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海上貿易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在秦漢時期，廣州已是我國主要的港口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到了唐宋時期，已發展成爲全國最大的港口城市，海外貿易和交通的中心，世界著名的商業大港。宋代在廣州設立“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明清兩朝曾在推行海禁政策時，只留廣州一口岸對外貿易，獨攬了我國的對外貿易。

　　在廣州保存衆多與海上絲綢之路有關的遺址，其中有光孝寺、南海神廟、懷聖寺光塔等遺址；  同時在廣州還出土了不少海外的舶來品，如犀角、象牙、藍色玻璃碗、熏爐、銀盒、墨西哥、威尼斯和孟加拉銀幣等文物，都有力地證明廣州與海外各國早就有通商貿易往來。

　　本文擬通過對“却金坊記”碑與“却金亭碑記”兩方碑刻的碑文與歷史文獻記載互相引证，淺述明代廣州與暹羅(今泰國)友好貿易往來，以及當時主持外貿事務的李愷改革進出口貨物的手續，清正廉潔，增進了中泰兩國人民的友誼史迹。

　　  一、明代與暹羅的友好貿易往來

　　在明初實行海禁政策下，明代廣州的海外貿易主要有貢舶貿易和商舶貿易，開始主要以官方貢舶貿易爲主。明政府規定從廣州入貢的國家有真臘(今柬埔寨)、暹羅(今泰國)、占城(今越南南部)、蘇門答臘、爪哇、三佛齊(今蘇門答臘東南)等十二國列爲“不征之國”(《太祖洪武實録》卷六十八)，准許他們來中國“朝貢”，進行通商貿易。於是，“貢舶貿易”就應運而生。貢舶貿易是由明政府直接控制下進行的，是以“朝貢”和“回贈”形式進行的一種特殊貿易方式。其目的是在政治上爲了“懷柔遠人”、“羈縻”海外諸國，確立其宗藩從屬關係；在經濟上，主要爲明王朝采辦奇珍异寶，獲取財政收入。明代管理廣州海外貿易的機構是廣州市舶提舉司。市舶司於洪武三年(1370)“設置廣州城内一裏，即宋市舶亭海山樓故址”(今北京路與東横街交界處)〔1〕。當時市舶司管理辦法之一是確定貢舶“勘合”制度。所謂“勘合”，就是出示准許入港的憑证，經過審核，才能通行。明代統治者規定，海外各國若要與中國通商貿易，必須建立宗藩從屬關係，接受明王朝的敕封，稱臣納貢，才允許發給貢舶勘合，通貢互市。勘合最早發給的國家是暹羅國(今泰國)。凡是暹羅國開往中國的貢舶，每艘都要帶“勘合”一道，以備廣州港口檢驗。這説明瞭中泰兩國早有貿易通商往來。

　　勘合就是發給外國來向明政府朝貢是合法的憑证，明廷每改元一次，即换發勘合。如發給暹羅的勘合有二百道，其中一百道爲暹字，一百道爲羅字；另有號簿四册，其中暹字號兩册，羅字號兩册。把暹字號勘合一百道，暹字、羅字號簿各一册存放在内府保管，另羅字號勘合一百道，暹字號簿一册發給暹羅國，羅字號簿一册交廣東布政司保存。當貢使到達廣州時，即以所發勘合到廣東布政司驗對，確定無誤，才允許上京入貢。據《明會典》記載，明初，與明王朝建立貢舶勘合關係的國家有：日本、朝鮮、大琉球、小琉球、安南、暹羅(今泰國)、占城(越南南部)、渤泥(今加裏曼丹西北)、瑣裏、覽邦、爪哇、真臘(今柬埔寨)、蘇門答拉、彭亨、白花、三佛齊(今蘇門答臘東南)淡巴等國家和地區〔2〕。“却金坊記”的碑文記載“諸番稱貢，先驗剖符，官給鈔易，而暹邏、爪哇，實則蠲之。”碑文與《明會典》的記載如同一轍。

　　明政府還根據各國的“嚮化”、“内附”程度不同而規定不同的貢期、人數、船數等，各國來朝都得按章行事。據《明會典》記載：琉球國是兩年一朝貢；占城、安南、朝鮮、真臘、爪哇諸國是三年一朝貢；暹羅是六年一朝貢；最長是日本十年一朝貢。船數一般不超過三艘；人數則不超過三百。同時規定上述的真臘、暹羅、占城等十二國均由廣州入貢。貢使到廣州後，由市舶司派員隨同入京，朝貢以後，貢使由禮部派鴻臚寺官員伴送到廣州出海回國。

　　各國貢船來廣州時，先停泊於“澳”(舶口)，當時的舶口有新寧的廣海、望峒、奇潭，香山的浪白、十字門，東莞的虎頭門、屯門、鷄栖等處。以上各舶口設澳官，貢船到達時，即行驗實，申報海道撫衙門，然後由鎮巡官及廣東三司委官與廣東市舶司官員驗對勘合，對照無誤，才派員護送貢使沿北江至南雄，經梅嶺入京。對隨舶貢品加以檢驗封識，造册户部，隨貢使解京；辦完朝貢手續後，由皇帝回賜金銀貴重物品。對隨貢而來的商貨，在會同館互市三天至五天拍價。對私貨官府給價收買，貴細解京，粗重貯存於廣豐府，令民“博買”。史稱“永樂改元，……貢使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羡裕矣”〔3〕。由此看來，朝貢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貿易。l405年(永樂三)，因朝貢貿易不斷發展，前來朝貢的貢使和番商日益增多，所以明政府在廣州十八甫建懷遠驛，有房舍120餘間，作爲招待外國貢使和番商之用。

　　1509年(正德四)有暹羅番舶因風飄至廣東，停於廣東海岸碼頭。當地官員以軍需開支爲理由，對其貨物征税(在這之前朝貢貿易是不征税的)。從此，廣州市舶司開始實行了抽分制，  “將暹羅、滿刺加國並吉閘國夷船貨物俱以十抽三”〔4〕；在“却金坊記”碑的碑文記載：“愛有榷征，舶志量衡，易官互詰，課三之一，餘許貿遷。叢委兑交，供億頓煩，利害均焉。”這記載了當時對外船進口貨物征收百分之三十的進口税，説明在廣東正式建立番舶征税制度。

　　由於市舶司抽解、博買不當，有的官員挾權勒索，貪瀆不法，有舶貨到，“擇其精者，售以低價，諸司官屬復相囑托，名曰和買”，海商“獲利既薄，怨望越深，所以比年番船頗疏，征税暗損”。正如“却金亭碑記”的碑文所載：“人之得委抽分也，往往以賄賂而速官謗，則又妄蓋番人之税，以掩其迹，何取哉。”由於市舶司管理弊端日深，已經直接影響了海外貿易發展，嚴重損害了外國商人的利益和中國國家政府的聲譽。

　　二、兩通“却金”廉正碑 

　　與一些貪瀆不法、貪官污吏相反，當時也出現一個忠於職守、清正廉潔、勤政爲民、爲促進中泰友誼的廉吏——李愷。李愷却金的事迹在“却金坊記”碑和“却金亭碑記”以及《崇禎東莞縣誌》均有記載。

　　在明嘉靖年間，廣州東莞已成爲當時主要的港口之一，嘉靖十七年(1538)，暹羅商人奈治鴉看帶着本國國王的文書引信、貨物來到東莞港，要求進行通商貿易。當時番禺縣令李愷主持對外貿易事務，他認爲檢查進出口貨物的一套制度手續繁冗，主張要簡化管理，簡便手續，决定“更制設規”加以改革。因而對暹羅國商人只需自報貨物數量進行檢驗。檢查時“不封舶，不抽盤，嚴禁人役，毋得騷擾”，對外商采取既合規範，又不刁難的做法，深深地感動了暹羅國商人，他們自願贈金百兩，報答李愷。李愷再三堅持不接受重金。暹羅國商人越發感動，“相率壯其事於十竹王子”(《却金亭碑記》)，懇請要求將贈予的款項用於樹坊掛匾，築亭立碑，以表彰李愷却金廉政之美德。據《崇禎東莞縣誌》記載，暹羅商人爲番禺知縣李凱樹坊掛匾的地點在教場左邊，即現東莞城區光明路與教場街交界處，匾題“却金”兩字。嘉靖二十年（1541）東莞縣縣丞祁門李楣，認爲李愷拒收重金之事，立德立公，應該讚揚，他請王希文撰文，立了《却金坊記》碑。但是，碑文對“却金”一事，提得不多，而對李楣之所以立碑頌揚此事原由以及王希文的一番暢論，着墨不少。因此，到第二年，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姚虞(宗舜)來粤視政，據《却金亭碑記》：“(姚虞)蓋數聞却金事，及歷東莞，又見却金扁(匾)，於心實慕焉，駐馬遲回久之。蓋重感李子之政，良心之在諸夷未嘗泯也。”這是，正好在旁邊的知事蔡存微對他説：“扁(匾)以旌廉，盛事也，不有碑之，吾懼其偎焉圮也。”姚虞也頗有此感，并且親自撰文，“記其實以貽不朽”。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也在教場左建立却金亭置碑。

　　據《番禺縣誌》記載，李愷，字克諧，福建惠安人，嘉靖壬辰(1532)進士，授番禺知縣。東莞番舶所輳，由縣令征税，久或侵漁，愷征税如額，夷商歡呼。後擢湖廣按察副使，除平苗寇。著有《介山集》。

　　立《却金坊記》的李楣，南直祁門縣人。監生，嘉靖十八年(1539)十月任東莞縣縣丞。

　　爲《却金坊記》撰文的王希文，字景純，城西圓沙人。少倜儻負氣慨。弱冠時，方伯吴策以蘇民十二事，文條畫精詳，語皆經濟，由是知名。嘉靖戊子，鄉薦第一；已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世廟明察英斷，臣工莫及，奏覆少稱旨者，獨於文改容。税珰恣横，所在多暴斂不法，而粤珠池、市舶尤棘。文疏劾悉罷之。文遇事敢言，大有骨鯁之稱，才名尤籍。

　　立《却金亭碑記》的蔡存微，福建晋江人。嘉靖二十年(1541)十二月任東莞縣知縣。

　　四百多年前的一個小小的番禺縣令李愷，主持對外貿事務，堅持原則，改進管理，大大促進了進出口貨物的經營，他自己爲官清廉，不受酬金。外國人爲他立“却金”匾致敬，當時官吏也立碑以爲榜樣。正如三國時，諸葛亮提出“儉以養德”，德就在於“廉”。廉是對爲政者最起碼的要求，也是一種的品德。因爲，無廉則不潔，無廉則不明。有了廉，便可能做到“正直”和“公正”，這也是千百年來被稱譽的美德。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克服各種困難遭遇，不斷進取，不斷發展，是與中國人民共有的美德分不開的。歷史上像李愷這樣拒重金，主持公正，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體現了“廉正”的美德，  自然會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敬仰。

　　近日，筆者去過東莞市，在市博物館見到館藏的《却金坊記》的石碑，碑長1.57米，寬0.74米，大理石質，弧首方座，四周刻雲海紋，碑額有篆書“却金坊記”四字。碑文爲楷體，字體工整，鎸刻精緻。此碑爲嘉靖二十年(1541)東莞縣縣臣祁門李楣立，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任巡按廣東監察御使閩惠安劉會重修。在東莞城區光明路與教場街交界處，見到《却金亭碑》，碑高1.84米，寬1.02米。以紅砂岩爲底座，青石爲碑。碑首爲弧形，碑石四周雕刻雲海紋。中間爲紅日雲海紋，碑額篆書“却金亭碑”四字，碑文楷體，字體工整，鎸刻精良。此碑爲明嘉靖二十一年(工542)東莞縣知縣蔡存微立，也是由巡按廣東監察御使閩惠安劉會重修。

　　却金所記，發生在廣州屬下較小的港口，不算是什麽大事。而當地竟樹坊立匾，一刻《却金坊記》，再刻《却金亭碑記》，就不能小看此事。一方面反映了民意，正是頌德的一種具體表現。另一方面反映了明代我國與泰國海上友好貿易往來。既是廉正的豐碑，也是中泰兩國人民友誼的豐碑，更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豐碑。

　　注　釋：

　　〔1〕杜臻：《閩粤巡視記略》卷十

　　〔2〕《明會典》卷一○五。

　　〔3〕嚴從簡：《殊域周咨録》卷九。

　　〔4〕《嘉靖廣東通誌》卷六六，《外夷三》。

　　（作者：黎麗明，廣州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