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通海夷道”是我國古代南海海上對外交通的航路，研究“廣州通海夷道”問題是研究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課題。歷來史學界對其形成的時間及港口等問題存在不少分歧，對此，本文根據文獻及考古資料進行探討，以就教於方家學者。

　　  一、 關於廣州通海夷道形成的時間問題

　　位於南海之濱的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具有悠久的對外貿易的歷史。自古以來，中國的絲綢、陶瓷等物品源源不斷地從廣州運往海外各國，外國商人也紛紛到廣州來進行貿易。

　　唐朝以前，廣州與海外各國貿易的海上航路主要有兩路：一是向東通往日本、朝鮮等地(主要是在唐朝)；一是向南通往東南亞、南洋群島，繼而向西通往印度、伊朗、阿拉伯半島等地。唐人把這條從廣州出發，經南海到波斯灣的航綫稱爲“廣州通海夷道”。在《新唐書·地理志》中記載廣州通海夷道的走向是：從廣州出發，經海南島東南海面，進入西沙群島海域，沿今越南海岸綫南下，直穿新加坡海峽、馬六甲海峽，向西航行至斯裏蘭卡，再沿印度西海岸到達波斯灣及東非地區。〔1〕《新唐書·地理志》是根據唐人賈耽的記録而來的。賈耽在唐德宗貞元年間(公元785—804年)曾任宰相，從他對航路記載的詳細程度來看，這條航路在唐貞元以前已經形成。此航路究竟形成於何時？有學者認爲，這條航路是在唐朝時形成的。本人認爲，廣州通海夷道形成於六朝時期，而發展於唐朝。

　　“廣州通海夷道”是中外使臣、商人和航海者在長期的海上經濟文化往來的探索中形成的，其形成經歷了幾個時期：

　　(一)  西漢時期首先開通了沿中南半島至蘇門答臘，過馬六甲海峽至印度的航路

　　南海的海上航行開始得較早。先秦時期，嶺南的越人已開始海上航行，並與東南亞各地有貿易往來，這已爲不少學者所論及。秦漢以來，海上航行和海上貿易逐步發展，航路在逐步擴展和延伸。

　　根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漢代，我國的航海者已懂得駕駛着海船航行在沿北部灣和中南半島今越南海岸綫南下，並穿過馬六甲海峽，西北經緬甸，再向西到達印度、斯裏蘭卡這一海路上。《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武帝曾派遣漢使船隊出訪，“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黄支國……白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2〕據一些學者考證，都元國在今蘇門答臘島西北部八昔河的附近，邑盧没國、諶離國和夫甘都盧國都在今緬甸，黄支在今印度的康契普臘姆，皮宗在今新加坡海峽西之比實島，已程不國即今斯裏蘭卡。〔3〕可見，從中南半島沿岸至蘇門答臘，過馬六甲海峽至印度、斯裏蘭卡這一航路，早在漢代已形成。

　　這一航路的開通促進了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兩漢時期，廣州的海外貿易主要是與印度、東南亞諸國的貿易，在《漢書》和《後漢書》中記載有印度、柬埔寨、緬甸、蘇門答臘等地諸國使者到中國來的情况。如：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黄支國獻犀牛”〔4〕；東漢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徼外蠻及撣國(按：今緬甸)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5〕；順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日南徼外葉調(按：今蘇門答臘和爪哇)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6〕。

　　不過，這時由於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還較落後，航船較小，還不能從廣州直穿海南島東南海面深水區，而要繞北邊灣淺海區航行，有些航段還需“蠻夷賈船，轉送至之”。〔7〕

　　西面從印度西海岸到波斯灣及東非的航路此時還未開通，雖然在廣州漢墓中已有波斯、大秦(即羅馬帝國)之物和似西亞東非人種的胡俑出土，但此時中國與西亞、東非並未有直接的航路，波斯及大秦之珍物可能是從印度轉運的。因爲在公元1世紀及之前，印度的海洋貿易十分發達，印度商人不但向東越過東南海面到東南亞地區貿易，而且向西與地中海地區進行貿易，成爲當時中西貿易的中轉站。在《後漢書》中記載了這一情况：天竺國(今印度)“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絶。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8〕同時，中國與大秦的間接交往也有些是通過緬甸，據《後漢書》記載，東漢永寧元年(公元120年)，撣國王雍由調遣使朝貢時，“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此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9〕撣國在今緬甸，大秦的幻人是由撣國轉獻給東漢皇帝的。

　　(二)  東漢後期至三國時期，廣州經海南島東南海面深水區至西沙、南沙群島便捷航路的形成及中外航海者對中國通大秦航路的探尋

　　三國時期，廣州出海航道東移，海船從廣州啓航後，可經海南島東南海面進入西沙、南沙群島水域駛往東南亞各地，而不必再繞北部灣航行。在三國時人康泰的著作中，記載有關於南海的一些情况。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吴政權曾派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出使海外各國。康泰歸來後撰寫了《吴時外國傳》，又名《扶南傳》，此書已佚，但一些内容因《水經注》和《太平御覽》等書的引録而保存了下來。康泰在《扶南傳》中説：“漲海中，到珊瑚洲，洲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也。”〔10〕我國南海諸島主要是由珊瑚群體搆成，“漲海”即是指南海，“珊瑚洲”是指南海中的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這樣看來，他們乘坐的船隻應該是從海南島東南海面進入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海面的。

　　同時，中外航海者都在探尋中國通大秦的航路。

　　大秦人探求至中國的航路是從東漢後期開始的。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11〕這是有關羅馬經海路與中國進行交往的最早記載，這説明羅馬人在公元二世紀時已能從波斯灣或紅海航行到中國來。羅馬人十分喜愛中國的絲綢，但此時傳統的陸路運輸受安息(今伊朗)阻擾，故大秦積極尋求到中國的海上航路。

　　此後，中國人也積極探尋通大秦的航路。在康泰的記載中我們也可看到這點。在朱應和康泰的出使中，不但訪問了林邑(今越南)、扶南(今柬埔寨)等國，而且探尋到了通大秦的航路。康泰在其著作中記述了從阿拉伯半島到大秦的航路：“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裏，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西行，極大秦也。”〔12〕康泰在《吴時外國傳》中還記載：“從迦那調州乘大船，船張七帆，時風一月餘日，乃入大秦國也。”〔13〕據有關專家考證，迦那調洲爲阿拉伯半島南部的Bandar  HismChorah。〔14〕從康泰的記載來看，他們已知道到達阿拉伯沿海地區及波斯灣的航路。不過，他們有否到達此地，未見詳細記載。

　　(三)  東晋南朝時，廣州通海夷道的初步形成

　　東晉南朝時，對外貿易繼續發展，促進了廣州通海夷道的初步形成。

　　此時對外貿易發展與國勢有很大關係。東晋南朝時，南北政權的分裂割據，使南方的東晋及南朝各政權財政收入大爲减少，海外貿易成爲重要的財政來源。南朝梁武帝得到廣州的蕃貨時曾説“朝廷便是更有廣州。”〔15〕各級官員也從海外貿易中得到極大的好處，“商舶遠届，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物積王府。”〔16〕有些官員得一篋珍寶，便“可資數世。”〔17〕豐厚的利潤刺激了海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從《宋書》、《南齊書》、《南史》等史籍的記載來看，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印度洋沿岸地區各國及西亞的波斯等國都有頻繁的來往。而此時造船技術的進步，也使遠航印度洋及波斯灣成爲可能。三國時期，吴國已能造遠航船舶，據《南洲异物志》記載，吴黄龍二年(公元230年)孫權派往臺灣的使者所乘坐的大船“長二十餘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閣道，載六七百人，物出萬斛。”〔18〕掘吴承洛《中國度量衡史》載，魏晋時一尺合24.12公分，一丈則爲2.412米。以此計算，這種大船的長度有50—60米左右，載重量爲萬斛以上，如此大的船隻已具備了遠航能力。另外，船的結構也有較大改進，東晋時已注意采用防水隔艙，防止因一處漏水而至全船進水沉没，增加了航行的安全係數。船隻的增大和結構的改進，使船隻能在風大浪急的深水區航行，並可作遠程航行。

　　南朝時期，廣州對外貿易的範圍擴展到了波斯灣及阿拉伯半島沿岸地區。從西方的一些記述中可看到，公元6世紀時，中國商船已航行在印度洋上，並到達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沿岸國家。據阿拉伯史學家馬蘇弟著的《黄金草原與礦石寶藏》記載，公元5—6世紀時，中國的商船經常訪問波斯灣，並溯幼發拉底河而上，在希拉城附近停泊。那時，中國船可以直航阿曼、巴林、巴士拉等港，而以上諸地的船舶也可以直航中國。〔19〕我國國内的考古發現也證明了當時廣州與這些地區的貿易往來相當頻繁。到目前爲止，在廣東發現了三批波斯(今伊朗)薩珊王朝銀幣：(1)1960年7月，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與華南師範學院歷史係組織發掘隊，在英德縣浛洸鎮郊石礅嶺發掘清理南朝古墓時，發現了三枚波斯薩珊王朝銀幣：〔20〕(2)1973年3月，在曲江縣南華寺東南山坡的南朝古墓中，發現九片剪割開的波斯銀幣；〔21〕(3)1984年9月29曰，在遂溪縣附城區邊灣村南朝窖藏發現了一批金銀器和波斯銀幣，數量不少。〔22〕據史書記載，中國與伊朗的友好往來早在漢代已開始。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漢武帝派使臣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時，其副使曾訪問安息。公元97年(永元九年)，東漢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西經條支(今伊拉克)、安息諸國至安息西界(波斯灣)，未過海而還。南北朝時期，波斯國多次遣使來中國。他們既有從西北陸路到達中國的北方(現今在古代陸路絲綢之路通道的新疆、青海、陝西等地都曾出土波斯銀幣)，也有從海路到達南方的廣州及廣東沿海地區。廣東出土的三批波斯銀幣説明了當時波斯與廣州等地貿易往來的頻繁。

　　從以上情况可看到，一條從廣州出發，穿過馬六甲海峽，駛入孟加拉灣、阿拉伯海，到達波斯灣及阿拉伯半島的航路在南朝時已存在。

　　賈耽所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是把阿拉伯海的航路分爲東西兩條航道的。“自婆羅門南境，從没來國至烏刺國，皆緣海東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23〕婆羅門即印度，没來國在印度半島南端，烏剌國即伊拉剋的巴士拉，大食國即阿拉伯帝國，三蘭國是今東非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24〕其主航道分爲西亞航道和三蘭航道，西亞航道爲東航道，從印度半島南端至波斯灣東海岸再到巴士拉，並溯幼發拉底河而上，到達縛達城(今巴格達)。三蘭航道爲西航道，從巴士拉沿波斯灣西海岸，繞阿拉伯半島南部海岸，過亞丁灣，到達東非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可以肯定的是，南朝時期中國的海船航行到波斯灣沿岸國家，波斯灣沿岸國家也可航行到中國，换言説，從中國到印度西海岸接阿拉伯海東航道這一航路已開通。至於中國海船是否可以航駛阿拉伯海西航道，從有關材料來看，中國海船此時是可以到達阿拉伯海西海岸的阿曼的，有否到達東非，不得而知。雖然這樣，我們還是可以説廣州通海夷道至遲在南朝時已初步形成。因爲，無論是在南朝還是唐朝，與中國有密切往來的主要是波斯灣沿岸和阿拉伯半島地區國家，與東非的貿易並不十分密切。有學者認爲，即使在唐朝，中國與非洲國家的貿易主要是通過大食商人轉運的。沈光耀先生就認爲：“唐代中國的商舶，根據《廣州通海夷道》的航綫，已遠航至波斯灣的巴士拉等地，雖無史料證明唐舶遠航東非，但中國的貨物從波斯灣、南阿拉伯等地轉運去東非的貿易，却是肯定的”，“唐代和東非‘僧只’國家〔25〕的貿易，主要是通過大食商人中轉進行的。”〔26〕所以，廣州通海夷道主要是指從廣州到達波斯灣及阿拉伯半島的航路。既然南朝時期中國的船舶已可到達波斯灣，並可在阿拉伯海西航路航行，即使未到達三蘭國，我們也可以説廣州通海夷道已初步形成。

　　唐朝時期，廣州與阿拉伯地區的貿易繼續發展，航路進一步擴展，廣州通海夷道成爲中國與東南亞、印度洋和阿拉伯地區友好往來的紐帶，中外航船更頻繁地航行於這一航路上，廣州港和廣州通海夷道被載入史册而得以永傳。

　　二、關於六朝及六朝以前南海對外貿易的港口問題

　　六朝時期，南海對外貿易的港口是以廣州爲主，輔之以雷州半島的港口，這種港口格局是秦漢以來長期對外貿易發展所形成的。

　　廣州早在秦漢時期就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大量的出土文物足以證明漢代廣州港對外經濟文化交往的頻繁。但一些學者却認爲，秦漢時期南海的外貿港口不是在廣州，而是在徐聞、合浦。他們認爲，“當時番禺只充當來自交趾灣各港市海外商品的轉運，或是來自東部沿海一帶的沿岸貿易，”  “是一集散海外奇珍异寶的都會”  ；他們還認爲，廣州是在六朝時期才取代徐聞、合浦，成爲主要的對外貿易港口。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他們只是根據《漢書·地理志》有關漢使船隊出洋情况的記載中没有提到廣州，只提到日南、徐聞，合浦，以及當時的海船還不能駛越海南島東南海面深水區等情况，就認爲漢代對外貿易的港口不在廣州，而是在徐聞、合浦。其實，從地理條件、交通條件和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以及近年大量的考古資料來考察，廣州在漢代應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其地位是徐聞、合浦不可以替代的。

　　從地理條件來看，廣州原是瀕臨大海的港灣，有對外貿易的條件。據地質考察，廣州在漢晋以前是一個瀕臨大海的港灣，在廣州以南廣布着蚝殻層和海蝕海積地形，這證明瞭古代廣州以南(現珠江三角洲地區)曾經是滄海。在廣州珠江南岸七星崗，現今還有古海岸遺迹。再证之以史籍，據《太平寰宇記》載：“二月、五月、八月，有潮上二禺峽，逐浪返五羊，一宿而至。”〔27〕二禺峽即中宿峽，海潮能上清遠的中宿峽，足以説明當時海灣深入，廣州離海岸很近。再據《羊城古鈔》引《齊書·地理志》雲：東粤省會“濱際海隅”，這也説明南北朝時廣州還是靠近海邊的。無論是從地質考察或是史籍記載，都説明瞭廣州在漢代是瀕臨大海的港灣，海船可以從廣州直接出海航行。

　　從交通條件來看，廣州處於珠江内河航運的中心，珠江支流西江、北江、東江在此匯合，交通方便，便於集散貨物。特别是西江和北江，是廣州與北方交通的主要通道，從廣州溯西江和北江而上，越過五嶺通道，即可與嶺北郡縣相接，進而通過水路通往中原及北方各地。古代，廣州與嶺北的通道主要有五條：(1)西江——灕江——靈渠——湘江；(2)西江——封水(賀江)——瀟水(湘江支流)：(3)北江——湟水(連江)——騎田嶺——湘南江華；(4)北江——武水——騎田嶺——湖南宜章；(5)北江——湞水——大庾嶺——江西。廣州這一交通條件，便於集中北方運來的絲綢等物品裝船外運，又便於國外進口珍寶向北運往中原。

　　從廣州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來看，廣州(漢代稱番禺)是嶺南一大都會，《漢書·地理志》記載：(粤地)“處近海，多犀、象、毒冒(即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秦統一嶺南後，番禺就是南海郡的郡治，秦末漢初，趙佗建立的南越國也建都於番禺。因此。番禺是當時嶺南政治經濟的中心，具備組織大規模對外貿易的政治力量和經濟條件，一些大規模的對外貿易活動都應在番禺進行。

　　從考古資料來看，西漢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海外舶來品，有非洲象牙、波斯銀盒等。在廣州其他一些漢墓也出土了瑪瑙、紅石髓珠等，有的漢墓還出土了一些高鼻深目的外國人模樣的陶俑，這些都説明了當時廣州與外國已有較多的往來。

　　無論從地質考察、史籍記載或是考古發現，都證明瞭漢代的廣州既是一個瀕臨大海，内河運輸方便的天然良港，又具備組織對外貿易的政治和經濟條件，因而是一個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至於漢武帝派遣的漢使船隊是從廣州出發，還是從日南、徐聞或合浦出發，已無從考究。即使《漢書·地理志》有關漢使船隊出洋情况的記載中没有提到番禺，也不能否定廣州是當時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

　　我們在肯定廣州港地位時，不要忽略了徐聞和合浦港，特别是徐聞港對外貿易的港口地位。有些學者認爲，只有廣州港才是對外貿易的始發港，徐聞、合浦只是出海船隻的補給港或中繼站。如果只是把徐聞作爲外出船隻的補給站，可能過於片面。徐聞港既是廣州出海貿易船隻的補給站，而同時也是對外貿易的始發點和終點。徐聞作爲中國西南沿海的一個港口，同時肩負着軍事港口和商運港口兩種功能。一方面，它是西漢政府控制嶺南的重要軍港。徐聞南扼瓊州海峽，東連番禺，西通交趾、九真、日南，既是控扼南海海道之地，又是渡海通往海南島的港口，在戰略上佔有重要地位。西漢武帝平南越時，是從徐聞渡海佔領海南的，並在海南設置了珠崖、儋耳二郡。周去非《嶺外代答》雲：“漢武帝斬南越，譴使自徐聞渡海略地，置珠崖、儋耳二郡。”〔28〕後因海南黎族人的激烈反抗，漢元帝時罷珠崖、儋耳，在徐聞設所遥控海南，可見徐聞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另方面，徐聞又是南海貿易的一個商港，它是漢代東南亞各國來廣州必經之地，東南亞各國來華的商船有些可能是從這裏首先登陸，商貨轉入西江，接靈渠，或轉入賀江，運往北方。而中國出海的商船也有些可能是從徐聞啓航，駛往東南亞各國。正是由於這裏曾有過較多的貿易活動，才會有左右侯官的設置。據唐朝宰相李吉甫撰的《元和郡縣誌》載：“徐聞縣，案，本漢縣名，隋開皇初改名隋康，貞觀二年復舊名。縣南七裏，與崖州澄邁對岸，相去約百餘裏，漢置左右侯官在此，屯積貨物，備其所求，與交易有利。故諺曰。欲拔貧，詣徐聞。”〔29〕目前，對於漢代的徐聞港在哪裏也有分歧。有人認爲在今徐聞縣，也有人認爲在海康縣(今雷州市)。不同意見的討論應允許存在，在没有充分證據之前，不要匆忙下結論。

　　不過，漢代的廣州港與徐聞港相比，廣州港的地位更重要。首先，從時間來看，廣州港在秦朝及漢初已是較大的港口，廣州是當時嶺南較大的商業城市，海外貿易已有一定的規模，現今出土這一時期的海外舶來品也較多，尤其是西漢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令世人爲之讚嘆。而徐聞港形成於何時，暫未見史籍記載，如果徐聞港能發揮較大作用的時間與徐聞縣的建立是同時的話(徐聞縣是在西漢中期漢武帝時期建立的)，時間比廣州港要晚。從規模來看，廣州的外貿規模要比徐聞大。因此，廣州是中國南海海上貿易最早最大的港口。

　　六朝時期，以廣州港爲主，輔之以雷州半島港口的格局一直延續。有學者認爲，此時徐聞港由於廣州南海交通樞紐地位的確立而衰落了。這也值得商榷。這種觀點，一是把廣州成爲南海交通樞紐的時間估計得晚了(前文已論及)；二是把六朝時期雷州半島港口的作用估計得過低。其實，六朝時期雷州半島地區的對外貿易仍較頻繁，當時，這裏是俚僚少數民族聚居之地，俚僚首領也參與了海上貿易。前文已提及，近年在遂溪縣南朝窖藏中出土了一批文物，在這些文物中，除了有波斯銀幣外，還有鎏金盅兩件、金環兩個、銀碗一個及銀盒、金銀首飾等。這些金銀器與海外貿易有關，其中的銀碗上有阿拉美文字題銘，是來自薩珊帝國東部東伊蘭地區的“薩珊式銀碗”  。薑伯勤先生認爲：“遂溪窖藏顯示出，高凉俚僚豪强在商舶未進入廣州以前即可與番客交易。因此，我們考慮廣州地區南朝海上貿易的規模，應把高凉俚僚對南海貿易的參與考慮進去。由此可以看出，南朝時期廣州地區海上貿易應合併考慮廣州以南的濱海地區，其實際上的海上貿易規模，應比以往的估計爲大。”〔30〕

　　三、廣州通海夷道的形成對中國以及世界歷史發展的影響

　　廣州通海夷道的形成，對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發展産生了重大影響。

　　廣州通海夷道在中國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在長期的對外交往中，它把中國的古代文明傳播到東南亞、南亞及西亞各國，也把世界各國的文化傳入中國，對中國和世界各國經濟文化的發展都産生了重大和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雙向的。

　　(一)對中國歷史的影響

　　首先，南朝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國家統一的歷史趨勢形成。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有對外貿易的傳統，但南北政權的對立，不但阻礙了中國南北方經濟文化的交流，而且阻礙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北方的絲綢不能南下出口，而南方海外進口物品又難以到達北方。“歷史要求國家統一的規律是不可阻擋的，秦漢以來的對外經濟貿易也要求統一的國家來爲它提供更多的周旋餘地。”〔31〕經濟的發展，要求打破南北對峙的局面，實現國家的統一。

　　其次，航路的擴展和延伸，使國人對世界有了更多的瞭解，促使後來的統治者實行更開放的對外政策，隋唐兩代，都采取了積極發展西域和海外諸國的方針。隋王朝爲發展海上貿易，開皇年間在廣州建立了南海神廟，供過往船隻和商家拜祭，祈求出海平安。唐朝時期，由於國力强盛，統治者以博大的胸懷和充分的自信心，實行了更開放的對外政策，吸引了更多的外國人到中國來留學、入仕、經商。在打通西面陸路交通的同時，加强了海路交通，海上貿易在唐代經濟中越來越佔有重要地位。開元年間，張九齡已明確指出了海外貿易對國家財政的重要，他説：“海外諸國曰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32〕

　　再次，廣州通海夷道的形成，對唐代的廣州産生了巨大影響，對外貿易的發展使廣州的經濟文化有了很大變化。當時，不少外國商人到廣州來。據日本真人元開撰的《唐大和尚東征傳》記載，天寶年間，“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爲了管理對外貿易，唐朝政府在廣州設立了“市舶使”。由於來廣州的外國商人很多，還設立了蕃坊，供外國人居住。在來華的外國人中，不少是阿拉伯人。他們在來華經商的同時，也把伊斯蘭教傳到廣州，在廣州建立了清真寺——杯聖寺。隨着對外貿易的發展，廣州城在不斷擴大，廣州及周邊地區的農業和手工業也在不斷發展，廣州成爲當時著名的國際貿易港口和繁華的城市。

　　此外，在海上貿易中，還傳入了不少海外國家的文化(如宗教、語言、音樂舞蹈等)和物種，豐富了中國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

　　(二)對世界歷史的影響

　　在長期的對外貿易中，中國的古代文明隨着航路的擴展傳到了海外各國，促進了這些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尤其是絲綢和陶瓷的出口，改變了一些國家人民的生活習俗，促進了這些國家社會的進步。

　　中國的絲綢很早就輸出到國外，在海上貿易中也是以絲綢爲主。中國絲綢的輸出，成爲一些國家人們的衣着服飾材料。如三國時，朱應、康泰出使扶南國，該國“國人猶裸，唯婦女著貫頭”，在朱應和康泰的影響下，扶南王“始令國内男子著横幅。”〔33〕唐朝時，驃國(緬甸)人原來因信奉佛教，認爲“蠶帛傷生不敢衣”，後經與其貿易，其習俗有所改變，“與諸蠻市，……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銀珠琲，衣青娑裙，披羅段，”〔34〕絲織品已成爲當地人民的衣着材料。

　　瓷器的出口，改變了一些地區原始簡陋的生活習俗，陶瓷餐具取代了用手“掬而食之”的習慣，制陶技術也逐漸傳到國外去。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中國古代陶瓷的出土。

　　中國古代幾大發明的傳播，也與海外貿易有關。尤其是指南針和火藥的傳播，與海上貿易有着密切關係。隨着與阿拉伯國家人民交往的增多，中國發明的指南針和火藥通過海路傳人阿拉伯，再由阿拉伯人傳入歐洲，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

　　廣州對外貿易的海上航路，隨着時代的發展在不斷的延伸和擴展，成爲中國與海外各國友好往來的紐帶，它爲中國和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注　釋：

　　〔1〕因原文較長，此處暫不録出。

　　〔2〕《漢書·地理志》。

　　〔3〕參閲章巽：《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  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二版第18一19頁。

　　〔4〕〔7〕《漢書·地理志》。

　　〔5〕〔6〕〔9〕《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8〕 《後漢書·西域傳》。

　　〔10〕  《太平御覽》卷69。

　　〔11〕  《後漢書·大秦傳》。

　　〔12〕  《水經注》卷1，引《扶南傳》。

　　〔13〕  《太平御覽》卷771，引《吴時外國傳》。

　　〔14〕 參看蘇繼廎校譯的《島夷志略校譯·序論》。

　　〔15〕  《南史》卷51，《吴平侯景傳附蕭勱傳》。

　　〔16〕 《南齊書》卷58，《東南夷傳》。

　　〔17〕《晋書》90，《吴隱之傳》。

　　〔18〕萬震：《南洲异物志》  《太平御覽》卷769。

　　〔19〕轉引自張俊彦：《古代中國與西亞非洲的海上往來》    並參閲張難生、葉顯恩：《海上絲綢之路與廣州》載《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出版1991年。

　　〔20〕  《廣東英德連陽南齊和隋唐古墓的發掘》，  載《考古》1961年第3期。

　　〔21〕  《廣東曲江南華寺古墓發掘簡報》，載《考古》1983年第3期。

　　〔22〕遂溪縣博物館：《廣東遂溪縣發現南朝窖藏金銀器》，  《考古》1986年第3期。

　　〔23〕《新唐書·地理志》。

　　〔24〕參閲曾昭璇等：《廣州：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  載《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 ，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出版1991年。

　　〔25〕索馬裏以南直到莫桑别剋的東非海岸，古波斯人稱爲“僧只”之地。

　　〔26〕沈光耀：《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第330-331頁， 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7〕 《太平寰宇記》卷157，《嶺南道一》。

　　〔28〕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二。

　　〔29〕 李吉甫：《元和郡縣誌》卷八。

　　〔30〕薑伯勤：《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的伊蘭人：論遂溪的考古新發現》，  載《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出版1991年。

　　〔31〕沈光耀：《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  第12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2〕張九齡：《開鑿大庾嶺路序》 ，《曲江集》卷2。

　　〔33〕 《南史》卷78，《夷貊傳》。

　　〔34〕  《新唐書·南蠻傳下·驃國》。 

　　（作者：高惠冰，華南師範大學歷史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