僻處一隅，保持相對安定，大批移民南下，推動了廣州地區的開發及對外貿易的發展。

　　隋朝時，隨着社會的經濟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古鬥由村落發展爲南海鎮，〔11〕扶胥港逐漸形成，到了唐代，南海鎮又改名爲扶胥鎮。〔12〕

　　3.南海神廟的建立

　　南海神廟是古代扶胥港的標誌和象徵。

　　相傳南海神廟在南朝梁武帝大同元年(535)由土人董曇之創建。〔13〕但官書記録南海神廟建於隋代。  《通典》中記載：“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14〕《隋書》也載“文帝開皇十四年(594）閏十月，詔……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15〕南海鎮於唐朝稱扶胥鎮。唐代首次擴建廟宇。今廟中仍保存有唐元和十五年(820)，韓愈撰文的《南海神廣利王廟碑》碑文記載了南海神廟“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裏，扶胥之口，黄木之灣”。還記載了“天寶中……因其故廟……，易而新之”。此“故廟”指隋朝始建之南海神廟。隋朝時南海鎮在南海神廟北，隨着唐代扶胥港的繁榮，南海神廟附近的扶胥鎮因此也繁榮起來。扶胥鎮址在今廟頭村位置。廟頭村今土名仍爲“扶胥”，村中有一塊“扶胥約”石刻門額及主街名爲“扶胥東約”  “扶胥中約”“扶胥西約”等。1973年在南海神廟西側魚塘中，發現成排枕木，枕木每根長2米多，延伸20米以上，經鑒定爲海南紫荆木，堅硬异常。經碳—14測定，結果該枕木爲1110±80年，即相當於晚唐遺物。一千多年來，由於珠江帶來的泥沙，在入海處受到海潮的頂托，海灣逐漸淤淺，南海神廟附近水口堵塞，漸成桑田魚塘，而整排枕木便沉没魚塘底部。經有關專家研究論定，此爲扶胥港碼頭枕木無疑。1984年在碼頭園出土了一批唐代壁飾，即爲浴日亭附近建築殘件。此又是扶胥鎮在今南海神廟附近之證據。

　　南海神廟，又稱波羅廟。“波羅”一詞是梵語PARAMITA音譯之略，全譯因是“波羅密多”，意思是“到達彼岸”。當年外國商船遠度重洋，飽經風浪之險，到達廣州黄木灣時，船上海員和商人遥見南海神廟，不勝雀躍，逐歡呼“波羅密多”  (到達彼岸)，當地人不懂梵語，以爲這是外商對南海神廟的叫法，因此也將此廟稱爲波羅廟。〔16〕另一種説法是舊廟原有兩棵波羅樹，一東一西。據傳波羅樹是唐代一個波羅國(今印度)朝貢使帶來的，因他在廟内忙於種樹及留戀廟中美景而忘記了歸船啓航時刻，未能登舟回國，後來在此去世，相傳此兩棵波羅樹爲中國波羅樹之祖，因此當地人把他禮葬，並在廟中替他建造一尊塑像，給他穿上中國官服，並加封其爲“達奚司空”。舊廟中的兩棵波羅樹及塑像均不存在，現廟中已補種波羅樹及按原照片重塑達奚司空神像。由此可見，扶胥港南海神廟在唐朝，或更早就已有外商活動。

　　由上所述，廣州外貿起源於秦漢，扶胥港爲廣州的古外港，雛形早在晋代出現，形成於隋朝。南海神廟爲扶胥港的象徵和標誌，始建於隋朝，位置在“扶胥之口，黄木之灣”。扶胥港、扶胥鎮地點都在南海神廟附近。

　　二、扶胥港的發展與轉移

　　扶胥港作爲廣州的外港，始於隋，興於唐宋，轉移於明清。

　　(一)扶胥港的發展

　　隋朝的統一，結束了中國南北分裂割據的局面，對經濟的發展、商業的繁榮以至海外貿易的擴大是一個有利的因素。《隋書·赤土傳》稱，“大業三年(607）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悦，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賚物五千緞，以賜赤土王”。這是隋煬帝專門派遣使團從廣州出使赤土國(今馬來半島)招徠貿易的記載。其時，東南亞與隋朝往來貿易的有十餘個國家。隋開皇十四年(594)，南海神廟的建立，供水手、船員們頂神膜拜，祈求航行安全，這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廣州海上交通的繁榮盛况。

　　隋唐時期，廣州的對外貿易，主要在廣州内港進行。外港扶胥港自隋形成以來雖也有貿易活動，但更多的作用主要是作爲進出廣州的一個船舶停泊地而存在的。中外商船由海道前來廣州，或從廣州揚帆出海，按照規定必須在此停靠，接受檢查，這是出於安全和經濟上的需要。在安全上，扶胥是保衛廣州的外據點，是從海道進出廣州的門户，東晋安帝元興三年(404），盧循由晋安(今福建省南安縣)率領大批海船駛經扶胥攻佔了廣州城。義熙六年(410年)，孫恩從江南取海道經扶胥攻佔了廣州城。因此從安全考慮，在扶胥設站監視出口船隻，很有必要，在經濟上，扶胥外港檢查閲實貨物，可防止進入内河後走私漏税。而且能爲遠航的中外船舶提供充足的淡水、糧食、蔬菜和日用品，扶胥港因而充分發揮着其“外港”的重要作用。〔17〕

　　唐代是開創中西方海上絲綢之路新紀元的重要歷史時期。從唐中葉(8世紀中葉)起，就進一步形成了一條從廣州起航出發、遠達波斯灣、紅海、到東非沿岸的海上絲綢之路遠洋航綫。這就是唐代德宗貞元年間大臣賈耽(730~805年)所記載的聞名遐邇的“廣州通海夷道”，〔18〕這條航綫全長14000公里，〔19〕經歷的國家和地區達110個左右，是當時世界上最長、最偉大的一條航綫。廣州的扶胥港作爲廣州的外港因此成爲唐朝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從此，廣州成爲當時中國對外貿易的最大海港，亞洲、非洲各國商人紛至沓來。其時來廣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不下100個。開元九年（750），鑒真和尚往游日本，把他目睹之事寫成《唐大和尚東征記》，書中記載在廣州珠江上所見到的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此外，還有許多大食船舶。

　　爲加强外貿管理，唐政府在開元中於廣州首設“市舶使”。〔20〕“市舶使”是類似海關性質的管理機構和官員，又稱“押番舶使”。〔21〕“監舶使”、〔22〕“結好使”，〔23〕其職能是管理市舶及對外貿易之事，如檢查外國船舶輸入的商品、臨時保管貨物、征收關税、保護外商、檢查出口船隻、登記唐朝開往海外的商船起航和歸航日期等。〔24〕唐朝中期，有許多來華貿易的外商在廣州居住，政府在廣州劃地爲“蕃坊”  (在今光塔路)，專供外僑居住。大曆三年(768)，由於李勉任廣州刺史期間爲官清正，來廣州經商的外舶大增，由過去的一年四五艘增至四十餘艘。廣州港口對外貿易的繁榮給唐政府帶來豐厚的外貿税收，唐玄宗因此封南海神爲“廣利王”，〔25〕具有“廣招天下貿易之利”之意。還重修和擴建了南海神廟。〔26〕由此可見唐代廣州外貿已非常繁榮，扶胥港更成爲廣州通向世界“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

　　(二)扶胥港的繁榮

　　北宋王朝統一全國，廣州繼續成爲中國最大港口，外港扶胥地位與作用比隋唐時期更爲重要，進入歷史上繁盛的時期。南宋後期和元朝時期，福建泉州港逐漸興起，但廣州仍然興旺，外港扶胥還是一片繁榮景象。

　　宋朝的外貿初期以廣州爲主，因而鼓勵海外貿易的政策與措施大都首先在廣州推行。

　　如宋朝廷吸取唐朝設置“市舶使”的經驗，首先在廣州建立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南海神廟今仍保留有一方宋開寶六年(973）立的《大宋新修廣利王廟碑》。碑文記載了971年北宋大軍圍攻廣州，劉  投降，南漢滅亡後，宋政府隨即在廣州首設“市舶司”，由潘美兼領“市舶使”。此段碑文與《宋史·潘美傳》  “擒銀送京師，露佈以聞，即日令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市舶使”相符。

　　宋朝廷除了在廣州設市舶司外，還采取了“遣使招徠，奬懲功過人員，慎選外貿官員等”一系列的措施。從而促進了廣州對外貿易的繁榮。除政策外，造船技術的進步，指南針用於航海也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據趙汝適《諸蕃志》記載：宋代與廣州通商的國家和地區增加到130多個。〔27〕北宋熙寧年間，廣州所收乳香占當時三個主要口岸明州、杭州、廣州所收總量的98％。宋代，由於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給扶胥港、扶胥鎮帶來了歷史上的繁榮。扶胥是宋代南海第一重鎮。據(宋)王薦等《元豐九域志》載，廣州八大鎮：即瑞石、平石、獵德、大水、石門、白田、扶胥、大通。〔28〕其中以扶胥鎮最繁榮，商業發達。因此税額收入也最多，僅市務税一項，扶胥鎮一年收入達4467貫。〔29〕海上貿易對宋如此重要，因此，宋代將南海神廟修得特别壯麗。南宋楊萬裏有詩雲：“大海更在小海東，西廟不如東廟雄；南來若不到東廟，西京未睹建章宮”。〔30〕這裏所説的西廟是指廣州城西五裏處的海神廟，早已毁。東廟即是扶胥港的南海神廟。建章宫則爲漢代長安宏偉華麗的宫殿，將東廟與建章宮相提並論，可以想象南海神廟當時的景象是何等繁華，因而也從側面反映出南海神廟附近扶胥港之繁榮。

　　元代，雖然蒙古人是從草原打到中原，馬上得天下的，但元朝是在廣東崖門的海戰中將宋朝滅亡的，所以元朝政府亦十分重視祭海和對外貿易。因此廣州的海外貿易活動頻繁。據陳大震《南海志》記載，元朝時，與廣州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達140多個。〔31〕

　　宋元時期，南海神廟内三面環海的小山崗是廣州地區觀賞日出的好去處，“扶胥浴日”因此被評爲宋元時期羊城八景之首。也可證明昔日扶胥港之繁榮。

　　(三)明清港口轉到琶洲

　　明清時期，各地築堤防洪，迫使洪水歸槽，灘槽分化明顯，江岸成灘加速，故昔日凹岸當冲的扶胥鎮，因海灘淤積成田，岸綫外移，淡水供應不良，故船隻改向早在宋代已開闢的琶洲(黄埔碼頭區)。

　　由此可見，扶胥港作爲古廣州的外港始於隋，興於唐宋，轉移於明清，黄埔港是扶胥港的延續。在明清兩朝，廣州港的地位又再度上昇。明清時期廣州的海上絲綢之路延伸至世界各地。南海神廟也見证了其發展歷程。

　　三、南海神廟是海上交通貿易的歷史見证

　　(一)從古代帝王對南海神廟的重修與擴建看南海神廟的歷史地位

　　隋朝，南海神廟始建，由於史書對神廟的始建記載甚少，其形制如何，迄今雖無從考證，但相信其規模不會很大。

　　唐朝天寶中(747—751），故廟易而新之：元和十四年(819)，廣此廟而大之，治其廷壇，改做東西兩序，齋廬之房，百用具修。

　　宋朝，開寶六年(973年)命中使修葺南海神廟。嘉佑七年(1062年)，餘靖嘗修之；宋干道三年(1167年)，大興營繕，添建山亭及風雷師之殿；慶元年間(1195-1200年)又崇飾廟貌；寶慶元年(1226)大修；至元三十年(1293年)因廟已廢，重建之。

　　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由於連年戰火紛亂，使神廟廢壞，海神難以居住，命中書椽高希賢等修神廟，换掉腐朽的木柱和破碎磚瓦，重新整治殿堂、廊廡、齋堂等。成化八年(1472），以南海神廟年久失修，殘破不堪，命廣州府判餘志重修神廟，計易祠外木牌門爲石牌門，易祝融舊匾爲南海神祠之匾額，將入海外道、入祠内道，與左右暨浴日亭延路，全部用石鋪砌；又新修大門、儀門，及東西廊廡、左右階級、拜香亭、前殿、後殿、齋堂、齋房兩楹等。此次維修，是神廟在明代最大的一次維修，南海神廟之規制由此而定。

　　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飛修廟宇；雍正三年(1725），復修殿宇，南立石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鼎新廟宇；宣統二年(1910)，重修神廟，韓愈碑亭。

　　民國三十年代，重建混凝土搆架的禮亭、後殿。〔32〕

　　(二)從歷代帝王的册封看南海神廟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性

　　南海神是中國古人出於對海洋的敬畏而創造出來的四海神之一，在上古神話中，南海神祝融，本是火神。古人認爲，“火之本在水”，故祝融合水火爲一神。祈海之事由來已久，“海於天地中爲物最巨，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33〕南海神在四海神中，名氣最大。唐代大文學家韓愈説：  “考於傳記，以南海神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南海神之所以貴，仍在於其在海上貿易及國計民生等關係密切。

　　隋朝，隋文帝開皇十四年(594）下詔於南海鎮南建立南海神廟。當時，南海神别無其它封號。

　　唐朝，唐玄宗李隆基開創了開元盛世的局面，廣州不僅是華南海運的重要港口，而且是海外各國來華必經之地，海上絲綢之路一片繁忙。天寶十年(75l)，唐玄宗封南海神爲“廣利王”，其名具有廣招天下貿易之利之意，此爲封爵之始。因此可見，唐之所以對南海神如此之誠敬，主要還是因爲海外貿易給它帶來十分可觀的財富。

　　五代十國時期，嶺南地區建立了南漢國，劉氏王朝偏安一隅，其國家經濟收入主要來自海上貿易。因此南漢後主劉[HZ（][XCz8.tif;%35%35][HZ）]於大寶元年(958）下詔，加封南海神爲“廣利昭明帝”，封廟爲聰正宫，並給祝融穿上龍袍。〔34〕

　　宋朝，宋太祖深知海舶之利，所以他於開寶四年(97l)爲南海神除劉[HZ（][XCz8.tif;%35%35][HZ）]封號，賜一品服；仁宗康定元年(1040）下詔封南海神加王號“洪聖”；〔35〕皇祐五年(1053），廣源蠻儂智高作亂，圍攻廣州城五六十日，城外被洗劫一空，廣州海外貿易被迫中斷，後來儂智高火攻廣州城，突遇大雨，被官軍擊敗。廣州官府認爲此乃合水火爲一神之南海神顯聖助官兵剿盜賊，於是上報朝廷，請求褒封。南海神因此加封王號“昭順”；朝廷還賜南海神夫人爲“昭順夫人”。〔36〕紹興七年(1137)湖南盗賊入侵廣東，當局稱是南海神保佑廣州宫軍平定了叛亂，高宗因此加封南海神“威顯”封號。〔37〕紹興年間，朝廷還給南海神配以“六侯”，輔助他治理南海海上風雲；〔38〕慶元三年(1197），大溪島起義，據説，南海神又一次顯威，助官軍在洋面上將起義隊伍擊敗，於是宋寧宗於慶元四年(1198)敕賜“英護廟”匾額給南海神廟。〔39〕

　　終宋一代，南海神的封號特多，被加封爲“南海廣利洪聖昭順威顯王”。一方面反映宋代君主對神寄託的厚望，另一方面又反映海上交通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

　　元朝，元世祖也十分重視海外貿易，至元二十八年(1291)，遣使爲南海神建醮，並賜以寶香、錦幡、銀盒、楮幣等。建醮的目的是氣希望通過海外貿易能滿足蒙古王公貴族的需求；至元二十八年(1291）又遣使祭南海，封南海神爲“廣利靈孚王”。〔40〕因此南海神之封號爲“南海廣利洪聖昭順威顯靈孚王”。

　　明朝，洪武定鼎天下，三年（1370），太祖詔除歷代所封神號，南海神以本名“南海之神”爲號；〔41〕永樂七年(1409)成祖封南海神爲“寧海伯”；〔42〕天啓元年(1621）熹宗封“南海廣利洪聖大王”。〔43〕雖然終明一代，實行較嚴厲的管制，但朝貢形式的貿易却没有終止，仍然保留廣州作爲對外貿易的出口港，市舶司一直没有關閉，並設置懷遠驛，招待各國到來的貢使和隨從商人。永樂年間，成祖派鄭和率官方船隊七下西洋，出訪海外各國。明中葉以後，海禁寬弛，海外貿易空前活躍，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無可置疑，明代對外貿易不如宋、元時之倚重。南海神之封號因此也只以“南海之神”及“寧海伯”和恢復了唐宋時的一些封號爲“南海廣利洪聖大王”。

　　清初曾實行禁海政策，但到康雍干時代，實行了較明末更爲開放的海洋政策，康熙皇帝尤其熱衷祭海，曾先後十一次派遣高官重臣前往祭祀南海神。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御筆親書“萬裏波澄”，並制成匾牌，派户部右侍郎範承烈專程護送到南海神廟，並立碑記之。雍正三年(1725）清世宗胤禛又封祝融爲“南海昭明龍王之神”。〔44〕這是封建帝王對南海神的最後一次加封了。

　　從唐至清，前後六朝皇帝給南海神册賜封號十餘次，不相雷同的封號有9個之多。〔45〕從隋代享侯一級待遇，到唐代封王，南漢封昭明帝，宋代多次加封，清時被封爲龍王之神，經歷了爲王爲帝爲神的顯赫歷程，反映了海洋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逐步上昇的過程，也反映了南海神廟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性。

　　(三)從廟中碑刻看南海神廟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性

　　南海神廟的碑刻有“南方碑林”之稱，據清崔弼《波羅外紀》記録，南海神廟有唐碑一、宋碑十一、元碑十、明碑二十六、清碑二十一，還有宋代蘇軾、明代陳白沙、清代裘行簡等歷代名人的詩歌石刻十六種。其中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史料記載碑刻不少，如：

　　唐《南海神廣利王廟碑》，現立於南海神廟頭門東側，此碑爲唐元和十五年(820）十一月一日立。韓愈撰文，陳諫書。碑文内容相當豐富。既描述了南海神廟的位置，又記述了天寶十年(75l）唐玄宗封南海神祝融爲“廣利王”之事；此外碑文還載了南海神廟的維修與擴建工程，和當時廣州刺史孔戣的政績及當時其祭神的情况。碑文有“海事”一詞。據日本學者鬆浦章指出海事一詞(指航海技術、客運、貨運等事)最早見於此碑，〔46〕更顯示出它的科學價值。

　　宋《大宋新修南海廣利王廟碑》，現立於南海神廟頭門西側，此碑爲開寶六年(973)由裴麗澤“奉敕”撰文，韓溥書。碑文既記載了971年北宋大軍圍攻廣州，劉  投降，統一嶺南後，隨即在廣州首設市舶司，由潘美兼市舶使等事。又記載了自古交趾七郡貨物由南海海道沿江達淮，逾洛水到達南海(關中)的路綫。此外碑文還記載了開寶六年(973）宋祖遣使修葺廟及致祭以祈求“限六蠻於外服，通七郡以來王。”實爲研究廣州在外貿上的珍貴史料。

　　宋《重修南海神廟碑》，此碑立於宋治平四年(1607），碑已毁，今據原拓片重刻立於南海神廟西廊，碑文記載了當時南海神廟附近“與海中番夷四方之商賈雜居焉”。反映了當時南海神廟一帶外商往來之多。

　　宋《寶慶重修碑》，此碑立於寶慶六年(1225），原碑已毁，今據原拓片重刻立於南海神廟西廊，碑文記述了此次重修神廟之款不是出官府，而是出於海河之貿易款。也反映其時廣州海上貿易之繁盛。 

　　宋《六侯之記碑》，此碑立於紹興乙醜年(1145），原置於南海神廟，後移至廣州博物館。碑文記載了六侯達奚司空、杜公司空、順應侯、濟應侯、輔靈侯、贊寧侯等6人的事迹，其中有來自印度的海員被南海神封爲“助利”侯。此外碑文還記載了印度名僧達摩從海路來廣州的史實。

　　南宋《南海廣利洪聖昭順威顯王記》碑，此碑爲干道元年(1165)刻，原置於南海神廟，1963年移置於廣州博物館。碑文記載了自唐天寶十年起，歷代帝王給南海神加上封號的史實。文中還有廣州“夷舶往來，百貨豐盛”等語，反映了當時廣州中外貿易的盛况。

　　明《崇禎八年祀海神記》碑，此碑立於崇禎八年(1635)，原碑已毁，清崔弼《波羅外紀》有載。碑文寫道：因西海北海“皆遠在夷裔，中國不得施舟航之利，而修望秩之禮。”只有東海和南海因爲可以“修舟航之利”，才得以“修望秩之禮”，這説明南海神廟的建立及南海神得以代代加封，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海上航行的需要。

　　(四)南海神廟的廟會與廣州的商貿活動

　　南海神廟的廟會俗稱“波羅誕”，誕期爲每年農曆的二月十一日——十三日，其中十三爲正誕。  “波羅誕”起源於何時，今已難於考證。據宋代詩人劉克莊(公元1187—1269）《即事》詩雲：“香火萬家市，烟花二月時。居人空巷出，去賽海神祠。東廟小兒隊，南風大賈舟。不知今廣市，何似古揚州?”詩中將當時扶胥港的這種集貿易與祈禱爲一的廟會的盛况比作古揚州一樣繁榮。因此證明，“波羅誕”最遲始於宋代。到明清時，據崔弼《波羅外紀》記載：“波羅廟每歲二月初旬，遠近環集如市，樓船花艇，  小舟大舸，連泊十餘裏，有不得就岸者，架長篙接木板作橋，越連數十重船以渡，其船尾必竪進香燈籠，入夜明燭萬艘與江波輝映，管弦嘔啞，嘈雜競十餘夕。連聲爆竹，起火通宵，登艫而望，真天宫海市不是過矣。至十三日，海神誕期，謁神者……絡繹廟門填塞不能入廟……凡省會、佛山之所有日用器物玩好，閨閣之飾，兒童之樂，萬貨聚萃，陳列炫售，照耀人目……。糊紙做鷄涂以金翠或青鸞彩風，大小不一，謂之波羅鷄。凡謁神者游劇者必買符及鷄以歸，饋遺鄰里，謂鷄比符尤靈”。

　　這段記載，非常生動地記録了清代波羅誕的盛景，遠近百裏的鄉民，紛紛前來祭祀南海神，並借廟會進行貿易活動，時間長達半月之久。由此可見，波羅誕其實是廣州地區每年一次的民間經濟交易會。波羅誕一直沿襲到五十年代初期，後來由於古廟年久失修，加上受“左”思想衝擊，中斷幾十年，從八十年代起，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及古廟的重修，這種民間自發性的“波羅誕”又再得以恢復。

　　現今波羅誕期的商貿活動雖然已没有清崔弼所描繪的誕期商貿活動繁盛與隆重，更不能與今之每年在廣州舉行的春秋兩季的“廣交會”相比較。但有幸的是，現今的“廟會”還保留了古代的那種古檏的集市形式，仍爲嶺南地區最大的廟會之一。

　　綜上所述，廣州的外貿歷史，源遠流長，上溯秦漢，下迄當今，是兩千多年來長盛不衰的港市。扶胥港作爲廣州的外港在海外貿易中佔有主要地位，而作爲扶胥港重要標誌的南海神廟是中國古代祭海的場所，是融海上交通與祀海神風俗於一體的古廟，其自隋代創建以來受到歷代帝王的重視或重修或擴建，其規制沿襲至今。南海神廟因此而廟譽曰隆，香火日盛，巍然成爲國内一大壇廟，並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史迹。

　　注　釋：

　　〔1〕  (清)崔弼：  《波羅外紀》卷二，《廟境》。

　　〔2〕《漢書》卷二十八下， 《地理志》。

　　〔3〕  《晋書》卷九十，《吴隱之傳》。

　　〔4〕  《南齊書》卷五十八，  《東南夷傳》。

　　〔5〕  徐俊鳴等：  《廣州史話》第12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7〕〔10〕  《黄埔港史》第11、12頁，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

　　〔8〕  (南宋)王象之：  《輿地紀勝》卷八、九。

　　〔9〕  《明一統志》卷七九。

　　〔11〕杜佑：  《通典》禮六，山川條。

　　〔12〕曾昭璇：  《從扶胥港看黄埔港的發展》，見華南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專輯，1988年8月。

　　〔13〕  (清)仇池石：  《羊城古鈔》，八賚堂藏版。  

　　〔14〕杜佑：  《通典》禮六，山川條。

　　〔15〕  《隋書》禮儀志，卷七。

　　〔16〕孔柱新：  《古代扶胥鎮與南海神廟》，見《廣州文博通訊》，1984年第4期。

　　〔17〕  《黄埔港史》第13頁，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

　　〔18〕《新唐書·地理志》。

　　〔19〕李康華等：  《中國對外貿易史簡論》，對外貿易出版社，1981年版。

　　〔20〕  《新唐書·柳澤傳》。

　　〔21〕柳宗元：  《柳河東集·嶺南節度使殆軍記》。

　　〔22〕《全唐文》卷七六四。

　　〔23〕  (宋)李防等：《文苑英華》。

　　〔24〕烏廷玉：《隋唐時期的國際貿易》，見《歷史教學》，1957年2月號。

　　〔25〕〔26〕  (唐)韓愈：《南海神廣利王廟碑》。

　　〔27〕(宋)趙汝適：《諸蕃志》。

　　〔28〕  (宋)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卷九，  《廣南路》。

　　〔29〕  (元)陳大震：《南海志》，卷六，  《舊志賦税》。

　　〔30〕  《楊誠齋集》。

　　〔31〕(元)陳大震：  《南海志》，卷七， 《舶貨》  (諸蕃國附)。

　　〔32〕孔柱新：  《南海神廟文物建築與維修保護》第322頁，見《廣州文物·考古集》，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專刊之一，文物出版社出版。

　　〔33〕  (唐)韓愈：《南海神廣利王廟碑》。

　　〔34〕 《文獻通考》。

　　〔35〕 《宋史·禮志》。

　　〔36〕南海神廟《皇佑五年牒》碑

　　〔37〕檀萃：《楚庭稗珠録》。

　　〔38〕南海神廟《南海廣利洪聖昭順威顯王記》碑。

　　〔39〕  (清)崔弼：《波羅外紀》。

　　〔40〕  《元史》祭祀志。

　　〔41〕南海神廟《明太祖御碑》。

　　〔42〕  《明成祖實録》。

　　〔43〕〔44〕同(39)

　　〔45〕黄淼章、鄺桂榮：  《古代帝王對南海神的封號》第37頁，見《廣州文博》2001年第2期。

　　〔46〕  《廣州文物志》第175頁，廣州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王少冰、卢丽芬，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