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是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自秦漢以來就是我國的古都會，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之譽。

　　二千多年來，在海上交通、中西貿易和文化交流中，廣州是世界上唯一不衰的港市。在歷史上的開放貿易中，能與廣州相比的是建於公元前332年的古希臘亞歷山大港，它雖然極負盛名，但到16世紀就衰落了。廣州是我國歷史上資格最老、歷代相沿、持續發展的外貿港口，可以説是“唯我獨尊，地位不可替代。”〔1〕

　　廣州是歷史商貿之都。特别是明清期間，三次“一口通商”，“銀錢堆滿十三行”，産生了世界首富和一批世界級富豪，對國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些歷史遺産及其豐富内涵，是廣州的傳統優勢和獨有的財富，值得努力發掘，深入研究，廣爲宣傳，爲人類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一、絲綢之路的特殊内容和豐富内涵

　　（一）絲綢貿易風光世界

　　絲綢是中華民族祖先的偉大發明之一。它是我國最早進行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之一。早在周秦時代就傳到朝鮮、日本和東南亞國家，公元前4世紀傳入印度和西方各國，西方人最早瞭解中國，就是從認識絲綢開始的。中國的絲綢之美麗，使西方爲之傾倒，首先是極大地吸引了西方的上層貴族，在羅馬帝國成了最大的奢侈品之一，以穿絲綢爲榮，絲綢與黄金等價。絲綢貿易“利有十倍”。公元前2世紀，我國分别已開通了從事絲綢貿易的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各國商人競相到中國販運絲綢，中國絲綢成爲古代中西貿易遠銷量最大、獲利最高、最爲熱銷的商品。各國也紛紛派出使節到中國貢獻禮品以求賜絲綢或以他們的特産换取絲綢。幾乎是航綫開通到哪裏，中國絲綢就傳播到那裏。所以説，古代中西貿易之路就是“絲綢之路”，是十分確切的。

　　（二）絲綢之路名稱的由來

　　絲綢之路亦有人稱爲“陶瓷之路”、“茶葉之路”、“香料之路”，是古代中國和各國使節往來及商旅販運絲綢所走的道路。有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之分。海上絲綢之路分爲以廣州爲起點，通往東南亞、南亞、中東、歐洲和美洲、澳洲的南海絲綢之路和以連雲港、揚州、寧波、泉州爲起點通往朝鮮、日本、南洋的東海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分爲以西安爲點起經寧夏、新疆到中亞、歐洲的西北絲綢之路和以成都爲起點經昆明、緬甸到南亞的西南絲綢之路。

　　最早使用“絲綢之路”一詞的是19世紀70年代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ndinand Von Richthefen）在《中國》一書提出來的。而法國漢學家沙畹（1865-1918）則提出“絲路有海陸兩道”。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在1967年出版了《探索海上的絲綢之路》，我國學者陳炎在1982年發表了《略論海上絲綢之路》一文。20世紀20年代“絲綢之路”這一名稱已被許多學者接受並廣泛使用。20世紀下半葉掀起了“絲綢之路”的世界性研究熱潮。特别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海上絲綢之路考察研究十年（1988-1997）規劃”並組織進行國際性考察後，更促進了對“絲綢之路”的認識。不過也有學者對這一名稱有不同看法，提出海上交通或海洋文明的提法。但都不及“絲綢之路”反映的科學内涵。因爲“絲綢之路”的概念包括了政治、經濟、科學、文化以及許多國際友好交往的豐富内容和歷史内涵。

　　（三）當代絲綢之路考察研究熱潮

　　爲驗证阿拉伯文學名著《一千零一夜》所描述公元8世紀辛伯達航海歷險的故事和體驗中國阿拉伯的歷史友誼，阿曼蘇丹國依照當年古船造了一艘“蘇哈爾號”帆船，於1980年11月23日從阿曼首都馬斯喀特啓航，沿着當年辛伯達的航綫，航程6000海里，歷時220多天，於1981年7月11日扺達廣州港，受到廣東省、廣州市政府和人民的熱烈歡迎。同時還出版了《現代辛伯達航海記》的記實性文學著作。爲紀念“蘇哈爾號”扺達廣州十週年，阿曼蘇丹國於1991年7月派出文化藝術團參加在廣州舉行的“阿曼文化周”活動，並表示希望今後每隔10年都舉行一次紀念活動。阿曼蘇丹國還特别資助聯合國訂造“和平方舟”號豪華遊船和提供燃料、船員，鼎力支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考察研究活動，受到國際上的好評。

　　1745年9月12日，曾經三次航行廣州的瑞典“哥德堡號”輪在返回瑞典哥德堡港時沉没。1984年發掘沉船時打撈起50萬件瓷器、133噸白銅、370多噸茶葉及絲綢等物品。爲了展示中瑞通商友好的歷史，瑞典政府於1991年3月派出60人的歷史文化代表團到香港舉辦展覽和尋找哥德堡號當年在廣州的錨地，並舉行學術座談會，重温中瑞通商友好歷史，表達共同弘揚“海上絲綢之路”精神和拓展友好交往的願望。

　　爲了實施1988-1997年的十年世界文化發展計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分别在1990年和1991年對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系列考察研究。其中海上絲綢之路考察團有30個國家的50位學者和新聞記者參加，於1990年10月23日乘坐由阿曼蘇丹提供的“和平方舟”號考察船，從意大利馬可·波羅的故鄉威尼斯港出發，沿着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從西方向東方進行實地考察，經過地中海、紅海、印度洋、中國南海、東海，途經16個國家，在各主要海港舉行了19次學術研討會，1991年2月9日到達廣州港時，受到熱烈歡迎，並在東方賓館舉行學術座談會。有關部門專門爲此編輯出版了《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和《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等書。

　　此外，還有各國民間的自發性海上絲綢之路考察熱。例如，1980年德國的布魯格兄弟自費仿造古波斯木帆船“瓦絲德·甘瑪”號自駕到廣州，1981年歐洲12名青年駕駛在廣州造船廠訂造的中國式仿古木帆船沿着以廣州爲起點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航道，繞過好望角，返回巴黎。前面所説的曾三度航行廣州的瑞典哥德堡號沉船打撈起來後已經重造一船，擬在明年巡遊世界，並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舉行大型“人類貢獻奬”攝影展覽，在中國舉辦盛大的展出及頒奬等大型活動。今明兩年全國各地也將舉行多個絲綢之路的研討活動，如寧波、昆明等地。

　　二、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歷程

　　（一）秦漢三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

　　1.南海航綫

　　粤人善作舟。1974年在廣州中山四路發現的秦代造船工場遺址的船臺説明，當時廣州就能造50-60噸的出海大船。〔2〕

　　先秦時期，廣州已與東南亞一些國家有貿易往來。

　　《竹書紀年》記載，在周成王十年（公元前11世紀）馬來西亞的“越裳氏（國）來朝”。據日本學者藤田豐八研究，戰國時期廣州已經引進馬來西亞的甘蔗、檳榔種植。〔3〕

　　1983年在廣州象崗山西漢南越王墓出土的5支大象牙經鑒定是出自非洲，1個園形銀盒專家認爲是來自古波斯（伊朗），還有香料、玻璃、瑪瑙串珠等都是海外舶來品。〔4〕

　　《淮南子》記載，秦始皇進軍嶺南時，“一軍處番禺之都”，《史記》把廣州列爲漢初全國九大都會之一，《漢書》説：“番禺其一都會也”，説明在秦漢時期番禺就是諸侯王的都城了。當時廣州已是海外貿易的中心和“犀角、象齒、翡翠、珠璣”及“果布”（馬來語稱龍腦香爲“果布婆律”）等舶來品的集散地。在漢武帝時（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派出屬黄門的譯長率團帶着絲綢、黄金出使印度、黄支國和斯裏蘭卡，開展貿易活動。之後葉調國（印尼）、天竺（印度）和撣國（緬國）都遣使來中國開展貿易。226年（吴黄武五年）吴國官員朱應、康泰出使扶南（柬埔寨）等國，歷時十餘年。到南北朝時，廣州已是“舟舶繼路，商使交屬”的繁華港口了。

　　2.東海航綫

　　《史記》記載周朝箕子浮海到朝鮮和徐福東渡日本的故事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記録。

　　公元前219-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爲求長生不老藥，遣方士徐福率童男女及百工數千人從連雲港東渡日本，今日佐賀縣建有徐福祠和“秦徐福之墓”，現在日本人視徐福爲蠶桑之神，每年都要到徐福墓拜祭。公元469年中國派4名絲織和裁縫女工到日本傳授技藝。日本開始出現吴服（和服）。〔5〕

　　（二）隋唐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

　　隋朝統一全國，結束了幾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據局面。廣州黄埔廟頭村的南海神廟是我國現存最大的海神廟，是古代海上交通的重要遺址，是當時國家重視海外貿易的體現。594年隋文帝下詔立祠祭祀四海，在廣州外港黄木灣建南海神廟，此後歷代帝王都派員到廟立碑致祭。現存各種御碑、古碑30多塊，有南方“碑林”之稱。中外商船出海前按例到廟拜祭，祈求航海一帆風順，貿易興隆。廟前有“海不揚波”石牌坊。神廟所在的古扶胥鎮有繁華的外貿集市。以此爲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通達南洋、南亞、西亞和東非，南海神廟又稱波羅廟，至今仍有廟會（波羅誕，農曆二月十一至十三日），十分熱鬧，期間有十餘萬人來趕廟會。

　　607年隋煬帝派屯田主事常駿和虞部主事王君政出使赤土國（在今馬來西亞）。671年唐代僧人義净出訪東南亞和印度等30餘國，歷25年。譯經56部，共230卷。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爲61人立傳，這些人大部分是取海道往印度的。

　　唐代是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在今光塔路一帶居住有12萬外國商人，主要是阿拉伯人，這裏有“蕃坊”（外國人居住區），還有蕃市、蕃學、蕃倉，形成了當時十分繁華的國際珠寶市場。唐天寶年間阿拉伯人建造的懷聖寺光塔是我國最早的伊斯蘭塔，具有導航、瞭望和氣象觀測作用，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豐碑。〔6〕還有清真先賢古墓等重要文物。

　　唐太宗時每年來廣州的外國商船多達4000艘。603-894年間日本來唐人數達3622人。753年揚州高僧鑒真經5次東渡失敗後終於成功到達日本。元代航海家汪大淵兩次從泉州出海遠航達12年，並著有《島夷志略》，記載中國絲綢從泉州輸往海外達40多個國家和地區。

　　隋唐宋元時期，由於政府重視海外貿易，海外交通航綫的開闢，中西貿易出現了空前的繁榮，特别是廣州港已發展到能容大小海舶千艘。正如唐代詩人劉禹錫雲：“連天浪静長鯨息，映日船多寶舶來”。唐人賈耽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是當時中西交通的最長航綫，長達14000公里。其時市舶的收入已成爲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大支柱，失去這一財源，“國藏浙當廢竭”。廣州市場上“雄番夷之寶貨，冠吴越之繁華”。廣州城市功能多元化，人口國際化，經濟外向型，在全國别具一格，大放异彩，其外貿地位唯我獨尊，不可替代（李慶新：《唐代廣州的對外貿易》）。到宋代廣州城市進一步國際化，宋神宗年間（1069-1077）已是“城外蕃漢數萬家”。有的蕃商“住唐”達“五代”，“家資數百萬緡”。“廣州富庶天下聞”。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1296-1331）説廣州“是一個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整個意大利都没有這個城的船隻多。”阿拉伯遊歷家伊本·白圖泰認爲廣州是“世界大城之一也。市場優美，爲世界各大城所不及。”

　　661年唐高宗時中國首設市舶使於廣州。971年宋太祖命令在廣州設市舶司。1080年宋朝正式頒佈《廣州市舶條》，並向全國推行。從機構和制度上加强對外貿的監督、管理。

　　（三）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鼎盛

　　明清時期，廣州爲全國唯一通商口岸，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鼎盛時期。

　　明代，廣州是我國朝貢貿易第一大港。1046年（永樂四年）在西關十八甫路興建富麗堂皇的懷遠驛（有房120間）專門招待外商，“任其時至入貢”。

　　特别值得一提的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1405-1443年鄭和奉命統率一支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前後達28年之久，遍訪亞洲30多個國家，每次有大小船隻200餘艘，船員2.7萬人。《鄭和航海圖》是我國最早的航海圖。

　　1567年西班牙佔領菲律賓後，開闢了馬尼拉到美洲的航綫，當時這條航綫的帆船貿易盛極一時。中國海商也開闢了一條漳州至馬尼拉的航綫，福建人到吕宋經商的特别多，張燮在《東西洋考》一書中説：“華人既多詣吕宋，往往久住不歸……，聚居澗内者漸至數萬。”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盛况可見一斑。

　　三、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巔峰産物——廣州十三行

　　清代的廣州十三行，是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巔峰的産物。

　　（一）廣州“一口通商”，十三行獨攬全國對外貿易

　　十三行，是個響當當的名詞，是中國的國際名牌。

　　“行，列也”，是“居貨之地”。廣州是著名的歷史商都，“宋代已通行”（黄佛頤：《廣州城坊志》）。明代有“牙行”和三十六行，有“十三家商號”。清代的十三行是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成立粤海關後的第二年建立的，“番舶入市者，……令牙行主之，沿明之習，命曰十三行”（《粤海關志》）。廣州市荔灣區現仍有十三行路。

　　十三行是清朝政府指定專營對外貿易的“半官半商”的壟斷機構，又叫“洋行”或“洋貨行”，還有行會團體的“公行”組織。

　　1757年（干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决定廣州爲唯一對外貿易口岸，史稱“一口通商”時期，由十三行統一經營，至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時止，廣州獨攬中國外貿85年。

　　“十三行時期”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輝煌盛世，史稱康干盛世。干隆末年，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對外貿易一直是出超，以致英國遲遲不能扭轉對華貿易的逆差。〔7〕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人口集聚規模的不斷擴大，據美國學者切斯一鄧統計，1875年世界十大城市中國占了2個（北京、廣州），其中廣州的人口達94.4萬人，排第七位。〔8〕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19世紀的工業革命後，生産迅猛發展，同時也紛紛向世界尋找市場。特别是美國的工業出現了跳躍式發展，19世紀60年代在世界工業居第四位，次於英、法、德三國，到80年代則超過英國，躍居世界首位。1890年的工業生産比重占世界的31%。美國看中了中國市場，於1784年8月28日派“中國皇后號”貨船到廣州，獲得豐厚的回報，在美國引起了轟動。美國國務卿潔伊非常高興地説：“中國貿易，可能開闢一條美國財富的巨大發展道路。”很快，美國掀起了航行中國的熱潮。從鄉村到城市，“一切談話，都是以中國貿易爲主題”。〔9〕“每一個沿着海灣的小村落，只要有一只能容五個美國人的單桅帆船，都在計劃到中國去”。〔10〕繁榮富强的中國，在“兒童齊唱太平年”的康干盛世，象磁鐵一樣吸引着西方正在迅速擴張的資本主義各國，處於中國唯一對外通商口岸的廣州，自然成爲各國争奪市場的焦點。正如1833年外國在廣東辦的一份報紙報導説：“廣州的地理形勢和中國政府的政策，再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得廣州成爲對内對外貿易的極盛之地。……中華帝國與西方列國的全部貿易聚會於廣州。中國各地物産都運來此地，各省的商賈貨棧在此經營着很賺錢的買賣。”（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一册）

　　廣州歷史上曾經有過三次“一口通商”時期：

　　一是明嘉靖年間（1522-1566），實行“海禁”，廢除泉州、寧波兩地的市舶司，只保留廣州市舶司，廣州成爲朝廷特許全國唯一對外通商口岸，壟斷當時中國的海外貿易。

　　二是明萬曆至崇禎年間（1573-1644），廣州首創外貿交易會，每年夏冬兩季定期舉辦外貿集市，每次數周或長達數月（通常由13家牙行壟斷出口），全國各地的商人和外國商人來廣州進行外貿交易活動。

　　三是清干隆二十二年（1757），宣佈撤銷閩、浙、江三海關，只留粤海關，此後的85年間（1757-1842），廣州又一次成爲“一口通商”，獨攬中國外貿。

　　這三次“一口通商”共200年，時間跨度有320年，廣州在全國外貿中獨領風騷，以無以倫比的地位，幾乎是壟斷了中國與西方的全部貿易。廣州之所以能享受“一口通商”的特殊條件，在對外貿易中獨領風騷數百年，除了地理位置優越、海陸交通方便、物産豐富、經濟腹地廣闊這些良好的條件外，主要還在於廣州有特殊的優越條件：一是有一批“貨殖華洋”的商人隊伍；二是有“富甲天下”的商業資本集團；三是有澳門這個自由港作爲外港；四是有封建朝廷的特殊政策和廣州“市舶之利”的特殊貢獻。這四個特殊條件造就了中世紀的輝煌成就，使得她像一顆璀燦的明星，閃耀在世界的東方，被譽爲“東方絢麗的朝霞”。

　　（二）“天子南庫”十三行

　　在十三行時期，全國的對外貿易集中在廣州一個口岸，廣州外貿的繁榮進入了巔峰階段，粤海關收入在全國關税收入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嘉慶十七年（1812）爲例，粤海關關税爲134.79萬兩，占該年户部所屬中關税總額的30%。〔11〕據統計，清初政府全部庫銀不過1000萬兩，20年後增加到5000萬兩。干隆中葉粤海關每年收税50萬兩，到干隆未年已達100萬兩，關税收入是清政府的一大財源。〔12〕此外，十三行還要負擔各種進貢和攤派，如皇帝生日、地方軍費、賑灾及各種公共建築費等。

　　（三）白銀廣州

　　廣州在中西貿易中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綢、茶葉和瓷器，而輸入的商品除供宫庭享用的奢侈品外，主要是白銀。中國銀礦的産量不高，明代年産約10萬兩，清代也只是20萬兩左右，這些許白銀遠不能滿足社會商品交换的需要。〔13〕在廣州的對外貿易中輸入白銀正好滿足國内市場對白銀的需要。在古代特别是中世紀的中西貿易中，廣州一直處於出超地位，主要是輸入白銀。

　　據《天子南庫》一書作者張曉寧研究，在19世紀以前西方輸入中國的主要“商品”是白銀，而這種輸入主要通過廣州的交换：

　　1569-1636年間葡萄牙人從歐洲輸入中國3350萬兩西班牙銀元；

　　1586-1643年，西班牙人從菲律賓輸入中國白銀7500萬元；

　　1567-1644年，從日本流出的25000萬元白銀中，大部分流入中國；

　　1667-1794年，荷蘭輸入中國白銀1554萬兩；

　　1700-182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輸入中國白銀5400萬兩；

　　1805-1840年，美國輸華白銀6148萬兩。

　　英國人馬士説：“實際上整個18世紀中，向廣州輸入的主要是銀元，貨物不過是補助性質而已。”據統計在1700-1830年的130年中，廣州一口的銀元輸入在4億元左右。〔14〕

　　在“十三行時期”，號稱“富甲天下”的廣州，“銀錢堆滿十三行”（屈大均：《廣東新語》）。道光二年（1822）九月十八日，太平門外大火，“焚燒一萬五千餘户、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館與夷人貨物，約值銀四千餘萬兩，俱爲煨盡”（錢泳：履園叢話》）。“火之大者，燒粤省十三行七晝夜，洋銀溶入水溝，長至一二裏，火熄結成一條，牢不可破”（汪鼎：《兩韭庵筆記》）。

　　（四）十三行的國際級富豪

　　廣州十三行的富有世界聞名，不僅有巨大的商業資財，而且有一批國際級富豪，尤以“潘、盧、伍、葉”四大家族最爲聞名。

　　1999年2月1日《羊城晚報》報導，據《華爾街日報》統計，世界千年50富豪中有一人是廣州十三行的行商伍秉鑒，他是19世紀中期地球上最富裕的人。1882年出版的自稱“老廣州”的美國亨特著《廣州“蕃鬼”録》説，伍氏在1834年的資産有2600萬元（銀元），有“稻田、房産、店鋪、錢莊，以及在美國、英國船上的貨物等各種各樣的投資。”〔15〕據格特堡《清代廣東十三行行商伍浩官軼事》記載：“美國商人以中國絲茶出售於波士頓及菲列得爾菲亞城者，掛浩官之名，即得高價。浩官之名在美洲炙人口者凡半世紀。美國人最早下水之第一艘商船，亦名‘浩官’，且以其模型遠寄廣州給浩官（注：浩官是伍秉鑒的官名）作禮物。”伍氏還在美國投資鐵路，在福建有大片茶園。其在廣州河南的住宅有如《紅樓夢》的大觀園，中央大廳可擺筵席數十桌，能容上千的和尚誦經禮佛。〔16〕伍秉鑒不僅是廣州的首富，而且是一個跨國大財團。

　　亨特《舊中國雜記》記載《法蘭西公報》1860年4月11日登載一封寄自廣州的信説，十三行行商潘仕成的“一處房産比一個國王的領地還大”。“他擁有的財産超過1億元法郎。他有五十個妻子和八十名童僕，還不算三十名花匠和雜役等等。他在中國北方還擁有另一處更好的房産。”潘氏的“花園和房子可以容納下整整一個軍的人”。〔17〕潘氏家資2000萬元（銀元），僅次於伍氏。

　　（五）十三行的啓示

　　十三行是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産物，而海上絲綢之路自由貿易則是十三行成就的關鍵。

　　十三行是一個全國性的外貿壟斷組織，是一個機構，也是一種制度。這種被學者們稱爲“廣州制度”的十三行和制度是先進還是落後，是成功還是失敗，學術上尚有争論。本人認爲它是同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與時俱進的創新和開拓，其在國内外的網絡至今仍有許多人來尋舊和探索，以求發揚歷史友誼和傳統合作。

　　十三行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中國需要開放，更多地開放，更主動地開放。十三行給我們留下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這是寶貴的無形資産。中國需要有21世紀的“絲綢”和“白銀”，創造新世紀的“盛世”。

　　

　　注　釋：

　　〔1〕廣東省社科院：《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第133頁。

　　〔2〕廣州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編：《名城廣州》，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頁。

　　〔3〕張曉寧著：《天子南庫》，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頁。

　　〔4〕廣州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編：《名城廣州》，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頁。

　　〔5〕陳炎著：《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頁。

　　〔6〕廣州市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發展中心、廣州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廣州古都學會編：《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第60頁。

　　〔7〕《學習時報》編輯部：《落日的輝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

　　〔8〕蔡耒興主編：《國際經濟中心城市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頁。

　　〔9〕同〔7〕

　　〔10〕卿汝輯：《美國侵華史》第一捲，第26-27頁。

　　〔11〕陳柏堅主編：《廣州外貿二千年》，廣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頁。

　　〔12〕同〔11〕

　　〔13〕張曉寧：《天子南庫》，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頁。

　　〔14〕馬士：《中華帝國的對外關係史》，見陳柏堅主編：《廣州外貿二千年》，廣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頁。

　　〔15〕（美）亨特：《廣州“番鬼”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頁。

　　〔16〕鄧端本、歐安年等著：《嶺南掌故》（上），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頁。

　　〔17〕（美）亨特：《舊中國雜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90頁。

　　（作者：劉亦文，廣州古都學會。）