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廣州建築的影響

　　廣州城發端於何時，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看法。

　　我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曾昭璇教授認爲：廣州最早築的城爲南武城，這見諸於古籍文獻記載。《讀史方輿紀要》引舊《圖經》稱：“廣州州城始築自越人公師隅，號曰南武”。《吴越春秋》稱：“闔閭子孫避越嶺外，築南武城”。明郭棐《廣東通誌》亦説：“乃往相度南海，將依山築南武城擬之。而越王不果遷，時三晋推魏最强，越王與魏通好，於是使隅復往南海，求犀角、象齒以獻之。隅久在嶺外，乃得諸琛，並吴江樓船，會稽竹箭獻之魏。魏王乃興師送越王往荆，栖之沅、湘，於是南武疆士，遂爲越貢奉邑，稱雄於交趾”。《古本竹書紀年》中也載過魏襄王七年（前312年）越王使公師隅出使魏國通好，曰：“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犀角，象齒”。

　　廣州建城有考古依據的是秦始皇三十三年，秦統一嶺南，設番禺爲南海郡治時修築的城垣，史稱任囂城。《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始皇經略嶺南的經濟動機是爲了“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這説明在任囂城建立之前，番禺（廣州）的珍寶已引起了統治者的高度重視，無疑對廣州的建城有重要的影響。

　　因此，無論是戰國時期還是秦代，在當時嶺南生産力非常低下的情况下，大量奇珍异寶奢侈品不可能單靠廣州本地生産便能滿足中原的需求，更主要的是靠來自東南亞各國的輸入。由此可推論，先秦時期，廣州已成爲交通方便、外貿活動頻繁的聚落。對外貿易活動在南武或任囂城的修築中的影響非同一般，甚至是至關重要的。

　　二、對歷代廣州城市拓展的影響

　　廣州城區二千多年來盡管是以今財政廳爲中心向四周擴展，但是我們從其歷史布局的軌迹仍可看到主要是沿江向南、向西拓展的。

　　秦時任囂、趙佗築的城垣就已經是依山傍水了。任囂城範圍很小，東西距離爲今舊倉巷至廣州圖書館（舊番禺縣衙），南北距離爲德政中路北段至豪賢路；趙佗把任囂城擴展爲城周十裏的都城，史稱趙佗城，都城向西擴展過文溪西面今財政廳處（已有南越宫苑出土），北到華寧裏，南至越秀書院街北。海水鹹潮可涌至番禺城下，《水經注·泿水》：“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涉目……”。東漢，步騭重修趙佗城的西半部作爲州治，規模小於趙佗城。此後至唐代，廣州城區變化不大。

　　唐代，城區向西擴展。城西爲地勢較低的近江岸區，阿拉伯商船集中停泊於此，隨着蕃人聚居增多，官府劃定範圍，設立蕃坊，建有懷聖寺和光塔（爲船舶引航及招呼穆斯林作禮拜之用），並任蕃商列肆而市，提供貿易之便，於是城西成爲當時最繁華的商業區。城南珠江邊建有廣陽館，既是市舶使院又是接待外商的驛館。南漢時期，城區向南擴展。城南鑿禺山擴建城池，號稱新南城，城市布列於中軸大街左右，爲廣州繁華的商業地帶。新南城門稱澡魚門，建於珠江邊，在今大南路、文明路一帶。此外，在城西開闢蘭湖爲避風内港，蘭湖碼頭區有餘慕亭。

　　宋滅南漢時只唐子城一座，且經戰火傷殘，爲恢復外貿修城，《宋史·邵曄傳》稱：“四年（大中祥符）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曄鑿内濠通舟，颶不能害”。這也是廣州大規模城建的開始。宋代，廣州城垣擴建和修繕達10多次，城區向東南西三方擴展，陸續修築了子城（中城）、西城、東城。子城在南漢舊城基礎上修築的；東城是以趙佗城舊址爲基礎修築的；西城是在唐蕃坊區的基礎上建成的，不過範圍有所擴大，它是爲了保護新開發的商業區而擴建的，其範圍爲北至百靈路，南扺玉帶濠（今南濠街），東界爲西源，西至西濠（今人民路）。當時珠江的水面遼闊，號稱“小海”，故開鑿城濠對繁榮海外貿易起很大作用，西城南部的珠江岸邊開鑿了西澳（在今南濠街一帶），爲當時廣州最大的内港碼頭，與外僑居住的蕃坊相距不遠，外國商船常停泊於此，這裏成爲鬧市區，商賈多聚居於此。南宋時珠江北岸岸綫再向南推移，沿江淤出的陸地又成爲繁華的商業街市，於是便有了嘉定一年（1210年）經略使陳峴在子城、東城之南修築的雁翅城，南至今高第街、賣麻街、狀元坊一帶。在鎮南門外臨江建有海山樓，爲當日宴請番商場所，登樓臨望，海闊江天，《輿地勝紀》曰：“海山樓在城南，極目千裏，爲登覽之勝”，“海山曉霽”成爲當時羊城八景之一。海山樓前建市舶亭，爲番舶停泊驗關之地，《萍州可談》稱：“廣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樓，正對五洲，其下謂‘小海’”、“泊於市舶亭下，五洲巡司差兵監視，謂之編欄”。

　　明初，廣州城垣擴展，將宋三城聯爲一城，並將城墻向東、北方向擴展，城周長達21裏，北跨越秀山，在山上修築了巍峨的鎮海樓。嘉靖（1522~1566）以後，市區益發繁榮，舊有城區已不能提供足够的商業活動場所，城南門外一帶因已成市，於是又在南宋雁翅城的基礎上築新城，南擴至今萬福路、泰康路和一德路一帶。新城爲商業區，街道的走向與老街正方形交錯形式明顯不同，是沿江岸伸展，《霍勉齋集》卷二十二曰：“東西亘六、七裏，人烟輻輳，貨賄山積，蓋合城繁華之所都也”；卷十曰：“私人經營海外貿易商人住濠畔街”。爲了安頓外商，還在城外今十八甫路附近設懷遠驛，建屋120間，以廣招徠。另在河南濱江路一帶設規模相當大的手工業作坊，生産外銷商品。

　　清代，廣州城垣無大變化，僅在明新城東西兩側增築東西鷄翼城，直至江邊。但城區却是向城垣外的東、西、南方向擴展了。清初，在西關地區建起了大片民居及手工業區，還在今文化園至海珠南路一帶設立專營對外貿易事宜的十三行，興築了專爲外商提供從事貿易活動及居住的夷館（商館），十八甫商鋪密佈，十三行區夷館林立，成爲當時新興的、繁華的商業區；河南沿江岸興建了寺觀、園林，東山也建有園林寺廟。

　　由上述可以看出，廣州是歷二千多年而不衰的對外貿易大港，商業貿易繁榮，居民日增，城區擴展勢在必行。在每一次城區擴展後，沿江岸地帶都成爲碼頭區及新興的商業區，這顯然與遠洋海輪停泊及貿易活動開展有極爲密切的聯繫。可以這樣概括，廣州的對外貿易活動决定了城區擴展的方向。

　　另一方面，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對外貿易的繁榮，爲廣州帶帶來巨大的財富，成爲城市建設的主要經濟支柱。如唐代，就有“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的記載，（見韓愈《送鄭尚書序》），《舊唐書》卷一五一《王鍔傳》曰：王鍔曾任“廣州刺使、御使大夫、嶺南節度使……，鍔能計居人之業而權其利，所得與兩税相上孚”。王鍔收購舶貨牟利所得，竟與唐代主要税收兩税相等。再如南宋初，市舶總收入緡錢達200百萬，約占國家財政收入的20%，而廣州市舶收入約占市舶總收入的70%左右。由此可略知，廣州市舶收入在地方乃至國家收入中的地位。史載宋代廣州修西城時，外商曾自動捐款資助，後因地方官員不同意才作罷。毫無疑問，對外貿易收入成爲廣州城市建設中最重要的財源。

　　三、對市容景觀的影響

　　唐代，在廣州城市建設中最與衆不同的景觀便是蕃坊。據有關專家考證，蕃坊一詞最早出現在房千裏的《投荒雜録》（已佚，據《天下郡國利病書》轉引）中，成書時間約在文宗太和中期（約832年），由此推斷蕃坊應早於此時建立。唐代的城市均爲嚴格的封閉式坊（居民區）、市（商業區）制，商店都集中在市里，所有交易只能在市里進行，而且只能在白天進行，入夜即終止，這種管理制度成爲城市商業發展的障礙。而據《全唐文》卷575《進嶺南王館市舶使院圖表》記載，廣州城西阿拉伯商人聚居區蕃坊一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於人，一無所闕。車徒相望，城底洞開，於是人人自爲家給户足。”即不受分肆列市的限制，可臨街設店，出現了店肆行鋪林立的城市布局，這種景觀在國内其他城市是罕見的，甚至出現了其他城市未見的“蠻聲喧夜市”（張籍：《送鄭尚書出鎮南海）的影觀。蕃坊中出現了具异國風格的建築，岳琦《桯史》卷十一記載：蕃坊樓房中“樓上雕鏤金碧，莫可名狀。有池亭，池方廣具數丈，以中金通，制爲甲葉而鱗次……”，現存的懷聖寺及光塔（專家傾向於其建於唐貞觀元年，627年之説）就完全保留了阿拉伯建築的風格，成爲歷史的見证。

　　清代前期，廣州出現十三行商“夷館”，俗稱“洋館”，是國内較早出現的西洋式建築。有關十三行夷館的描述很多，還有流傳廣泛的寫實畫，《浮生六記》稱這些建築“結構與洋畫同”，樑嘉彬《廣東十三行考》曰：“夷館結構備極華麗，墻垣甚爲高厚。”從流傳下來的圖片中大體可知十三行建築爲兩三層樓，外形多爲迥廊聯拱式的西洋建築。鴉片戰争後，長堤、沙面一帶集中了各類西方建築，長堤的郵電大樓（建於1896年），爲一座古典柱式構圖建築；廣州海關大樓具有巴洛克風格；沙面租界的外國領事館、銀行、洋行、教堂、旅館、學校等建築多爲西洋式風格，其形式有新古典式、券廊式、仿哥特式等。這些建築也是國内較早的歐式建築。

　　廣州城内至今尚保存的歷代興建的寺觀塔廟，清代的西式建築（沙面租界建築、石室等），便是經“海上絲綢之路”輸入的外來文化在城市建築景觀方面的具體表現。最有廣州特色的“騎樓”景觀，也是由西方古典建築中的券廊等形式與廣州的傳統建築形式相結合演變而來的，體現了中外文化的交融。

　　（作者：曾新，廣州市地方誌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